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从社会良知到巨大风波

四年前的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武汉封城（Lockdown: 为控制疫情而对城市实行交通管制和人员隔离）。两天之后，武汉作家方方（中国作家，以《武汉日记》记录武汉封城期间的经历）开始连载自己的日记，一直到三月底，她写了60篇，仅在新浪微博（Sina Weibo: 中国流行的微博客平台）就有超过三亿的阅读量。方方一度被称为“社会良知”和“武汉的声音”。然而，4月7日武汉封城结束时，这本日记的英文版即将在海外推出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的风波。有人认为，其翻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文学与电影）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出版这本书是一场巨大的抹黑（Smear campaign: 通过散布负面信息来诋毁他人名誉的活动）中国的阴谋。此后，方方一夜之间被称为卖国贼（Traitor: 贬义词，指背叛国家的人），她和白睿文都受到了死亡威胁。四年后，《武汉日记》已有超过20种语言的译本，但仍没有中文版。方方在中国的出版和言论都受到了限制。

译者的身份与翻译的初衷

白睿文先生在访谈中澄清了自己的身份。他介绍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在贤泽西长大。90年代初曾去南京留学，后来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位于纽约市的常春藤盟校）攻读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博士学位，并于2003年到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文学与电影。他强调自己与美国政府、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对外情报机构）或国务院毫无关系，关于其CIA背景的传言纯属捏造。

对于翻译速度之快引发的质疑，白睿文解释说，他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他认为，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本四百多页的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肯定有团队或组织支持，因此猜测他可能是CIA的头目或带领团队连夜翻译。白睿文坦承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速度，但他当时是“非常疯狂地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每天翻译五千多字，一周七天不休息，非常拼命地去做这件事情。

他解释了这种拼命工作的动机：“当时武汉人正在经历的那些苦难，我觉得还是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武汉当时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他有一种义务感，觉得“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这种义务感源于他对疫情初期社会认知不足的震惊。他提到，新冠疫情刚刚开始时，他去看医生，提到方方日记中一家四口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的记录。医生却用非常奇怪的眼光看他，说“不会吧，它都是普通的感冒，不会一家四口死了，哪有这样的事？”这让他意识到，连医疗专业人士都根本不知道新冠病情的危害性。他觉得，当时那么多人受苦，至少世界应该学到一些教训，做一些预防，但似乎都没有。他认为，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翻译。

白睿文提到的“一家四口”，是指在17天中去世的电影导演常凯（中国电影导演，其一家四口在武汉疫情初期相继离世）一家。在遗书中，常凯诉说了在封城初期的混乱中求医无门的经过，并向他所爱的人告别。方方纪念这些逝去的人，目送丈夫离去的妻子，追赶在母亲灵车之后的女儿，以及武汉人对于李文亮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因在疫情初期发出预警而被训诫，后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被视为“吹哨人”）的集体哀悼。她写下“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她也分担痛苦、安抚恐慌，传递来自一线医生、警察、志愿者重建城市秩序的过程。

《武汉日记》：一封“情书”与小说家的责任

白睿文从2月16日开始翻译这本日记。他提到，他只读了一两篇日记就决定翻译。打动他的，首先是关于一家四口人的故事，他觉得那里面充满了人性，背后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在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是那么多的死亡和苦难，有时会过于巨大而无法消化。他始终觉得，《武汉日记》是方方写给武汉人民的一封信，在最黑暗的时刻，是一封写给他们的情书。

他解释了为何用“情书”这个词：“当时非常痛苦而且非常不知所措，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晚上上网可以看到方方老师给他们写的那么一封信。”他认为，对于当时许多恐慌的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爱的表达。通过日记的记录，也能感受到方方对武汉的爱与关怀，在整个城市遭遇如此巨大灾难时，黑暗中依然存在希望。白睿文在阅读日记时，看到方方思考那些独居老人，包括因无人照料而失去生命的脑瘫（Cerebral palsy: 一组永久性的运动障碍，由大脑发育中的损伤引起）患者；那些因为疫情而其他疾病得不到治疗的人；包括被滞留在武汉的人；以及去了外地可能被歧视的武汉人。这些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内可能更多被遗忘的群体。方方称之为小说家的一种责任，就是对弱者、对边缘群体的关切。

方方通过这样的记录，也有一种预见性。例如，武汉人去其他中国城市，一开始会受到歧视。后来，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其他地方，这种歧视、种族歧视和疾病之间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种族歧视、网络暴力还是政治上的一些极端潮流。白睿文认为，除了对人的关怀，《方方日记》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它很早就抓住了疫情背后会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就像我们说的“另外一种病毒”。

疫情与“两种病毒”的抗争

《方方日记》从一开始就在与两种病毒作战。2月13日，方方写道：医生发来的照片中，殡葬馆地上有无主手机。很快，有人伪造了照片，攻击日记的真实性。当她在武汉中心医院四位医生去世之后，写道：湖北官员应该引咎辞职。之后，攻击变得更加密集。方方批评有人误导舆论，认为在疫情传播时还在报道百步亭万家宴（Baibuting Wanjia Banquet: 武汉百步亭社区在疫情爆发前夕举办的大型春节聚餐活动，因可能加速病毒传播而引发争议）和省里大型联欢会的媒体老总也应当引咎辞职。这些日记被不断删除。

白睿文提到，方方在日记中将武汉1月19日百步亭万人聚餐的事情与美国特朗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 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的政府）的一些相似做法做了比较，希望避免类似情况在美国发生，但事与愿违。这让他感到沮丧，觉得美国那些官员都应该阅读《武汉日记》，但他们却在他面前犯同样的错误，没有从历史或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中学到任何东西，这让人非常难过。

有人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心理，觉得“你说说你们国家的事，就不要拿我们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再来做传播了”。白睿文指出，美国社会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在写，而且很多书都已出版，所以他们不必担心。他认为，罪责（Accountability: 追究责任）的问题不只是针对武汉，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在新冠疫情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到底有没有人应该负责。

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言论界，不论身在何处，都应该对自己所在的政府有同样的态度。这确实是这样，但白睿文万万没想到，它变成了整个一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递刀子”的指控与替罪羊

4月7日，武汉封城宣告结束。此时，出版社放出了《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中美正在为疫情溯源展开舆论战事。这个封面的副标题“Original Epicenter”被一些人解读为“方方在给西方递刀子”（Giving a knife to the enemy: 一个比喻，指为敌对势力提供攻击本国的把柄或证据）。

白睿文解释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五个字会引发如此大的狂怒，出版社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图。但“Original Epicenter”一出现，很多人觉得有问题，把它翻译成了“来自疫情源头中心的报道”。作为翻译家，白睿文澄清，方方老师对这个所谓的“Origin”（起源）或“疫情的源头”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她在记录里头也从来都没有提到。但在整个后面的舆论当中，这变成了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很多人甚至骂他骂我，都是在说他们有意说武汉就是这个病毒的发源地。

白睿文进一步明确了“Epicenter”（疫情源头中心: 指疫情最初爆发并大规模传播的地点）的含义：“后来纽约也变成了一个Epicenter，后来法国也变成了Epicenter，那个Epicenter一直不断地在改变，但是最早的就是武汉了。”所以，它是随着疫情在各个地方发展程度不同，会有不同的城市成为这个Epicenter。

关于“美国有律师准备拿这本书来起诉中国，要索赔很大金额”的传闻，白睿文明确表示“没有，没有，没有，都是他们塑造出来的假象”。他认为，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有点变成了一个替罪羊（Scapegoat: 代人受过的人或群体）。当时中美关系特别紧张，方方在日记里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是追责（Accountability: 追究责任）的问题，几百万人一直在喊追责，一直在要求官方要负责任，这也许会造成一些威胁。后来，因为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刚好这本书也被翻译成英文，就找到了一个把柄，说方方跟老外勾结，可以把中国好多人的注意力从自己政府、自己的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转移到美国，转移到中美关系上面。刚好Donald Trump（唐纳德·特朗普: 时任美国总统）那个时候天天都在骂中国，中美之间的这种张力越来越大。从某个角度来讲，白睿文也成为了特朗普的替罪羊。他本来是其中一个批评者，却变成了“纳粹”，这非常荒谬，因为他身为犹太人。

这让白睿文想起他19岁时的一个故事：他来中国时，当时中国申办奥运没有成功，有人责备他，问“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不让我们申办奥运？”他觉得，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象征。而这正是他最不想要的东西。他解释说，纳粹也会屠杀犹太人，因为他们给犹太人贴上标签，认为犹太人跟德国人不一样。一旦你把人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就更容易使用暴力和其他手段来对待他们，因为你不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所以他一直认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忠诚）是他不想要的东西，他想尽量把每一个人看作一个人来对待。因此，那么多人一下子把他当作美国政府的一个代表，当作一个CIA的美国情报局的代表，会让他浑身不舒服，因为这是他最不想要的一个身份。

审查、威胁与心理恐怖主义

白睿文曾利用法国自由电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机会，澄清了很多事情，纠正了许多误会，并把专访内容发布到微博上。点击率非常高，很多人都在阅读，但在不到五个小时之内就被和谐（Censorship: 指政府或机构对信息进行审查和删除）了。他认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支持方方的声音，包括他自己，能够把真相说出来的那些声音，都没有一个平台，没有一个发声的窗口。反而那些骂方方的人，越来越轰动，而且得到很多官方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每一次发布这些假新闻（Fake news: 虚假信息或误导性报道）后，粉丝就会用它来谩骂，并发送死亡威胁和信件。

白睿文说，他收到了很多威胁信息，持续了将近两年。他将其描述为“心理恐怖主义”（Psychological terrorism: 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对他人造成心理创伤和恐惧）。每天一打开手机，都会看到一些死亡威胁，而且不只是针对他，还有针对他的孩子、妻子、父母。那些语气很重，例如“你什么时候再来中国把你杀掉了，把你儿子给杀了”，特别可怕。后来，他删除了微博上所有有家里信息或小孩子照片的内容，但没有把微博关掉。那说明那种恐惧感还是很真实的。他那段时间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方方，有时他真的晚上无法入睡，因为真的会担心她会受到一些伤害，或者会被烧死。

4月8日，胡锡进（中国媒体人，《环球时报》前总编辑）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民要用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买单。一周之后，武汉街头出现了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 一种在公共场所张贴的大字报纸，用于表达政治观点、批判他人），告方方“吃人血馒头”（Blood-soaked bun: 源自鲁迅小说《药》，比喻通过他人的苦难获取利益或名声），要求她“削发维尼”（Shave head for Winnie: 讽刺性要求，将方方与小熊维尼联系起来，带有侮辱和政治攻击意味），或者以死谢罪，否则将对她进行文攻武伐（Literary and military attacks: 指通过文字批判和实际行动，如暴力威胁，进行攻击）。很快，一位曾经因为打擂台成为笑柄的网红，在社交媒体号召武林同道，要用拳头严惩“卖国贼”方方。有人把砖头扔进了方方的院子里。

方方的坚韧与知识分子的困境

面对“武汉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方方却在得名得利，又赚钱又变得很有名”的指责，白睿文透露，方方老师所拿到的版税全部都捐给了第一线被牺牲的那些医生的家属，这是从一开始她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做的。

白睿文从与方方的交流来看，她非常勇敢。他认识那么多作家、导演、文化圈子的人，很难想象第二个人在那么一个漩涡之中会一直站稳，不动摇，一直坚持下去，一直感动他。他想不到第二个人会做得像方方那个样子。

白睿文也曾反思，整个事情不是他的责任，但他的内心是否曾经有过对方方的不安？前一段时间，去年，他的一位作家朋友到他家里来吃饭，家里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某一个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个中国人。朋友说这是白老师翻译方方老师的日记，那个人一开口就用英文说：“Oh my god, you almost got her killed! You almost killed her!”他活生生地吓了一跳，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开始看到那么多人共济方方，他也曾经给方方发过短信说：“实在不好意思，如果我翻译这本书给你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真的完完全全没想到。如果你觉得不出，我们就算了吧。”方方回信说：“说不定你翻译这本书是唯一能够保护我的那个。”这句话让白睿文非常感动。他理解方方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也许会给她带来一些所谓的名声，这种名声反而会带来一些保护。如果有人想动她，也许就不会轻易动手。

此时，方方家人的隐私被公布，财产被调查。公开支持她的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因公开支持方方而受到调查和惩罚）、海南大学王晓妮教授（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因公开支持方方而受到调查和惩罚）、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于林起（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师，因公开支持方方而受到调查和惩罚），都被翻出了微博中过往的“不当言论”，遭到举报和调查，并受到惩罚。网络上出现了自称“红色小兵”（Red Guards/Little Red Soldiers: 文革时期激进青年组织的称谓，在此处指代网络上进行政治攻击的群体）的海报，上面写着“下一个是谁？”

这种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替方方说话。最后，所有网友一上网看到方方，全部都是这种负面消息。白睿文后来看到自己的学生说：“白老师你为什么要翻译方方的日记？难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他的美国学生中，很多人一开口就是这句话：“我没有看过方方写的，但是我看了写方方的评论。”这种现象让白睿文感触很深，他认为这说明官方对舆论的控制后来成功了。

白睿文提到，这个风波出来之后，有几家大学本来邀请他，后来撤回了邀请，其中包括一所美国大学。这让他很意外。他们没有提出理由，但当时他们确实说过“我们跟中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或者一些交换的项目，他们可能担心会让他们不高兴或者受到影响”。甚至有一个电影节邀请他当评委，他接受了，看了所有入围电影，但在开幕前两天，他们突然来开会说不能让他当评委，就是因为这个方方事件。他们也许也是身不由己的，但白睿文会觉得“那么大的一个组织，一个电影节或者一个大学，都连这一点骨气都没有，会觉得也是挺悲哀的”。

历史的重演与软实力的错失

白睿文认为，这个过程，不管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是目击的，都加深了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历史的理解。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其中一部分是在反右（Anti-Rightist Campaign: 中国在1957年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旨在批判和打击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 中国在1958年至1962年间推行的一场旨在快速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运动，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饥荒）、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中国在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期间，那么多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一些批评、恐吓、折磨或文字狱（Literary Inquisition: 指统治者通过审查文字作品，罗织罪名，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相关的文字他读了蛮多，不管是老舍（中国著名作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或者北京的前任副市长，或者武汉后来写过那个**《海瑞罢官》**（一部京剧，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成为政治运动的导火索之一）的，太多太多悲惨的故事。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蛮有同情心的人，但是除非这种事情轮到自己的头上，才会发现根本无法理解。

方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在少年时代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是二十七岁的遇罗克（中国文革时期因撰写《出身论》批判血统论而遇害的青年思想家），在一年祸最后被枪毙，使他这代人在文革后思考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她提到北岛（中国著名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写下的名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白睿文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想要输出软实力（Soft power: 指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手段影响他国的能力，通常包括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向世界讲好故事的话，方方是一个错过的机会。”他解释说，本来方方做的那些事情是凭良心做事，做一些有见识性的工作。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BBC还给她办了那么大的一个奖项。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应该去赞扬（Celebrate: 庆祝，赞美）他们，应该去支持他们，应该去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平台，反而把他们压下来。

白睿文这样的人，一直尽量当桥梁，尽量去介绍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到海外。后来就是因为翻译了一本日记，就变成了一个阶级敌人（Class enemy: 政治斗争中，被认定为敌对阶级的成员），变成了一个被攻击的对象。他认为，如果中国想在海外输出软实力，输出中国文化，却用这样的手段对待译者或者这样的手段对待作家，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

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你们讲的是正能量（Positive energy: 中国官方媒体常用词汇，指积极向上、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和态度）的故事，那我们非常欢迎。”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故事限制到一个正能量的东西，那恐怕是不符合现实。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流的、垄断的视角，对现实的影响是什么？白睿文认为，如果我们不从过去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那我们更容易在未来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整个出版界如果现在审查得那么厉害，那还能出书吗？什么样的书还能出版？就算能够出版了，它已经经历过什么样的残割，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会让人非常伤心，非常担心。

白睿文认为，也许在这个正能量观点的背后，有那种很强烈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说：“我是有力量的，我要求你尊敬我。”他理解这种心态，但不能认同。方方在日记里面有一段关于感恩，白睿文觉得这也是背后对所谓正能量的一种挑战。那一段给他印象很深刻，当时阅读的时候，他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以为“哇，实在不容易”。像后来这本书快出版的时候，批评的声音已经非常厉害，出版社要求她写一个后记。那个后记的内容也让他觉得“哇，经历过那么多，她不只是不动摇，而且她更加勇敢去说这些”。白睿文本来预料她可能会在那种压力下相对柔和一些，但她刚好相反。所以白睿文想，他们在国内能够那样做，那他在海外更没有理由不去做。

逆流而上：坚守与展望

有人可能以为，这些威胁会让白睿文停下来，不敢继续翻译。但他的回应是完全相反的。他说：“你要我停下来，那我不只是把它完成了，我还翻译方方其他书呢，给你看吧。”所以后来他把《软码》也完成了，也把方方的另外一个长篇小说叫《奔跑的火光》也完成了。他还自己写了一本《Translation Disinformation in Wuhan Diary》，把整个针对方方的所谓“方方事件”从头到尾做了总结和反思。在攻击最严重的时候，白睿文曾关闭微博评论，但在方方的影响下，他又重新开放了评论，将其视为一个数字历史博物馆。未来，他将这些作为参考，撰写了《Pandemic, Fake Information and Wuhan Diary》这本书。

白睿文反思，在江湖当中，人在漩涡之中，有时看不清楚，会太乱了。方方怎么会变成一个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是全国性的被批斗对象？而且又从一个老百姓的英雄，从“武汉良知”，从那个时候很多人非常爱方方、非常支持她，怎么一夜之间突然间变成一个阶级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而且非常荒谬的过程。

在经历过整个方方事件的过程中，最奇妙的一个经验是，白睿文在观察美国社会时，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极端思潮，尤其是像美国右派，和批评方方的那一批人，其实他觉得这是一种祸害（Scourge: 造成巨大痛苦或破坏的事物）。虽然他们这两个派之间，他们想象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彼此，但其实他们相似的地方非常之多，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做法，他觉得非常相似。

评论国会山事件（2021年1月6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时，白睿文说这是特朗普的“炮打司令部”（Bombard the headquarters: 文革时期毛泽东号召批判党内高层领导的口号）。他记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当年的一些手段。而针对方方的一些手段，很多也回到了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在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时期那样的一些手段，例如用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 一种在公共场所张贴的大字报纸，用于表达政治观点、批判他人），贴在武汉街上的那些大字报，它的整个格式跟文革的大字报格式完全一样。

如果如白睿文所说，这是一场运动，而且结果很成功，那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会让他这样独立的个人产生沮丧或无力的感觉吗？在批评声音最厉害的时候，几乎看不到支持方方的声音了，都听不到、看不到。但是等到上海封城、西安封城时，突然间会看到一些“我们需要方方，方方在哪里？”“我们需要方方日记2.0？”或者好多这样的声音，突然间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人还在那里，还是希望中国继续走向这种改革开放，继续去容纳不同的声音和意见的人。

白睿文认为，可能是那个时候大家这种管控得那么厉害、那么严厉，而且持续那么长时间，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了，他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需要一种爆发，需要一种发泄。而且在这个发泄的过程中，很多人有的是那个时候可能才发现的，有的是原来就有了，就是觉得可能方方说的很多话是对的。

白睿文被问及，生活中有这样的日常英雄，他们可以给人激励，但他们只是少数的个体，这样的人能够对抗一场运动吗？他提到有一次和李安导演（著名华人导演，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的采访，李安说：“有的时候你就要put on your helmet and keep going forward，就是戴上你的头盔往前走。外面那些声音、那些批评的声音、那些骂声，你就不要受到干扰，不要受到影响，你就是继续往前走，做你该做的事情。”

在《武汉日记》的后半部分，方方写道：“我面对《武汉日记》给我带来的一切。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作家，一个作家不需要服从或听命于他人，也不会服从任何权威或惧怕任何压迫。或许，在经历了《武汉日记》带来的风暴之后，我才最终领悟了写作的深刻含义，也才真正明白一个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时间将证明《武汉日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