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公民共和主义到台湾的“时差政治”
各位好，今天能来到这个小型的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在台湾组织的“哲学星期五”，最初也是从类似这样的小型论坛开始的。在太阳花运动前后，“哲学星期五”发展得非常兴盛，在台湾有二十多个地方，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兴盛时期，在全球多个国家总共有45个城市都有“哲学星期五”。其背后的核心理念，源自汉娜·阿伦特的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 一种强调公民参与、公共利益和公民美德的政治思想），这也是我们主要的思想基础。
今天，我会尽可能不去谈论我的书，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确实写了一本书，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都与今天的主题相关。我尝试去理解台湾各种复杂的政治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切入和理解它们。在过去十几年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那就是台湾的民主化、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 指一个国家从威权或冲突状态过渡到民主体制时，如何处理过去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一系列司法与非司法措施），以及国家正常化这三个议题，在台湾几乎是同一件事情，难分难解。
我这本书试图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让大家能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来理解这三者为何会融为一体。这本书基本上是在做一个诊断，提出一种病理学分析，并给出一个处方，希望能对公共哲学产生一些影响。
简单来说，这本书的核心是想把台湾的历史摊开来谈。对于过去三四百年间在台湾这个岛屿或列岛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我认为有两条轴线至关重要。
双螺旋结构：移民与思想移植的交织
第一条轴线是“移民”。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每一波移民都带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价值观、集体记忆、对过去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来到台湾。因此，不同波次的移民对于当下发生的问题，都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第二条轴线是“移植”。当前在台湾，影响政治的各种重要思想，基本上都源于外部。例如，关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想象，或是将国家视为一个巨型公司（如新加坡模式）的理念，都在不同时间点被引入台湾。除了对国家的想象，关于自由、民主等诸多政治理想的想象也同样是外来的。
一波波的移民带着自身的记忆与想象，同时，在不同的时间点，又有不同的主流思想被引入台湾，并被特定群体所接纳和阐释。移民与移植这两条轴线互相交织，并且目前正处于拉扯之中。台湾的许多议题都无法摆脱这两条轴线的影响。我简单地将其称为“双螺旋结构”。
在书中，我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观和想法，理解为一种“时间想象”的差异，由此产生了一种“时差”的概念。而在每一个时间点引入的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斗争，又会产生另一种“时差”。因此，我将台湾的政治理解为一种由多种政治时差所导致的“时差政治”，并提出了一个化解的方法。
政治时差的历史案例：布农族的画历
为了说明“政治时差”，可以举一个发生在1920年代台湾的案例。1925年，日本殖民者发现了台湾原住民布农族拥有一种“画历”。他们用绘画的方式，将一年四季的节气和该做的事情记录在石板或木板上。
这一发现让当时的日本殖民者感到很困扰。他们原本认为台湾是“无主地”，岛上居民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因此他们进入台湾是为了“教化”。然而，布农族画历的发现挑战了这一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野蛮的象征就是没有时间想象，无法制作日历来规划未来，也无法形成一个族群共同的时间节奏。
布农族拥有自己的日历，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时间想象和认同感，并非日本人眼中的野蛮人。这个问题引发了长达十年的争论，并在1935年全面爆发。当时，人们从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不同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
后来，分布在台湾各地的布农族曾谋划反抗日本人。但由于各地区的画历是根据太阳和山脉方位绘制的，因此长得不尽相同。当他们约定在同一时间起义时，却因为日历的差异导致行动不一。结果，一个部落率先起义，很快被镇压；而最后一个部落起义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日本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宣称这证明了布农族的画历是落后的，而日本人采用的西历是进步的。他们认为，想象时间、绘制日历的方式本身就存在进步与落后之分。接着，一些人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声称，布农族的失败证明了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优越性，从而为其统治台湾原住民提供了正当性。
这个案例简单地揭示了时间的想象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时间的想象、对历史的想象，以及拥有不同时间观的社群在交锋时，会产生优胜劣汰的问题。
现代国家的时差：宪法与代际冲突
大多数现代国家都会面临一种政治时差问题。建国之初制定的宪法，确立了基本规则，但后代人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条款感到不满，认为已经不合时宜。这该怎么办？
美国作为第一个拥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面临着建国者与后代子孙之间的思想分歧。这本质上是一个跨越世代的政治时差。他们采取的解决方法就是修宪，通过宪法修正案来弥合这种时间差异，让一两百年前制定的宪法能够继续适用于当下。所以，政治与时间的问题始终存在，尤其是在宪政主义国家中，如何让一部古老的宪法在今天依然获得认同，需要一套机制来解决。
转型正义：双螺旋结构下的典型案例
转型正义是展现台湾“双螺旋结构”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案例。通过分析转型正义的争议，可以清楚地看到移民与移植这两条轴线在台湾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台湾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称之为“福尔摩沙”（美丽的岛屿）。当时，德川幕府也曾考虑过攻占台湾或将其纳为藩属国。基本上，台湾是被外部世界看到，并被卷入现代国家体系之中的。
第一个在台湾建立政府的是西班牙人，随后是荷兰人，一度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荷兰在经历了八十年战争后，最终战胜西班牙，确立了其海上强权的地位，而这场战争的胜负甚至在台湾外海的澎湖岛上得以分晓。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台湾是被动卷入现代国家体制的。这个体制，即西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 确立于1648年，终结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奠定了主权国家独立、平等的原则，被视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是在欧洲宗教战争后建立的。它采取了“教随君定”的原则，并将罗马私有财产权的概念套用在人民和土地上，认为这些都是君主的财产，不容侵犯。由此产生了互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概念，以及宗教宽容的原则。
这个体系建立后，现代国际关系、外交体系和国际法开始逐步形成。同时，国内政治也需要重新理解。霍布斯等人提出了新的政治思想，认为国家是人们自愿组成的组织。这一理念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序幕，即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民主等概念，都源于这一原则。
这些源自西欧、最初为解决基督教内战而产生的思想，后来漂洋过海来到东亚，先到日本，再到中国，并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对成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渴望。
思想的移植：不同时代的政治想象在台湾
主权国家的思想是西方的、现代的。这些思想与台湾的转型正义有什么关系呢？
在台湾，除了移民这条轴线外，另一条就是思想的移植。原住民并没有现代国家的想象。国家的概念是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郑成功、清朝、日本等一波波外来者带来的，每一波都带来了不同的国家观念。
在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人开始呼吁“人民自治”。1920年代，台湾人追求的是高度自治，希望日本殖民政府能赋予台湾人更多自主权，并借由大日本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当时，他们也从日本引入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随之而来的是“清乡”和白色恐怖。在那个年代，也出现了一批以殷海光、雷震、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落实《中华民国宪法》，保障宪法中规定的人权与自由。
此时，台湾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台派人士继续追求民族自决和民主，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则致力于在中华民国框架内实现宪政。这两派虽然都可被视为自由主义者，但他们的终极理想截然不同。
进入60年代，随着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台湾经济被纳入美国的全球冷战布局。同时，国民党也进入了一个“锁国”年代，出国留学受到严格限制，唯一的渠道是获得“中山奖学金”，而申请资格需要五年党龄。这培养了一批与党国体制紧密相连的精英。直到1983年，人民才得以自由出国留学。蔡英文便是第一批自费留学的代表，这使得她在气质上与中山奖学金获得者有所不同。
那一时期，留学生主要前往美国，正值行为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兴起。客观、理性、中立、量化和自由经济等观念被大量引入台湾。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随之而来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一种强调自由市场、私有化、放松管制的经济思想）的引入，它迅速取代了三民主义，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思想。“拼经济”成了政治的核心，GDP增长被视为统治正当性的来源。然而，在这一时期，台湾也引入了偏向左派的健保制度，形成了经济右派与社会福利左派并存的奇特组合。
为了在不进行转型正义的情况下实现平稳过渡，政府通过国营企业民营化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旋转门”。政治精英在失去政治权力后，可以顺利转入大型企业担任董事，从而转化为经济精英。这种独特的制度让台湾得以实现所谓的“宁静革命”，但也使得转型正义的议题被搁置。
90年代开始，大批政治和经济精英开始前往中国大陆投资，并喊出了“商人无祖国”的口号。资本外流导致台湾失业率上升，民众开始对政府和民主产生怨恨，认为民主并未带来更好的生活，反民主的声音也随之出现。
两种自由：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
为了更好地理解台湾内部的争论，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哲学概念。冷战时期，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区分了两种自由：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 指不受外部，尤其是政府干涉的自由）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指成为自己主人的自由，实现自我统治）。
消极自由的核心是通过法律划定一个私人领域，保障个人不受干涉。其捍卫自由的方式是制定一部宪法，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法治。这构成了英美式自由宪政民主的基础。
积极自由则关心“谁在统治”的问题，强调自我主宰。从卢梭到马克思，这一脉的思想认为，如果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人就不是自己的主人。因此，需要由掌握了“真正自由”的政治精英或革命先锋来“解放”民众。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或政党被视为与人民站在同一方向的引领者。
卢梭曾尖锐地批评英国的代议制民主，认为英国人只有在选举议员的那一刻是自由的，选完就沦为奴隶。这种思想代表了欧陆对民主的理解，他们追求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 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人民的政治原则），强调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决策，公投是其重要的实践形式。
从卢梭的视角看，英美民主是不自由的，是资本主义的奴隶。这两种对自由和民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台湾内部争论的理论基础。支持不同模式的人，例如追求落实中华民国宪法的“洛克派”和追求人民自决建国的“卢梭派”，常常互相指责对方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导致有效的沟通难以进行，最终可能滑向“蓝绿一样烂”的相对主义，甚至是政治虚无主义。
全球视野下的转型正义模式
转型正义在狭义上，特指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国家时，如何处理前政权遗留下来的人权侵犯问题。2001年成立的国际转型正义中心明确了其三大目标：
- 再次确认个人尊严。
- 承认过往政权的侵权行为并为其平反。
- 制定防范机制，避免历史重演。
在全球实践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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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模式（清算模式）：德国在二战后和东西德统一后进行了两次转型正义。其核心是司法起诉，并提出了除垢（Lustration: 指清除前威权政权官员和合作者的过程）的概念，将威权思想视为需要清除的“污垢”。德国通过司法清算、社会价值观重建和教育，系统性地面对历史。其法理基础是基督教的自然法传统，认为存在一个高于人定法的、永恒的道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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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模式（和解模式）：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其核心是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 一种强调修复伤害、恢复关系的司法模式），让加害者在法庭上公开陈述其行为，以换取特赦的机会。受害者家属则有机会了解真相，并选择是否原谅。这种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非深厚的基督教和解文化，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政治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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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模式（遗忘模式）：在佛朗哥独裁政权结束后，西班牙政治精英选择签署和平协议，刻意遗忘过去，不追究、不讨论。然而，人民并未真正遗忘。直到2007年，西班牙政府才通过《历史记忆法》，正式开始面对历史问题。
台湾的转型正义光谱：三种模式的混杂
在台湾，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充满了分歧，蓝绿两大阵营的观点截然对立。
蓝营的观点：
- 民主已成功：认为台湾民主转型已经成功，两次政党轮替即是证明。再谈转型正义是“翻旧账”，是制造仇恨的政治操作。
- 历史特殊性：主张党国体制是在冷战脉络下的必要之举，若非如此，台湾早已被中共占领。因此，台湾人应感谢国民党。
- 党产合法论：声称党产是“为国举才”的合法积累，用于维护国家稳定。
- 民主授予论：认为是国民党（特别是李登辉和蒋经国）开启了民主改革，是他们“给予”了台湾民主。
绿营的观点：
- 民主未完成：认为转型正义是民主化的“最后一里路”。台湾只有选举形式的“转型”，却没有实现真正的“正义”，因为党国时期培养的精英依然盘踞在社会各界。
- 党产是阻碍：坚称只要国民党党产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党产可用于买票、操控媒体，影响民主运作。
- 双重转型论：更激进的观点认为，不仅制度需要转型，国家主权也需要转型。只要中华民国体制存在，台湾就仍处于“外来政权”的殖民状态下，必须制定台湾自己的宪法，实现真正的“台湾人民当家作主”。
有趣的是，台湾的实践混合了上述三种国际模式，但都只做了一半：
- 学南非（民间推动）：民间团体成立了“真相与和解促进会”，但因缺乏公权力，无法强制加害者出庭，只能转向记录受害者的口述历史。
- 学德国（民进党推动）：民进党政府想学习德国模式，但不敢进行彻底的人事清查，主要聚焦于追讨党产。
- 学西班牙（国民党期望）：国民党期望学习西班牙的遗忘模式，但他们的做法是“选择性记忆”——希望民众记住其“护国有功、推动民主”的好，忘掉其威权统治的坏。
这种混乱的背后，是蓝绿双方截然不同的时间感和历史观。蓝营拥有“断裂的记忆”，希望抛开近代史，面向未来拼经济，同时又乐于追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他们存在“长期记忆过剩，短期记忆过短”的问题。而绿营则将历史焦点牢牢锁定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以此作为叙事的起点。双方活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坐标系中，无法对话。
房间里的大象：中华民国与国际人权建制
所有争论的背后，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如何定位1946年于南京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究竟是不是台湾的宪法？这直接关系到国家认同的核心问题。
一个常被遗忘的事实是，中华民国曾深度参与了国际人权体系的构建。1945年，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就是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1966年通过的联合国“两公约”，中华民国在1967年就已签署。
然而，吊诡的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推动人权的同时，在台湾内部却实行高压统治。1947年，在推动《世界人权宣言》的同时，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1966-1967年，在签署两公约的时期，正是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峰。这种内外行为的巨大反差，也成为了历史遗留下的一个症结。
直到2009年，马英九政府才让“两公约”在台湾“内法化”。讽刺的是，正是这一举动，使得国际人权团体得以依据该法进入台湾，持续监督台湾的转型正义和废除死刑等议题的进展，从而对后来的蔡英文政府构成了持续的国际压力。
结论：东亚脉络下的时差政治困境
台湾的转型正义问题，并非单纯的第三波民主化遗留问题，而是混合了二战后的去殖民、冷战下的威权统治、以及后冷战时期的民主化等多重历史层次的“并发症”。
这种“时差政治”导致了台湾社会多个层面的异化。我们有民主制度，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成熟的政治文化。许多人仍沿用威权时代的斗争思维——不沟通、不妥协、不谈判——来操作民主。对政治的恐惧和疏离感依然浓厚，许多公民团体在倡议公共政策时，仍会下意识地宣称“我们不谈政治”。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整个东亚地区缺乏共同的历史认知。不像欧洲各国对二战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在东亚，关于日本是否侵略、国民党扮演的角色、中共的历史叙事等问题，各方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台湾的转型正义，正是镶嵌在这样一个中日关系紧张、缺乏共同历史基础的复杂脉络之下。
只要这些根本性的历史观分歧存在，台湾内部的争论就难以平息。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历史事件作为自己认同的起点——1895年、1937年、1945年、1947年——他们活在各自的历史时间里，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南辕北辙。这正是台湾“时差政治”最深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