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线：美国中产财务脆弱性的核心洞察

最近中文社群中，关于美国人遭遇所谓“斩杀线”的讨论十分有趣，它用游戏概念来探讨美国社会问题。这种讨论既有助于理解，也可能造成误解。在美国的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结构、政策选择、市场力量，尤其是个人行为叠加在一起，会共同导致困境的出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人行为对财务安全至关重要。将财务困境比作玩游戏确实有其贴近之处，但“斩杀”这种说法容易造成游戏化过头。

我所了解的美国现实状况是，虽然的确有很多“一击致命”的状况，但更多人其实是长期失血，造成困境的时间线要长很多。这个群体抗打击的能力确实比较弱，更容易遭受“斩杀线”的困扰，因为大家长期在“斩杀线”附近运营自己的人生。此外，跌入陷阱以后，其实你还是有很多办法能爬出来，并不是说真的就“游戏结束”了。2024年6月，有46.5%的美国中产阶级在财务上挣扎，并且不期望在余生中有所改善。

其实，“斩杀线”这件事情更全面的说法应该是财务脆弱性（Financial Vulnerability: 个人或家庭应对意外财务冲击的能力不足）。“斩杀线”只是体现这种脆弱性的一种剧情，即中产阶级或工薪阶层没有承受意外的能力，一击之下就会摔倒。一次医疗账单、一次失业、一次维修事故就可能导致崩盘。然而，“斩杀线”并不是全部的剧情，就如同医生问诊只管急性发作，不管慢性病、基础病和多年的生活方式一样。75%的中等收入者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削减非必要开支，其中73%的人发现很难为未来储蓄。财务脆弱性这个话题与美国社会的贫困有联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理解了“斩杀线”背后的财务脆弱性本质后，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它们如何揭示了这种脆弱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裁员与医疗：劳拉的挣扎与系统性冲击

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大规模裁撤联邦政府雇员。到11月，大约有21万多联邦政府雇员被迫离职，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首都华盛顿都市区。此外，还有大量依赖联邦政府资金的非政府组织（NGO）和智库等研究机构也随之裁员。这意味着冲击到了一个庞大的、存在于联邦生态系统当中的就业网络。那么，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不幸跌落到了“斩杀线”之下呢？挣扎的案例很多，但真正“斩杀”的案例基本上没有。

38岁的劳拉（Laura）就是受到了显著影响的例子。她在联邦政府人事与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负责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工作才9个月。劳拉2月份在自己家里分娩的时候，不幸接到了裁员通知。机构召开紧急工作会议通知裁员时，她正在分娩过程中。傍晚6点45分，第二个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后，她才得知解雇的消息。因为她是工作不满一年的试用期员工，所以工资4天后就停止了，医疗保险可以维持到2月底。眼看着这就要到“斩杀线”了。

劳拉大学毕业后，从20多岁起做过不同的工作，包括在纪录片剧组担任制片助理，也到初创公司工作过。后来她读完了文科硕士，毕业后被联邦政府录用了。职场颠簸多年后，她知道政府工作带来的稳定感有多么重要，联邦政府特别适合按部就班地生孩子、养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还房贷。劳拉工作了9个月，算上时间，她就是刚进政府工作，就要第二个孩子来扩大家庭了。她的伴侣丹尼尔（Daniel）经营树木养护，属于自雇，医疗保险靠妻子的政府工作。直到解雇通知以后，劳拉整个人感觉到喘不过气来，震惊之后就是恐慌。

她首先担心的是医疗保险。假如失去保险，刚出生的儿子看医生就需要自掏腰包。儿子出生后，发现有舌头系带过短的问题，哺乳时吸吮有困难，矫正手术的费用是2500美元。由于刚买房不久，夫妻俩几乎没有储蓄。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劳拉在想是不是出租家里的房间来维持生计。被解雇之后不久，劳拉加入到集体诉讼当中，指控人事与管理办公室大规模解雇试用期员工是非法行为，但是法院的程序进展缓慢。几个月下来，房贷和其他开支不断累积，她已经撑不起了。最终她选择撤出了诉讼，换取了买断方案。长期处在经济压力之下，对身体的消耗非常大，她需要缓解压力，所以不想在官司当中继续纠缠。幸运的是，她已经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但就跟文科性质的其他工作一样，政府系统外的收入往往会低一些，有些甚至大幅度降低，而且工作强度可能会翻倍。所以劳拉的状况非常脆弱，持续的忧虑之下，她跟伴侣的关系也出现了痛苦的裂痕。但是还好，她现在仍然还是站立着，没有遭到“斩杀”。

再来看看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当中，中国普通民众比较熟悉一点的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 美国政府对外宣传机构）。美国之音中文部曾经有100人规模，包括正式员工和合同制员工。提前退休和买断之后，可能只剩下20来个正式员工还在不上班但继续拿工资的行政休假状态当中。但是几十个合同制员工从7月份开始已经没有收入了，也就失去了医疗保险。这个群体大部分素质都还不错，工作比正式员工一般来说要勤勉一些，收入当然也都在中产水平。关于“斩杀线”的讨论，综合网站上的标题具有耸动性，比方说“从硅谷精英到下水道浮尸不到百天”。然而，离开美国之音后，没有收入的人已经达到了半年180天，他们本来的收入也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硅谷精英的水平，但并没有出现“下水道浮尸”的剧情，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听说流落街头的状况。他们都相对年轻，身体也不错，基本上都有美国硕士学位。所以有人顺利地找到了新的工作，有人正在继续寻找。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安顿下来，从此以后就过上安宁祥和、经常到树林里听鸟叫的生活。

劳拉和美国之音员工的经历揭示了突发事件的即时冲击，而更普遍的财务脆弱性则根植于美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其独特的医疗体系。

医疗体系：中产阶级财务斩杀的核心机制

换工作是职业生涯当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我们肯定应该做好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准备和财务上的准备，应付类似紧急情况的能力一定要具备，比如生病、换工作、重大的维修，这是我们生存状态的内在组成部分。美国的理财顾问都会建议说，至少要将收入的10%到15%存下来用于退休和应付突发情况。只不过美国的中产阶级实际做到这点很少。我们都需要记住的人生重要哲理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原本以为艰难时期只会持续一阵，但其实往往会持续一生。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才能够以游刃有余的方式安排好财务状况。

美国最容易造成重大问题的是医疗开支。医疗债务（Medical Debt: 因医疗服务产生的未偿还账单）是中产阶级承受的最主要的意外打击，是“一刀斩杀”的主要机制。全美数以万计的人会受到直接的影响，被迫削减食物开支，额外去打工，或者是提前耗尽退休的储蓄。很多人信用的崩塌往往也都是因为医疗债务，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安身立命的地方，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统计数据是说，面临驱逐或者是住宅遭到法拍的人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背有医疗债务。在全美国范围内，大约有1亿人背负着某种形式的医疗债务。这些数据都非常高了。考虑到有医疗债务的人往往还可能持续受到病痛的折磨，他们的处境当然就是雪上加霜的。2021年，大约有1240万中产家庭有未支付的医疗账单，这在所有收入群体中是最高的。

对于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为了维持医疗服务的资格，他们往往首先要设法偿还医疗债务，从而拖欠房租或者是房贷。美国不少的医院或者是诊所会拒绝为仍然有欠款的患者提供服务。美国的医保往往是跟着雇佣关系走的，一旦需要换工作，就会面临医保的空窗期。比如失去人事管理局工作的劳拉，年轻人一般来说挺过几个月，身体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万一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是身体出现突然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打击可能就是“一击倒地”的效果。

美国的医疗保险是一件“百衲衣”，无数的缝缝补补，其实也没拼成个形状，补丁很多，颜色各异，看上去也没有全覆盖。一旦遇到风雨，哪一块漏水，哪一块掉线，往往要靠一点运气。我们每个月交的保费可能从几百美元到一两千美元不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买到了安全感，只是买到了一张进入迷宫的门票。什么病算可以赔付？什么医院算在你的保险网络之内？个人自付比例多少？封顶线在哪？这些规则不是统一的制度，更像是每家保险公司各自编写的隐藏攻略。这本攻略，我们只有在已经受伤昏迷被推进急诊室抢救过来之后，才会想着慢慢翻出来对照：“我要付多少钱？”现在众所周知，如果将美国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要多得多，但健康结果并没有更好。美国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约为12742美元，是经合组织（OECD）其他富裕国家中人均成本最高的。然而，在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关键健康指标上，美国仍低于同类国家。

美国人为保险和医疗服务支付的费用大约是其他富裕国家居民的两倍，但是健康结果并没有更好。虽然美国承担着大多数全世界最前沿的健康研究课题和新药的开发，但没有医保的人遭遇巨额债务不太奇怪，有些时候享受医保的人同样会遇到麻烦。比方说外出旅行到一个小地方，遭遇交通事故或者心脏病突发，救护车紧急送往最近的医院，这就是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家医院很可能不在我的医保网络当中，那这样就要自己承担绝大部分的开销，动辄几十万美元，足够击倒一位工薪阶层，导致深度负债、信用崩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存在垄断的市场中，医院价格比有四家或更多医院的地区高出1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显示，垄断保护使355种品牌药品的消费者成本增加了526亿美元。

美国医疗保险的最大问题不只是贵，它是一种结构性的不确定。它不像安全带，大家开的车可以不同，但是安全带的效果是相同的。美国的医保更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免责说明书，平时没有人细读，一旦出事，才发现自己刚好处于保险公司免责的范围之内，他们没有责任和义务支付费用，就是都由我自己出。当然我说的并不是广泛蔓延的情况，没有那么吓人，绝大多数人都在平稳范畴，但确实有不少的意外出现，影响到的人每年数以十万计。

喜剧演员亚历克斯·库珀（Alex Kaseberg）在2022年诊断出了3期淋巴癌。经过33天的治疗，2023年3月，目前最先进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全部消失，这是特别好的消息。扫描结果出来两天以后，账单陆续就到了，头两张的数字是24万2000美元和11万6000美元，总数就是35万8000美元。他看到账单以后的反应比较奇特：“我打开那些账单，看着那些数字，然后不由自主地想，那不是真钱。”接下来一年，亚历克斯·库珀收到的账单总数超过了100万美元。从财务状况看，几万美元就可能击倒他了，但是100万美元反倒不会。我们看看他的应对方式，他也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何面对天价的医疗账单。如果你贷款买车，但是无法付款，车商会来拖走这辆车。但是拒付医疗账单，后果不一定特别严重。医院并不会派人来打断他的肋骨，也不会将癌细胞重新注入他体内。他表示：“我不担心。我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告诉你关于医疗账单的事情，以防你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情况。医疗账单是假的。你不需要支付它们。医院会怎么做？你会派那些可怕的大块头来打断我的一条腿吗？所以我又回到了你的医院。不要支付那些账单。”亚历克斯·库珀并不是唯一一个拒付账单的人，他的观众里也有这么做的，而且心理压力没那么大，至少他还有心情去看喜剧秀。

亚历克斯·库珀提供的是喜剧性的处理方式，他提供的是笑料。现实生活当中，他启动了GoFundMe（GoFundMe: 一个在线众筹平台），筹到了4万多美元。他可以部分支付账单，也可以跟医院谈判减免。现实生活当中，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拒付账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对中产阶级来说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眼看着“斩杀线”就不远了。短期内，医院会反复地寄催款信，打电话催缴。然后，账单会转给催收公司，你就会接到更多的骚扰电话和信件。这个时候有许多人会发现医疗账单有时候会安静地消失，因为医院追讨成本比较高，他们就放弃了。另外，有一些非营利性医院，它是有慈善义务的，他们自己就把拖欠的治疗费用当作慈善捐款做账做掉了，这是短期效果。从中期看，大约一年之内，拖欠者的信用分数（Credit Score: 衡量个人信用风险的数值）不太会受影响，因为2022年起，美国的新规定是没有支付的医疗账单需要等待一年以后才会进入信用评估体系。这个时候医院可能提供慈善减免或者是大幅度的折扣，比如现金支付可以减免90%，前提条件是你需要主动地申请财务援助。一年以后，从长期影响看，拖欠者可能会被起诉，遭遇强制执行。医院胜诉以后，可能扣除工资，冻结银行账户，拿到房产的留置权。从医院来看，最终他们还是要将没有办法收回的账单作为坏债或者是慈善捐款注销掉。美国医院每年注销的金额是数百亿美元。医院对没有房产、汽车和稳定收入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医疗债务的阴影不仅直接威胁着中产阶级的财务安全，更通过信用体系的连锁反应，将其推向更深的困境。

信用体系与信用卡：财务困境的放大器

信用分数（Credit Score）非常重要。如果降低，会直接影响到租房、就业、保费的费用和各类买车买房贷款。对房东、银行来说，申请者的信用分数是一个过滤器。对雇主来说，申请者的信用分数是个人品格的一个简单概括。信用分数的高低取决于很多因素，比方说还款的历史、信用的使用率、信用历史的长度这些。分数越高，美国社会各方面给予的信任就越多。这个制度鼓励有责任性的个人财务行为，也让许多人因为医疗账单、失业这一类突发事件陷入长期的信用困境，成为美国中产财务脆弱性的重要一环。因为信用记录的好坏具有关联效应。一般来说，良好的记录一直可以保持在评分系统当中，不良记录7年之内会消失，破产的记录可以延长到10年。信用数据来自信用卡公司和学生贷款提供商等机构，它们将账户信息发送给信用报告机构，包括贷款类型、余额、还款历史以及贷款是否已转给催收机构。然后，像FICO（FICO: 美国最常用的信用评分模型）和VantageScore（VantageScore: 另一种信用评分模型）这样的信用评分公司会利用这些信息，通过算法计算出300到850分之间的分数。

中国没有经历过比较大规模使用信用卡的阶段，从现金可能直接进入到了数字支付。我来美国20多年离不开信用卡，在数字支付兴起以前，那确实非常方便。能不能得到信用卡取决于信用分数，信用分数跟使用信用卡的习惯直接是关联到一块的。从我自己的经历看，刚来美国申请第一张信用卡不太容易，以后只要按时付款，信用分数就迅速上升。在850分满分这个体系当中：

• 580分以下是差（Poor），占据人口的13.2%左右。
• 580到669分是一般（Fair），占据人口比例的大约15.5%。
• 从670到739分是好（Good），这个档位大多数贷款都能够批准了，它占据人口的比例是21%。
• 从740到799分是非常好（Very Good），这个时候可以拿到利率低的贷款，占据人口的比例是27.8%。
• 从800到850分是卓越（Exceptional），占据人口大约是22.5%。

也就是说，美国其实70%以上的人口信用记录在“好”或以上。我过去十几年的信用分数都是在800分以上，最近几年的分数其实一直在840到850分之间，非常接近满分。我实际上也拿到过满分850分。我没有做过任何特殊的事情，就是每个月还清信用卡和各种账单，不留余额。但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是这样的。

对相当多处于财务困境当中的美国人来说，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信用卡债务（Credit Card Debt: 因信用卡消费产生的未偿还债务）。到2025年第三季度的时候，美国46%的家庭拥有信用卡债务，平均债务额超过1万美元。信用卡债务利率非常高，21%以上，债务滚雪球非常快。相比之下，房贷的年化利率（APR）目前其实只有7%左右。我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到了阿里克莎（Aliksha）的故事，他被信用卡债务纠缠了10年。阿里克莎必须同时打几份工，做保姆，在酒吧里、酿酒厂担任讲解员。催收机构不断给他打电话，他后来干脆不接听了，但是不接听并不等于能够摆脱对财务状况的焦虑。他不得不因为精神健康问题住院治疗，这样一来，财务负担当然是进一步加重了。朋友跟他建议说，试试申请破产吧，但是他很犹豫，不知道这样做对未来的负面影响。而且申请破产需要找律师，要花1800美元，这笔钱对没什么积蓄的人来说不容易找到。后来他下定了决心，找朋友借了钱以后，通过律师递交了破产申请。不到两个星期，催收机构的电话就消失了。很快，他欠下的将近2万美元的医疗和信用卡债务就清除掉了。很神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破产当中受益，但是相当一部分确实可以通过这个办法寻求第二次机会。大多数人会申请两种类型的破产：第七章或第十三章。人们选择申请破产的原因有很多，许多金融知识网站指出，每年美国有大量人因高昂的医疗事件而申请破产。导致人们申请破产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失业和不良的财务选择，包括过度消费。

美国的破产法（Bankruptcy Law: 允许个人或企业在无法偿还债务时获得法律保护的制度）以摆脱债务、再次做人为宗旨，在发达国家当中最为宽容。虽然近些年来，在债权人的持续压力之下，对债务人的保护减少了一些。通过破产来实现财务重启的人，在美国其实不多，不到成年人口的0.2%。大家需要打破破产带来的羞耻感，为的是重建人生。特朗普个人从来没有申请过破产，但是从公司经营来说，他的房地产公司6次申请过破产保护，目的就是重组债务。最终他的生意没有倒下，而是继续生存，最后得以快速发展。个人也可以走这条路，尤其用来对付医疗和信用卡债务的时候非常有效。有医疗和信用卡债务的人，如果拖欠付款，催收机构会不断地给你打电话。一旦申请破产以后，所有债权人都会立即停止追讨，大部分医疗和信用卡债务都可以免除掉了。坏处是信用分数大幅度降低，可以一次降低250分，关联到住房、就业、贷款这一系列事情，而且记录会保持十年。

除了外部的系统性冲击和个人债务的累积，美国中产阶级还面临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困境，即对财务挣扎的隐秘羞耻感，这在作家尼尔·加布勒的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尼尔·加布勒：财务无能与隐秘的羞耻

垮掉中产阶级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和失业，从债务构成看，除了医疗，主要就是信用卡债务。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完整的、中产阶级人物的故事，看他们的喜怒哀乐，核心还是财务的挣扎。他们没有遭遇突如其来的“一击斩杀”，但是压力和焦虑持续终生，比较突出。

从成长背景、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来说，尼尔·加布勒（Neil Gabler: 美国作家、影评人、教授）都处在强势群体精英文科生的路线。他本科从密歇根大学以最高荣誉毕业，随后读完了硕士，曾在美国几所很好的大学任教，主持过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电影评论节目，也做过福克斯新闻的嘉宾，写过几本非虚构作品，包括迪士尼的创办人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流行文化明星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和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传记。他住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社区，离中国城很近，公寓不大，而且租金是受管制的，就是房东不能随便提高租金的，所以尼尔实际上享受着优惠的租房价格。尼尔跟妻子当时都工作，后来夫妻俩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套小型的合作公寓，养育了两个女儿。他还在知名媒体上发表过几百篇文章，获得过多项基金的奖励。

尼尔·加布勒几年前就讲出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不愿意启齿的隐秘羞耻，就是一下子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开支。这源于2013年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一项调查。调查是说，如果突然遇到一笔400美元的紧急开支，你会如何支付？结果是47%的受调查者拿不出来，这笔钱需要借钱或者是变卖物品来应付。加布勒也在其中。从人生经验看，他怎么也不可能在拿不出400美元的那47%的美国人当中吧。但是他强调自己确实就是身处其中，他有过一系列需要强迫自己吞咽一下自尊心的经历。比方说老要堵的债主，家里冬天的取暖油用完了，夫妻俩不得不跟成年的女儿们借钱。他没钱为女儿的婚礼买单，承担作为父亲的义务，这种感觉也非常伤害作为父亲的自尊心。他的银行账户也被强制扣押过，账号上只剩下最后5美元。夫妻俩当时一边等着工资到账，一边靠鸡蛋撑活好几天。美联储家庭经济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你有400美元的紧急情况，你能应对吗？”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在不借钱或出售物品的情况下应对这种紧急情况。尼尔读到这条新闻时，对自己说：“谁知道呢？”但当然，他知道，因为在他生命中的许多次，不仅仅是遥远的过去，而且在不幸的现在，他都负担不起那400美元。

从收入上看，尼尔谈不上富有，但肯定是稳定的中产阶级，经常可以达到中上水平。他绝不是从收入划分来说入不敷出的贫困人口。他是一个以写作为主的媒体人，同时教书、演讲、写电视剧的剧本。从收入看，应该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获得财务上的安全感。尼尔不玩电脑游戏，不熟悉“斩杀线”这个词，他说自己是财务无能（Financial Impotence: 个人在财务上无法实现安全感或有效管理财务的状态），这个词用在性无能这个术语当中的机会比较多。财务无能状态当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总有一种拼命掩饰、假装顺风顺水的迫切需求。这种冲动跟掩饰性无能有一点相似。在美国可能是这样，朋友之间不太会说是不是服用伟哥，偶尔会提到，但是基本上不会说自己的信用卡出了问题。经济上的挣扎带来一种屈辱感，跟人分享相当于社交生活当中的自杀行为，大家可能就远离你了。沉默是唯一的防护。简单说，在尼尔看来，财务无能带来的羞耻感要超过性无能。他创造了“财务无能”这个词。他认为谈论财务状况很像男人不想谈论性无能，这只是一种你不会去做的事情，是一种尴尬、一种羞耻、一种屈辱。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看，大家都会有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处于比较平顺状态的趋势。人生有高低起伏，我们都需要有准备，用好的时候去预防坏的时候，好的时候储蓄就能熬过坏的时候。但是很多美国人没有强烈的储蓄习惯，他们即使是突然得到一笔钱的时候，不管是奖金、退税还是一小笔遗产，实际上更有可能将钱花掉，而不是存起来。从储蓄看，美国的数据确实非常低。二战以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人算比较节俭的，个人储蓄率在1975年达到了13.3%的峰值，然后一路下滑，到2005年跌到2.6%，现在恢复到4%左右。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就高太多了，30%到35%。跟47%的美国人无法支付临时的400美元开支这项调查相似，其他相关的研究也给出了相呼应的结果，比如只有38%的美国人可以用储蓄来支付1000美元的急诊室费用，或者是500美元的汽车维修费。55%的家庭没有足够的可以支配的现金来弥补一个月的收入损失。美国中产阶级的净资产，就是退休账户和房产的净值，也都在持续地下降。所有这些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接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处于财务脆弱状态，生活在接近财务边缘的位置，或者用现在中文圈的数据来描述，那就是接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活动在“斩杀线”的周边区域。结论是什么呢？当高债务与低储蓄结合在一起，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或者说工薪阶层根本无力应对财务紧急状况。那么责任在哪呢？社会风尚、文化习惯、银行业唯利是图，都可以算原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责任首先还是在个人。尼尔表示：“我愿意这样做，我愿意暴露我所有的缺点，我所有的错误，我所有的失败。你并不孤单。你觉得呢，伙计？”

尼尔·加布勒的故事不仅揭示了财务无能的心理层面，也具体展现了中产阶级在教育、住房和家庭责任等多重压力下的财务抉择与困境。

尼尔的财务困境：教育、住房与代际传承

从尼尔·加布勒的状况来说，他基本上没有储蓄，他承受着信用卡债务，这种不应该沾边的事情。他后来具备了更多的金融常识以后，停用了信用卡，然后聘请了财务顾问来一点点还清借款。之前他只是还清最低余额。对他来说，用信用卡的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够开支的时候就寻求信贷的帮助，信用卡最方便。他和妻子养育着两个女儿，托儿费很贵，一年2万美元是个参考数字。后来两个女儿都上的是私立中小学，学费一年5万美元，仅供参考，这些当然会压缩尼尔一家的财务空间。从中小学看，尼尔完全可以将女儿送到公立学校的，不需要学费。但是他们家所在的社区划归的公立学校质量不好，所以他们才决定牺牲自己财务上的舒适感，换来两个女儿的教育质量。他们知道美国社会一定会回报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他们需要女儿成为赢家，而不是被边缘化。

尼尔一家后来从布鲁克林搬到了长岛最东边的东汉普顿（East Hampton: 纽约长岛东端富裕小镇），这是富人区。他们没有办法买房，只是租住在一个中档偏低的房子里。两个女儿这个时候可以上优质的公立学校了，省掉了贵的离谱的私立学校学费。妻子也辞去了电影高管的工作，专门照顾孩子，所以无需支付托儿费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损失。纽约著名的电影导演谢尔（Shirer）写一部传记作品的电影改编权，他有了首付的钱以后才买下了长岛东汉普顿的这栋房子。他们的财务状况并没有根本上好转，搬到长岛以后，他们在布鲁克林的那套合作公寓一直没有办法卖出去，因为买主需要经过公寓业主委员会的同意。对尼尔的公寓感兴趣的买家不断被否决，所以好几年时间内，他不得不同时承担两笔房贷。等到他最终卖出布鲁克林公寓的时候，纽约房地产市场走低，他只能够承受巨额的亏损。

女儿长大以后，离开职场太久的妻子已经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职业了。作为丈夫，尼尔的自尊心驱使他承担下了全部的财务责任，跟妻子说你不需要工作。随后的财务冲击是两个女儿的大学学费。尼尔的收入就是在中产阶级的状态，也就是美国社会最辛苦的状态。比他收入低的家庭，孩子念书可以获得学费的减免；比他收入高的家庭，并不在乎孩子的学费。尼尔其实没有能力同时承担两个女儿的所有费用，两个女儿上的都是特别好的私立大学。那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尼尔的父母承担了两个孙女的大部分学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来自父母的帮助至关重要，但也意味着老人离世以后不会留下什么遗产。两个女儿的教育开支，耗尽了尼尔夫妻自己的储蓄，也耗尽了尼尔父母的储蓄。

值得欣慰的是，尼尔夫妻的两个女儿非常出色，一个进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毕业以后成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 牛津大学的国际研究生奖学金），到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读完硕士，接下来就是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另外一个也是读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最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拿到硕士以后，获得了社会工作者的临床资格，专门帮助受创伤的儿童。两个女儿确实非常出色。

这时候尼尔主要依靠写书的稿费，出版社一次预付额比较高。从纳税的角度看，允许他将应缴税款分摊到几年之内再上交，但是需要缴付罚金。尼尔面对着一个艰难选择：要么一次付清税款，但是手头留下余钱就没那么多；要么留下足够的钱应付房贷和买菜，然后分摊应缴的税款和罚款。他选择了后者，希望本书的尾款到了以后再补齐税款。这当然是又给自己挖了一个财务上的坑，他爬出来不容易。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一周7天，从早到晚以写作为主，到长岛的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教创造性写作是他的辅助收入来源。这所大学也是杨振宁多年任教的大学。

尼尔的阶级大体上就是有房有车，加上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大学教育，每年至少一家人休假一次。尼尔的阶级很简单，他开丰田车，里程接近21.6万英里。他们早已经失去了信用，三个月才到饭店。为了给小女儿办婚礼，尼尔将休假用空。尼尔知道造成困境的责任主要是在自己，他过的是超出自己能力的生活，在财富本身缩水的时候，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比如卖掉房子，换到比较便宜的地方，这样可以腾出一大笔现金。我看了一下他的住房，1994年买下的6个卧室、5个卫生间，大约436平方米，步行到最近的海湾不到10分钟。房子现在的估价是285万美元，这是在2024年跌落28%以后的价格。显然他宁可守住房子，平时过得极其简单。他表示：“是的，我确实住在汉普顿。当我买下这栋房子时，我负担得起。它并不昂贵。我能够负担它很长时间。”

尼尔的案例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在个人选择与社会结构之间挣扎的现实。最终，要缓解这种普遍的财务脆弱性，需要个人和系统层面的共同努力。

缓解财务脆弱性：个人与系统双重策略

总结一下尼尔·加布勒的经验教训。首先当然是祝贺他在长岛东汉普顿有不错的房子，妻子也不用工作，两个女儿异常出色。然后我们看看哪些因素造成了困境，如何才能得到缓解呢？

首先当然是量入为出，提高储蓄率。其次是具备更多的金融知识。优秀的文科学生也需要学好基本的四则运算，对信贷、税款、利率和由此实际造成的财务影响要更敏感一些，这些都是在个人行为范畴。从政府来说，其实各种兜底的措施都还是有的，但最重要的改革确实是集中且难以解决的，那就是医疗体制的改革，这是另外一个巨大的话题。

另外就是中国跟美国其实不太好对比。我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短短几十年，确实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美国之外的一个选择和对照的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就中产阶级的脆弱性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很难直接去比较。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美国的各种困境在媒体上比较透明，案例故事很多。美国媒体大多以讲述负面故事为主，极少出现“岁月静好”的气氛。还有就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对贫困、对中产阶级的财务脆弱性都展开了大量的系统性的研究，案例和数据都比较可信。而中国的状况我确实知道的不多，信息完全不对等。

好，各位，今天这个关于美国“斩杀线”的话题就先聊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以点赞、评论、转发、打赏、加入会员的方式给予鼓励。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