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杨媛媛，我做艺术，我也拍电影。我一直对离散华人的故事都很感兴趣。可能这一切源于我18岁出国留学的经历。

你面前的这个是我家楼下当时的中餐厅。每次走进这样的餐厅，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时空胶囊（Time Capsule）的感觉。无论是从餐厅里的装潢、老板或服务员说话的状态，甚至是店里播放的过时流行音乐，这一切都让我感觉时间仿佛停滞在了他们移民时的那个中国时间。在不同国家的海外中餐厅，我总会看到这种景象——比如刚才提到的英国的，还有巴西的。在他们身上，我总能感受到一种两种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Intermediate State）。但正是因为这种中间状态，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异国，他们的故事都很难被人听见。

从英国留学毕业回来后，我一直都在做创作。我会通过书籍、展览、影片或表演的形式来讲述故事。我的作品一直都关注移民群体。我的工作方式通常是以调研真实的历史为起点而展开。我会进行人物走访，去跳蚤市场搜集老照片，去资料馆查阅文献，将搜集到的素材汇聚在一起，然后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点，开始创作作品中的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超越国籍和时间的边界，去寻找那些有着跨国经历的小人物（Small individuals with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s），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连结。

影片的缘起与探索

大约在6年前，我开始拍摄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女人世界》（Woman's World）。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群70到90岁的美籍华人女舞者。她们当中，有的人曾是传奇的夜总会舞者，也有的人是在晚年才追寻到舞蹈梦想的老人。这部电影讲述了她们在暮年再次走上巡演之路的故事。

回想6年前刚开始拍电影时，我真的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创作者。当时我为了锻炼体格，猛练拳击，只是为了能自己扛稳相机。我一直没找到当时打拳击的照片，就找了一张大家说很像我的照片。其实这6年来，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比那时候胖了20斤，因为我刚刚经历了淋巴癌的康复。不过，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演讲，头发也长出来了，就是刚刚康复了两个月。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也很庆幸，今年这部电影将会上映。要讲讲这部电影是怎么开始的，这要追溯到18年，我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去美国进行一个为期半年的艺术驻地。起初，我根本没想过要拍电影，只是想按照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搜集历史资料，或许会做一个艺术作品。当时我对首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黄柳双（Anna May Wong）的生平非常感兴趣。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被西方以扭曲的华人形象（Distorted Chinese Image）所认知，比如“龙女”或“蝴蝶夫人”式的角色。直到她百年诞辰之际，她才被重新认知为一位先锋女性。

在美国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一个与她背景相似的人——吴锦霞（Wu Tsien-Shi）。我是通过一部名为《金门荧光梦》（Golden Gate in Fluorescent Dreams）的纪录片了解到她的生平。当时我非常震惊，她曾是导演、制片人、餐厅女老板，而且一直穿着男装，大家都叫她“哈高侠哥”。她曾是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最令我震惊的是，她的生平资料竟然是从废纸堆里找出来的。这让我非常震惊，也因此，我更加希望能继续寻找20世纪演艺界那些不应被遗忘的、零散的华人女性先锋的故事。

旧金山唐人街的夜总会文化

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了解到旧金山的唐人街曾经有过很多家夜总会。唐人街为什么会有夜总会呢？这是因为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和种族歧视的原因。在那个时期，华人基本没有办法离开唐人街寻找工作。从1882年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左右，人潮密集、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人街，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旅游景点。当时的旅行手册上就有这些记载。

正因为当时大银幕上，大家能看到的华人形象主要是黄柳双这样的“龙女”形象，这种刻板印象的东方美学（Eastern Aesthetics）也影响了夜总会的美学。这些夜总会基本都以东方符号命名，例如“上海俱乐部”、“成吉思汗”、“大观”、“天台”、“紫禁城夜总会”等。

在这里面经营夜总会和表演的华人，他们主要都是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他们的父辈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第一代。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虽然是说粤语的，但他们从小粤语讲得不流利，从小就学英语。他们喜欢音乐，喜欢西方的摇摆舞、踢踏舞，喜欢爵士乐，但他们却没有机会离开唐人街去寻找表演的空间。

我找到一段1940年代的资料，这段资料也被引用在了我们的电影里。这段资料充分展示了当时舞者身上那种东西文化的复杂性。然而，大部分经历这一段历史的舞者们都已经去世了。我努力寻找资料，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我找到一本口述史。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有一群舞者，她们现在依然很活跃，而且她们都是70到90岁的舞者。其中最早的4位创始人，都经历过昔日夜总会的时代。

我联系了她们，她们告诉我，马上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风情舞（Burlesque Dance）名人秀的表演。也是在那个舞台上，我见到了我这辈子见过最有活力与魅力的一群奶奶们。其中最吸引我的是92岁的 Kobe。她头戴着自己制作的特别头饰，穿着绿色的舞服，在台上翩翩起舞，像一只蝴蝶一样。我当时就觉得她生命力太顽强了。于是，我想拍一部关于她们故事的纪录片，放弃了原本打算做的艺术项目计划，因为我觉得只有纪录片才能真实记录她们的生命状态。

Kobe（于金巧）：一个传奇舞者的生命轨迹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Kobe的场景。92岁，真的很难想象。我当时像个小粉丝一样跟着她，她给了我家的联系方式，却写错了。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她家，她开门时说：“哎呀，小姑娘，你居然真的找来了！你不是从Chinatown来的，你是从China来的。”

后来，我拿着相机开始拍摄Kobe以及这群奶奶们，纪录片就这样开始了。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Kobe的生平吧。她中文名叫于金巧，但她自己一直很难写出这三个字，不过她一直跟着爸爸学的发音，记得非常清楚。她出生于192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她的爸爸来自广东台山，是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他是在20世纪初通过“买纸”（Buy Paper）的方式去美国投靠兄弟的。“买纸”是什么呢？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导致美国移民局的一场火灾，所有资料都被烧毁了。所以，当时想移民的华人因此获得了一个机会，可以谎称自己生于旧金山，或者在旧金山有兄弟可以投靠，从而找到了移民美国的这条路。

从中国移民过去的第一代华人，工作基本都非常辛苦，只能做一些底层的工作。所以，大家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越剧戏台，在工作之余和老乡们聚在一起，聊聊乡音，听听乡音唱的越剧。Kobe的妈妈也是一位超级越剧迷。所以，Kobe虽然听不懂粤语，但跟着妈妈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越剧的服饰，也喜欢上了歌舞。

这是六七岁的小Kobe。她当时没有多少空间跳舞，只能在家里经营的鞋店门口的人行道上跳。后来，她在16岁时有机会去华盛顿拜访一位叔叔。这位叔叔经营了一家叫“皇宫”的华人戏院餐厅，规模很大，有很专业的乐队。在那里，她看到了舞者们漂亮的衣服，她心想：“天哪，我也想跳舞！”就是在这里，Kobe开始学习成为一名舞者，走上了一条舞者的道路。

Kobe人生中的第一套舞蹈服装，是她和妈妈一起制作的。她妈妈给她做了一件越剧风格的外衣，里面是一件摩洛哥风格的长裙，最里面又是一条桑巴风格的短裙。所以，她会先用中式舞蹈开场，然后缓缓脱下外衣，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摆舞，最后再跳一曲拉丁舞。

后来，在十八九岁时，Kobe遇到了一位经纪人。这位经纪人跟她说：“如果你想去更大的舞台，你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Kobe说：“不行，我不想，我只想跳踢踏舞，我想当一个踢踏舞者。”但那人说：“如果你可以穿得更性感一点，你可以拥有现在三倍的收入，多达1000美元。”这在当时对Kobe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她家境并不富裕。所以，为了赚取更多收入，Kobe走上了风情舞者（Burlesque Dancer）的道路。

在那个年代，一个喜欢跳舞的华裔女孩的成长道路总是充满曲折。我记得采访时，Kobe跟我说，她至今闻到酒精味就会很难受，她一生最讨厌的就是醉酒的男人。在以前的夜总会，她也遇到过让她不舒服的醉汉。但是，Kobe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才华，比如她是一位出色的服装设计师（Costume Designer）。在她一生中，她一直把跳舞当作一场时装秀。她说：“OK，你们想看我的大腿？那我就多给自己穿几层漂亮的衣服呗。”

后来，Kobe和她的姐姐搬来了旧金山，因为那里有声名显赫的夜总会。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是Charlie Low开的“Forbidden City”（紫禁城夜总会）。Kobe成为了这里的首席舞者。当时，唐人街夜总会的盛况空前，每晚进行三场表演：8点、10点和12点。那时候有个说法叫“绕场几轮”。许多游客从未见过中国女孩跳舞。在他们眼中，华人只是开洗衣店、修铁路、开餐厅的。所以，看到一群能歌善舞的华人，而且跳得比白人还好，这让他们非常惊讶。当时的舞台舞蹈风格，既有东方风情，也有西式的兔女郎。在旧金山的唐人街，Kobe被誉为“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

Kobe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夜总会的歌手（左上角这位）。他唱歌很好，但在那个时代，甚至不配拥有自己的名字。当时在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手叫Frank Sinatra，他的绰号是“Chairman”。Kobe当时的绰号叫“China Doll”，也是当时的一位舞者。还有“Chinese Cinderella”等等。这群拥有非凡才华的华人，却没有一个公平的舞台，甚至难以拥有自己的名字。

后来，在第一任老板退休后，Kobe全家盘下了“Forbidden City”夜总会。但一边经营夜总会，一边担任首席舞者，还要抚养女儿，Kobe觉得经营夜总会让她身心疲惫。再加上60年代末，美国的“脱衣舞”兴起，而华人觉得他们是有底线的，无法接受这样的舞种。此外，在50年代末，华人也开始陆续获得一些机会离开唐人街去工作。因此，夜总会的时代就这样慢慢走向了落幕。之后，这些夜总会在60年代末基本都关门了。

舞团的形成与跨国旅程

70年代，Kobe退休。退休后，她一直作为一名服装定制设计师，为人缝制衣服。她的服装风格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独具特色，非常受欢迎。我去她家拍摄时，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她将给客人制作服装剩下的边角料舍不得丢掉，会给娃娃制作衣服。这些都是她用剩的布料做的。

2000年，Kobe70岁时，她在一个舞池里遇到了比自己小20岁的男友Steven，一位“年下恋”男友，并相爱了。Steven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经历了嬉皮士运动，是一位老嬉皮。Kobe和Steven在一起后，觉得Steven的穿着“太难看”，于是她成为了Steven的造型师，扔掉了他以前的旧衣服，并为他做衣服。他们两人出门永远是情侣装。Steven对Kobe收集的过去影像资料深深着迷，成为了Kobe的档案管理员，并且喜欢将他和Kobe的照片做各种拼贴。

拍摄时，最触动我的是Steven说：“在现实中，Kobe不会穿着她的小高跟鞋和我一起去登山。但是，我可以用拼贴的方式，让她和我一起共同登上山顶。”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跳舞不再是让Kobe感到辛劳的工作，跳舞变成了一件快乐而自由的事。这是一段他们的家庭影像：“It's exciting course, it still is to this day, to me. He's still my dad's partner.”太甜了，我太喜欢他们俩的爱情故事了。

因此，在拍摄《女人世界》过程中，我决定先拍一部短片，讲述他们俩的爱情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这部短片可以在New Yorker上在线观看。

2015年，Kobe和“豆瓣街舞团”（后文可能指代“女人世界”舞团，此处暂按原文记录）首次一同登上了“风情舞名人堂”。在那之后，她意识到风情舞在如今已大不相同。风情舞现在成为了年轻人走上舞台、自信做自己的媒介。所以，她也开始慢慢学着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愿意谈论自己作为舞者的过去。

“豆瓣街舞团”共有十多个成员，都是70到90岁的美国华裔。她们不仅仅是锻炼身体，随便跳跳，而是在挽回一种失落的文化（Reviving a Lost Culture），希望通过她们的音乐和歌舞带回旧金山唐人街曾经的黄金岁月。成员们的背景各不相同。这个舞团成立于2004年，由曾经的职业舞者SS和Patt创立。Patt当时刚刚丧偶，整日郁郁寡欢。老朋友IN来找她说：“你不能这么消沉，我们还得重新面对人生，你出来跟我一块跳舞吧！”于是，最初从她们俩开始跳，后来人越来越多，舞团慢慢建立起来了。

舞团里，其余的人有很多是曾经有着舞蹈之梦的老人。有一些人曾是教师。比较有代表性的Emily，她家曾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牧师的女儿。从小家教森严，她性格非常开朗，也喜欢音乐，但连穿裙子露出脚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到了晚年，她反而会想：“哎，我好像可以释放一点自己的天性了，我可以开始去学跳舞了。”右边的Ara，出生于香港，十六七岁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她一直戴着眼镜，喜欢写诗，喜欢看书，看起来像个书呆子。她的朋友们常笑话她加入舞团后，“从一个和尚变成了一个女神”。

舞团的演出基本都是慈善性质的。这是当时我跟着她们去夏威夷，她们去一个老人院演出。现场有老人感动哭了，说：“你们八九十岁还能跳成这样，我也受到鼓舞，我也好像你们一样能够‘get up and dance’。”

跨越世界的舞台连接

我们是怎么走上旅途的呢？因为我曾经去过古巴的唐人街做调研和采访。舞团的奶奶们说：“天哪，我们从来没去过古巴的唐人街，但从小就有所耳闻。如果你还想去，我们也希望能跟你一起去。”右边的这张照片，是古巴唐人街曾经的盛景，但那是1960年代古巴革命后，因为唐人街的华人都无法做生意了，所以慢慢走向没落。这是2018年当时拍摄的唐人街现状。当时我去采访，华人说最后一次见到从美国来的舞者和越剧戏团，已经是1960年代之前的事了。

所以，我当时萌生了一个心愿：如果能有机会，让两地的华人再次相见，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费了老大劲安排了这场演出，取名为“交错剧场”（Intertwined Theatre）。很幸运，一群70到90岁的奶奶们愿意跟着我从旧金山来到古巴。最打动我的是她们见面的时候。因为她们语言不通——一边讲西班牙语，一边讲英语。但是，她们像孩子一样讲的粤语（Cantonese），成为了她们沟通的桥梁。比如小时候跟父母学的《月光光》这样的粤语催眠曲，用粤语数数字——这样的交流方式把她们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的演出发生在一个昔日的老戏院，这个戏院现在是一个古巴的武术学校，但它以前就是一个戏院和电影院。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又重新激活了这个舞台。这是当时表演结束后大家的合影。

18年，我的签证到期了，拍摄也刚刚开始不久，还没有筹到多少钱，也没有团队。到了19年初，我的父亲突然病故。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后，我又感受到了向死而生的力量（The power of facing death to live）。我的父亲也是一位摄影师，我喜欢摄影很大程度上也受他影响。所以当时我就想，我砸锅卖铁也要去美国，接着把这些奶奶们的故事拍下去，因为她们年纪都很大了，我不想再留有遗憾。我就自己去了美国继续拍摄。在美国的拍摄持续了半年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收到了一个契机，可以将这些奶奶们邀请来上海做一场演出。于是，我们的旅途又从古巴延伸到了中国。当时在外滩美术馆，我做了一个舞台装置，前面一半是纱帘。大家会先看到我制作的一个短片，《紫禁城夜总会的一夜》（A Night at the Forbidden City）。然后，帘幕拉开，屏幕上出现的人一个个走上舞台。我们在上海进行了三场演出，白天观光，晚上演出。在上海的百乐门（Paramount Hall）特别有意思，有一种两地舞神斗舞的感觉。百乐门每周二下午有很多老舞者和舞蹈爱好者去跳舞，我们遇到了很多上海的老克勒，邀请旧金山的奶奶们现场共舞。

我们又到了北京，从“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们”来到了真正的“Forbidden City”，去了故宫。对于舞团的奶奶们来说，来到中国的意义各不相同。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侨民回国热潮下第一次来到中国。Kobe也是在那时第一次来的，她见到了自己在广东的同父异母的亲戚们。对Kobe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她心心念念却又总让她感到悲伤的地方，因为她的父亲是在1947年返回中国，但后来在中国去世了。所以，再次邀请她们来到中国，这对Kobe和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圆梦。

在拍摄的2018到2019年间，我和这群“年轻的老人们”完成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旅途。想想我们从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夏威夷，到古巴哈瓦那，再到中国的上海和北京。通过这段旅途，我们的生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当时是她们从北京要飞走，在一个叫哈瓦纳的酒吧拍的视频。

生命的循环与电影的传承

我就在北京想休息一段时间。没想到，休息了小段时间，2020年来了，疫情也来了。我本来想回美国继续拍摄的计划被迫暂停了。在见不到面的日子里，我和奶奶们一直通过Zoom保持联系。当时美国的疫情也很严重，她们通过Zoom搞了各种有意思的活动，比如给朋友过生日，舞团的Mimi教大家做面部拉皮，还有很多可爱的女性聚会。Kobe也是第一次学会使用Zoom。这是给朋友过生日，我也在中间，这是Zoom上的Kobe。

8月7号，Kobe给我发来了一段她和Steven跳舞的视频。当时美国也无法举行线下活动，有一个活动想给她颁发桂冠，她们就录了一个跳舞视频，在她们家门口跳的。

怎么也没有想到，8月7号还活力四射的Kobe，在一个星期后，因病突然离世。我们度过的两年里，她总是不断提到一个词——“死亡天鹅之舞”（Swan of Death Dance）。她似乎是把自己每一次登台都当作最后一场表演，但她又会充满生命力地站在舞台上，迎接下一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周，她依然在跳舞。

又过了一个星期，悲痛的一周过去后，我突然发现我怀有身孕。我给Kobe的女儿打电话，她女儿哭了，说：“这不就是生命的循环（Cycle of Life）吗？这就是生生不息。”

后来，片子也没法继续拍了，我就开始进行后期制作。这时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单干了，我需要一个团队、资金，需要一个正儿八经做电影的方法。21年，当时没有资金，没办法了，我发起了线上众筹。当时我快生孩子了，只想把这件事干完。没想到众筹视频发出去的第二天一早，就已经有几十万的转发，一下子就爆了，非常非常感动。所以，为了这些支持者，我也下定决心要拿到“龙标”（中国电影的发行许可），让他们能在国内看到这部片子，在大银幕上。努力了这么久，现在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们片子后面有很多我们感谢的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众筹者们。

这部电影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在过去6年，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开始拍这部片子，我的父亲去世，然后Kobe去世，但我又成为了一个妈妈。我又经历了癌症，然后自己现在又再次重生。所以，做这部电影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真的觉得像做梦一样。

我一直觉得，我们和海外华人之间缺乏一个看见彼此的通道。我非常希望这部片子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桥梁。今天能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很高兴。你们是电影上映前第一批和这部电影结缘的朋友。谢谢大家，希望可以在电影院与你们分享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