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鄙视链与文科生思维的典型表现
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先生1号。本期我们要探讨的大问题是：Is science value-free？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吗？
每年高考结束，同学们上大学都要面临选什么专业更好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上普遍默认存在着一种学科鄙视链，就是说学理科比学文科更好。当然，张雪峰老师也有他的道理，理科比文科更好是因为理科生毕业以后挣得多。你学计算机、学数学，肯定比学哲学、新闻挣得多。这一点我们承认，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有钱，我们认了。
但是下面一点我们就不能忍了：这个学科鄙视链不单单体现在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有钱，而且还体现在理科生比文科生“更懂”。前两年流行一个词叫做“文傻”，就是文科生的“文”，傻子的“傻”，叫文傻。意思是说，一种典型的文科生思维很傻，因为存在很多思维偏误。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里讲的“文科生思维”，倒不一定是指学文科的人都会有的思维偏误，而是一种缺乏科学思维训练的文科生可能会有的一种典型的思维定式。这种所谓的文科生思维的典型表现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抛开事实不谈，第二是夹带私货，第三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说，文科生在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往往不是在谈事情本身是什么样，不是在追求真相，而是价值先行。他们谈论事情其实都是在感叹好不好、美不美、你们爱不爱我。文科生看似是在谈论事实问题，其实都夹带了个人的价值偏好。你跟文科生讨论任何问题，他们最终都能聊成“你的屁股在哪儿”的问题，反正就是不能做到就事论事。
比如说，大规模统计发现男性的力气比女性更大，这就是一个事实问题，里面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当然，你可以批评我这个统计得出的结论不对，其实女性的力气更大，这都没问题，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摆事实、讲道理。如果双方都是理性、中立、客观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事实问题的争论，不会超过五步就能达成共识。同理，对于其他事实问题的争论，比如说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比如说全球是否在变暖，对于这些事实问题，只要我们秉持着理中客的态度，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但是，一旦文科生掺和进这个讨论，文科生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上来就直接问你：你是不是性别歧视？你是不是收了美国人的钱了？你的屁股歪了吧？快说你的屁股是不是歪了！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没完没了。因为你要聊屁股的事，这能聊到天荒地老都聊不出什么头绪。文科生只讲好恶不讲事实，满脑子阴谋论。文科生不能做到理性、中立、客观地看待事情，原因在于文科生思维没能做到区分事实和价值。文科生分不清楚事情本身是什么样，和他希望事情是什么样，这完全是两码事。文科生总是把自己希望怎么样的问题，经过自己骗自己以后，当成了世界就是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典型的思维偏误叫做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翻译成一厢情愿或者愿望思维。
比如说，你追求你们班的女神阿丽，你也希望阿丽能够答应你的追求，这是美好的愿望。但是人家阿丽已经明确拒绝你了，明确说了我不喜欢你，别每天在我宿舍楼下给我送饭了。但是你却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以至于发展成相信阿丽其实是喜欢你的，她只是害羞，她的内心深处是想要和我在一起的，她只是在考验我。于是你明天继续去她宿舍楼下堵她。这是文科生思维在生活方面的体现。
价值无涉与累进性的学科差异
如果要放到知识领域，那就更显得理科生思维和文科生思维高下立判了。我们这里讲的“理科生思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思维，或者也叫做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种科学思维要求理科生在做科研的时候要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就是在研究事实问题的时候要做到理中客，排除价值因素的干扰。所以理科生之间很快就能达成共识，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于是科学就能不断发展进步。
但是文科生思维就做不到理中客，讨论问题的时候夹带了太多价值因素在里面。所以就像之前说的，你要聊屁股的事，能聊到天荒地老都聊不出什么头绪。因此文科就不像理科那样具有累进性。比如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成天都在讨论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我们今天对这些文科问题的讨论水平，你说比柏拉图、孔子那个轴心时代的水平要高出多少呢？没高出多少，甚至可以说还不如那个时代。哲学系还经常拿这个事情引以为傲，说这些哲学大问题从柏拉图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说明这两千年来你们哲学没怎么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理科比起文科会有更强的专业壁垒。理科生的活儿文科生干不了，文科生的活儿谁都能干，这就是因为理科一直在累进，但没能做到价值无涉的文科还在争论两千年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文科博士的论文题目，放到知乎上连初中生水平的人都敢跟他杠；但是你把一篇物理学博士的论文放到网上，看看有没有人敢跟他杠？
我们说回来，前面这一通开题主要是介绍了理科生为什么比文科生更懂：因为理科生看待事情的时候做到了价值无涉，做到了理中客；而文科生看待问题总是夹带着价值因素。当然，再叠一遍甲，今天我们说的“文科生”或者“理科生”，说的都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在说身份标签。很多身份上的理科生其实也很难摆脱文科生思维，就是假装理中客，其实是在夹带私货。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说的理科生思维，也就是科学思维，要求我们训练自己区分好事实和价值，在探讨事实问题的时候撇除价值因素的干扰，做到实事求是。并且我们通过训练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的，科学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的。
那么本期大问题的争议点就在于，文科生反问了：是的，我们文科生思维确实夹带私货，这点我们改不了；但是问题在于，你们理科生就能改得了吗？你们理科生真的能够做到完全的理中客吗？在你们表面理中客的外衣下，真的就没有夹带任何价值因素在里面吗？科学真的能够做到价值无涉吗？你们搞科研真的能够做到完全客观吗？
为了回答这个大问题，本期节目将会有四个派别来参与讨论。每介绍一个派别，我们同时也会分享其他派别对该派别的批评，最终由你来评一评，究竟哪个派别的看法更有道理。
完全客观派与休谟之叉
首先，我们有请“完全客观派”出场。
面对文科生的质疑：科学真的能做到完全的理中客吗？完全客观派会坚定地回答：是的，科学就是完全理性、中立、客观的。
其实，我们不妨做这么一个思想实验，就能把问题看清楚了：假定有个刺客穿越回到了16世纪的英国，把20岁的莎士比亚给刺杀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哈姆雷特》了；但是，如果这个刺客穿越回去杀死的是20岁的牛顿，放心好了，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的马顿、羊顿提出一模一样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模一样，用的符号可能有区别，但必然是一模一样的平方反比有心力。
这个思想实验就是想说明，文艺创作这种文科的东西是夹带私货的，它脱离不了个人独特的个人情感经历；但是科学知识的得出就没有任何私货了，是价值无涉的。无论你是牛顿、羊顿还是马顿，只要你的观察、你的逻辑推理到位了，你发现的必然是同一种自然规律。
我们经常听说，历史上有一些科学规律是被同时代的两个人各自独立发现的。比如说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现了微积分的定律，达尔文和华莱士各自独立发现了物种演化的规律。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文艺作品，比如某本小说、某部戏剧，是被两个人各自独立创作出来的，连情节和人物都一模一样，那只可能是抄袭。
所以我们都说，科学知识是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发明创造出来的。就像牛顿说的那样，他只是像一个无知的孩童一样，在真理的大海边上捡拾贝壳。牛顿并不是发明创造了贝壳，真理的大海客观存在在那儿，而科学发现就是把大海中的贝壳原封不动地捡出来。
所以科学思维要求我们要做到实事求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咱就说什么，要撇除自己私人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总说科学是无功利的，这倒不是说搞科研不挣钱，而是说科学家搞科研的时候不能有私心杂念。你不能说你希望发现什么样的科研成果，你就认为实验数据就应当是怎么样的。
但是文科生写文章的时候通常都是价值先行，先假装跟你说一通根据我的观察和我的推理，然后突然写着写着就变成“这样才好哦”，这就属于夹带私货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对这种夹带私货的行径就深恶痛绝。休谟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哲学家。事实问题是关于“是不是”的实然问题，而关于“好不好”、“美不美”、“应不应该”则是价值问题，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从“是不是”是推不出“应不应当”的；反过来也是，你不能因为你想象事情应当怎样，从而就认为事情实际上是怎样，否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了。
休谟认为，人类知识讨论的对象是事实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事实问题是有客观标准的，而价值问题没有客观标准。对于事实问题而言，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没有模棱两可的状态。它要么符合了逻辑之理，要么符合了经验之理，这就是著名的“休谟之叉”。
休谟把人类的知识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关于观念的知识，也就是数学和逻辑的知识，比如说2+3=5，或者说如果A包含于B且B包含于C，则A包含于C。这种数理逻辑的知识丁是丁、卯是卯，一点儿不含糊。2+3=5这个数学知识甭说在地球上各个国家之间是普适的，就算外星人来了，他也得跟咱考同一张数学卷子。
第二种知识叫做关于事实的知识。因为它牵涉到经验对象了，就是经验科学，也就是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等，也就是研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当然题外话，休谟对经验科学的置信度是有质疑的，因为归纳法是可能出错的，它的置信度不像数理逻辑那么高。但是经验科学比起价值问题，依然还是有客观检验标准的，就是你去观察、去做实验，拿实验数据说话，怎么着都是能在经验世界里面去验证的。
但是价值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好恶。就好比说到底是甜豆腐脑更好吃，还是咸豆腐脑更好吃，这完全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所以科学就不要去掺和那种没有客观标准的价值问题，只专注于研究有客观标准的事实问题。因此，不同科学家之间就能本着理中客的精神达成科学共识，然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发现新的科学规律。
我们知道，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比起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们明确地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错的，而现在的物理学是正确的，这说明科学一直在发展进步。但是反观很多文科的学问，就像我们开题时说的那样，还搁那儿争论两千年前的问题，没完没了，争不出个头绪。你们争论的那些所谓的大问题，其实都是在争屁股在哪儿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在争甜豆腐脑好吃还是咸豆腐脑好吃。别说争论两千年了，再过两千年，你们还是在争同样的问题。
学术禁欲主义与对完全客观派的质疑
当然，理中客派倒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无需面对价值问题了，而只是说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要把事实和价值分开，专注于事实问题，实事求是。价值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没有认识论上的意义。你在生活中抒情、娱乐、谈恋爱，这当然是价值有涉的；但是你自己要知道，这只是你在抒情，这不是知识。
文科的知识号称自己是知识，却没有做到价值无涉，这也导致很多文科里面有太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比如说搞文科的一会儿又是西方哲学，一会儿又是东方哲学；一会儿又是左派社会学，一会儿又是右派社会学。这搞的就不是真学问，这是屁股学。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物理学还分什么东方物理学和西方物理学，资产阶级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物理学，没有，全世界只有一种物理学，物理学是普适的。这就是因为理科做到了价值无涉，理科是理中客的，所以就和屁股的事没有关系了，咱就好好搞真学问就行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把价值因素掺进学术研究中，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是“魔鬼的东西”，是非常败坏学术道德的。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中，对有志加入学术圈的青年学者（也就是对青椒们）指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就像是内裤一样，内裤是什么颜色你自己知道就好；学生们来课堂上是跟你学知识的，结果你成天在课堂上秀自己的内裤，说我今天穿的是红色的内裤，那这样的人就是不合格的学者。
这就是说，你加入学术圈搞学术，不单单是你的专业知识过不过硬的问题，而是要训练出一种所谓的“学术禁欲主义”。就是你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要莫得感情、实事求是，抛开个人好恶等价值因素的裹挟。
把价值因素掺入科研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帮文科生搞出来的伪科学，他们基于对达尔文演化论的错误理解，然后又把这种错误理解强行引入了人类社会治理里面，说你们看，自然界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所以我们人类社会也应当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于是就开始搞优生学、搞种族主义、搞种族灭绝，打着“科学”的旗号干坏事。这就是事实和价值不分的后果。所以韦伯才特别强调在学术活动中要区分开事实和价值。
当然，如果你不是搞科研的，你也需要接受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它能够帮助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形成一种科学世界观。它告诉我们： 第一，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偏好为转移的。正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自然并不会因为你喜欢或不喜欢而改变自身的状态和性质。 第二，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是讲道理的，也就是说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这个自然规律能够被我们人类认识到，这就是科学知识。 第三，因此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就需要采取一种理性、中立、客观的方式去如实描述这个世界的状态和性质，从而形成科学知识。
这种获取科学知识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强调通过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获取知识，这些方法是基于事实、证据和逻辑的，与个人的价值观无关。因此，作为一个科学家或者诚实的求知者，要努力减少主观偏见对认识世界的影响。这就是理中客派的看法：我们要正确认识世界，就要做到实事求是，撇除价值因素对认识的干扰。
介绍完完全客观派的看法，接下来介绍对它的批评。
对完全客观派的一个最简单的质疑是：比如说一个理科生，他的博士论文为什么做这个选题呢？这难道跟他的个人偏好、个人经历没有关系吗？比如说他选择了生物制药方向的研究，他为什么选这个方向？可能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家里有个亲人因为缺乏某种特效药而病故了，所以他立志长大以后要研制出这种药来造福人类。这跟他的个人好恶和个人经历是强相关的，怎么能说科研活动是价值无涉的呢？
除了个人好恶和个人经历，科学理论的提出也和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就比如说牛顿当时的历史处境，首先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研究、伽利略的力学实验研究、开普勒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以及笛卡尔在数学方面的研究，而牛顿正好就出生在这一系列前人已经打好基础的时代。从空间和制度角度来说，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为英国科学家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再加上牛顿本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他终生未娶也为他沉迷科学提供了便利。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背景共同造就了牛顿提出的经典力学理论，这些历史文化背景也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
面对这种批评，理中客们会怎么回应呢？理中客们说：好好好，你们文科生说得有道理，科学的发现确实离不开价值的渗入；但是，科学依然还是理中客的。因为就算科学的发现是价值有涉的，科学知识一旦被发现出来，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价值无涉的了。
过程客观派与两种语境的划分
接下来，我们有请“过程客观派”出场。
过程客观派主要是由一帮逻辑实证主义者构成的，也就是20世纪活跃的维也纳小组。虽然这是个哲学学派，但里面的成员都是理科生，主要是学物理学和数学出身的。像数学家哥德尔就是维也纳小组的成员，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和维也纳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这个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一种为理科生站台的哲学。
面对刚刚对完全客观派的质疑，逻辑实证主义者承认科学知识的发现是价值有涉的。但是，甭管科学知识是怎么机缘巧合地被发现出来的，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还是理中客的。我们还是拿刺客穿越回去的思想实验来说：刺客穿越回去刺杀了20岁的牛顿，这确实会影响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但影响的仅仅是发现得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可能得晚100年或者200年，可能不是英国人最早发现而是换成了法国人，这确实受到社会文化价值的影响；但是一旦发现出来，万有引力定律本身还是那个规律，还是平方反比有心力。所以价值因素只能影响科学的发现，但一旦发现之后，科研过程本身依然是理中客的。
由此，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汉斯·赖欣巴赫提出了一种区分：他区分了“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发现的语境指的就是科学的发现，这个阶段是价值有涉的；而辩护的语境则是价值无涉的。辩护的语境才是科学研究最硬核的地方。我们讲科学是理中客的，讲的其实就是科学内在的逻辑是理中客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判断为转移的。科学知识一旦发现出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依然是非常客观的。
对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是拿休谟对知识的划分来说事：检验科学知识是有客观标准的，要么符合逻辑之理，要么符合经验之理。只不过到了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者喜欢搞语言分析，认为世界上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命题，要么是综合命题，正好对应休谟划分的数理逻辑知识和经验知识。这两种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没有模棱两可的状态；它们的真假要么通过演绎逻辑来证明，要么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类知识的对象应当面向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能够检验出真假的命题；除此以外，检验不出真假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都应当从知识的殿堂中清除出去，没有必要去认真研究。但是很多文科生就喜欢研究那些没有意义的命题，还当成哲学来研究。这里要重点提到欧陆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尤其认为欧陆哲学研究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世界的本质、精神的意义、灵与肉的关系，这些东西你能研究出个什么？
逻辑实证主义者经常拿黑格尔的哲学当靶子，经常黑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晦涩玄奥的表达，让人完全看不懂到底说的是什么，既不能用逻辑来证明，也不能被经验检验，怎么说都对，说了等于没说，到底来没来只能是“如来”。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两千年也研究不出什么成果，只能是骗经费。青年维特根斯坦不也说了吗：凡是说不清楚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当然，逻辑实证主义者倒也不是说所有无法检验真假的话都不应当说，人当然还是有抒情的需求、有价值判断的需求；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抒情和价值判断不是知识，与真假无关，它们相当于是在搞文艺创作。欧陆哲学让人讨厌的地方在于它有一种欺骗性，明明是文艺抒情，却包装成知识的样子，声称自己在搞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和欧陆哲学之间的掐架我们这里不多说了，以后找机会专门聊。我们说回到赖欣巴赫对两种语境的划分。赖欣巴赫做出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的区分之后，进一步形成了一种学科分工：理科生负责研究正确的科学知识，文科生去研究错误的信念。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理科生搞科研一旦搞对了，发现了正确的科学知识，这就是做到了理中客；而一旦搞错了，那肯定是因为夹带私货了，被个人好恶影响了，屁股决定脑袋了，这就属于没有发现正确的科学知识，而是形成了错误的信念。历史上一些错误的科学学说，比如地心说、燃素说，都是错误的信念，都是没有排除掉主观好恶、脑袋被屁股决定的结果。
那么，这些错误的信念是怎么形成的呢？到底是因为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还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抑或是受到了私生活感情纠葛的影响？这些理科生就不管了，全都交给文科生去研究科学史八卦。诛心之论、八卦猎奇的事文科生最在行，就让文科生发挥所长去吧。所以这个学科分工简单来说就是：理科生负责发现理中客，文科生负责鉴定屁股人。
这就是过程客观派的看法。和完全客观派一样，过程客观派依然认为科学本身是完全理中客的，只不过他们承认科学的发现受到了社会文化等价值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改变科研过程本身是理中客的这一事实。
辉格史观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
介绍完过程客观派的看法，接下来看对它的批评。
对过程客观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搞科研只要理中客了就能发现正确的科学知识，夹带私货了就会形成错误的信念；历史上错误的科学学说都是夹带私货的产物，而今天正确的科学知识都是理中客的产物。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在幸存者偏差影响下的事后诸葛亮。他们对科学发展的看法本质上是一种“辉格史观”。
什么叫辉格史观呢？它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就好像历史的发展有一种预设的目的朝向，已经被提前安排好了，存在一条一步一步不断迈向正确、迈向成功的必然线索。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是你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所导致的错觉。因为你首先预设了今天的状况是最正确的、是历史上最好的，然后把所有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线索，都看作是朝着今天这个最正确、最成功的方向不断迈进。
举例来说，就好比丹佛掘金队获得了2023年NBA总冠军，约基奇（约老师）发挥得特别好，球员之间配合也特别娴熟。掘金队的球迷回过头来看，就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历史的发展必然是朝着掘金队勇夺2023年总冠军这一目标设计的；掘金队的各个球员从小就是为了夺得2023年总冠军而活着的；约老师的父母第一次相识就是为了让他勇夺2023年总冠军而在一起的；甚至连总决赛的对手迈阿密热火队的球员，从小都是为了在2023年陪衬掘金队夺冠而活着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史观。
不能事后诸葛亮，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否则你总会觉得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不如今天好，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波折都是为了达成今天这个完美状态。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的态度就是这种辉格史观：先出现亚里士多德，然后才是伽利略和牛顿，然后才是爱因斯坦；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出现就是为了被伽利略和牛顿推翻，牛顿力学的出现就是为了等着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科学的发展就像打怪升级一样一步一步爬楼梯。但这不是科学，这是“科学成功学”。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就对一件事情特别纳闷。库恩自己是物理学博士出身，他发现理科生每次上物理课的时候，老师们都要把亚里士多德拿出来鞭尸：你们看，这个物理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当年居然是这么认为的，他居然连这个都不懂，水平还不如现在的初中生，哈哈哈哈太愚蠢了。这种鞭尸亚里士多德的做法，几乎成了理科生圈子里的保留曲目。
这里再插一段，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研究，统计了地球上活过的人的影响力排名，也就是统计网上所有网页、文章、资料中提到的人名字数的排名。排第一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么大？估计不单单是哲学系或政治学系的人在引用他的《伦理学》或《政治学》，一多半大概是搞自然科学的人鞭尸把他给鞭到第一名去了。
说回来，库恩特别纳闷理科生为什么总喜欢拿亚里士多德鞭尸。库恩认为，我们不能以一种辉格史观去看待亚里士多德，我们要深入到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待他。库恩感叹，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要身临其境地回到科学发现的历史情境中去，也就是要“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当中就会发现，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一条必然进步的线索，而是一种范式转换。
接下来有请托马斯·库恩出场。
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不断积累进步的过程，而是一种范式间的转换。什么叫范式呢？范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或者说一个科学圈子）里面所有成员共同信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科研方法以及一整套行内的术语系统。比如说，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是早期天文学家圈子里的范式，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则是后期天文学家圈子里的范式。
注意，范式本身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信念。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圈里的人所共同接受的信念。你到底信托勒密那一套还是哥白尼那一套，取决于你所在的科研圈里抱团的科学家们共同信奉哪一套。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物理学博士为什么相信广义相对论？就是因为从小你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老师告诉你咱们圈子里的人都认这个，你想进圈子搞学术也得认这个。所以库恩说，范式并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
所以在库恩看来，科学就是科研圈里的那一拨人共同信奉的一套范式。我们外行人之所以相信科学，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共同体，相信科学家这个圈子。
那么库恩是怎么看待科学发展的进程呢？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绝不是后人在所谓前人肩膀上的积累式进步，而是一种科学革命。革命是新范式完全取代旧范式。注意，是完全取代，而不是在旧范式的基础上迭代进步。为什么呢？因为范式与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就是没法直接比较，连格式都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范式”理解为“格式”。
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就像当年的CDMA格式和GPRS格式一样，没法兼容，完全是两套体系。不同的范式之间属于各说各话。比如说，同样是“运动”这个物理学术语，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范式里的用法，和在牛顿力学范式里的用法完全是在各说各话。牛顿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也是一样的道理，两套范式的时空观完全不同。不存在说我在初中把牛顿力学学到滚瓜烂熟，到了高中只要再多学一点点就能掌握广义相对论了，你必须重新学。所以无所谓科学具有什么累进性，因为完全是不兼容的两套范式。
再比如回过头来看，日心说范式取代了地心说范式，但你没法说日心说范式就一定比地心说范式更合理。地心说可以通过不断给每个星球增加本轮和均轮的方法把理论给圆回来；甚至加了大量本轮和均轮的地心说，比当时哥白尼的日心说更能精准地预测行星运动轨迹，能给远洋航海提供更为精确的导航。而日心说把太阳放在正圆形的圆心上，一开始由于没有本轮和均轮的调整，观测精度甚至还不如地心说。
那么，既然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没有一个谁更好的理中客标准，新范式凭什么能够取代旧范式呢？库恩这样描述科学革命的过程： 首先，旧范式在占据主导的时期叫做常态科学时期。这时候科研圈里科学家的日常工作，就是用同一套范式来解释世界，这也叫做“解谜”工作。解谜的意思简单说就是debug（修bug），努力把实验和观测到的现象以及反例往现有范式里面圆，于是现有范式的解释力似乎变得越来越强。 但是随着反例越来越多，旧范式的bug越叠越多，整个范式运行全靠bug支撑，修改任何一个bug都可能导致整个范式无法运行。这时候科学家的解谜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常态科学时期便进入危机状态，人们对现有范式的信念开始动摇。 直到科研圈里的人对现有范式的共识彻底破裂，科学共同体的人就会转而信奉其他范式。接受新范式的科学家通常是受原有范式影响较小的年轻学者；而老学者们往往长期受旧范式熏陶，思想保守，难以放弃旧范式去接受新范式。科学革命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信守旧范式的老一代学者越来越少……
科学理论的博弈与同行评议机制
而新加入科学圈的人都选择信奉新范式了，所以物理学家普朗克有一句名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库恩评价说，不同科学理论之间的博弈就像是政治博弈一样，说白了就是一种话语权的博弈。而话语权的博弈就没有什么“理中客”的评判标准了，并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来考察这个理论本身是否符合逻辑之理和经验之理了。在哥白尼的时代，日心说和地心说都符合逻辑和经验，那到底选择相信哪个，就是话语权的博弈了。
而话语权的博弈就是要诉诸说服和劝导的技巧。你要成功地说服科研圈里面的同行，你提出的理论才会得到认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术圈里面的同行评议很重要，这是你在说服同行来为你的学说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注意，必须是同行的评议，跟科研圈外的人没关系。因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信念，是圈内的事，跟外行老百姓没关系。我们都知道，做学术肯定不是把学术论文改成科普视频，然后放到视频网站上接受圈外人民群众的点赞、投币、一键三连，然后流量最大的那个就给它发个诺贝尔奖。学术不是这么做的。一个科学理论或者科研成果它行不行、它好不好，取决于同行之间的评议和引用。
所以什么是学术？学术就是学术互吹的成果。所以写学术论文是什么意思？就是向同行展示：我的理论是对的，同行们赶紧来引用我。所以写论文其实就是说服同行的过程。所以什么是科学，简单说就是看你论文的被引用数，看你的影响因子（IF）。你的影响因子高，你说的就是科学。
那有人就说了：你们学术圈内部这么互吹有意思吗？你写一篇论文，可能全世界加起来也就几十个人看过，那不如做成个科普视频，动不动就有几十万的播放量，还能接广告还能卖课。那可不一样。被圈内的人认可，抵得上圈外成千上万的点赞。因为科学圈内的人说话是有分量的，简单说就是科学家更有话语权。我们之前也说了，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圈。
科学家的承认动机与最高的学术荣誉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家搞科研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是收获承认（Recognition），也就是被认可。但是要注意，是被圈内的人认可，而不是到视频网站上做科普视频，然后攒了几百万的粉丝量，说这个科学家出圈了。那对科学家而言没什么意义，顶多也就是业余消遣挣点外快。搞科研的最大动力是获得同行的承认。
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话说就是，而这其中最高的一种承认，就是比如说名字成了一个单位了，比如伏特、安培、焦耳；又或者命名了一种规律，比如说欧姆定律、布朗运动、纳什均衡等等。这就是科学共同体给予这个科学家的一种最高的承认，这就叫青史留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宁愿拿着一份相对低的薪水留在高校搞科研，而不是去华尔街或者硅谷拿高薪的原因。因为在学术圈青史留名比年入百万更值得追求。就比如说在美国，最聪明的人才都选择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次等聪明的人才由于竞争不到高校的岗位，才不得不去华尔街、硅谷拿高薪。
库恩的五大认知价值与学术自律
好，我们说回库恩。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作为范式，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看法，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全凭学术互吹。为此库恩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说库恩你这是在搞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按你库恩这么说的话，科研成果如果是学术互吹出来的话，那搞科研这不就成了混圈子了吗？那理科不就和文科没有区别了吗？你库恩这是要逆天啊。
这个时候库恩辩解说，我没那么逆天，我还是有底线的。其实，也不能说范式与范式之间就完全没有评判好坏的标准，只不过这个标准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说的那样是客观自在的标准，而依据的是一种主观的价值。所以在库恩这里，科学并不是完全价值无涉的。你但凡要评判一种科学理论的好坏，就必然会牵涉到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不同于老百姓或者文科生的那种好不好、美不美的那种道德价值或者社会价值，而是一种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
认知价值就是专门用来评判科学理论的价值。认知价值并不是相对主义的，不像老百姓讨论问题的时候那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一种学术共同体内部都公认的、普适的价值。
库恩提出了五种圈内公认的认知价值，它们分别是：
第一，精确性。精确性就是说你提出来的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是精确的，这样，科研同行就可以拿来重复试验了。
第二，一致性。一致性就是指你提出的这个理论，不仅得有内部一致性，也就是自身没有逻辑矛盾；也得有外部一致性，就是得和其他已经被同行认可的科学理论之间要兼容、要保持一致。别整得科学圈里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不就成文科了吗。
第三，广泛性。就是说，你的这个理论能解释更多的事实，那你比起能解释更少事实的理论，就是个更好的理论。甭你这个理论只是为了解释一个特定的事实而被定制出来的，那我们同行也没法拿你这个理论去写新的论文，那你这就是个糟糕的理论。
第四，简洁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就是为了解释一个事实，那些动用假设更少的理论，就比动用假设更多的理论要更合理一些。因为这样其他同行操作起来就更省事。当年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本轮均轮划得越来越多，属于是全靠bug在运行了，解谜debug太心累了，严重加大了同行的工作量，所以才被同行抛弃了。
第五，多产性。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理论，能够推演出其他新的理论。这样的话，科研同行就能根据你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做出新的研究成果。你不能光顾着自己发论文。
这就是学术互吹的五大标准。这五条认知价值虽然本身并不是客观自在的，依然是价值判断，但是由于它有一种在科研圈内部各成员之间主体间的普适性，也就是它是学界公认的，因而也具有了一种打了引号的“客观性”。所以在库恩看来，科学依然是“理中客”的，依然是价值无涉的。只不过无涉的是老百姓和文科生式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科学的价值无涉是非认知价值无涉。
虽然是互吹，但毕竟是学术互吹；学术互吹不是胡吹，学术互吹也是有学界公认的标准的。所以这就说回到，为什么要强调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而不是拿到圈外接受老百姓的评判。因为学术共同体是讲求学术自律的。圈内的科学家们会自觉遵守科研圈的共识，拿着这五种认知价值去评议科学理论，而不是像外行人那样抱着文科生式的思维，把一些社会价值掺和进来。
由于科学圈子里面有一种学术自律的传统，所以所谓的学术互吹也包括了学术互批。你要获得这个学术圈里面的承认，就必须要经历同行之间的互相批评。学术互批也是科学共同体的传统。当你的科学理论不符合认知价值，那学术圈里面的同行会非常开诚布公地、不给情面地做出学术批评。甚至如果你在学术圈里面造假的话，更是会有同行立即跳出来揭露你的不端行径。你要是被指出来造假的话，你在这个科研圈就臭了，你就甭想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下去了。
所以说回来，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是“理中客”的，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帮科研圈里面的科学家，我们相信科学共同体的自律精神。他们有严守认知价值从而进行学术互吹和学术互批的传统。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说回到韦伯，就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进圈子搞科研，不单单是专业知识过硬的问题，而是要有一种“学术禁欲主义”。他们以学术为志业，会自觉抛开社会上一般人的价值好恶的裹挟，仅仅拿圈内公认的认知价值去评判科学知识。
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再来捋一下：科学的发现可以是不客观的，科学发展的过程也可以是不客观的，但是科学评议的标准是圈内公认的、是普适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依然是“理中客”的。这就是托马斯·库恩的看法。
对库恩认知价值标准的三大批评
那么介绍完库恩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它的批评。对以库恩为代表的标准客观派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三条，其实主要都是集中在对库恩提出的五条认知价值的批评之上：
第一点批评就说，这五条认知价值——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洁性、多产性——这五条的权重是多少？就比如说，两种竞争的科学理论之间比较起来，可能A比B的精确性更好，但是简洁性更差，那到底选哪个？到底是精确性更重要还是简洁性更重要？这里面有确定的权重吗？还是说也是不同的科学家各自凭借各自主观的感觉来判定的？当然库恩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没有确定的权重，也认为没有确定的权重也挺好的。但这毕竟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认知价值所谓的普适性。
第二点批评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五条认知价值，为什么就不是别的认知价值？比如说新颖性（Novelty），为什么就不能是认知价值呢？搞科研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你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同行的专家、学者、导师必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论文的创新点在哪里？为什么新颖性就不是认知价值呢？可见你库恩给的这五点认知价值，也可能是很武断的，也是你自己的私货，并不一定就是学界公认的。
第三点批评就是说，范式是一种学界的共识，而评判范式好坏的这五条标准也是一种学界的共识。那既然在科学危机状态中，科学家对范式的共识都会破裂，那作为评判范式标准的共识，为什么就不会破裂呢？所以库恩提出的这五种所谓的公认的、普适的认知价值，很可能其实也只是一种文化，它和社会上的文化风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说到这个科学标准和社会上的文化风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接下来的“不客观派”的主张了。这个不客观派会说：你库恩其实已经点出了科学并不是“理中客”的，你前面的范式理论讲得蛮好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因而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但你后来为什么还要硬撑着认知价值这么一块遮羞布呢？科学其实根本就不是“理中客”的，库恩老师咱干脆就脱了吧。
好，接下来有请不客观派出场。这个不客观派主要是由一帮SSK学派的学者构成的。这个SSK全称是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简单说就是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科学。之前的库恩已经在用历史学的视角来研究科学了，而SSK学派算是对库恩的看法做出了更为激进的解读和发展，主张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
要知道，之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全都是理科出身，要么是学数学的，要么是学物理学的。托马斯·库恩虽然对科学做出了历史主义的解读，但他也是学物理学出身的。但这个SSK学派里面有不少人，都是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这个SSK学派，简单说就是文科生的大反攻。
当然这个SSK学派还可以再分成提出强纲领的爱丁堡学派，还有做实验室研究的巴黎学派。我们先说爱丁堡学派，再说巴黎学派。
首先这个SSK学派的矛头直指逻辑实证主义，他们认为库恩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反驳还不够彻底。这个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这个科学知识是“理中客”的，是客观存在在那儿的，就像牛顿说的真理的大海一样，大海里面的贝壳就摆在那儿等着科学家们去发现。但是SSK学派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摆在那儿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都在变迁的，就像库恩说的范式转换一样，而且是不可通约的范式之间的转换，因而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在此基础之上，SSK学派对科学知识更是秉持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还是文史哲艺术理论，就像库恩说的范式一样，都是信念。甭扯什么理科“理中客”、文科夹带私货，理科和文科没有本质的差别，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都不能独立于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且科学知识这种信念的形成，还不像库恩强调的那样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协商和博弈的产物，而且也是受到整个社会外部文化影响而被建构出来的。
这个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文化只会影响科学的发现，但对科学知识本身是不起作用的。文化环境嘛，只是科学探索的背景环境而已。但是SSK学派认为，文化远非只是科学探索的背景环境，它就是这种探索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主流的现代科学就是一种发源于西方的文化。我们中国人总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科学？但这么问就是不对的。科学不单单是没诞生在中国，它也没诞生在日本，也没诞生在墨西哥，也没诞生在阿拉伯。现代科学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然后这一脉传统在文艺复兴以后发扬光大了，成了现代科学了，它就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只不过它现在做大做强了。
如果我们抱着一种辉格史观来看的话，现代科学这种西方文化因为它现在做大做强了，于是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它本来就是普适的、是唯一正确的文明，那其他文明都不是那么正确的文明，其他文明都夹带私货了。那其他文明如果好好发展的话，祛除偏见，接受上帝的指引，其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和西方一样的文明。那这种辉格史观不就很荒唐吗？
布鲁尔对逻辑与数学坚硬性的解构
SSK学派认为，不仅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是一种信念，就连数学也是在文化因素影响下建构起来的。这个SSK学派比库恩做得更绝，库恩的范式理论算是对物理学做出了解构，现在SSK学派也要来解构数学了。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不单单是物理学的客观性不存在了，数学也不存在了。
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就主动向人们通常认为最为坚硬的数学和逻辑出击。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A⊂B) ∧ (B⊂C) ⇒ (A⊂C)。这是一条置信度百分之百的必然正确的逻辑。但是布鲁尔就说了，这并不是必然正确的，这还是建立在一条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个信念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但是“整体大于部分”这条信念是自明的吗？是必然正确的吗？不是的。
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是所有的整数更多，还是所有的偶数更多？基于“整体大于部分”的信念，肯定是整数比偶数更多，因为偶数是整数的一部分嘛。但是，其实这两者是一样多的。因为你如果把所有整数数列和偶数数列列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偶数和所有的整数是一一对应的。这就说明“整体大于部分”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一条信念。这条信念正确与否，取决于你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会使用这条信念。
布鲁尔还列举了很多数学家之间互相商量、最终才使得数学定理得以证明的例子。不仅仅是如库恩所言物理学理论是学术互吹出来的，数学定理的证明也是。比如多面体欧拉定理，也就是笛卡尔-欧拉定理的证明，就是建立在不同的数学家——包括柯西、勒让德、容基埃、埃塞尔等数学家——对多面体的定义的协商的基础上的。以及根号2（$\sqrt{2}$）是无理数的证明，也取决于希腊人对“1”这个数的定义的协商。我们知道1是个特别特殊的数，它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还是偶奇数，还是非奇非偶数？一开始希腊人是没有商量一致的。你这个定义不商量清楚了，根本不会出现无理数这个概念的。
当然布鲁尔这意思并不是说数学就是人们拍脑袋瞎想的，而是说数学是脱离不开数学家之间的协商的。你对定义商量不明白，数学活动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数学和物理一样，也不是摆在那儿有一个“上帝”预先拟定好的数学进阶之路，让你一步一步打怪升级的，而是脱离不开数学家在数学实践的活动中不断地商量。用布鲁尔的原话说，这意思就是说，数学不是从天上降临到人间的，数学也是人们做出来的。
对称性原则与科学信念的社会学考察
既然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影响下建构出来的信念，那么我们怎么考察这种信念的“合理性”呢？当然是打着引号的“合理性”。还记得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者说的吗？只要价值无涉、“理中客”了，那就会得出正确的科学知识；一旦夹带私货、屁股决定脑袋了，那就只能得出错误的信念。
但是SSK学派认为，这是在搞双标。因为这个所谓的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你们抱着一种辉格史观事后诸葛亮出来的。SSK学派主张一种对称性，就是不要搞双标，无所谓正确的知识和错误的信念，都是信念，都是在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信念。因此我们也要用社会学考察文科的方式，来考察理科知识的“合理性”，要保持这种对称。也就是这么来考察、这么来问：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社会接受了？为什么拉马克的进化论没被社会接受？为什么牛顿力学被接受了？为什么牛顿力学后来又被部分抛弃了？
SSK学派是这么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研究的是社会文化因素。根据这个对称性的要求，你就不能把今天主流的科学理论当成是正确的，而以往的就是错的。你不能预设今天被科学圈采纳的科学范式，就比如说广义相对论，在100年以后不会像牛顿力学当初被抛弃一样被抛弃了。（牛顿：你也有今天！）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不能预设今天的科学理论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抱着一种辉格史观来看待的话，那科学史就只能是一部科学错误史了。
所以在SSK看来，这些知识都是信念，都是文化的建构，因而就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产物。之前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的科学分工就是：理科生负责发现“理中客”，而文科生负责鉴定“屁股人”。而SSK认为，都是屁股人，装什么理中客呢，大家都是屁股人，所以都得咱们文科生来鉴定。你们这帮号称理中客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可以回家洗洗睡了，你们的工作可以交给我们SSK了。好，这大概就是爱丁堡学派的看法。
巴黎学派拉图尔的实验室民族志与纯化机制
如果这个爱丁堡学派做的是宏观的社会文化的考察的话，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巴黎学派做的就是微观的考察，也就是考察实验室。
大家要知道，科学实验是科研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被“理中客”们看作是科学客观性的重要保障：咱不夹带私货，拿实验数据说话。这个实验的设计，又是对照组又是控制组，又是双盲实验又是大规模随机样本，又是要求可重复，这么些个实验流程，为的就是排除掉实验人员的主观期望，从而得到“理中客”的科研成果。
为了对科学实验进行考察，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就亲自入驻实验室，去微观地研究科学家的实验室生活。拉图尔对实验室生活采取了一种人类学的研究，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的方法，就是把实验室当成是原始部落，把科学家们当成是原始人，然后作为人类学家的拉图尔深入到实验室里面去，和科学家吃住在一起，来考察这些原始人是怎么建构出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
这拉图尔为什么要深入实验室去做人类学研究呢？就是为了撇除一种辉格史观造成的偏误。什么偏误呢？就是把“既成的科学”当成了“行动中的科学”。既成的科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里面看到的那些科学。这些科学都已经做好了，都已经被包装好了，擦得干干净净的，摆在了教科书里面，就好像一个精心布局的展览馆一样。这使得人们错误地以为，这些被包装好了的既成的科学就是科学本来的样子，而这些干干净净的科学知识，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来到了人间，落到了教科书里面。
那为了消除这种偏误，拉图尔就要亲身深入正在进行中的科研活动中去，就是要打开后厨的大门，看看这些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拉图尔跟的一个实验室就是美国著名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拉图尔在1973年结识了法国科学家罗歇·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吉耶曼在得知了拉图尔的研究方向以后，就邀请他到自己工作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进行人类学考察。于是从1975年到1977年，拉图尔对吉耶曼的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人类学考察，获得了各种一手资料，包括笔录、实验室论文分析、实验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录、备忘录和其他一系列由实验室成员提供的资料。据此，拉图尔在1979年写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这本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7年拉图尔考察结束后的两个月，当初邀请拉图尔的罗歇·吉耶曼就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原因是发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的化学序列。可以说，拉图尔也算是参与了这项诺贝尔奖的生产过程。
而拉图尔写作出版的《实验室生活》这本书就是想要表明，获得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罗歇·吉耶曼和安德鲁·沙利关于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发现，是一种社会建构。
拉图尔观察发现，这个实验活动的所有流程的设置，包括科研人员的参与、仪器的设置、实验室场所的布局等等，种种流程的设置组成了一种生成器。这个生成器有自身的输入和输出流：输入的就是一些能源、化学试剂、小动物、邮件和电话，那这个生成器最终唯一要输出的东西就是论文。科研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发论文。
因此为了发论文，你就需要生产出适当的观测结果和实验数据。但是，不知道在座朋友有没有搞科研的，就是你得出的这个数据，你肯定不会全部保留，你肯定需要加工一下的。当然肯定不是篡改数据，那不成学术造假了，而是优化实验数据。你进行长年的科学训练的一大目标，就是学会要保留哪些数据、舍弃哪些数据。因为数据本身是不代表任何意思的，这取决于你一开始想要把数据解读成什么样。为了迎合你的解读，你必须要对数据进行选取。
但是做过科研的朋友肯定知道，从实验室的各种仪器里面蹦出来的数据，它很没谱，它很玄妙。你自己觉得是同样的操作方法，它能得出很不一样的实验数据。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实验可重复性就好像是个传说而已。反正导师都会说，要么就是方法不对，要么就是仪器有故障，要么就是样本有差异，你再慢慢摸索。
要知道，做实验是没有什么公式可循的，不是说导师拿块黑板跟你列清楚了步骤1、步骤2就能讲清楚的。做实验它更像一门手艺，这里面没有什么明确的操作流程，好像有个定义明确的菜谱：成分A放多少毫克，成分B放多少微克——不是的。你做起来就是：味精少许，酱油少许。到底少许是多少你得自己去悟，你得自己凭感觉掌握好火候。你得常年在实验室里面泡着，在实验室里面反复倒腾，晃荡了半天，又是颠勺又是换锅，一会儿往里面加水，一会儿往里面放盐，一会儿放糖一会儿加葱花，一会儿加芥末。然后突然不知怎么搞的，这个实验数据居然对上了！然后你就说：停停停！已经证明这个实验是可重复的啦，赶紧截图发论文吧！
然后本来是搞得一团乱麻的实验室，这个时候你把后厨的门给一关，把这盘菜的外包装擦得干干净净给端出来了，端进了文献期刊里面了。就好像这个实验一点波折都没发生过一样，就好像你当初在做实验设计以后，整个实验完全是按部就班地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地做下来的，一镜到底，一点差错都没有。什么颠勺、换锅、加芥末，没有的事。
拉图尔把这种关上后厨大门擦干净外包装、从而祛除掉实验建构性的活动叫做“纯化”（Purification）。就是明明是自己费了半天劲凑出来的实验结果，你却表现得非常谦虚：我没有花那么大的功夫啦，我只是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一样，把大自然本来就有的规律，理性中立客观地给记录下来而已。
由于后厨的大门被关上，实验结论的外包装被擦得干干净净，被摆进了论文，甚至被选进了教科书中，于是一种行动中的科学就成了既成的科学了。
科学事实的社交建构与自然社会的交互演化
当然做实验不单单是实验室里面的瓶瓶罐罐的事，这个实验能否出成果还有一项重要的功夫，那就是社交（social）。要知道这个科研成果也是social出来的。因为之前说了，实验数据本身是不代表任何意思的，它的意思是被人解读出来的，它可以被解读成各种各样的意思。所以你跟你的科研同行能不能解读出同一种意思，那可不就得商量了吗？这就得去social。而且同行把你这个实验结论解读成什么级别，到底是一区顶刊还是一篇水论文，这也要social的。你的论文能不能进SCI，也是social出来的。
甚至你不单单需要和同行social（这个跟库恩强调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互吹还不一样），你也需要向外行大众去social。因为公众对你的科研项目的反应关系到这个项目的经费多少。你不得去视频网站上去做做科普、讲讲段子，讲讲自己的科研故事，讲讲自己的科研经历，讲讲自己在科研过程中的喜怒哀乐。
当然我们说回来，拉图尔解构科学实验，和布鲁尔解构数学一样，不是在主张科学实验都是乱搞的，而是要纠正人们对科研活动的这么一个错误观念：就是科学知识好像是本来就摆在天上的，然后通过科学家做一系列的科学实验，就让天上的知识原封不动地降临到人间。拉图尔认为，科学实验它是一种实践，实验结论是人制作出来的。它不是说科学家拿个小本本，“理中客”地、原封不动地抄写自然规律得来的。
没有纯粹的自然事实。纯粹的自然就是一团混沌，关于自然的知识是人为地拷打出来的，是你在实验室里面一会儿味精少许、一会儿酱油少许地给逼问出来的。我们的脑筋里面总有一种武断的二元对立：一元是自然，自然是价值无涉的；而另一元是社会，社会里面就有各种人为的价值因素在里面；而自然科学就是努力地要排除掉社会的、价值的因素的干扰，去探究那个纯粹的自然。
那拉图尔就要问了：我们人类能接触到的自然有纯粹的自然吗？实验仪器是纯粹自然的吗？你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已有的范式理论是纯粹自然的吗？这里面都有社会和人为的因素在里面。拉图尔这倒不是说科学就完全不是自然、不客观的了，而是说，自然和社会并不是截然二分的，两者是交互影响、交互驯化的，两者在这种交互影响中都是不断演化着的。这才是一种行动中的科学、演化中的科学。其实所谓的自然与人为的二分，其实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你们鞭尸了半天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没有做到撇除掉价值因素，到头来你们自己不也是没有撇除掉亚里士多德因素吗？
好，这大概就是SSK学派的看法，主要就是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出了更为激进的解读和发展：自然科学并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就是理性、中立、客观的，而本身就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被建构出来的。科学是一种实践，科学知识并不是从天上原封不动地降临到人间的，科学是人做出来的。那既然是人做出来的，就必然会受到人的价值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科学。
相对主义指责与科学哲学的发展反思
好，介绍完SSK学派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它的批评。
当然，SSK学派采取这么一种对科学客观性的解构立场，那肯定是招来了潮水般的批评。其中批评最多的一点，就是对SSK的相对主义立场的批评。所谓的SSK的相对主义立场就是说：SSK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理中客”的，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所有的知识都是被文化建构出来的信念，其本身并没有什么“理中客”的标准，并不能说其中哪种信念就比其他哪种信念更正确。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并不能说哪种信念就比其他哪种信念更正确，你SSK主张的这种信念凭什么就是对的呢？你这个相对主义立场是自戕的，就是会自己打败自己。
当然对于这种相对主义的指责，有一些SSK学派的学者也试图做出回应，对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辨析，试图让自己摆脱掉相对主义的标签。但是也另有一些SSK学者就大大方方承认了：我就是相对主义怎么了？你说我是相对主义的，我抛出来这个相对主义看法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没问题，我就是要把水搅浑；哪怕我自己牺牲了，只要能捎带着把你们这些理科生的“理中客”的迷思拉下水就好啦！
好，介绍完不客观派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科学是否是价值无涉”研讨会的会议总结。
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理科也就是科学，是否不像文科这种价值有涉的学科那样，是价值无涉的、是“理中客”的。当然，咱们这个节目的顺序，先从理科生自信满满、看不起文科生开始：咱们搞科研的不像文科生，完全是“理中客”的；然后这种“理中客”不断被质疑，最终发展成：你们理科生和我们文科生也没差啦，你们总说我们文科生夹带私货，其实你们和我们没有本质的区别啦。当然，这节目顺序不是我们夹带私货刻意安排的，这也算是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一个发展线索吧。
当然，理科生可以再反驳，就是说你们这帮文科生，自己不会搞科研，就只会对我们这些搞科研的评头论足，这还是充分显示了你们这帮文科生喜欢夹带私货做价值评判的秉性。文科生这一副评头论足的架势感觉就像：虽然咱们不会搞科研，但是咱们可以搞科学哲学；就好像虽然不会踢足球，但咱比那些运动员对于国际足球的发展趋势更能说得头头是道，有种“懂球帝”的感觉。
总结与刺杀科学家的思想实验
好了，咱不开玩笑了。本期大问题可能说到最后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科学知识是预先就被“上帝”做好了、就摆在那儿了，然后我们人类要做的只是凭借自身的能力、勤奋以及运气去发现那些已经摆在那儿的知识？还是说，科学知识就是咱们人类自己做出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提的那个穿越回去刺杀科学家的思想实验。我们现在可能还是会觉得，穿越回三百年前把牛顿给刺杀了，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模一样的万有引力定律的，人类的知识树并不会因为“天不生牛顿”而被点歪。但是或许这是因为牛顿离我们今天太近了。但如果我们穿越得再久远一些，比如说穿越回两千多年前，把亚里士多德给刺杀了——甚至这个思想实验可以做得再大一些，就是我们穿越回两千多年前，一颗核弹把古希腊的雅典城给端了……
结语与互动讨论
你觉得人类此后的知识树会不会被点歪呢？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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