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何同意发动战争：失去东北，着眼朝鲜

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材料，朝鲜战争起源的过程已经比较清楚。如果不是斯大林批准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因此，关键环节在于斯大林为何要批准金日成的这次行动。

金日成想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想法由来已久。苏联军队撤离朝鲜后不久，金日成就前往莫斯科，表露了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完成统一任务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完全依靠和平手段可能很难实现。斯大林当时表示，不能主动发动进攻，但如果南朝鲜先进攻，北朝鲜可以反击，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军事手段完成统一。这等于是拒绝了他。

于是，金日成在四月份又派人到北平。当时毛泽东刚进入北京，金日成的代表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谈过几次。在谈话期间，也谈到了朝鲜统一的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采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但是现在不能做。他解释说，中国尚未完全统一，等中国统一完毕，就可以把军队调到北边，帮助朝鲜一起攻打南朝鲜。就这样，金日成在莫斯科和北京都碰了壁。

到1949年6月，美军撤出了朝鲜半岛，此时半岛上已没有外国正规军，仅有苏联和美国的军事顾问团。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起草了一个名为“瓮津半岛作战计划”的方案。瓮津半岛位于三八线靠西边的一个小三角地带。计划是先将人民军部队在三八线一字排开，攻打瓮津半岛，如果美国没有反应，便全线突击，力求在半个月内解决问题。这个计划由苏联大使史蒂科夫上报至莫斯科。两个多月后，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做出决议，否决了该计划。决议认为，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任何冲突，哪怕是局部冲突，都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从而使苏联不得不面对与美国在亚洲的冲突，这从苏联的外交政策来讲是不允许的。因此，解放南朝鲜还是要通过和平统一的道路，多做宣传，派游击队骚扰，争取选票。金日成对此感到非常沮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他认为，毛泽东曾说中国统一后就轮到他了，现在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接下来就该轮到朝鲜了。他随即致电毛泽东。然而，此时的毛泽东也很难办，因为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除了台湾问题，西藏、新疆乃至整个西南问题都尚未解决，这些地区仍在国民党手中。因此，他没有直接答复金日成，而是将电报转给了斯大林，询问如何处理。

斯大林回了两封电报，内容一致，表示在朝鲜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立场完全一致，并让毛泽东放心，他会亲自做金日成的工作。从1949年10月到12月，解密的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大量平壤与莫斯科之间的往来电报，主要内容是苏联顾问和大使未能有效制止沿三八线发生的冲突。由于三八线是按纬度划分的，穿过了许多河流、道路甚至村庄，导致边境冲突频发，大约有一千到两千起小规模武装冲突。斯大林对此非常担心，害怕小火花会引发大冲突，因此不断严厉批评史蒂科夫和苏联顾问团。

到1949年底，中苏双方都不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毛泽东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后，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也印证了这一点。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能维持多久，因为中国需要和平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斯大林回答说，十年、十五年没有问题，只要金日成不打，二十年都有可能。这表明，在12月底，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给史蒂科夫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同意朝鲜同志们的计划，但要求此事做得非常隐秘，并请金日成到莫斯科与他面谈。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斯大林改变态度的电报。两天后，他又追发一封电报，强调此事极度机密，不得告知任何人，包括中国人，并让金日成等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后再来。

问题就出在这一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斯大林改变了主意，而且还要背着毛泽东？从现有材料来看，与此相关的有两件大事：第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第二，美国对华政策的确立。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过程非常复杂，其结果是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确保苏联在亚洲拥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具体包括：外蒙古独立、苏联参与经营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 由苏联参与经营，是连接苏联与中国东北及不冻港的重要铁路）、租借旅顺港30年以及大连港行政权归苏联。这对内陆国家俄国至关重要。俄国历史上一直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19世纪末沙皇俄国就策划在辽东半岛或朝鲜半岛开辟出海口，并最终强租了旅顺、开辟了大连。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失去了这一战略基地，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才通过与国民政府的条约重新夺回。

随着中共即将夺取政权，斯大林对毛泽东将如何处理这个条约感到不安。经过米高扬访西柏坡和刘少奇访莫斯科的沟通，斯大林清楚中共将跟随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但1945年条约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毛泽东曾巧妙地试探外蒙古回归的可能性，但被斯大林更巧妙地回绝了。刘少奇访苏时，在报告中提出了处理条约的三种方案，斯大林选择搁置，等毛泽东亲自来谈。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两人就条约问题立刻谈崩了。斯大林坚持保留1945年的条约，理由是这涉及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 指二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确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及势力范围划分），不能动。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滞留不归，甚至引发了被软禁的传闻。最终，通过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方式，毛泽东公开挑明了要解决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并表示归期取决于谈判结果，迫使斯大林同意签订新条约。

然而，斯大林策划的新条约草案基本沿袭了1945年条约的内容，只是换了个名字。毛泽东发现后勃然大怒，指示周恩来起草中方方案。1月26日，中方提交的文本要求苏联最迟在1952年底无偿归还中长路、旅顺港，并立即归还大连港。斯大林对此也勃然大怒，在草案上大加批改，表示不同意。但奇怪的是，两天后的1月28日，苏联外交部交回的文本却基本同意了中国的意见。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因为仅仅两天后，即1月30日，斯大林就起草了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的电报。从时间上看，这两件事联系紧密。

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结果意味着苏联第二次失去了在亚洲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对于斯大林维持苏联战后亚洲战略是一个沉重打击。如果他想保持在太平洋的战略存在，就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朝鲜半岛便成了这个补救措施的选择。实际上，沙俄时期外交大臣就曾提出，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是俄国在远东开辟出海口的两个备选方案。甚至在1945年，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曾向美方提议，苏联为何不租借朝鲜半岛的港口而非旅顺。苏联外交部在1945年9月的报告中也曾指出，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和济州岛都可以作为战略基地。现在，东北的基地即将失去，斯大林很可能想起了这些旧方案。

但是，斯大林是一个从不冒险的人，他连朝鲜半岛的零星冲突都感到担心，怎么会冒险发动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呢？这就关联到一月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美国对华政策的宣布。

1950年1月，杜鲁门政府最终确立了“等待尘埃落定”后的对华政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辩论中，军方主张援助蒋介石固守台湾，以保卫美国在远东的防线。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国务院则认为，美国的敌人是苏联而非中国，核心战略应该是分化中苏联盟。艾奇逊建议，放弃台湾，将其作为“大礼包”送给中共，以争取中国，防止其与苏联结盟。杜鲁门采纳了这一建议。

1月5日，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称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台湾海峡若发生战争纯属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涉。1月12日，艾奇逊在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此观点，并历数历史上伤害中国的是俄国而非美国。他在描述美国的远东防御圈时，明确指出这条防线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再到琉球和菲律宾，将朝鲜半岛和台湾都排除在外。

艾奇逊的这番话，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化中苏，但客观上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不会军事保卫朝鲜半岛。这个信息解除了斯大林的后顾之忧。虽然斯大林极为谨慎，但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驱动，他依然不会冒险。而这个内在的巨大推动力，就是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在失去中国东北的港口后，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从而得到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美国宣称不防卫朝鲜半岛，为斯大林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提供了必要条件，让他最终下定决心，批准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

毛泽东为何坚持出兵参战：一场巩固政权与争夺亚洲领导权的豪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的迅速参战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尤其是其空军的介入，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巨大威胁。人民军虽然初期势如破竹，四天内攻下汉城，但很快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陷入困境。由于苏联顾问遵从斯大林的命令不能越过三八线，人民军在失去指挥和空中掩护后，作战效率大打折扣。

7月2日，斯大林让苏联大使罗申告知周恩来，希望中国做好准备，以防金日成顶不住。周恩来表示，中国已集结四个军在东北，但如果中国陆军出动，希望苏联能出动空军掩护。7月5日，斯大林致电周恩来，明确承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则出动空军掩护。

毛泽东从7月初开始就准备入朝作战，并组建了东北边防军。他曾设想让几十万军队换上朝鲜军装，迅速参战并结束战斗，以免耽误攻打台湾。然而，金日成起初并未正式邀请中国援助，因为他请示莫斯科后没有得到答复。直到8月下旬，战线在洛东江一带陷入胶着，人民军主力集结南方，后方空虚。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危险，再次通过苏联和直接派人提醒金日成，警惕美军在侧后登陆，并提议派志愿军帮助防守后方。但由于斯大林没有表态，金日成不敢接受。

结果，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迅速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战局急转直下。中国方面紧急敦促出兵，但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部仍在犹豫，担心斯大林的想法。直到9月底，人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三八线无人防守，朝鲜面临亡国危机，金日成才在走投无路之下直接向斯大林发出求援电报。

此时，斯大林才转向毛泽东，表示现在是中国出兵的时候了。他之所以一直阻拦中国介入，根本原因在于，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让苏联控制朝鲜半岛。如果中国派几十万大军参战并获胜，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将归谁？斯大林不愿为毛泽东做嫁衣。但当朝鲜政权濒临灭亡，直接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安全时，他别无选择，只能让中国出来顶住。

10月2日凌晨，毛泽东在收到斯大林的信后，立即回电决定出兵。但电报并未发出，因为当天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毛泽东只好将此情况告知苏联大使，并表示这并非最终决定。随后，在10月4日和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经过激烈讨论，并最终由彭德怀挂帅，才确定了出兵的决策。

然而，出兵的核心条件是苏联空军的协同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林彪赴黑海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承诺提供所有武器装备，但表示苏联空军需要两个半月才能准备好，要求中国陆军先去。周恩来坚持必须一同行动，双方僵持不下。最终，斯大林发火，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到沈阳建立流亡政府。

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了放弃北朝鲜的决定，但将最终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12日下午，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当场表示同意放弃。然而，仅仅过了一夜，13日，毛泽东的态度再次转变，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决定，还是要出兵，并强调“出兵利益极大，不出兵损害极大”。他让周恩来再次与斯大林确认武器以贷款形式提供以及苏联空军最迟出动的时间。斯大林同意了贷款，但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绝不越过鸭绿江。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独立面对美军的空中优势。18日，在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最终下令，志愿军按原计划于19日晚跨过鸭绿江，正式出兵朝鲜。

那么，在如此不利且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何仍坚持出兵？我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为了赢得斯大林的信任，维护中苏同盟，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从过长江问题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两次在重大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激烈争执，并且两次都迫使斯大林让步。这使得斯大林这位说一不二的领袖颜面尽失，导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信任降到冰点。毛泽东深知，这种不信任关系将使中苏同盟条约形同废纸，而当时的新中国在经济恢复、社会管理、国家制度建立等各方面都极度依赖苏联的援助和专家。如果中苏关系恶化，新政权的巩固将面临巨大困难。因此，毛泽东不愿意再次与斯大林顶撞。他曾说，就算打败了也要去。这表明，出兵本身这个姿态，比战争的胜负更重要。只要中国出兵了，就向斯大林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盟友，从而可以重建信任关系。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出兵后，苏联空军很快便越过鸭绿江参战，建立了空中的米格走廊（MiG Alley: 指朝鲜战争期间，由苏联米格-15战斗机在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建立的空中优势区域），并在之后几乎所有中朝分歧问题上（如军队指挥权、是否越过三八线、铁路管理权等），斯大林都明确支持了中国的立场，对华经济援助也全面展开。

第二，为了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确立中国在东方阵营的核心地位。毛泽东的眼界从不局限于中国大陆，他一直有建立“东方情报局”、领导亚洲革命的雄心。斯大林也曾对刘少奇表示，以后欧洲革命归苏联管，亚洲革命归中国管。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亚洲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朝鲜革命遭遇危机，中国作为未来的“亚洲老大”，不能坐视不管。无论能力是否足够，都必须出面。这关乎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地位。

最终，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确实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毛泽东通过这场战争，不仅巩固了与苏联的同盟，获得了国家建设急需的援助，更是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敢于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的形象，为他日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的领袖奠定了基础。因此，派兵入朝的决策，是毛泽东基于更宏大、更长远的战略设想而做出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