移民政策的铁腕与司法博弈

2025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第二个总统任期，世界格局在这一年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执政风格的核心之一体现在对移民政策的铁腕手段上。近期，美国执法部门在街头射杀一名美国公民的事件，再次凸显了美国边境和移民管理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负责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的联邦机构）权力扩张所带来的巨大争议。尽管有人认为这是ICE探员的正当防卫，但特朗普本人及其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汀·诺姆（Christine Norm）、副总统J. D. 范斯（J. D. Vance）第一时间强硬表态，将该女性驾车行为定义为“将汽车当作武器”，预示着后续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

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将移民政策作为其“旗舰政策”之一，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宣布美国进入“移民紧急状态”，并援引古老的《外国敌人法》来加速移民遣返。更具争议的是，他通过行政命令将全美定义为“边境”，从而大幅扩大了边境巡逻队（Border Patrol）和ICE的执法权限，使其能够在全美范围内抓捕被视为非法移民的人员。在这一过程中，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6比3）多次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开绿灯”，通过“暂缓执行令”（stay: 在诉讼结果出来前允许行政权新政继续执行）来支持行政权的新做法，例如终止假释项目，允许国土安全部直接获取假释名单以进行抓捕，以及支持将非法移民遣返至萨尔瓦多等第三国。此外，最高法院还限制了联邦法院“普遍禁制令”（universal injunction: 禁制令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范围，使得救济成本大幅提高，进一步削弱了对行政权的制约。

在政策执行层面，特朗普政府大幅扩充了ICE的预算，仅其运营预算就激增了300亿美元，另有450亿美元用于建设“居留设施”（实为集中营）。这使得ICE的经费规模甚至超过了以色列、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全年军费，达到日本军费的一半。在经费激增的背景下，ICE的执法人员全副武装，军事化作风日益显著。政府还曾派遣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协助ICE执法，进入多个民主党城市，引发巨大风波。尽管最高法院最终拒绝了对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的“暂缓执行令”，迫使特朗普在2025年12月31日收回了全国国民警卫队，但移民事务上的突破禁忌、滥用行政权和无视法治的风格已然显现。

这一年，移民拘留中心共报告了23例死亡事件，创下2004年以来的新高，凸显了拘留条件恶劣、医疗照护缺失等问题。其中，卡尔马·阿布雷戈·格拉西亚（Kalma Abrego Gracia）一案尤其引人注目。这位在马里兰州生活了14年的萨尔瓦多籍工人，在获得法院暂缓遣返禁令后仍被ICE错误遣返。尽管最高法院罕见地一致裁定要求政府协助其回国，但国土安全部却恶意报复，多次试图再次逮捕他，甚至在其获释后数小时内再次尝试拘捕。这表明特朗普行政当局对个体公民的恶意打压，以及通过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关键绩效指标）管理、一刀切和加码治理的方式，对普通人施加最大压力，其行政风格与某些国家的做法颇为相似。尽管美国独立的司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提供救济，但ICE在抓捕非法移民时采用欺骗手段，如伪装成快递员，也暴露了执法过程中的荒唐与不法。

关税战：短期利益与盟友压力

除了移民政策，关税战也是特朗普2025年执政的另一项核心“旗舰政策”。自4月份关税战打响以来，虽然相关新闻报道逐渐减少，但这并非政策烂尾，而是许多关税已正式开始征收，并进入谈判阶段。目前，各国关税税率从低到高有所不同：加拿大和墨西哥维持零关税；新加坡和英国为10%；巴西因额外惩罚性关税，实际税率高达50%，与美国处于准经贸脱钩状态；中国在对等关税上暂缓一年，目前实际征收10%，但加上芬太尼关税和301调查关税，实际仍属全球最高档。欧盟、日本和韩国经谈判后，关税降至15%；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降至19%；越南和台湾分别为20%（台湾仍在争取降至15%）。印度则维持25%，加上俄罗斯石油惩罚性关税，实际征收50%，与美国处于僵持状态。

特朗普政府最初设定关税战有三大目标：消除美国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利用关税从贸易对手身上获取利益。就贸易逆差而言，2025年9月曾降至多年低位，但主要原因在于上半年企业为规避关税而抢先进口，导致库存积压，实际需求减少。贸易逆差能否实质性减少，仍需观察2025年和2026年的情况。制造业回流方面，短期内效果不佳，202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不增反减，企业因进口成本上涨而缩减生产、暂停招聘。制造业回流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关税反而削减了部分制造业岗位。

然而，在“逼迫对手让步”方面，特朗普政府确实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尤其是在盟友身上。欧盟承诺到2028年对美投资至少6000亿美元，日本到2029年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到2029年投资3500亿美元，瑞士承诺投资2000亿美元，台积电每年追加1000亿美元在美投资。这些多年期的投资承诺总额可能达到一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高达3800亿美元，远超中国2022年189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峰，也远高于中国2025年984亿美元的FDI。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成功地从盟友身上榨取了大量投资承诺，尽管这些承诺的最终兑现程度仍是未知数，且可能因最高法院对等关税的否决而受影响。目前，对等关税正面临最高法院的严峻挑战，保守派大法官也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税收权属于国会核心权力。若在2026年2、3月被否决，已征收的约1300亿美元关税将面临退回，这将给美国贸易政策带来新的复杂性。

国际外交：和平执迷与摇摆策略

在国际外交领域，特朗普在2025年表现出对“和平”的执迷，并渴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反复无常。年初，他极限施压乌克兰，在白宫当面羞辱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年中，他与普京（Vladimir Putin）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但因普京不愿妥协而无果而终。峰会后，特朗普为挽回颜面，转而施压俄罗斯，制裁其石油公司，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然而，临近年底，他又180度大转弯，其特使维特科夫（Witkov）与俄罗斯炮制出“28条最后通牒”，基本复制了俄罗斯的要求，试图迫使乌克兰接受。在乌克兰和欧洲拒绝后，又谈判出新的“20条”，但因领土问题，俄罗斯接受的可能性依然渺茫。这一年的乌克兰政策，从极限施压到与普京会谈，再到施压俄罗斯，最后又向乌克兰施压，充分体现了其摇摆不定的外交风格。

尽管在俄乌战争上表现不佳，特朗普政府声称促成了一些其他和平协议。其中，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结束并非其功劳，而泰国与柬埔寨的停火谈判在美国参与后很快破裂，最终由中国成功调解。然而，特朗普政府确实促成了一些停火协议，例如：

• 以色列与伊朗的停火：通过美国B2轰炸机轰炸伊朗核设施促成，效果较好并延续至今。
• 加沙停火：特朗普派遣维特科夫劝说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接受停火协议，尽管加沙人道主义状况严峻，停火协议仍在延续。
•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停火：在美国调解下达成，美国也从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 刚果与卢旺达的停火：与美国获取稀土资源存在一定关联。

然而，对于苏丹内战等缺乏直接利益的冲突，美国则表现出低调和不愿介入的态度。这表明特朗普的“和平执迷”并非普世主义，而是有选择性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且其“交易大师”的形象在重大国际冲突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国内政策：文化战争与科研冲击

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施加了巨大影响。他挥舞联邦资金的“大棒”，成功地让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 旨在促进社会和机构内部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框架）政策在美国大学全面崩溃。到2025年底，几乎所有红州和大量蓝州学校都废除了DEI，数千名相关人员被裁撤或转岗。即使是私立名校，也为规避审查和诉讼而将DEI改名。此外，“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旨在纠正历史歧视、促进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教育和就业中机会平等的政策）在招聘中也大面积退潮。特朗普最不喜欢的“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也在许多大学被取消。联邦资金的压力，使得大学对ICE进入校园抓捕学生的抗议逐渐平息。哈佛大学是少数几个在资金动议案中胜诉并相对保持强硬态度的学校。

对美国科研机构的限制则可能对美国长期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对中国和印度学生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签证封锁，限制了来自“战略竞争对手国家”学生在AI、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敏感领域的签证。这导致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等过去40%-60%博士生来自中印的顶尖学府面临博士生招不满的困境，这些人才转向了欧洲、日本甚至中国，对美国未来10-20年的研发主力造成重大打击。其次，重启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美国司法部旨在打击中国经济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的计划）范围激进，任何与中国有学术合作的教授在申请联邦预算时都面临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甚至直接拒绝。这导致2025年大量顶尖华裔科学家，包括已入籍的美国工程院院士，选择回中国或去欧洲任教，造成美国巨大的人才流失。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大幅削减了基础研究经费，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应用以及新能源和AI等可立即变现的研究，气候研究和基础物理学研究成为重灾区。202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取消了超过1600项不同学科的补助，接近10亿美元。许多人认为，这将使美国让出AI和基础科学研究的领导地位。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取消了4亿美元的基础科学研究合约，导致180名联邦经费支持的研究人员被裁撤。这些政策对美国未来的科技领导力和竞争力构成了直接打击，其长期影响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显现。

在新闻自由方面，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打压。白宫曾因美联社拒绝使用“美国湾”而使用“墨西哥湾”将其禁止进入白宫，尽管后来通过诉讼得以恢复。白宫新闻发言人臭名昭著，并设立“媒体冒犯者举报热线”来羞辱记者。政府还取消了NPR（National Public Radio: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等国家资助电台的直接经费。五角大楼也推出了严格的媒体准入限制，导致包括福克斯新闻（Fox News）在内的许多主流媒体拒绝签署文件并撤离。尽管媒体因其自负盈亏的特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仍能对政府进行监督，但特朗普政府对大学的“霸凌”则非常成功，因为大学对联邦资金的依赖性更强。

国际秩序重塑与中国角色的崛起

2025年，美国大幅度退出各类国际机构，仅在一天内，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66个国际机构。全年，美国退出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卫生机构）、《巴黎气候协定》（第二次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美国还缺席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G20峰会和在巴西举行的气候峰会。美国的退出为中国提供了趁虚而入的巨大空间，中国利用这些平台塑造了“南方国家领袖”的角色。

以联合国为例，美国拖欠会费，导致联合国财政紧张，许多机构无法招募实习生。中国则积极填补这一空缺，派遣数百名官方实习生进入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由于美国退出WHO，中国承诺五年内捐赠5亿美元，成为WHO第一大预算承诺国。在此背景下，台湾实质性加入WHO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中国也已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第二大出资国，其资金到账速度甚至比美国更快，实际现金流上可能已是第一大出资国。

美国还废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负责管理美国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的独立机构），导致许多援助领域出现空白，中国则大踏步地填补这些空间。例如，中国为柬埔寨的排雷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东南亚的USAID类似资金援助过去三年每年翻倍。2025年缅甸大地震后，中国的救援队和资金成为主要援助方。在加沙和巴勒斯坦重建中，中国也率先拿出1亿美元人道救援援助。

美国退出国际秩序导致其在地缘政治上失去了许多国家的支持。例如，太平洋岛国如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因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拒绝直面气候问题，彻底倒向中国。中国承诺为这些国家修建防波堤和港口，以换取海军军舰停靠权，并已取得成功。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在2025年也表现出明显的亲中迹象。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展现出三大优势：

1. 中国在场：美国退出大量国际机构，中国则高调在场，并采取策略性参与，例如在G20和巴西气候大会上派出庞大代表团，但不喧宾夺主，并愿意出资。
2. 中国不附带条件：中国承诺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气候融资和基建融资，被视为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出资方。
3. 中国稳定：相较于美国政策的朝令夕改和不确定性，中国政策的稳定性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导向中国的重要原因。

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好感度大幅滑坡，中国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的好感度已远超美国。甚至在欧洲，美国的好感度也从60%降至40%，与中国的差距大幅缩小。中国通过填补美国留下的国际真空，优化了自身外交环境，并赢得了国际声誉。

对华策略与国内政治挑战

在对华策略上，特朗普政府展现出“国内高度脱钩，国际容易妥协”的特点。在美国国内，政府在人员、投资和企业层面推动激进的对华脱钩。但在国际上，尽管特朗普在4月份对中国发起高调关税战，甚至一度将关税加到100%，但最终也容易妥协。例如，在釜山会议后，美国以稀土和芬太尼问题换取了局部关税下降和34%关税延迟一年，中国目前实际征收10%的对等关税。在芯片领域，中国通过游说，使得英伟达（NVIDIA）的A7200芯片得以对华销售。这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批评，认为既然将AI竞争视为战略性问题，就不应为短期税收利益而妥协。

尽管许多人认为美国正在退出亚太，但在台湾问题上，态势扑朔迷离。特朗普虽然在言辞上不愿支持日本，但在军售上却给台湾开了许多绿灯。在亚洲盟友构成上，美国仍在对中国施压，但这部分施压和构成很可能并非特朗普本人的意志，而是共和党传统鹰派和建制派（如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的意志。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特点是“行政权优先”和“民主危机”。他倾向于通过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行政权无限扩张，甚至不愿与共和党立法权合作，使得国会基本处于被架空状态。他滥用紧急状态，上任后美国处于八到九个国家紧急状态之中。在任用官员上，他大面积任用“忠诚者”（Loyalist），若无忠诚者宁愿空缺。例如，美国召回了驻全球20个国家的大使，导致许多关键国家目前没有大使，这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并为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攻势机会。对忠诚者的滥用也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维特科夫在乌克兰调解中的失误，以及潘·邦迪（Pam Bondi）在“爱泼斯坦档案”事件中的表现，但他们依然受到特朗普的信任和任用。

2025年，特朗普与共和党内部也产生了诸多矛盾。首先是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矛盾，尽管马斯克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重新回到特朗普阵营，但在国家财政赤字、新能源车补贴和监管等问题上，两人分歧并未消解。其次是与共和党“经济民粹主义派”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大美法案”（The Big Beautiful Bill: 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各项大规模支出和减税计划）和政府停摆问题上，特朗普的减税和不愿提供更多医保补贴的立场与该派别存在冲突。最后，特朗普与核心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特朗普的政治口号）派也渐行渐远，例如马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因其纯粹的孤立主义立场（American Only而非American First）被“开除出MAGA籍”，对美国介入委内瑞拉政策和停摆时期政策多有不满。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杰迪·范斯也对特朗普的委内瑞拉政策提出批评或保持距离。这些内部矛盾将对2026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能否重新整合构成巨大挑战。

结论：霸凌而非交易的执政风格

回顾特朗普2025年第二任期首年的执政，其核心风格并非许多人所认为的“交易大师”，而更像是一个“霸凌者”（bully）。“交易”意味着通过谈判、条款和妥协来达成协议，但特朗普对国际组织采取激进退出策略，转而进行单边谈判，这更像是胁迫而非交易。他所获得的好处主要来源于两部分：

1. 霸凌盟友：由于盟友在经贸和国防上对美国依赖性强，特朗普能够有效施压。例如，北约成员国被迫提高军费至5%并购买美国武器，欧盟、日本、韩国、瑞士等盟友纷纷承诺对美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
2. 霸凌小国：例如委内瑞拉等小国也容易成为其霸凌对象。

相反，对于相对自主或能承受短期利益损失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以及美国国内相对独立的媒体，特朗普的霸凌效果则不佳，往往导致“脱钩”或僵持。他所获得的“短期利益”（low-hanging fruit），如委内瑞拉石油、盟友投资承诺、以及为争取农民选票而迫使他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如大豆），都是通过这种霸凌策略榨取而来，而非结构性或长期性的战略成果。

特朗普的执政缺乏章法和战略性，更多是基于能否榨取短期利益。他擅长将这种“捡软柿子捏”的霸凌行为包装成“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的战略，展现其作为“宣传大师”的能力。然而，这种策略对美国长期国力、盟友关系以及国际秩序的支柱地位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尽管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公民社会和共和党建制派等制衡力量，但特朗普对这些机构的冲击，以及对忠诚者的滥用，使得美国在策略性处理经济、外交、军事、对华竞争和AI竞争等问题上，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202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将成为观察美国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短期霸凌行为，减少其对国家和社会长期伤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