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我们继续来聊《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我们先来看一座墓碑。画面里这座墓碑上写着：“这座坟墓中埋葬着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他曾在病榻上因仇敌的权势和凶恶而满心愁苦。他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镌刻这样一句话：‘此地长眠者，名声水上书。’”

刚才这块墓碑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墓碑，刚才这段话就是他的墓志铭。济慈在25岁时，身在罗马，远离家人和朋友，因肺结核慢慢窒息而痛苦死去。死前他还为自己未获应有荣誉而痛苦不堪，所以要求在墓志铭上写“此地长眠者，名声水上书”。济慈觉得自己的名声只是书写在水上，水波散尽，名声也就被遗忘了。

其实在济慈生染重病之前，他是非常自信的，坚信自己死后作品仍会流传。尽管当时有很多恶评，但他非常自信地说：“我死后会跻身英国伟大的诗人之列。”但在临终前，他的自信完全消失了。他不再相信自己死后作品会继续流传。像很多普通人一样，他最终也向自己提出了那个永恒的问题：生命会轮回吗？他在最后一封家书里提到：“我会醒来，然后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吗？”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来世，因为人生不会只为遭受磨难。

济慈对名声的渴望，以及他最终的幻灭，引出了人类对“象征性永生”（Symbolic Immortality: 人们渴望成为不朽的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文化延续过去，承接未来）的深层追求。上一期节目说的追求那种“真实的永生”（Literal Immortality: 避免死亡本身）的确能帮助一些人缓解死亡恐惧，但对多数人来说过于虚无缥缈。因此，更多人从象征性永生中寻求安慰——希望死后精神不死，精神遗产被后人铭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济慈渴望的声望就是一种象征性永生，他期望的是被后人长久铭记。在我们上一期说过的苏美尔史诗里，无法获得生命不朽后，吉尔伽美什就开始专注于获得声望，做全世界都会记住的事情以求身后名。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打仗时会翻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其中记录了英勇事迹而获得不朽名声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也希望自己能像这些英雄那样名声不朽。打仗时，他还会带着记录员及时记下军事成就，让后人铭记。

如果我们自己能像济慈、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博得大名，自然最好。但其实，哪怕是别人的声望，居然也能平息我们自己的死亡恐惧。请想象一个场景：有一天你出差坐飞机，登机时偶然瞥见一位戴大墨镜、短发、脸瘦瘦的女子，她低头看手机，显然不想被人认出，你觉得有点眼熟，但没多想。飞机起飞不久，剧烈颠簸，机长广播说可能遇到强气流。随着颠簸加剧，你越来越紧张，这时你突然灵光一闪，想到刚才头等舱里见到的不就是王菲吗？突然间，你的紧张程度似乎缓解了一点。过一会儿，飞机平静下来，你听到后面有人说：“王菲也在这架飞机上，我刚才看见她了，可能这就是我们没有掉下去的原因吧。”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迷信，确实也很迷信。但这个段子不完全是瞎编。有一个调查显示，如果人们知道有名人坐在飞机上，他们的确会相信坠机概率会降低。离有名的人比较近，就仿佛会给自己带来躲避灾祸的神奇力量。名望与永生在潜意识里很容易连接在一起，名望会驱散死亡恐惧，哪怕那不是自己的名望，只要我们离他足够近即可。

反过来的影响也同样成立。在另一个研究里，唤起人们的死亡恐惧，他们就会更崇拜名人，因为名人的存在证实了被人永远铭记是可能实现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达到济慈或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宏大声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更现实的‘永生’寄托在子孙后代的延续和价值观的传承上。

在一个实验里，德国受试者想到自己的死亡时，对拥有儿女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希望越早生娃越好。想到死亡时，美国受试者更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传给孩子，比如取名“某某二世”。一些以色列受试者在一项填词任务中，联想起与死亡相关的词汇时，会相对变少。一想到子孙满堂，死亡就不那么令人困扰了。

更加关键的是，孩子可不仅仅是父母肉体的继承者。我们会将自己珍视的信仰和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希望被他们记牢，再传给下一代。事实上，一些家长会因为孩子背离信仰而断绝关系，甚至抛弃或杀害他们，这可能就是“大义灭亲”的心理机制。这说明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把珍视的价值观传给孩子，比把基因传递给他们还要重要。

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想要名声被后人记住的心理，与拥抱文化价值观、拥抱自尊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名望直接提升自尊，也将人与信仰的文化价值观更深度地绑定，由此获得象征性永生。

这种对象征性永生的追求，虽然能提供心理慰藉，却也潜藏着冲突与黑暗的另一面。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都渴望超越死亡，但这种渴望引来了彼此之间的杀戮和暴行。我们族群的社会文化体系帮助我们暂时抵御死亡恐惧，但其他族群也有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如果我们承认别人的信仰体系是真理，自身的信仰体系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美国作家艾琳·哈林顿在他的《不朽者》这本书里写道：“如果那些人奇怪的胡子和可笑的帽子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在什么地方比他们更加优越呢？难道他们也敢奢求获得永生吗？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把我从天堂里挤出去。我可不想那样。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我就是错的。”

所以说，三观不合最致命。本质上辩论三观就是在争夺进入天国的入场券，你的有效，我的就作废。因此，我们会产生一系列反应来化解其他文化价值观的冲击，这些反应有正面的，也有负面和极端的。

比较正面的反应是把对方文化同化和吸收。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年轻人当嬉皮士，玩摇滚，穿牛仔裤，吃燕麦片，掀起反文化运动。但到了70年代，里根总统上任时，嬉皮士那套爱与和平的价值观已经演变成了可口可乐的广告词：“我想教全世界完美和谐地唱歌，我想给这个世界买一杯可乐，陪着它一起喝。”十年过去，主流文化就把反文化吸收同化了。

不过，文化价值观冲突很少以如此和平方式收场。大多数时候，我们用更负面的方式处理冲突。负面处理方式中最轻的一级是贬低与非人化。我们的第一道心理防线就是贬低和污蔑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群体，认为他们是无知的野蛮人、魔鬼的仆人、被洗脑的，或者压根不是人。比如纳粹就把犹太人说成是老鼠。在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语、一些美洲土著、非洲土著和新几内亚土著语言里，“人”或“人类”是自己部族的词，意味着其他部落的人不被当人看待。沙特阿拉伯一个地区的人把所有外来者称为“tashoob”，意为海上来的垃圾。

但自我哄骗不总是有效，更多时候我们直接选择肉体消灭。纳粹不仅把犹太人说成老鼠，还把他们投进焚尸炉。在《怕死》这本书作者主持的一项实验里，美国保守主义者想到死亡时，会更支持对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打击。在另一项实验里，伊朗大学生想到死亡时，会更支持对美国进行自杀式袭击，甚至更愿意自己充当袭击者。

所以你看，死亡恐惧会放大我们对不同信仰者的仇恨，让我们想伤害那些挑战侮辱我们信仰的人。我们要追求象征性永生，威胁到这个追求的人就会成为敌人。哲学家罗素说过：“我绝对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的信仰有可能是错的。”而芸芸众生往往做着相反的选择。

好，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切换视角，从看待自己的肉体角度来谈死亡恐惧。我是魏之超，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关注、点赞、收藏、评论。我会在这个频道坚持输出各种心理学新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