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家暴中介」的兴起：粉红帮的案例

这里是寿司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了解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印度北方邦，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组织——粉红帮（Pink Gang: 一个由女性创立，也只允许女性加入的印度帮派组织）。这是一个由女性创立，也只允许女性加入的帮派，会众人数大约40万人，跟全台湾的公务员人数差不多。她们身着粉红色制服，标志性武器是手中的长棍。这是一个专门帮助妇女对抗家庭暴力的帮派，在印度，这是一个需求量很高的任务。粉红帮靠的不只是非法的暴力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她们也会贿赂官员，并与有力的政党或其他黑道头人打好关系。一个帮女性对抗家暴的黑道，听起来好像带着反差萌和浪漫感。但社会学者Poulami Roychowdhury透过她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印度，像粉红帮这样的家暴中介并不少。很多时候，这些人并非出于性别平等或保护妇女的理念，而是因为帮助妇女对抗家暴，在这个贫穷依然肆虐的国度，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印度并没有一种工作真的叫家暴中介，这是她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无能之国》（Capable Women, Incapable States）中观察到的一种隐形产业。《无能之国》出版之后，获得不少重要奖项的肯定，包含美国社会学会以及法律与社会学会的年度杰出书籍。

印度国家能力的低落与司法困境

印度之所以出现家暴中介，正如Poulami Roychowdhury所说，是因为印度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指一个国家中书面法和法律实践脱钩的程度，以及国家行动者执行法律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依然非常低落。虽然印度是地缘政治上的强权，是第五大经济体，也是拥核大国，但印度的官僚体系非常松垮。法官、警员和各类基层公务员人数都严重不足，这让印度的司法体系效率低得可怕。法官不够的结果是诉讼大塞车。印度人口是台湾的60倍，刑事未结案却是台湾的37.8倍，其中有10%已经拖延超过10年。

人手不够只是问题之一。在Poulami Roychowdhury观察的西孟加拉邦，也就是印度第三大都会区加尔各答的所在地，法院开庭日期通常是前一天晚上甚至当天早上才公布。证人通常都来不及出庭，开庭日期只能不断延后。开庭的时候，由于缺乏设备，书记官是手写记录，而且没有统一的记录格式，这让卷宗的阅览和传递都非常耗时。另外，负责调查的警员或保护官很常在开庭之前就把之前提交的基本证据搞丢了。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一个国家中书面法和法律实践脱钩的程度。法治国的物质基础非常昂贵，发展中国家往往连一批员额充足、训练精良、设备完整的基层官僚都养不起。国家行动者的能力不足，书面法的纸上正义就很难被实践。

印度女性面临的家暴困境与文化压力

在印度，家庭暴力是很多已婚女性面对的困境。根据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统计，印度女性遭遇家暴的终身盛行率在过去十年大约是三成左右，当年盛行率大约是两成，又以低种姓、低收入家庭的女性被家暴的几率更高。1983年，印度刑法第498A条（规定丈夫或其亲属对女性施暴为刑事罪名）通过，家庭暴力成为独立的刑事罪名。498A条文规定，一位女性的丈夫或该丈夫的亲戚，使该女性遭受暴行，应处三年以下徒刑或罚金。

但是在印度，要实践这条法律难度堪比登天。根据统计，每年登记的498A家暴案，有90%会在大塞车的法院系统中被搁置，不被审理。剩下那一层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只有16%会被判有罪。Poulami Roychowdhury在两年的田野调查中，还参与了三个家暴NGO的工作，接触了70位遭遇配偶家暴的女性。她发现大部分的女性一开始都对走法律途径非常抗拒。印度文化鼓励女性为家庭牺牲、容忍。Poulami Roychowdhury在一些受暴女性的口中，经常听到西多（Sita: 印度教主神罗摩的妻子，被视为透过容忍丈夫虐待来显现神性的女神，是印度文化中忍爱美德的象征）这位女神的名字。这位看起来很像在公园放空怀疑人生的人，是印度教主神罗摩的妻子，她的故事堪比印度《约灵山》。基本上，就是一个透过容忍丈夫各种无理虐待，来显现神性的女神。Poulami Roychowdhury发现，西多是一个存在超过2000年至今仍然生命力旺盛的文化迷因，她让一些女性真的以为忍受家暴可以成就某种美德。

另外，印度警察长期有职权性侵的坏名声，这让一些印度女性不想从一个虎口走进另一个虎口。Poulami Roychowdhury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说，警察比他们关起来的恶棍还糟糕。85%的印度警察由最低阶的Constable组成，他们通常来自乡下的低种姓家庭，招聘门槛也只有10年级。

印度女性极力维护婚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嫁妆（Dowry: 在印度文化中，女方结婚时需向男方家庭支付的财物，金额通常远高于男方赠礼）。世界银行的经济学者发现，印度女性结婚的时候，平均要花费87000卢比购置嫁妆。和传统华人文化相反，在印度，女方嫁妆的金额会远比男方赠礼要高。Poulami Roychowdhury的调查显示，两者相差约7倍。87000卢比约合33000台币，但这这对普通印度家庭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印度有5到6成的劳动人口是农民。根据印度政府去年发布的统计，农民家户的平均月收入是10218卢比。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只有5000卢比左右。Poulami Roychowdhury的调查告诉我们，普通的印度家庭必须花好几年才能够存到女儿的嫁妆。Poulami Roychowdhury发现嫁妆如此庞大，通常是整个女方的延伸家庭的集体投资。新娘的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兄弟姐妹经常会被卷进这场投资当中。如果你有看过电影《三个傻瓜》，应该还记得家里很穷的拉朱，他连在生死弥留之际，都挂念着要帮姐姐存到嫁妆。但是这对女性就变成巨大的压力，当自己的婚姻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投资，就算面对暴力，谁又敢轻言离婚呢？看起来，印度女性面对家暴，除了绝望，似乎没有其他可能性了。

压迫结构下的非预期结盟：家暴中介的运作模式

Poulami Roychowdhury发现一个很诡异的发展。我们刚才提到的每一个单独拿出来看都很压迫女性的结构元素，当同时被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面的时候，却长出某种对抗家暴的白血球。首先，家暴既然如此普遍，那就代表只要条件对了，对抗家暴在印度肯定会是一个需求量超高的服务。两位当事人只要愿意为这项服务付费，哪怕费用再低，这都会是个隐藏着巨大利润的产业。其次，国家能力低落，那就代表对抗家暴这个在其他国家都是由政府垄断的任务，在印度不但是一个隐藏巨大利润的产业，而且是一个可以由个人或民营组织竞逐的产业。最后，社会和经济都被高度孤立的印度女性，怎么可能在最惨的情况下，还有钱买什么服务呢？但如果这项服务包含帮你把嫁妆拿回来呢？从嫁妆中抽一点小分红，不过分吧。当把这些条件组合起来，像粉红帮这样的家暴中介就出现了。

家暴中介最重要的一项服务，是帮印度女性面对她们很害怕的警察，让敷衍又喜欢吃案的印度警察拿出效率来登记家暴案。像粉红帮这样的组织，会采用印度流行的GL（Gherao: 印度流行的一种抗议方式，指召集一群人包围政府机关，直到诉求得到回应为止），也就是捞一堆人，把政府机关包围起来，一直到诉求得到回应为止。但要让警察怕，未必需要这么劳师动众。Poulami Roychowdhury研究的西孟加拉邦，一个人也可以当家暴中介，比如卖假药的江湖郎中、地方头人、地方望族的贵妇。这些人靠的是政治人脉，他们有亲戚或朋友是政党的党工或议员。通常只要一通电话到警察局，表明自己是某某的谁谁谁，事情就安排妥当了。

但大多时候，家暴中介还是需要有武力的能力，因为印度警察经常把家暴调查和证据搜集的工作推卸给家暴中介。在Poulami Roychowdhury的田野中，有一位经验老道的NGO社工，他带着一位受暴女性，还有另一位同事到这位女性夫家所在的村庄，四处寻找有没有愿意当证人的邻居。没过多久，他们在一个邻居的家里被一群男性包围，带头者就是那位施暴的丈夫。这位社工话还没讲几句，一只台灯就砸到他的头上来了。这三位女性一路被打出村庄，当她们逃回NGO，全都被吓呆了。因为在印度的社会脉络中，她们即使遭遇更严重的犯罪也不意外。所以粉红帮的长棍和武术练习，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那真的是她们吃饭的工具。

Poulami Roychowdhury发现，大部分的家暴中介其实都会要求警察至少派一个人陪同。这个警察不用做什么，他就在旁边看就好。通常大家看到有警察陪同就不敢造次。这个时候，家暴中介不会只做调查，他们会陪受暴妇女回到夫家，去执行最重要的一件任务——拿回嫁妆。Poulami Roychowdhury实地观察的其中一个现场，由于女性当场伤老公耳光，但这老公看有警察在场，也不敢吭声。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老公甚至会被拖出来，当众羞辱或殴打。

非法正义的悖论与国家能力的非预期后果

在印度，不管是刑事的家暴罪，还是民事的保护妇女免于家庭暴力法案，其实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赋予女性拿回嫁妆或财产的权利。所以，不管是回夫家拿回嫁妆，还是动用私刑，其实都是非法的。但吊诡的是，这个非法正义，在印度是合法的基层官僚默许甚至协助执行的。498A的家暴罪在印度属于不可和解罪（Non-Compoundable Offence: 指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双方不能私下和解的刑事罪名），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两造私下和解是违法的。但Poulami Roychowdhury发现家暴中介，甚至是警察都会建议女性登记498A只是作为筹码。家暴诉讼旷日费时，就算告成了，也是让施暴者被关或罚钱，对妇女没有实质的好处。最好的做法是，透过498A案来吓唬施暴者，借此达成非法的私下和解，拿到嫁妆或赡养费。书中有一位女性，甚至从她的老公那边吓出了一户小公寓的所有权。

这是Poulami Roychowdhury这本书取名为《无能之国》的原因。这个国家实践法律的能力低落到连基层官僚都会主动建议你走非法的途径比较快。原本应该是国家帮助弱势，但在印度受暴女性得反过来帮助国家执法。

《无能之国》并不是一个印度女性透过非法正义取得胜利的故事。家暴中介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女性的处境，甚至都没办法全面性地帮助受暴妇女的生活。还记得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回去找证人，结果被老公和男人围殴的女生吗？在Poulami Roychowdhury离开田野不久前，这个女生自杀了，引火自焚。当Poulami Roychowdhury到医院的时候，这女生一只手臂被截肢，脸上全是伤疤。Poulami Roychowdhury问她发生什么事，这女生只说她活着好难。

Poulami Roychowdhury也强调，国家能力强只是履行法律正义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Poulami Roychowdhury访谈的印度警察和法官有一种说法很常见：会到警局报案，坚持告老公的女人，根本就是不守妇道，这种女人在家里一定也很高拐。假设国家能力强，这些基层官僚得到充分的执法自主权，那这些扭曲的性别意识就会成为执法的标准。国家能力低落的非预期后果，是印度的司法场域不至于完全浸润在压迫女性的性别文化中。那些被认为不守妇道、咄咄逼人、敢争敢拼的女人，反而因为国家能力低落，才有办法透过和家暴中介结盟，成功地借用国家的力量。在台湾遭遇性侵和家暴的女性，在进入司法场域之后，也经常会面对许多让人恐惧和不公平的待遇。最后有机会，也许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些研究。这里是寿司坦丁，会在这里制作更多科学回转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