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诞辰百年与当代青年的“疯癫”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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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福柯诞辰100周年，而且福柯的生日10月15日刚刚过去，所以我打算做一系列视频，来纪念这位著名的法国思想家。
我认为福柯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即使是对福柯思想并不熟悉的朋友，关于“规训与惩罚”、“凝视”、“知识就是力量”、“全景敞视建筑监狱”这些词汇，多少也都有所耳闻。即便这些概念并不全是由福柯发明的，但他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在当代年轻人中，特别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浪潮：很多人开始把发疯、失控、精神失常和边缘化视为一种深刻的表达，甚至把各种心理疾病当作时髦的标签贴满全身；而一个人如果追求理解他人、情绪稳定、努力去适应社会，这就仿佛意味着他只是一只被体制规训得麻木的绵羊。
虽然福柯未必是这种心态的始作俑者，但他的观点无疑为这种思潮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因为在福柯看来，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与真理。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疯癫却被理性贬低并流放。他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座大监狱，那些看似人道主义的进步——比如废除残酷的肉体酷刑，建立现代化的医院、学校、精神病院等等——不仅没有消除权力的压迫，反而只是把惩治的对象从肉体转向了灵魂。权力不过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阴险的手段在规训和统治人类。他甚至充满激情地宣称：自由意志和人的主体性，不过是近代以来的词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象。
那么，福柯的思想究竟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还是一种极端的偏执呢？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其实也提到过福柯。福柯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当然有着非常深刻的一面，他促使人们去反思权力的多重形态，促使人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但在这一系列视频中，我们将结合福柯的生平与著作，来深入剖析福柯思想的阴暗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福柯的理论往往容易让人越看越感到抑郁。我会把这个视频放在“心理学与教育”的播放列表里。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联系我探讨或咨询的话题，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进行预约。
从个人创伤到《疯癫与文明》：被建构的疯癫
为了理解福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套独特的思想，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他的人生轨迹。
1926年，福柯出生在法国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福柯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然而在福柯的记忆中，父亲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暴君，对他的人生严加管束，甚至强迫他去学医。父子关系非常紧张。福柯长大之后，索性将自己全名中继承自父亲的名字“保罗”（Paul）直接抹去。
或许正是这种令人窒息的规训，造就了福柯青年时期忧郁孤僻的性格。但他天资极高，读书也非常刻苦，最终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在那里阅读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然而，这些哲学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在大学期间，他与同学关系紧张，自残甚至自杀倾向也愈发严重，还被送去看过精神科医生。
1961年，福柯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这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正是在这部早期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福柯一生的思考方式。
在这本书中，福柯关心的并不是医学上如何治疗精神疾病，而是深入探讨疯癫背后的知识和话语究竟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究竟谁有权去定义疯癫？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了疯子？
按照福柯的观点，疯癫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与天才，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与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感知往往更加贴近真实。他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对精神异常的人是持包容态度的，甚至是抱有一种敬畏。疯子的痛苦、悲伤和奇思妙想，在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引发了许多人的迷恋。
然而进入17世纪后，现代理性意识开始崛起，并试图彻底驯服疯癫。1656年巴黎建立了总医院，开始把疯人与流浪汉、穷人关在一起，给他们提供最低标准的食宿。表面上看是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提供基本保障，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社会混乱，维持所谓的理性秩序。随后，这类收容机构迅速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蔓延开来。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随着现代精神病学的诞生，精神病人更被彻底定义为一群患有精神疾患、需要被研究和治疗的可怜人。在福柯看来，无论是早期的禁闭，还是后来的精神病院，这一切都剥夺了精神病人的个人自由。他们不再拥有过去的尊严，不仅要承受作为病人的污名，还在肉体和道德双重层面上受到了严厉的束缚。
事实的改善与话语权的争夺：人权误解与文学浪漫化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的区别。许多刚接触福柯的朋友，甚至研究福柯的学者，往往会以为福柯是站在人权或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这些医院虐待精神病患者、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
福柯当然也批判过某些具体的不人道现象，但我认为，福柯的批判核心并不在于收容精神病人的医院在具体措施上有多么不人道、多么不尊重人权。如果从事实出发，这些医院恰恰改善了疯人的生存条件。然而，这些具体境况是否改善，在福柯眼中都是次要的。
福柯真正痛恨的，是定义权和话语权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便现代精神病院废除了镣铐和殴打，极大改善了精神病人的生存境遇，但把精神病人当作需要被拯救、被治疗的病人本身，就已经把疯癫预先定义为一种需要被理性拯救的可怜状态，而不是一种高于理性的状态。在福柯看来，哪怕出于拯救和改善的善意，其本身也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规训。
福柯认为，在理性时代，人们开始“从贫困、无法工作、缺乏融入群体的能力等社会角度去理解疯癫”。福柯怀念那个将疯癫奉为神圣的文艺复兴时代，他在书中断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17世纪初的这个世界上，疯癫往往都是善良的标志。
但这真的符合真实的历史吗？在所谓的理性时代到来之前，欧洲社会真的如福柯所描绘的那样，对疯人充满了迷恋与礼遇吗？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列举的那些疯癫受到赞美的证据，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可疑的事实：福柯举出的例子，几乎全部集中在文学、戏剧和艺术作品中。比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者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李尔王和哈姆雷特。正如他在书中所感叹的那样：疯癫“曾经凭借想象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格外显眼。不久前，它还在李尔王和堂吉诃德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跌跌撞撞地挣扎；然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它就被囚禁了起来，在封闭的城堡中顺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长而黑暗的岁月里度日”。
诚然，在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疯子往往扮演着某种闪光的角色。然而，文学和戏剧中的疯癫通常只是一种服务于创作意图的修辞手法。作家借助疯子看似荒诞不经的胡言乱语，来刺破世俗权力的虚伪，道出正常人不敢直说的真相，或者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很多时候，那个疯子恰恰是作者本人理性思考的化身。
比如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作者在书中赞美愚昧、批判理性，借愚人之口讽刺君王漠视民生，批评经院学者迂腐脱离现实，斥责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穷奢极欲、荒淫放荡。这些看似疯狂的言辞，绝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极其高超的人类理性自觉。
福柯在这里混淆了文学审美符号中的疯癫与现实生活中的疯癫。这就好比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从屈原到白居易、王安石，中国古代士大夫在诗词中习惯将自己比作深闺怨妇，借闺阁女子的哀怨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我们能根据中国传统文学中存在这类意象，就断定中国古代现实中对底层弃妇真的非常友善吗？
实际的历史恰恰相反。在17世纪现代收容院和医疗机构建立之前，欧洲的精神病患者绝大多数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不仅丝毫没有像文学作品中那样被尊为接近真理的智者，反而常常被家人关在阴暗潮湿的地窖、牲口棚里，或者流落街头沦为供人围观取乐的怪胎；在宗教狂热时期，他们甚至会被误认为是恶魔附身、被当成异端处决。
因此我们会发现，福柯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具体个体的苦难，他真正着迷的是对所谓理性权威的反抗与解构。其结果就是容易沉浸在抽象的概念游戏里无法自拔，给人一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印象。
《规训与惩罚》：肉体酷刑的废除是进步还是更深的阴谋？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关于酷刑与现代监狱的论述。
在这本书的开篇，福柯首先详细记录了1757年的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叫达米安的囚犯因刺杀国王未遂被判处死刑，在巴黎圣母院前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四马分尸之刑，大批民众聚集围观这一血腥的过程。
随后，福柯列出了80年后巴黎一家少年犯管教所的时间作息表：规定在第一声鼓声响起时，囚犯必须起床穿衣；第二声鼓声前必须整理好床铺；第三声鼓声时排队前往小教堂祈祷。每次击鼓间隔五分钟。囚犯每天必须劳动9个小时，还要上2个小时的课，学习读写、绘画和算术。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惩罚方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一种残酷的肉体酷刑遭到了广泛反对，将肉体暴力作为公开表演、当众斩首示众的做法被逐渐废除。这在现代人看来，毫无疑问是文明与人道主义的巨大进步。
但在福柯眼中，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进步，因为惩罚的对象仅仅是从肉体转变成了灵魂。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直接摧残肉体已不再是首要目标，现代惩罚体系反复声称自己不再让罪犯遭受肉体痛苦，甚至还会派出医生关照死刑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这一切在福柯眼里全都是权力更隐秘的阴谋。表面上看惩罚确实变得越来越温和宽容，但福柯的焦点依然停留在话语权问题上。他认为，这种人道主义改革伴随着一整套知识体系与科学话语的形成，惩罚权力的运作与这些知识技术日益纠缠在一起。原本只有刽子手面对囚犯，虽然血腥野蛮，但也非常粗糙，并不能起到改造灵魂的作用；而现在，一群医生、牧师、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围绕着囚犯，他们通过生产知识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其结果反而比单纯的酷刑更有效地实现了对个体心灵的控制。
为什么公开处决会被人道主义惩罚所取代？福柯分析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公开处决本身包含着不利于权力统治的漏洞。公开处决本意是杀一儆百，让民众对王权产生恐惧，但有时却适得其反。比如有的罪犯在临刑前会痛骂政府、法官和教会，而围观群众其实非常爱听这些话，以此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在罪犯死前的五分钟里，他们仿佛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一个勇敢面对死亡的犯人反而会赢得民众的喝彩，被视为敢于反抗君主暴政的勇士。
因此在福柯看来，废除酷刑的人道主义司法改革，本质上只是为了发明一种更精密的权力机制。改革者要求惩罚变得规则化，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减轻囚犯的痛苦，而是为了消除惩罚的不稳定性，使惩罚更加普遍、更加有效，从而让惩罚的权力深入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彻底规训人的灵魂。
理论的硬伤：精神自由、安全感与无主体的权力网络
我认为福柯的理论确实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看穿一切温情脉脉表象的快感，一种充满义愤和崇高悲壮感的姿态。然而，它却严重脱离了现实。
福柯认为惩罚目标从肉体转向精神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规训，但问题在于：人的肉体是有限的，而人的精神是无限的。人类神经系统能够承受的肉体痛苦极其有限，剧烈的肉体疼痛可以直接摧毁大脑皮层的思维功能，让人瞬间退化到最原始的生存本能之中。在酷刑之下，绝大多数人为了停止极度的肉体痛苦，都会放弃全部的个人尊严，承认所有捏造的罪名。换句话说，极端的肉体酷刑恰恰可以摧毁一切精神自由。
相反，当惩罚从肉体折磨转变为日常作息和精神改造时，这绝对是一种进步。因为只要一个人的肉体边界没有被酷刑摧毁，哪怕他身处不公正的司法体制中、每天必须听着鼓声起床，他的大脑依然是健全的，他的自由意志依然存在独立思考的可能——就像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纳粹集中营中所经历的那样。
然而福柯坐在巴黎安全的书斋里，不需要担心遭受酷刑。对于一个在肉体上拥有绝对安全感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反而让他感到无聊、空虚和窒息。因此，他把监狱的作息时间表描绘成不可忍受的心灵监禁，而把遭受酷刑的罪犯在临刑前痛骂的5分钟，浪漫化为充满生机的对抗权力的英雄主义。
这恰恰是福柯理论的一个吊诡之处：表面上他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权力机制（例如研究学校、医院的规章制度），但在微观层面上却回避聚焦具体鲜活的个人。所有活生生的人——无论是法官、医生、病人还是囚犯——全都被简化成了现代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一枚棋子。
当我们接受了这种世界观时，必然会助长一种弥散性的焦虑和习得性无助。
看过之前“自我认同”系列视频的朋友应该会想到，我们曾讲过两个心理学概念：非个人定向（impersonal orientation）与弥散回避型（diffuse-avoidant style）。在7月29日的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Deci & Ryan）的自我决定理论。他们把人类发起行为的动机分为三种：自主定向、控制定向和非个人定向。
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控制定向和非个人定向似乎都是被自身之外的力量推着走，但为什么非个人定向的个体感受到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反而是最强烈的？
原因在于：在控制定向中，个体面临的外部力量通常是具体、明确且可识别的规则或权威。比如一个严厉的父亲、霸道的上司，或者某条不合理的校规。当我们把困境归结为某个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体制时，我们依然保有内部控制点——我们可以协商、谈判、反抗，或者至少可以选择离开。
但非个人定向的个体则完全不同，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弥散、模糊、甚至无法名状的力量在压制着自己。
福柯的权力理论在心理机制上几乎就是在直接制造这种非个人定向。因为在福柯的视角中，权力不再掌握在某个高高在上的君王或具体的压迫者手里，而是变成了一张无处不在、没有主体的巨网。“知识即权力，理性即规训”，所有的改良不仅无法改变这种规训的本质，反而在为这套权力话语添砖加瓦，成为控制灵魂的毛细血管。
当一个人完全接受了福柯的框架，他极容易感到自己被一种无形且无所不在的力量所包围和凝视。既然压迫来自理性与规则本身，那么你实际上是在被要求去反抗一个根本没有实体形态的幽灵。面对这样一个洞察一切、无所不能的抽象怪物，个体除了陷入彻底的瘫痪与习得性无助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批判的两种风格：信息型建构与弥散逃避主义
当然，我们充分承认福柯的理论有着非常深刻和现实的一面。现代社会的学校、医院、工厂甚至职场，确实存在大量僵化、官僚甚至压抑人性的地方。但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认知风格去面对这些外部制度的缺陷？
当我们谈到弥散回避型风格时，曾做出过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同样是对现有体制进行批判：
- 有的人建立在信息型风格（informational style）之上；
- 有的人则倾向于滑向弥散回避型风格。
信息型风格的批判，聚焦于具体的、可分析的微观细节。比如，我们看到某所学校的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某家医院的医患沟通缺乏人文关怀、或者某家工厂的劳动管理制度不合理，我们可以具体去研究如何改良课程、如何改善医疗伦理、如何通过协商争取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这种有限度、具象化的批判不仅不会让人感到无力，反而能促使我们吸收更多信息，采取建设性的行动。
然而，滑向弥散逃避主义的批判则恰恰相反。它把这些具体而有限的制度问题，直接上升为一种普遍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在福柯的逻辑中，既然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座全景敞视的大监狱，那么在现代理性框架内做出的任何具体改良不仅毫无意义，反而在为权力打造更加精巧和隐蔽的枷锁。
这种思维方式表面上充满了彻底的反叛精神，但实际上却将人拖入自我建构的停滞状态：既然细微的改变都是自我规训，而那个需要推翻的敌人又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抽象幽灵，那么个体既不屑于改良现实，又无力战胜幽灵，最终只能停留在一种既无能为力又自命崇高的虚无状态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福柯终其一生都在批判现代性的规训，但在1978年亲自造访伊朗之后，他竟然对政教合一、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产生了狂热的迷恋与赞美。他甚至认为在什叶派的宗教狂热中，蕴含着西方社会久违的“政治灵性”。
在我看来，这绝非一次偶然的误判，也不能简单归咎于福柯受了蒙蔽，而是他整套思维方式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将继续深入研读福柯的文本，探讨福柯对心理治疗的看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想与我讨论——无论是想交流某种社会现象，还是面临情绪和人生规划上的困惑——都可以直接发邮件与我预约。大家可以提前将相关材料发给我，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如果您对隐私安全、支付或沟通方式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告知。
我会把这个视频放在“心理学与教育”的播放列表里，也推荐大家去看看该列表中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