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状与民众体感

最近，一位中国出租车师傅的经历引发了广泛共鸣：他开了一辈子出租车，辛辛苦苦赚钱，好不容易花了数十万供儿子大学毕业，结果现在他开夜班，儿子开白班。虽然这不确定是真事还是段子，但它无疑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当前经济状况的切身感受和自嘲。尽管中国官方仍坚持GDP增长率为5%，但这类公告的评论区通常是关闭或空置的，因为这个数字与人们的实际感受相去甚远。

现在，只要一聊到中国经济，不论是打工人还是老板，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几乎人人愁容满面。房价下跌、消费降低、青年毕业即失业、中年人担心降薪裁员、小企业难以为继、大企业不敢扩张，甚至以前最安稳的公务员也大面积面临降薪。马云这段让人心酸的表达似乎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体感。甚至连官方媒体过去一直讲的“稳中向好”，从去年开始也不敢再提了。人们的焦虑和恐惧往往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现在大家最想知道的应该是中国经济见底了吗？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究竟何时才能恢复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经济周期论的局限性

一讲到中国经济目前的惨况，一些乐观者总是会告诉大家，这是中国经济正在面临转型的关键节点，只要转型成功就好了。他们会接着告诉你，经济有周期，有起有落是正常的。他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埃瑞特波浪理论（Elliott Wave Theory: 一种技术分析工具，认为金融市场价格走势是可预测的重复波浪模式）。这个理论指出经济周期是一个持续重复的规律过程，我们只需要熬过这一段，经济就会再次向上。

然而，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国内外经济分析师和一些所谓的权威机构，不管是看好中国还是看衰中国的，他们过去二十年来经常对中国的经济走势做出错误的判断。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经济周期的理念在人们心目中过于根深蒂固。我认为埃瑞特波浪理论只适用于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来说。

库兹涅茨的“特殊国家”论与个人经验

我当然不是第一个提出有些国家需要被特殊看待的人。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DP之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普遍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经济学家之一）就曾经说过，世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这有点幽默，库兹涅茨想表明日本和阿根廷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我们所熟悉的经济规律不能直接应用于它们。后来，有人补充说，如果库兹涅茨能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个国家，然后加上中国。

虽然我没有任何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头衔，但在过去20年里，我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以及我对中国的实际投资策略，可以说从未失误。2007年，我还在美国汇丰银行担任高级分析师，事业处于巅峰时期，但我仍然选择到上海发展。当时汇丰说给我加薪30%来挽留我，我都没有同意。那时我对中国是如此乐观。从2008年到2015年这七年间，我100%投资于上海的房地产，并且把所有的房产都抵押出去，让所有银行都能给我贷款，而且我借的都是30年期的贷款。

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我都劝大家有钱就应该买房，听劝的基本都发了，不听劝的基本后来都后悔了。当然，懂得入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懂得什么时候离场。2015年以后我不再劝人买房，2022年我开始卖房，2023年底全部清空，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离境。这段期间内，我对身边的朋友都劝大家卖房，同样地，听劝的基本都感谢我，不听劝的现在比较麻烦。只要你了解中国过去几年房价的走势，就会知道我的离场是相当及时的。我不敢说是在最高点离场，但在买卖的低进高出点上，基本上是够了。因为我敢于借钱买房，所以离场时，过去15年的投资回报率高达900%。

此外，从2008年到2023年，我离开上海的15年里，我在A股市场没有投入一分钱。即使在2015年6月，股市狂热，市场指数直接飙升到5000多点，公司董事长和保洁阿姨都在谈论股票，所有人都相信这次一定会冲到1万点，但我依然不为所动，劝大家不要入场。结果也是一样，听劝的后来都感谢我救了他们的身家性命，不听劝的有些到现在十年了都还没解套。我说这些没有任何炫富的意思，我是想告诉你，我是有资格来评论这个课题的，而且我对中国的判断往往比专业机构的所谓经济分析师更加靠谱。这是因为对于中国，我没有盲目地遵循这些书本上的经济学理论。

包括现在我在新加坡理财的银行，我作为高净值客户（High-Net-Worth Individual, HNWI: 指拥有较高可投资资产的个人），他们每周都要给我发投资建议和全球经济分析报告。我就跟客户经理说，你们的国际分析还可以，但显然你们对中国一无所知，对中国的分析和预测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劝你们的中国分析师真应该多看点老周的视频。我的客户经理也知道，我对中国的判断比他们银行的更加可靠。可惜这些分析师根本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从我这里学习中文。在老周自卖自夸之后，我想说的是，经济周期并不适用于中国。

中国经济的“后发劣势”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所谓爱国人士们经常非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用30年的时间做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然后再跟你说这是世界前所未见的经济奇迹。这也许是对的，但既然你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在经济复苏时，可以适用这些适用于一般国家的经济周期规律呢？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中国面对的不是周期，而是一个瓶颈？

周期跟瓶颈不是一个概念。周期给人的感觉就是肯定会回来的，周期嘛，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但瓶颈就不一样了，瓶颈不是一定能越过的，你是需要满足特定条件的。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就完全与众不同。不，中国有其特殊性，但它也与历史上许多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例如，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从一穷二白的快速发展时期，似乎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指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未能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都已经有基本的了解，但今天我们更深入一点去讲。大家都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说，落后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备价格优势。只要政府不是太差的，一般上可以经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的工资也会逐渐往上涨，于是就会逐渐失去了原本的低人权优势（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指某些国家通过压低劳工权益、环境标准等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价格优势的现象）和低成本优势。

一般来说，当这些国家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就是这样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发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换言之，就是既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又没有形成新的优势。根据世界银行在《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自1990年以来，也就是过去35年，在10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只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这34个国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要么是擅长加入欧盟，要么是擅长发现新的石油资源，例如卡塔尔、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换句话说，在10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只有大约20个国家是依靠自身的制度改革和产业升级，才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例如韩国、新加坡、台湾、以色列等。而且，即使你成功跨越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你仍然有可能退回中等收入国家，例如俄罗斯和阿根廷。请注意，世界银行只谈高收入国家，不谈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只是根据国民总收入（GNI）来划分的。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得初次收入的总和）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国家人口的总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国民总收入必须高于13845美元，才被认为是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的标准应该更高，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制度的发展。例如，中国自2012年以来，人均国民总收入一直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附近，但至今仍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过去十年，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一直在推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但始终未能超越。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改革，将因增长疲劳而陷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报告》也指出，中国潜在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预计将难以突破高收入门槛。事实上，世界银行和IMF都在说，中国已经陷入或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上，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不仅是低成本优势的丧失，还有学习和模仿的编辑效应的丧失。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模仿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避免先进国家已经尝试过的错误，避免探索过程，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当然，发展就快。但随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可以学习和模仿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优势就逐渐消失了。但优势的丧失只是一个方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后发优势”甚至会逐渐转变为“后发劣势”，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劣势（Rear-End Disadvantage/Curse: 指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惰性，反而难以实现真正的创新和制度转型，从而陷入发展困境的现象）。

技术模仿的惰性与创新困境

后发劣势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技术模仿的惰性，第二是制度转型的困境。技术模仿的惰性很好理解，因为模仿别人成本低、效益高，因此就会形成一种模仿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指一旦人们选择了某一路径，就会在惯性的作用下，沿着这条路径持续发展，即使存在更优选择也难以改变的现象）。我们都知道人是有惰性的，那很多人没有想过，国家是由人构成的，也是遵循人性的。

这事你可能要说了，谁说中国都是模仿没有创新？中国有华为、有大疆，中国的新能源车世界遥遥领先，世界500强企业里现在也有100多家中国企业。首先，我们说的创新是真正的革命性创新（Revolutionary Innovation: 指开创全新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对现有市场和技术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创新），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演化出不同应用形态的所谓创新。例如，当世界上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发明了互联网，那才是革命性创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推出了淘宝、美团、滴滴，那不叫创新。更何况淘宝还有亚马逊在先，滴滴则是因为有了优步在先。又例如，当没有电话的时候，我发明了电话，那才叫革命性创新。所有人的手机都在用物理键盘，当我推出一个完全不需要键盘的智能手机，那才是革命性创新。在你已经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再做一个三层折叠屏，那不叫创新。

再说新能源车，从没有电动车到有电动车，那是革命性创新。人家开源之后，你的电动车产业才开始发展起来，那不是革命性创新。完成全球首个无驾驶员汽车的交付是创新，往车上塞满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不是创新。很多爱国人士喜欢自豪地说，现在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有100多家中国企业，这难道不算是实力的体现吗？2024年世界500强名单当中确实有128家中国企业上榜。

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128家中国企业中，只有29家是私营企业。在这29家当中，还有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香港的友邦保险和怡和集团。既然我们谈的是制度，这些都是英国时代的遗产，它真的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严格来说，只有26家。其他的99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或者国有银行等等。这些企业吃的是什么？它们都是资本垄断，它们依靠的是14亿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这些企业的中国人。而像苹果、微软、谷歌、三星、英伟达等上市企业，赚的是全世界的钱。但中国这些所谓的“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上赚的都是中国人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在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在数量上似乎位居第二，但在利润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榜单中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2022年，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1.3%，但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4.4%，比美国企业低2.5倍。美国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Total Assets, ROA: 衡量企业每单位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为6.7%，中国企业只有2.2%，比美国企业低2.7倍。所以不管是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Return on Equity, ROE: 衡量企业为股东创造利润的能力），中国企业在跟所有上榜国家对比的时候，全部都是垫底的。

你应该知道，中国企业的这些数据还是包含了私营企业的数据。如果你只看国有企业的数据，那会更惨。有些人可能会说，不管你怎么说，中国自一穷二白以来，拥有12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仅次于美国，这就够了。我从不否认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成就，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瓶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要跨越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的门槛，事实上，中国有实力的公司数量是不够的，远远不够。今天我们谈到的中国成功企业，华为、大疆、阿里、腾讯、宁德时代等等，似乎中国企业已经走向了世界。但如果我们比较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和该国人口的比例，事实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种比较是绝对有意义的，因为一个国家有多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你的公司有多强大。你的人口庞大，你需要更多的公司来支撑如此巨大的市场经济增长。这一点看国有企业是毫无意义的，国有企业是为了维护声誉，而不是为了全世界赚取外汇。让我们来看看这张我整理出来的数据表。

2024年，美国拥有136家世界500强企业，100%全部都是私营企业。美国人口3.33亿，也就是说每1亿人就有40.8家世界500强企业。日本有40家500强企业，扣除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邮政控股这两家国企，那就是38家私企。相对于1.25亿人口，平均每1亿人有30.4家世界500强私企。法国有25家500强企业，扣除4家国企，那就是21家私企。相对于6820万人口，平均每1亿人有30.79家500强私企。韩国有15家500强企业，只有韩国电力公司一家是国企，那就是14家私企。相对于5160万人口，平均每1亿人有27.13家500强私企。台湾有5家500强企业，扣除台湾中油，那就是4家500强私企。相对于2337万人口，每1亿人有17.12家500强私企。那中国呢？26家私企，相对于14.1亿人口，相当于每1亿人只有1.86家500强私企。就别说跟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相比了，就是比台湾都差了10倍以上。

有些人可能不服了，说我们的体制就是国家主导的，你别跟我说什么私企好。就算我们把央企、国企全都算上，把香港公司全都算上，128家世界500强企业相对于14.1亿人，每1亿人也就9家500强企业。按人口比例来看，如果中国要达到韩国的高度，相当于需要392.5家世界500强民营企业；如果要达到日本的高度，需要429家500强民营企业；要达到美国的高度，则需要576家500强民营企业。而现在只有26家，距离还太过遥远。26家当然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但远远不到天天吹嘘自己遥遥领先的地步。以上是关于模仿的路径依赖导致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但路径依赖还只是个小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后发劣势的第二点：制度转型的困境。

制度转型的困境：根本性障碍

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体的。如果只有表面上的所谓自由市场，但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变革，比如在民主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上的改革，那么经济不可能真正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事实上，亚洲的韩国和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都经历了一段在威权体制下的高速发展时期，然后，在成为民主体制之后，才真正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当然，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就不多说了。

而中共本身当然也懂得这个原理。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我们所取得的成果，甚至还有可能得而复失。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要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根本障碍。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那你可以倾尽所能来寻找这个答案。但最可怕的是，你明明早就知道答案，但你却无论如何无法按照这个答案去执行。

中共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他们知道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但偏偏这是他们不可能去执行的，因为这个答案违背了他们那个唯一不可动摇的底线——保证红色江山永远不倒。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面对的不是周期，而是瓶颈。

中国经济何时见底？最坏情况的推演

如果你问我，那中国经济见底了吗？最坏的情况是什么？那肯定是还没有见底，事实上现在才刚刚开始。如果你在一线城市，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感受到二三线城市的那种萧条。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在去年11月底的一场内部演讲就说过了，经济下行的时候，一定是先冲击底层人。当经济增长、消费升级的时候，肯定是富人先买豪宅、富人先开超跑、富人先吃海鲜，后面才到老百姓开始吃海鲜、老百姓开上汽车。但是当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是倒过来的，第一步先收缩的是底层。

从2019年开始，底层人就开始感受到痛苦。但底层人的痛苦是不受宏观经济数据影响的，所以很多正值壮年的中产阶级会说：“没有啊，我身边的人都挺好的。”其实你没有感受到问题，只是因为它还没有影响到你的阶层。中国经济从去年3月开始下滑，为什么？因为这把火已经从底层烧到了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越来越不舒服，公司不增长了，年终奖少了，哪个朋友又被裁员了。小老板觉得钱越来越难赚了。我无法预测最坏的情况，但最好的情况是逐渐回到2010-2012年的水平。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倒退个几十年也没关系。

确实，很多海外反共人士说中国经济不好，就好像中国经济会一夜之间崩溃，人民会活不下去。恐怕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你是不能倒退的。你不增长，但别人会增长。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也会逐年增长。你不增长，你实际上是相对于世界在倒退。想想看，十年前，出国是不是还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去司马台长城也值得在朋友圈里炫耀。但后来，也许去欧美澳才是更奢华的旅行。十年前，买辆奔驰宝马是件大事，但后来，在一线城市，BBA（奔驰、宝马、奥迪）基本上成了街车，至少你得开个保时捷才算小富。十年前，买个苹果手机是不是值得炫耀？不然为什么iPhone 6有个外号叫“肾六”？这是年轻人说一个苹果手机需要卖一个“肾”。但苹果十周年以后，就几乎听不到这种笑话了，苹果手机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中国人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再到高收入国家，与世界的距离缩短了。

其实iPhone 6是在2014年推出的，也就11年前。微信也就存在了15年。所以你仔细想想，中国人真的才富了没多久，只不过中国是个暴发户，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财富。当中国停止增长，或者增长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并逐渐回到15年前的经济水平时，老百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顶层财富和体制核心，他们不会受到影响，但富人会越来越少。对中国人来说，去司马台长城不再便宜，买奢侈品牌也不再容易。底层生意越来越难做，工作越来越难找，生活越来越艰难，我们不得不为生计而努力。最终，中华民族不会一夜回到解放前，但过去十年或二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就像温家宝说的那样，会得而复失，就像这些年白干了一样。

失去的十年：中国与日本的对比

日本失去了十年，中国会失去多少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别担心，日本失去了十年，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但别忘了，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国民经济总量多年位居世界前三，甚至超越了美国。十年后，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从世界前三跌到了第25位，但人均3.9万美元的平均水平仍然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13800美元的平均线。所以日本人从来没有受过苦，就像是从一个顶级富豪变成了一个普通富豪。

但中国人人均国民总收入才刚刚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边缘。如果失去十年或二十年，假设它像日本一样跌到22位，那它将从第64位跌到第86位。那你看看谁是同等水平？利比亚、阿尔巴尼亚，还有什么马苏尔、钦达尔、图瓦卢，这些你从未听过的国家。那同样是失去十年的话，中国人的体感就要比日本人难受多了。我讲这些不是要制造焦虑，更不是在幸灾乐祸。我有很多好朋友在上海，我也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个人应对策略与认知提升

我们说人不能改变运气，但可以做对的事情。运气是一种选择，信不信由你。但如果我们科学地来看，它其实是提升你自己的认知，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做出合理的判断，然后在你个人生活中做出正确的决策。从大局来看，我应该留在这个城市还是回到家乡？我现在应该买房吗？创业风险是不是太大了？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技能？我的孩子应该上大学吗？他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再到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否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把更多钱留作应急储备？社保应不应该交？我爸妈的养老金够不够用？我们家生个病有没有能力扛过去？对一些有条件的人来说，甚至是我该不该放弃现有的一切移民到国外去？这些都是很多人现在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自媒体人，我能做的就是每周为大家提供相应的知识、数据和判断逻辑，带领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