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范式的转向：从“大国崛起”到“比烂叙事”
去年年底我曾关注过一个选题，叫“党为什么如此需要比烂叙事”。当时是为了讨论所谓的“斩杀线”现象。我发现中共近期的宣传套路已经从“大国崛起”悄悄转向了“比烂”。通俗来说，就是与其吹捧自己，不如贬低别人。从“斩杀线”到“东升西降”，其实都是这一宣传套路的延伸。
熟悉中文表达习惯的人都知道，东升西降的重点不在于前面的“东升”，而在于后面的“西降”。“东升”与否，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切身感受到，光靠宣传作用有限；但“西降”就不同了，反正大部分人没在西方生活过，解释权便完全握在宣传机构手中。为了把“西降”的叙事做实，就需要“作戏做全套”。比如找海外留学生论证美国大街上饿死人，或者让曾经的“反贼”们二度跳反，承认自己以前“少不经事、被蒙蔽、瞎了眼”，结果出国转了一圈才发现“还是咱妈好”。
这种故事，张维为、金灿荣、司马南等原生态国师是不好讲的，因为少了“幡然醒悟”的反转戏码，缺乏戏剧张力。这就是为什么近期能看到那么多曾经的反贼突然集体转向。一个人喊有狼，大家不信；三个人喊，这叫“三人成狼”。他们再顺势抛出一句“国外不是天堂，中国也不是地狱”，这种“味儿”就非常正。继老A、夏河之后，最新版的主演是艾未未。近期他带着儿子回国探亲并接受采访，全程没有批评任何政策，反而花式唱赞歌，令人大跌眼镜。
艾未未的“夺舍”式转变：言行前后的剧烈割裂
艾未未曾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二十几年前我自诩诗人时，约会地点常选在他位于草场地的工作室；十几年前，我也曾一本正经地分析他作品中的政治寓意。但他在最近采访中的言论，与他此前的说法大相径庭，让人感觉像是被“夺舍”或精神分裂。
首先是关于爱国。这次接受《柏林报》采访时，艾未未表示自己持有中国护照是因为它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胎记一样与生俱来。他形容回到北京像“破碎的玉被完美拼到一起”。然而，2011年他曾说自己对国家没有任何家庭归属感，称其为“监狱”；2023年还自称是没有国家意识、没有家的人。
其次是对于安全与政治环境的信任。他现在声称回到中国既不害怕也不困惑，不认为决定危险。但在2016年，他曾断言中国不存在法治，政治异见人士无法生存，并表示“绝不会上当回家”。最显著的转变在于对社会现状的评价。他现在盛赞中国饮食、服务业的高效，称中国处于“最佳时期”。而此前他曾对“超级大国”的说法露出厌恶表情，认为中国“没有灵魂、没有良心、不信任人民”。
甚至在俄乌战争、言论自由等问题上，他的口吻也变得与官方高度一致，甚至公开表示“审查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也有”。这种180度的转向，对于一个在纽约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显然不能简单用“开窍”来解释。
激进主义的底色：效率崇拜与集体主义
要理解这种转变，必须剖析其背后的文化底色。中国人的“出场设置”中往往自带激进主义（Radicalism）。这种激进不一定表现为对某种主义的狂热，而是具体表现为两个特点：近乎变态的效率崇拜和断不了根的集体主义。
激进主义希望“必其功于一役”，不愿在修修补补中浪费时间，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地推倒重来，这必然产生效率崇拜。为了提高效率，自然会倾向于借助“集体的铁拳”去扫清障碍，从而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鄙视民主国家的“低效”。
艾未未和王志安等人虽然清楚中国的种种问题，但潜意识里舍不得集权体制带来的高效。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希望体制既高效清廉，又能容忍一部分异见。当必须在“制衡”与“效率”之间二选一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后者。
权利边界的误读：将“抵制”等同于“审查”
艾未未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常源于对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契约的误解。2023年，他因涉及反犹言论被伦敦画廊撤展，随后他炮轰西方审查制度比毛泽东时代更严厉。但这恰恰说明他不懂文明世界的运行规则。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限制的对象是政府，因为政府与个体力量不对等，政府容易以大欺小。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私人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你有发表观点的权利，别人也有不喜欢、拉黑、抵制你的权利。你行使自由时，必须做好被抵制的准备。
艾未未将画廊的抵制等同于其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本质上是一种“独裁者式的妄念”。他向往的自由，是“我可以随便说，但谁也不许讨厌我、不许不理我”。这种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且不被任何人阻止的思维，正是激进主义的典型反映。
创伤性回归认同：失权状态下的心理退缩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创伤性回归认同。在自由世界受挫或未达预期后，个体尝试退回到熟悉的威权体系，并修改认知，通过“涂脂抹粉”来骗自己这个体系没问题。
艾未未的挫折感主要来自两方面：
- 族群归属感的错位归因：他在德国和英国感受到的“排外”或“傲慢”，很可能是将普遍的社会冷漠或个体的粗鲁错误地归因为种族歧视。华人因受“受害者叙事”教育的影响，在海外往往对冲突极其敏感，容易杯弓蛇影。
- 错位比较后的无意义感：在中国，艾未未是顶级艺术家，是话题中心，门庭若市；在德国，他只是一个德语不通、需要人帮忙的普通老头。他觉得北京“热情、互动密集”，是因为他在北京处于极高的生态位。他用中国顶层精英的生活去对比德国普通老头的生活，得出了“中国更好”的结论。
人类对失落感的容忍度远低于对压迫感的容忍度。在原有体系被压迫时，可以通过“反抗”赋予人生意义；但在新体系中，没人压迫你，只是不再把你当回事，这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失落感更容易让人崩溃。
走出精神的“肖申克”：接受平凡是自由的开始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布，在监狱里是有尊严的图书管理员，出狱后却因无法适应新世界的陌生而自杀。这就是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艾未未及许多转向的反贼，本质上都是被旧体制“体制化”了。
对于海外华人而言，真正的融入不是硬挤进某个“主流圈子”，也不是在潜意识里希望新环境给后代安排一个“优越的位置”。民主社会的本质不是高效地把人分等，而是平等地让人生活。
这里的平等自由，意味着顺其自然地接受自己作为一个没有特权、不被特殊对待的普通人的事实。只有当你不再渴望被某种宏大力量确认为精英，不再为了证明自己而急于融入圈子，你才算真正走出了那个精神上的“肖申克”。如果不能建立起独立于权力回馈之外的自足感，无论肉体在哪里，灵魂依然留在那个需要靠对抗或顺从才能感知价值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