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宋彬彬与文革两大标志性事件
在上一期采访宋亥英的节目中，当提到东北局当时的负责人宋仁琼被打倒时，我用了一张照片，那是宋仁琼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Red Guards: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学生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袖章的瞬间。第二天，评论区有人说77岁的宋彬彬去世了。这个消息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因为宋彬彬与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在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当中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密切相关。1966年8月5日，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了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之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问到她的名字，意味着“文质彬彬”之后，对她说“要武吗？”从此，“要武”这两个字成为了文革当中红卫兵的暴力符号。今天，在这个频道里，经过胡杰导演的同意，我将播放他制作的关于卞仲耘校长致死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同时也会对宋彬彬和这段暴力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一起回顾这段历史。
“宋耀武”之名与宋彬彬的自我辩解
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又问她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当时宋彬彬还很天真，以为这只是一句随意的谈话。但很快，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她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并且提到了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名字——宋耀武，作为宋彬彬的绰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然能够无中生有地给她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她的名义去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宋彬彬在2002年第一次谈起文革，是不得已而为之。从1966年之后，关于宋耀武这个人杀人放火的传言就没有断过。1980年代，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遭到举报，说她是杀人犯。2002年，美国人的教科书当中写入了宋彬彬带着红卫兵向校长施暴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受了美国导演卡马的采访，隐去自己的面容，做了自我辩解。她说：“破四旧（Destroy the Four Olds: 文化大革命初期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抄家（Confiscate Property: 政治运动中对被批斗者家庭进行的搜查和财产没收），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耀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的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卞仲耘校长之死：目击者证词与血衣
宋彬彬没有提到她的校长卞仲耘致死这件事，而是由另一名她的校友叙述的。一些学生让校领导们在学校校园里面进行体力劳动，在劳动的同时一边挨打一边挨骂。那天是8月份一个很热很闷的一天，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就倒了下来，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卞校长的丈夫王金耀，让人把DVD的碟片倒回去，他要反复听这句话，之后他沉默了很久。
2006年，王金耀接受了胡杰的纪录片采访。近40年后，他第一次从箱子中取出妻子去世时身上穿的血衣。衣服上满是窟窿、血迹、墨水和泥水，嘴里也都是血。这件衬衫之所以被剪开，是因为它已经粘在了肉上。指甲把人的衣服都抓破了，指甲都扎到肉里去了。衣服上因为血、墨水和泥水，变得皱巴巴的。嘴上的伤口和腰部出来的伤口，都触目惊心。医院开的证明中写“此人死因不明”，而学校广播中却说卞仲耘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就死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金耀，这位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近代史所的学者，在妻子死后的第二天，买了一台相机，拍下了她的遗体。照片上的人死不瞑目，头上、脸上、胳膊上都是伤。这个目的很明确：要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校长，她的学校是中国最精英的女校，领导人的女儿们都在这里就学。然而，直到2002年，关于她的死和文革十年的真相，都一片空白。
在纪录片中，王金耀没有提到任何学生的名字，包括宋彬彬。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当时都还是孩子。纪录片导演胡杰曾试图联系十几个学生，但他们都拒绝了采访。
“光荣与梦想”下的争议：校庆风波
胡杰的这部纪录片在网上流传之后，有不少学生去了王金耀的家中看望他。宋彬彬说2006年她也曾经想去，但是不敢去，怕自己敏感的身份给老人带来刺激和哀伤。不过一年之后，她重重地刺激到了老人。
2007年9月8日，宋彬彬入选了女附中90周年校庆的知名校友。在人民大会堂庆典的门口，摆放着她和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的巨幅合影。这个校庆的主题是“光荣与梦想”。今天，在学校网页上已经找不到这个事件的记录，因为自从有人提名宋彬彬作为知名校友开始，反对者就打爆了学校的电话。校方在压力之下，曾经希望宋彬彬主动退选。但她认为，参选就是为了澄清自己，退选等于自称有罪，所以坚决不肯。她要求学校只强调她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的身份，不允许提及文革和把腰疤。但是9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所有人都看见了这张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宋彬彬说她震惊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一刻她又可以选择离开，可以选择跟校方交涉，或者发表声明，重新定义和诠释这张照片。但她选择坐在台下，在沉默中领受了知名校友的荣誉。
这场校庆，没有人邀请王金耀。他一夜没有睡，期望着学校也许会稍作纪念卞仲耘。他派人买了一束花，写了一首诗，带去了学校。第二天的校园里到处是欢歌的海洋，宋彬彬和毛泽东的巨大合影作为展板树在大草场上。卞校长的照片放在历届校长栏里，没有任何纪念。去的人在照片前放下花，哭了。
三个月之后，王金耀发了公开信，指出：“附中红卫兵打死校长的时候，宋彬彬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给毛泽东戴的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学校不顾反对而授予她知名校友，是对文革受难者及家属的严重伤害和对历史的亵渎，会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他要求撤销宋彬彬的荣誉，教育青年学生认识文革。沉默五年之后，宋彬彬终于承认，文革的余韵还远远没有散去。她说：“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因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仅引发了海内外的愤怒，而且将她最想澄清的杀人传闻，重新带入大众视野。”
谣言、澄清与暴力升级的背景
2010年，袁腾飞的这段讲话视频点击量超过3000万人次。他说：“小女孩改名叫宋耀武，文革当中宋耀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就是拿着皮带什么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他跑了，跑到美国去了。”袁腾飞引的这段传言的出处是一位叫方颖竹的老师的文章。她写到文革当中有一个打死七八人的学生宋某某。之后，方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澄清，说这个宋某某是高一11班的学生，不是宋彬彬。但在文章的最后，她说她想对宋彬彬说几句话，说：“你现在面对过去，不提它，不改它，不道歉。如果你相信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过去，那么你是错的。对于一个60岁的人，什么是正确的结局？你应该做出一个不再让人失望的答案。”
就在这一年，宋彬彬和刘进等人完成了一份女附中文革往事的调查报告，双方对簿历史公堂。调查过8.5事件的各方都认为，当天暴力的直接发起者是高一三班的学生，多数是军队的干部子弟。在8月5日下午2点左右，批斗（Struggle Session: 政治运动中对被批判对象进行公开指责、羞辱和攻击的集会）开始。学生们辱骂校领导，用墨水泼他们，用棍子打他们。他们都说些什么呢？他们就说：“我是修正主义者，我是走资派，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该斗，我该死。”甚至有人说：“我该炸烂我的狗头。”校领导们每走一步都要敲一下前门。前门不是木门，而是钢门。卞仲耘校长衣服上沾有血迹，事后才知道，是学生游斗（Parade and Struggle: 政治运动中将被批斗者押解游街示众，并进行批斗的行为）她的时候，拿棍子打，棍子上是钉着钉子的。
那么，当时作为学生会代表的副主席宋彬彬在哪里？她说，当时她和主席刘进在东二楼开会，有几个初中生跑来说大操场打人了。他们跑去看的时候，对学生说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她就走了。有两个人证词中说看到过她，一个人听到她劝阻不要打人，另外一个人听到她说“杀杀威风也好”。不能够确认哪一句是真实的，或者是否两句话都是真的。宋彬彬没有阻止打人，但也并不反对当天的游斗主题，就是杀杀校领导的威风。
后来，卞校长的妹妹被带到后院去挑很重的土。卞校长对妹妹说：“我挑不动，怎么办？”这是她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手表都被拉成了这样，卞校长戴的表被打裂了，停在了3点40分。卞校长挑不动土的时候，监管她的学生动用了铜头皮带。目击的人说校长一声没有吭，她的脸上、头上、胳膊上都是血窟窿。宋彬彬自述，这个时候她第二次出现，看到了校长被逼着挑土挨打挨骂的场面。她劝阻了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此后她又离开了。她诉说的这个过程没有目击证人。我们能确定的是，此后卞校长被带到了她最后的死亡现场。红卫兵就叫林芒，你给她找一把绳子，挑出来。绳子的目的是清理墙壁。当把绳子递给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碰，他就从墙上滑了下来，他倒在地上，昏倒在地上。有一个女孩骂他：“你这个脏狗，你在厕所里是脏狗，现在又是脏狗。”事后，另一个红卫兵从厕所里喷水，打到他的头上。这个时候水太冷，把他弄醒了。当林芒先生见到校长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宿舍的门口，再也没有起来。
责任的追问：红卫兵、工作组与最高指示
对8.5当天暴力发展的过程，各方的叙述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人看见宋彬彬打人，也没有人看见她组织别人打人。但是分歧在于说，宋彬彬在这过程中究竟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王金耀先生说，他认为宋彬彬作为当时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暴力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发的，它是一个逐渐升级必然来到的过程。
宋彬彬走访了老师16人，学生96人，她用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女附中他们这一派的红卫兵在8月5号的时候还不存在，是三天之后才成立的。所以红卫兵不对校长致死负责。对他们的说法，刘秀云老师的评价是一个字：“蠢”。她写了一个批注，说：“你们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来说明卞仲耘的死和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红卫兵是杀人、抢劫、砸烂四旧（Destroy the Four Olds的简称）的人的总称。本质上你们是一回事。整个期间发生的斗学生、斗领导、打人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责任？”
卞仲耘被划为四类干部（Four Categories of Cadres: 文化大革命中对被划为“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或有历史问题干部的称呼），学校被划为四类校，你们真的这样认为吗？卞校长之所以成为暴力目标，是因为她被定性为阶级敌人（Class Enemy: 政治运动中被认定为对执政阶级构成威胁的个人或群体）。对她的第一击就是来自于6月2号，刘进和宋彬彬共同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 一种以大字书写、张贴于公共场所的宣传品，常见于政治运动中），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大字报说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死水一潭，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就是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文革的序幕，学生大乱，马上停课。
团中央工作组（Work Group: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派往学校、机关等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进校之后，任命了刘进跟宋彬彬为革命师生代表会的正副主席，开始揭发批斗卞仲耘，定为敌我矛盾。批斗的时候，卞仲耘被反捆双手，揪头发，污泥塞口，学生用民兵的木枪捅她的后背，她当场吐了。宋彬彬的立场应该是在台上，但是没有证据可以劝服他。只有工作人员说，打他几下是错误的，可以暴露。当时针对暴力还有申诉的渠道和可能，所以卞仲耘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写到她被拷打折磨了四五个小时。
邓小平点名，把宋彬彬跟刘进叫入了中南海。在7月5号的谈话中，他说：“诬告者是一个坏人，老师大部分是好的。不要整太多人，这个债我们还不了。”他还直接责备了宋彬彬跟刘进，说：“你们高三了不上学了，毛毛还要上学呢。”毛毛指的是他女儿邓荣，此时是高一一班的学生。宋彬彬听完之后，认为邓小平想尽快结束运动。从7月23号开始，工作组把女附中的老师跟学生隔离开，学生军训，老师集训，准备人人过关之后，能够尽快复课。按照王永泉的说法，如果按工作组这个模式做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被打，而且将会遭受沉重的处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
7月29号，风云突变，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怎么进行文革，他也不晓得。邓小平感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坐在台下，说万人大会堂当中鸦雀无声，我们这派保工作组的边听边流眼泪。但是，刘少奇讲话语音未消，毛泽东突然露面，走到舞台前沿向群众招手，又转身离去，学生掌声雷动，泪水成了环湖。这意味着，刘邓支持的工作组虽然失势了，但最高领袖现身政治前台，将亲自向学生指出方向，自己解放自己，闹革命。这场大会，以周恩来指挥所有年轻人同声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告终。
无力挽回的悲剧：校领导的绝望与学生的冷漠
8月1号，工作组离开了学校。与此同时，学校里满是“我是英雄好汉，我是反革命混蛋”的口号。推翻一切权力之后，红白眼泪溢出。王永泉说，学校里第一个大的变化是果树，那些还绿着的苹果和梨都被摘下来吃了。而那些苦涩未熟的青柿子，都被打死了。校园里满是恶毒和破坏的气氛。8月4号，七八个学生闯入了校领导办公室，要求他们写工作组是怎么包庇他们的材料，用大粗木棒打人，把桌面玻璃都打碎了。这一天回家之后，两位校长都做了死的准备。卞校长把衬衫浸湿，离开了。她的背部被学生用棍子和钉子打得血肉模糊。而在以前，前几天这个夏天洗澡在家洗澡，再去睡觉，他说洗干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死去。他建议她离开，她说我没有问题。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尊严，他抱着一种“必死”的信念。他知道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去了。他认为他是无辜的。
8月5日，胡校长和卞校长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像迎接外宾一样。卞校长穿白衬衫，胡校长穿黑连衣裙。这是他们为告别做的准备。当天上午，胡校长抱着最后一件希望，去了区委、市委和新成立的中学文革办，去反映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没人管，要他回学校去。就在这一天，8月5日当天，中共中央发文撤销了刘少奇签发的“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文件。这个含义很明确，最高当局撤销了对于校园暴力的所有限制。
下午一点，胡校长回到校园的时候异常寂静，他认为这是要出事的凶兆。回到办公室，看到卞仲耘和其他人呆呆地坐在那里学习。他说：“你们还坐着呢？”但所有人好像没听见一样，默默无语。这是卞校长死后他一直保留在书包里的材料。半小时后，学生闯入，批斗开始。工作组离开后，刘进和宋彬彬是革命学生代表会的正副主席，他们也是当时学校里仅存的权力机构。他们对外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权力受到挑战，变得软弱了，对高一年级发起的游斗，他们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主导。这种说法尚存争议，但即使这是真实的，那你们去哪儿了？这是当天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之一梅树敏老师反反复复问他们的话。当墨汁泼到她脸上，当钉子割下她背上的肉，当学生用开水烫她的时候，她问：“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救我？”宋彬彬说：“我们试图劝阻，但你们离开了。”梅老师继续问：“为什么你们不能留下来？为什么你们要离开？在一个席卷所有人的政治运动中，你真的没有选择吗？”
根据刘文莲老师的回忆，女附中当天游斗老师是在模仿8月4号四中发生的事情。当天四中也是一部分学生临时起义游斗校长，学校革委会的负责学生也控制不住。但是，他们在游斗中每一个人压着一个校领导来确保不出大事，也承受了不少群众的拳头。虽然，他们自称这不是出于同情心而只是执行政策。但这它意味着，以宋彬彬和刘进的高三党员的身份和校内的威信，至少可以用相似的方式来避免最惨烈的结果。所以刘行龙老师才带着伤心责问：“四中的学生怎么就知道保护老师？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要把老师置于死地？”
当梅树敏老师问：“如果是你父亲，你会离开吗？”刘进听到这个，他很着急，他说：“是我父亲，我肯定不会离开。”宋彬彬一直有很强的辩护。但在2010年，他说：“当我看到梅树敏老师白发苍苍，他摘下口罩说‘对不起’。”当他提到这个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到校长的道歉。他说，我们当时真的觉得对不起老师们。如果宋彬彬能去卞校长家一次，看看王金耀先生，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可能会不同。当然会有压力，所以他才会想去而不敢去。但是，梅书敏老师原谅他们不也是有一个过程吗？最初回避，然后冷淡，此后责问。到最后，他坐下来，像过去逐字逐句给学生批改作业一样，给这两个人修改调查报告。他批评刘进，说你头发都白了，还像过去一样头脑简单。就是这句责备，让刘进觉得整个天都晴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推心置腹，这意味着老师重新把她当成了学生看待。但是宋彬彬没有去校长家，去看一看那个窗口。
历史的窗口与平庸之恶
那个窗口是我的厨房和我的卧室。在文革以前，早晚在他离家还有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经常张望，看着他回来就很高兴，走了一会儿也知道这是上班了。他遇难以后，去这个窗口就是我的恐怖的盼望。那就是思念她，渴望她，梦想她，她回来了吗？宋彬彬的同学和家人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妻子和女儿。那么，如果她能站在这个窗口，体验一下别人永远失去母亲和妻子的心情，王先生背负了余生的十字架，宋先生也背负了余生的十字架。也许他们都有机会放下。
宋彬彬去看了8月5日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之一梅树敏先生，但他没有去卞校长家。也许是因为梅先生毕竟还活着，而卞校长死了。而且她的死亡过程太惨烈，太不堪，太苦难，超过了人之常情所能面对。在那只表停在3点40分的时候，卞校长还活着。她倒下是在宿舍楼，那时候是在4点钟左右。假如送到医院救治，人应该有活下来的可能，因为医院和学校只有一街之隔。但是学生把冷酷的卞校长放在一辆垃圾车里，上面盖着一张大字报，一把扫帚和一个垃圾袋，然后把他推进了校长办公室。他们用恶毒的语气让他开门，看看那是什么。胡校长掀开的时候，发现卞校长还在呼吸，但浑身滚烫。他喊：“瞳孔扩散了，快救人！”但学生不允许。很多老师想来看，遭到了斥责。学校的工人王永海回忆说，学生让他把校长送回家去。但又有人说，大白天送不合适，等到天黑再说。此时天还亮着，8月的北京酷暑，这是极为闷热的一天。卞仲耘被压在扫帚和大字报底下，苍蝇开始围着车飞。
事发之后，写给王金耀的匿名信中说，七点时，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人被担架抬走的时候，胡校长看了一下手表，7点。宋彬彬和刘进都自述他们参加了抢救，说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槽上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他们用手推车把校长推到了医院。但是，王金耀公布了他和宋彬彬的谈话记录。宋彬彬当时说，他没有过去，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张纸标注的时间是66年8月5号之后。宋彬彬说她完全不记得有过这个谈话或见过王金耀先生。隔了这么多年，记不清是有可能的。但他可以去一趟王家问一问，看一下记录，何时、何地见的，当时还有谁，有什么签字。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应该问清楚，但是没有。
宋彬彬的沉默不仅给自己留下了遗产，也给老人的心上造成了死结。这是老人两年后她道歉时没有接受的重要原因。你没有救校长，你不是真诚的。即使是如宋彬彬所说，他派人去医院请医生帮忙，并写了一张名字条作为担保。但是正如张静芬老师信中所说，当校长换了担架到医院的时候，四肢已僵，打了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她身上穿了那件白色衬衣，丈夫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成了灰黑色。看到妻子衣服中的粪便时，王金耀痛苦地倒在地上，把席子都咬碎了。因为她妻子说过，想干干净净地死，连这点愿望也没有达成。
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14年的道歉会上，刘进跟宋彬彬都没有再提抢救卞仲耘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意识到了，在这件事情上，再自辩已经没有意义。不过，当时有另外一句话，很多人希望他们提，那就是卞校长死后第二天的学校广播。对于这个广播，当时在校的师生的回忆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同一句话。那天的广播呢，非常短：“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全班都坐在位置上，没有一个人动。有一段时间静得真是连雕跟针都能听见。我感觉我被吓到了。人们记住那个声音：“死了就死了。”这个问题不荒谬，但很平淡。冷漠比咆哮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没有投入任何情感。突然，有人开始鼓掌。1966年，王金耀已经知道这是刘进说的。但他没有公开提及刘进一个字。2006年4月，也就是40年后，刘进曾拜访王家。过去的事他一个字没有提，王先生也没有提。招待他吃了饭，拍了合影。出门之后刘进长出了一口气，他说觉得多年的心事已了。他可能没有留意到，在合影的时候，他就站在卞校长的照片下方，那个他说“死了就死了”的人。
刘进也许没有多想这句话，她觉得她是鹦鹉学舌。在校长遇害之后，她和宋彬彬连夜去向市委汇报。北京代书记吴德听完之后面无表情，慢慢地说：“像文革这样的运动死人不可避免。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就在那一天，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值，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吴德的命运在风雨飘摇当中，他不知道工作组撤走之后该怎么办，对校长致死，也没有做任何刑事调查。听到吴德的话，刘进说他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难道他爸爸也会这样？他爸爸是当时高教部的副部长，六月中旬因为受到蒋南祥的牵连已经被停职。但是就算刘进有恐惧和罪恶感，他也没有表露。在广播中，他不仅复述了吴德的原话，还加了一句，说“好人打坏人，活该”。这句话来自江青，她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指示。这场广播结束三天之后，刘进和宋彬彬顺利地当上了女附中红卫兵的首领。同一天，北京城欢庆文革十六条颁布，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王金耀带着孩子，穿过狂喜的人群，送他的妻子去火葬，用相机拍下了他最后的存在。
符号的重负与反思的路径
一个人最终的灵魂就化作一股青烟，“死了就死了”。五十年之后，当年鹦鹉学舌的孩子已是老人。假如刘进能够承担这句话，反思这句话，会是王金耀的巨大安慰，也能为她的朋友宋彬彬解开相当的压力。但是，她没有提。结果是王金耀在拒绝道歉的公开信上提了这句话，提了刘进的名字，说她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这话丧尽天良。在这份公开信上，王金耀先生曾经手写一句话：“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的红卫兵袖章上有卞仲耘同志的血。”1966年8月8日，他送妻子去火葬。那天是十六条颁布的日子。有一个“要闻”说：“不打人。”他曾经想：“如果我妻子的死意味着暴力的结束，那么这个死是有意义的。”但他没想到，这只是死亡的开始。
王金耀写，这一天之后，北京市约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了很多老师。宋彬彬觉得这个名字跟她无关。毛泽东的话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所有署名宋耀武的名字的文章都是别人冒用她的名义写的。但是，毛泽东的话不能只作为玩笑理解，“革命不能文质彬彬”。他这句话是文革当中红卫兵合法化自己暴力的重要文本。至于他说，宋耀武这个名字是被人署名，被人利用。这个说法让我想起，2011年12月，宋彬彬和张一峰举杯庆祝毛泽东诞辰的合影被公开登出，他再次被输上宋耀武的名字。日后她对媒体解释，去的时候她不知道是谁请客，举杯的时候也没人说是为毛泽东，合影是因为她不好拒绝。她口气沮丧地说：“我的朋友说我单纯得竟至于傻，特别不适合政治，却卷入了政治。”
宋彬彬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她并不愚蠢。可能她真的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可能她只是不思考。这正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对于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指在极权体制下，普通人无思想、不思考而犯下的罪行）的定义。直到最后一次公开道歉的时候，宋彬彬还在强调她一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刘秀云老师曾经提醒过她：“光瞧到自己的私德是不够的，因为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一个符号。”什么符号？暴力的符号。卞仲耘校长之死，不是什么无政府的权力真空造成的，而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亲自指导的。就因为你是这个符号，所以人们期待你能够深刻地反思这个符号，能够去追溯那个真正强加于你的根源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从中解脱。在离开人世之前，刘老师把这些叮嘱写了下来，留给她的两个学生：反思你们的个人崇拜，反思你们的盲目迷信，反思你们的不独立思考和干部指定优越感。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的老师，教导着处于教育初期的学生。作为一位拥有知识和道德权利的老师，不能仅仅对学生说：“你们当时只是个孩子，所以我原谅你们。”那不是教育。刘进说，他逐字逐句地写，把刘秀云的话输入到电脑里。我在看他2014年道歉信全文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话的影响。他们俩都承认了，学校秩序大乱和老师受到伤害，是从他们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承认了作为学生代表会的负责人，没有有效劝阻暴力，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的责任。也明确检讨说，当年师大附中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他们的接班人意识、领袖崇拜、等级观念，和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悲剧。宋彬彬第一次正面承认，宋耀武是文革的暴力符号，在818之后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仅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
有一篇评论说，文革一代的红色公主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但这场道歉没有顺利收场，因为2014年1月4日，王金耀先生没有在场。2014年宋彬彬公开道歉是受到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的影响。前一年10月份，陈小鲁作为当年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向受害老师公开道歉，并且得到了谅解。这给了宋彬彬鼓舞。但是这两场道歉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当年，陈小鲁的老师被几个初中生堵在教室里面，要给他剃阴阳头（Yin-Yang Haircut: 文化大革命中一种羞辱性的发型，将头发剃去一半或一部分）。偶然路过的陈小鲁拦住说：“可以批判，不许剃头”，并且陪在老师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赵老师在道歉会上为此向他致谢。而宋彬彬在卞仲耘校长致死的问题上，和王金耀先生借地为肖，此时却不请对方。这样的道歉很难被接受。
这次，他们有没有在学校开会？有没有通知你？你觉得不开会通知你怎么样？他们想自己走一个流程。这并不能证明这次道歉会是虚假的或被操纵的。道歉会的领导者是女附中的一群校友，其中许多人也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和迫害。不请王金耀是他们集体的决议。实际上，在2009年为卞校长的同校安放仪式的时候，他们就决议不请王先生。理由是怕他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但学生于玲说，实际上我们是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承受不了什么呢？他们没说。但是捐款塑像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当年使劲按着校长的头，逼他喝厕所脏水的初二的学生。还有一个人，旁观了铜头皮带抽打校长，他受不了那个残暴，又骂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感觉自己是逃兵。还有一个人说挑土的时候，校长被人用棒打，向他摔过来，他赶紧推了一把，是怕他的一身血脏了自己的衣服。听到校长死去之后，他的右手开始感觉异常，说“专制制度下的群氓可以所向披靡，捣毁一切，而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
刘秀云曾经讲，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恐怕给学生的影响太厉害了，这些事情从自身要反省的呀。到1964年，阶级斗争已经是教育的纲领，出身论越来越新生。打人最凶的高一三班的学生说，初中时，他们班干部子弟只有6人，到了高一，升为24名。他们的学习和劳动都不好，但经常吹嘘父母的红色血统。当文革中暴力被视为是革命表现，校长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暴力就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些红五类（Five Red Categories: 文化大革命初期指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人）很快失去权力，宋彬彬在父亲倒台之后，被软禁在沈阳，又逃去内蒙。这是她视自己为文革受害者的原因。但是正如她的父亲宋仁琼在回忆录中所说：“我挨过整，不代表我没有整人的思想，不代表我没有整过人。”受害者不一定是完美的，包括卞仲耘老师本人。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参与了1947年用石头破坏现场。但钱江先生的文章说得很清楚，这件事的时间、地点和细节都不是真实的。然而，卞老师在1957年反右运动（Anti-Rightist Campaign: 中国在1957年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旨在打击被指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中，的确主持过将本校的一些老师打为右派，就包括在纪录片当中为她作证的林芒先生。胡志涛校长曾经在平反后去这12位右派老师的家中，一家一家去道歉。以卞仲耘的个性，和与胡校长的友情，如果她活着，应当会在反思时同行。因为在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时候，她和丈夫要追求的，是反对法西斯、免于恐惧的自由。她曾说：“我死了，如果有骨灰盒的话，我上面写八个字：‘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梦想，我死在我的梦想中。’”
调查的每一方其实都知道施暴者是谁。高一三班的名单就这么多人。但是，没有司法调查，也没有国家层面的调查委员会，即使知道打人的人能不能公布，名字公布又如何。刘秀云曾经说1978年，为卞校长的案子抓过两个人，一个是诬陷者袁淑娥，另外一个学生叫刘南南。刘南南初中在女附中上学，高中去了女三中，那个时候又跑回女附中打人。当时对他的处理是开除党籍军籍，后来中央政策一粗不一细，相当于赦免了红卫兵。他的待遇又恢复了。
77岁的宋彬彬在去世的时候，她的家人说希望天堂里没有满腹委屈。从这样的说法中看，她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是有不平和遗憾。如果当时8.5事件的施暴者没有责任，如果区委、市委和文革办都没有责任，如果工作组没有责任，如果文革的发起者不负担责任，那么宋彬彬作为一个符号，就不得不在这件事情上承担起超乎个体的责任。这是今天我们来制作这些有关于宋彬彬和卞仲耘这一节目的原因。对这位被称为历史的污点证人，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公正地呈现她的证词。在证词的最后，宋彬彬说：“如果忘记了过去，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