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街头看到过这样的耍猴人？我估计可能不会很多。如果谁看到过，可以举一下手。我们可能在街头看到的，只是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打斗，形象邋遢，在江湖上走动，与猴子的关系很莫名其妙，甚至可能给我们一种不安全感。但是，我想大家可能没见过这样的镜头，像这些照片。城市里的人一定不知道，像这样的人，他们的一种生活。所以今天，我就想讲一下这些草根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我在94年的时候就做了记者，在河南做经济报的记者，后来又做法制报的记者，再后来做人口报的记者。我拍摄这么多这样的草根照片，其中一部分与我做记者有关，尤其是在法制报的97年到00年之间。法制报大家都知道，是和公安、公检法打交道，也和老百姓打交道。我当时和老百姓打交道多，看到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民生问题。曾经我去调查过我们县里1.2亿扶贫款消失的事件，写了一篇报道，结果被总编pass了，说不能发。我去调查过一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事实都是真相，但因为不立案，让我不去追究。我写出来后，得到的回应是“你给我闭嘴”。

我当时就想，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把一种社会责任加在摄影上面，我觉得是太承担不起了，我自己都无法承受内心的压力。我看到一对夫妇，他们儿子死了，跪在我面前说：“求您，来给我伸张正义。”我那时内心真的无法承受。后来我就说，算了，我不做记者了，我做自由撰稿人，然后去看看这些人背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把我的镜头转向了民本（ordinary people）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状态。我就做了两年的自由摄影师，去拍大量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我发现媒体特别愿意用这种方式，把老百姓的本质生活展现出来。

在2001年的时候，我在街头拍照，我就发现有几个人身上背着猴子。因为天很热，六月份的时候，他们背着猴子在赶路。我骑着摩托一闪而过，马上就想：这个人为什么背着猴子呢？是不是有问题？这是一种职业的敏感。我调转摩托车去追他们，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说来自河南新野县，要去扒火车。我问扒火车干嘛，他们说去耍猴。夏天去东北，因为凉爽，猴子会干活；冬天扒火车去广东，因为那地方暖和，猴子会表演。他们就像候鸟一样。

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耍猴人戈洪兴。当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跟他们一起扒火车，他说不行，看我衣冠楚楚，不可能受那个罪。我说我一定去，他不太相信。我们约定秋天回来时，我去他家找他聊聊。但秋天因车祸未能成行。

改到02年，我去了他们村。找戈洪兴时，村民基本不告诉我。我发现和我说话的外地妇女有四川和安徽口音。我注意到一张照片，上面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牌子，是打击拐卖的项目。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妇女是80年代被拐卖到新野县，给当地人做了媳妇。

耍猴人天生对外边人有一种警觉，这是他们流浪江湖养成的习惯，比较怕事、逃事、不惹事。我没办法，只好找支部书记。书记有个养猪场，闻着臭味就找到了他家。支书给我找来了一个养猴厂的老板。我和老板谈了7天，为了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最终，老板把耍猴人杨林贵找了过来。

我告诉杨林贵，我要跟他一起扒火车去成都耍猴。杨林贵说不是他愿不愿意，而是我愿不愿意，能否承受扒火车的辛苦。我说我不敢想象，但他敢去我就敢去。我们达成协议，他十一月底出发时会给我打电话。

2002年10月23日，杨林贵打来电话。我当时非常犹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扒火车是什么样：猴子爬得比人快。上面是三万七千伏的高压线，碰着瞬间可致人烧焦。我和他们睡在车上，带着猴子，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像这样的场景，大家可能根本感受不到。扒火车时，他们没有钱，只能坐这种火车，过去叫“扒荒车”。没有吃的，拿一个塑料桶灌水蒸馒头，喝凉水，吃馒头。在火车上，就这样要过三天三夜才能到成都。

所以说，我当时跟他们一块上了火车以后，就在想：生活实在是不容易。我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的人格也高尚不到哪儿去。他牵一只猴子在赚钱，我拿着一只相机在生活。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可能在座的各位没有感受，我们其实是活在城市里头。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就是为了一口吃饭。只有活着，我们才能讲究今后的生活质量。中国有两亿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像他们一样。那么他们生活是什么样呢？我想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路就像这样扒火车，扒这种车也好，扒那种车也好，一路扒到成都。中间在安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一抓住，我跟警察说，耍猴人看见我跟警察说，赶紧跑。他们把我扔那儿就跑了，知道警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就给警察讲，这些人是我跟踪的对象，我要看看他的生活。警察说：“你是不是也有病啊？这种人的生活就是下九流的生活，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无法解释，只好说：“你就宽容点吧。”警察说：“我就不明白了，四川的猴子为什么让河南人给耍了？”我当时就说：“是啊，河南人老实，河南人不会耍人，只会耍猴，您就给宽容点吧。”我觉得这位警察还是很宽容的，就放了他们走。

然后我们下来吃点饭，冻得要命，还得扒火车。因为货车是一站一站停的，到了安康换车，到广元又要换车。到了广元又被警察抓住，我们还得扒。警察在外面看着不让他们扒。我去找警察协调，要不然不让扒怎么办？我说：“警察，你挺宽容的哈。”他说：“我是啊，我得守住地方不能出事。”我说：“车头得守，车后面也得守。车后面不是也得出事，你得看看去。”警察听我这话就知道我的意思了。一节车厢过来，他就挂上去，然后跑后面去了。我们就赶紧扒上去了。车一开，我一露头给警察摆了摆手，内心非常感谢他。

在成都，他们挣来的钱放在馒头里头，谁都不会想到，他们背一口袋脏馒头里面是有钱。这也是他们藏钱的一个办法。当然，这是12年前了。在旧社会或民国时期，他们把钱藏在箱子的暗匣里。只有我进入他们的生活，才能知道这些事情。在外边，他们煮点挂面，和猴子一样吃饭。他们有个规矩：猴子要吃第一碗饭。

在成都，我们就住在这个桥下面。江湖人说“盗也有道”。他们把我放在中间，说我是贵人，睡在我们中间，护着我，防止相机被偷。

后来，这几个新野县的耍猴人被黑龙江牡丹江市林业公安局拘留，理由是贩卖野生动物。我跟踪了12年，觉得这事不可思议。法律对这些最基层的人施加严惩，这在过去和民国都没有。我给林业公安局的陶警官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跟踪了12年，这些猴子是家养数代繁衍的。新野县是吴承恩曾任县令的地方，汉墓砖上就有耍猴人和猴子嬉戏的场景，历史可追溯到“百戏兴于汉”。这个猴子在他们这里是世代繁衍，以耍猴为生。我说不能完全用法律条文制裁他们，因为法律是收购、贩卖、运输。他们只把他定为运输。自己家的猴子出去挣碗饭吃不容易，为什么非要这样？我说你看我的博客，有助于人性化解决。法律是捍卫良知、弘扬良知。我希望法律处理体现更多良知。

警官说会处理好，但事与愿违，他们被刑事拘留了35天。出来后要猴子。原因是在抓捕时，旁观群众不干了，一百多人把他们四个人抢走。猴子也扑上去护主人。一位警官说：“你信不信我把你猴子打死？”后来这只猴子死了，就在他们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

猴子对他们而言，一只表演的猴子价值一万多块钱，就像家里的牛一样，是财富来源。六只猴子被扣，他们就要回来，但当时不给。因为这只死去的猴子，事情变得无法解决。公安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名扣留，猴子死了，没法交代，就得判刑。第二次，他们再次被关进监狱，判了贩卖、运输野生动物，但免于刑事处分，这样就给公安部门一个合理的解释。

鲍风山看到这只猴子时痛哭。这只猴子给他们家养活了两个大学生，学费都是它挣来的。此事引起媒体关注。今年1月，黑龙江法院和森林公安将他们四人改判无罪。但死去的猴子至今没有赔偿。

对待这些未知人的生活、行为，不能以我们现有的生存环境、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去片面要求。你为什么不去打工？为什么不去做生意？为什么非要这样？

所谓的文化，我们可以说活字印刷是文化，年画是文化，京剧是文化，古老的作坊和手工制作是文化。那么这个耍猴，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最基本是老百姓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技巧。一旦被更便捷的生产方式取代，文化就会消失。这些人之所以延续耍猴方式，是因为地方贫穷，这项技艺还能为他们赚些钱贴补家用。

他们对待猴子是这样的：不光是杨林贵，还有女耍猴人党有娇，都告诉我，猴子对他们家有恩，不能不知感恩。猴子死的时候，他们会给它穿上自己的衣服，埋在家里的地里。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想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像这个选题，其实是我自己拍摄的大概十几个人，就是关注人类选题的其中之一。我再讲一个。

大家可能也会看到《西部买妻》这本书。这个我跟踪了20年。从这个孩子18岁时，他有小儿麻痹，当地找不到老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小时候得过大脑炎的。结婚后，女方不跟他圆房。怎么办？给她吃十几片安定。可她脑袋有问题，持续一年后离婚。

之后到宁夏，那是很贫穷的地方，西海固被联合国规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那里的姑娘愿意嫁到生活条件好的地方。我们介绍了两年，见了有一个排的姑娘，最后才成，花了11000块钱。但女孩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很大差异，出现了小偷小摸、没有礼仪的行为，后来被赶走了。

又去找，钱都归老三（家里最小的儿子）。后来还被骗了一次。04年，我在云南时，家里人说又找了一个，让我回去。结果婚礼当天，女孩说送哥哥嫂子回家，到火车站后失踪了，骗了几万块钱。我通过铁路公安抓捕未果。为这事，老父亲直接气死了。

后来在06、07年，重新又找了一个，这是最后一个，终于为他家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生活讲究情、缘、生活质量，但他们看来不是那样。只要能圆满结婚、有了后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

这是我昨天刚刚审过的一本书，这也是一个家，《中国人当家》。这个就是我在中国拍了11年，拍了46家，每个省至少有一家。我就想把中国老百姓最基层的百姓家里有什么，搬出来晒一晒。你说我去找贪官或煤老板，他们肯定不搬。但这些百姓，我只要说明目的，百分之百都愿意。

你像这户人家是我10年前拍的，10年后去时家庭没有丝毫改变。他们家在凤凰黄石桥古城里住，种了几亩山地，当地没有乡镇企业。我出书前又拍了一张10年后的照片，和10年前完全一样，家里只多了一部电视机。

这些人的生活，代表着中国现阶段至少一个基层百姓的家庭状况。这个家庭，一个是11年前在北京顺义拍的，有两个大学生，后代都受到高等教育。这两张照片是10年和10年后的原地对比，房子已经雕梁画栋。

我就记得老杨（杨林贵）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我们这些耍猴人，我们这些下层阶级的人，能出去耍个猴，能挣个钱，能不给政府添麻烦，我就很知足了。”

人生活在世俗中，不可避免有阶层、贫贱、富贵。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对未知人生活的一种判断和指责。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时，更多的是理解、包容、帮扶。我关注这么多家庭，乃至这些耍猴人，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告诉大家，中国GDP世界第二，但我们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下。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宽容的姿态、理解的方式、帮助的方式，去让他们改变？这就是我这次演讲的目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