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1948年的去与留
一九四八年冬天，内战向北平逼近，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留胡适。胡适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南京的国民政府送来了三张机票给胡适、他的妻子和他儿子胡思杜。在北大的校长办公室，有人传来了消息说，解放区的广播劝胡适留校，继续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一年前，他在陕北提到了胡适，说将来进城之后可以让他当图书馆的馆长。三十年前，毛泽东本人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后来他对斯诺说过，那个时候他十分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解放区的广播传达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季羡林在场。他说，大家都在看胡适的反应，胡适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
一九四八年九月，战争已经打到华北，他还在北平的广播当中，劝国共双方容许反对党，国家通过法定的和平方式转移政权，使人民有选择的机会。这是胡适多年的主张。
“Free expression and outspoken opposition are safety valves through which the complaints, protests, grievances of the people are expressed and heard.”
江冬秀的侄子江丕桓说，胡适的观点在当时的北大学生中已经基本没有市场。胡适问过他，说要不要一起离开北平？他回答说：“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我们不走。”
胡适在广播中说过，他很清楚年轻人要的是暴力革命，不是和平演进。但他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说明，彻底革命的结果会是绝对专制，因为他不能容忍异己，不容许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他自己相信的是实验主义，也就是只承认一点一滴做到的、经过检验的进步。这是他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他给儿子起名叫胡思杜，也是纪念杜威。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from contact with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not just from books.”
父亲给儿子取名字，有纪念也有期许，但是儿子有他自己喜欢的作家。胡家从来宾客如云，胡思杜只给一个人挂过大衣，那个人就是鲁迅。胡思杜整理的父亲藏书当中有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他的堂兄留下的。胡家的年轻人当中，地下党员不止一位，其中一人叫石元高。他说胡思杜追求进步，执意留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里，北平西郊响起了炮声。胡适在给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写信，谈到《水经注》的考证，这封信被电话打断了六次。胡适跟陈垣两个人都在南京“抢救学人”计划的名单上，但是陈垣没走。地下党派专人拜访陈垣，一番面谈后陈垣决心留下。当胡适来邀请陈垣同机南下时，他坚决地拒绝了，后来解释说：“因无走之必要也。”
朱光潜、沈从文也都在名单上，他们没有走，就像这位北大的吴宓教授一样，他们的家、校、学生都在北平。中研院八十一位院士，留下的是多数。
胡适的秘书邓广铭也回忆，思杜是自愿不走的。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邓广铭推测说，胡适没有勉强自己的儿子一起走，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南下之后命运未卜。因为十二月十四日飞机来接人的时候都无法降落，当时的南苑机场已经在炮火之下。
直到深夜，傅作义在作战之后打电话通知胡适，让他明早八点走。胡适连夜清点三大柜书籍，叮嘱儿子借来的怎么归还、留下的怎么处置。这是他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两个人都没有睡。
第二天黎明，胡适夫妇离开家。江冬秀舍不得儿子，又没有办法，给他留了一箱细软和首饰，将来结婚用。胡适到南京的当晚，在日记里写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那一晚，北平完全被困，停电停水。政府要求居民在门口挂起红灯笼，但是在西北风中没有几盏灯能够保持不灭。
两天之后，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也是胡适父子共同的生日。胡适在南京回顾北大五十年来的战乱流离，祝福它长寿康强，他自称不名誉的逃兵，哽咽地说不下去。而这一天的北大，除了有学生在民主广场挖避弹的战壕，一片死寂。
离乱：新政权下的父与子
将近一个月之后，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胡思杜给父母写信，说到父亲留下的书装了九十八箱，已经存进了北大。解放军在全城人民盼望之下开进了北京。
胡适日后对朋友说过，是因为思杜自愿留下替他打包书，书存进北大之后，人已经出不来了。但是一直到胡思杜写这封信两个月之后，仍然有北大学生陆续到达上海，但胡思杜的信中并没有寻找机会去会合父母的意思。他说，他已经调入了北大图书馆，一切都好，请勿念。
同一时间，已经加入地下党的那位亲戚石元高还在设法留下胡适。他劝江冬秀回安徽老家，说你和儿子都在，胡适一定会回来。江冬秀被说动了，胡适没有。他在一月把妻子送上了去台湾的船。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进入北平。下午五时，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行人出现在西苑机场时，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十天之后，胡适从上海乘船去美国。四月二十一日，他在船达旧金山的时候，记者带着报纸登船，胡适才看到和谈已经破裂，长江失守。而新华社的标题对他是尖锐的讽刺。胡适回忆，一九四九这一年，他极度苦闷，抬不起头，说不出话。
这个春天，胡思杜搬进了中老胡同的北大宿舍，成为了沈从文的邻居。沈从文仅有小学学历，是胡适请他当了大学老师。
“我们希望严格标准，一个呢是要有人味，要有点人气，要有点人格，要有点人味。第二，我们提倡、我们希望要有一个自由的文学，这些东西不能够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够由政府来指导。”
胡适走后不久，沈从文就失去了北大中文系的教职。他在学校看到了郭沫若斥责他反动文艺的大字报，而且收到了匿名的恐吓信，身心崩溃，试图结束生命。
沈从文十一岁的小儿子说，父亲出事之后，家中渐渐少有来客。新搬来的邻居也不跟人交往，只是站在门口活动腿脚，旁边站着一只乌黑发亮的长毛波斯猫。这只胡家的黑猫很有名，它见过胡适的诗、徐悲鸿的画和林徽因的小说，别人叫不动，总是守在自己的门口晒太阳。
沈虎雏叫这位邻居胡三爷。胡三爷白白胖胖，穿一件中式上衣，总是笑嘻嘻的。他请小男孩到家里说话，给他看一个比饺子还小的金元宝，给他闻青花瓷坛里面泡的枣子酒，说：“我就是喜欢喝两口。”像是在承认一个弱点。胡思杜爱吃喝，爱京戏，有时候也爱赌，母亲骂他死没出息。罗尔纲是他的童年老师，说胡思杜能够唱好程砚秋的一口好戏，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家庭，也许能够给舞台增加光彩，可是他是胡适的儿子。
其实胡适十八岁的时候也喝酒赌博、请人教唱戏。日后他曾经写信跟妻子说，不要老骂孩子，他惭愧他平时不跟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胡思杜日后批判父亲的时候也带着敬畏，说他是清高纯洁的好人。
有一天，胡思杜笑着问十一岁的沈虎雏：“小弟，你知道吗？毛泽东领导了五四运动。”两个人相视而笑。十一岁的小男孩读过书，知道胡三爷的父亲是五四时代的领袖之一。但在胡适看来，五四的领导人既不是他本人，也不是毛泽东，这是一场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was now being rapidly widened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into a new weapon of political struggle. That's one very unfortunate consequence from my point of view.”
一九四九年五月，周恩来在北大和教授们座谈，批评胡适没有否定旧制度的勇气，说他骨头是软的。此时胡思杜还在北大。他说，听到周恩来说胡适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他心中反感已极，认为以他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
“We freely confess that China's errors were mostly the result of our own mistakes and weaknesses. We do not lay the blame entirely on imperialism or imperialist aggression.”
周恩来讲话两天之后，《人民日报》登出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说：“你曾经告诉我共产党治下绝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们在自由地生活着。”
胡适考证，这封信从文法、标点和日期来断定，这篇文章是百分之百别人代笔。他说：“可怜我的老朋友，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胡适的判断也许只对了一半，这封信确实是别人代笔，学生来写，由范文澜修订，但并不代表它违背陈垣的本意。胡适南下之后不久，陈垣在学生陪同下，步行十多里迎接解放军进城。日后说到给胡适写公开信那一刻，对他来说是由“谢山”转入“韶山”。谢山指的是清代的史学家全祖望，胡适跟他通信的时候正在研究的就是全祖望校定的《水经注》；而韶山指的是毛泽东。
同一时期，大洋另一侧，胡适还在整理他的《水经注》，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可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只带出来十册书，有两册留在了北平。同一个夏天，胡思杜正在帮他父亲抄录这两本书，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抄完盖上印章，存入了北大图书馆。不久，他被要求离开。
“The United States desires to encourage in every feasible wa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an independent and stable nation.”
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认为中国内战的结果不是美国所能左右，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极为严厉。艾奇逊说，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她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
胡适跟毛泽东对此都极不满意。胡适认为，美国在中国倒下流血的时候，却说罪不在我；而毛泽东在八月十四日写了社论，告诫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了胡适，说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
改造：思想风暴与公开划清界限
同一个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马列主义改造，穿上了蓝灰色的制服。
他对朋友徐大春说，离开北大是因为很有压力，有一些人觉得他留在那里不方便，请他离开，他是为了安全才进了革大。那位朋友给胡适写信，说他的儿子兴致并不高，不过很现实，过下去再说。
十月一日，新时代开始，北大宿舍里的人需要跟上。最早的是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第一份检讨。胡思杜从旁观察，他对朋友说，像朱光潜等人内心很痛苦，那份检讨是当局要求他写的。
住在十八号的沈从文也写了一篇，题目是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他劝胡适认清形势，回中国为人民服务。他的学生马逢华读过这篇文章，对他说：“你这个信的主题好像是劝大家同归于尽，还不如不写。”沈从文连连摇头，好像有难言之隐。这封信没有发表。
也有人找了十九号的胡思杜，让他写信劝父亲回来。胡思杜托朋友给父亲带口信，说：“不劝您回来，您一生努力介绍到中国的那一套，时至今日全部被清算中。”后来在学校写检讨的时候，他把自己当初的错误态度写了进去，大意是当他说他父亲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的时候，他还不懂人是可以改造的。
一九五零年春天，胡适收到了国内友人的来信，说胡思杜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人”，他在学校很受欢迎，还成为了一个什么领导。见过他的亲人说他健谈了，相当的快活。他的革大同学沈云光也说他爽朗、热情，满口都是前进的语气，说自己父亲是顽固分子，受到了国民党的利用。
胡思杜上学之后，家里那只波斯猫没有人管，渐渐流浪。沈虎雏看到它跟一些野猫在一起，身上的长毛很快变得杂乱了。有一天，那只野猫在沈家生下了一窝小猫，当中有一只小黑猫长得酷似它的父亲。沈从文用手绢把它包起来，带到了革大去，交给了炊事班的人去养。胡思杜也在这个伙房里表现得很积极，有一天帮着切了给一千人吃的肉。沈虎雏说，不知道在那伙房里，他有没有认出自家波斯猫的后代。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了这只小猫在炊事员的肚子上吵闹，被闹醒的人细声细气地跟它说话，是父亲般的情感。这篇小说改了七次，没能发表。沈从文的笔没有改造成功。
胡思杜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了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他搬走的第二年春天，那只波斯猫回来过，它的两只眼睛都已经瞎了，站在原来主人的房顶上叫。沈虎雏说有人想喂它，叫它下来，但那只猫已经没有反应。
就在这一年秋天，胡适在纽约看到了报纸，他的儿子声讨他为“帝国主义走狗”以及“人民公敌”。胡思杜的文章登在九月十六号上海《大公报》的头版，他检讨过去的父子之情，称为“反动的臭虫立场”，宣布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敌人”。
《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迅速做了报道，并且采访了胡适。胡适的反应是，这件事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觉得受到困扰。
九月二十八日，傅斯年投书报纸，对胡思杜以责备的方式辩护，说他从小不读书，写东西文理不通，像“人民的敌人”这样的字眼是他今生写不出来的，这篇文章是别人写的，强迫胡思杜签名。
私下里，胡适给徐大春写了封信，他说他相信这文章是他儿子自己写的，而且老实说，他这篇文字写得还不坏，比裴文中、冯友兰等人的自白高明多了。冯友兰是杜威的学生，在一九四九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重写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复：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一九四四年，胡思杜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五门功课中有四门不及格。胡适曾经感慨说，看样子正途出身是没有希望。但在一九五零年，他第一次夸赞儿子的文章写得比中国著名的大儒要高明。
日后胡适在演讲中讲到这件事时，说到《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胡适讲到了自己的儿子，就像苏联官方宣传当中十三岁的少年英雄一样，告发了自己的父亲。
胡适在日记里抄下了吴南如的来信，说当年蒋介石曾经让他所在的大使馆转信，要求在苏俄的蒋经国回国，蒋经国回答：“蒋介石是人民的敌人，故也是我的敌人，不愿意见他，除非在战场上。”
但是胡适没有向外界透露，他正在被儿子批判的同时，收到了儿子的家信。这封信是在批判父亲的稿子刊出之前五天写的，他问候了父亲，说听说他前一阵子身体不太好，希望他少见客，多保重身体。
从目前看，只有他的革大同学沈云光写到了那段时间胡思杜的处境。他说，思杜向他吐露，学习小组当中的干部和同学常常责难他，要他批评父亲，他只好装腔作势跟父亲脱离关系，假如不这样做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不幸发生。
写这封信，可能是胡思杜在批判稿当中最后一句说的“还没有完全根除的非无产阶级感情”。不过在当时的时局下，胡思杜寄出家信的时机并不寻常。一周之后，胡适在大陆的其他三位亲人在同一天分别写信给他，都提到了思杜。胡适在日记里面记下了时间的巧合。
九月二十四号，他曾经在儿子的新闻简报旁边写下一句话的分析，说这个批判稿件应当是共产党已经知道我发表长文消息之后的反攻。这篇长文他指的是在《外交事务》上刊登的《斯大林大战略中的中国》。和毛泽东一样，胡适也在反驳白皮书，他认为不能把国民政府的失败只归结于自身的崩溃，这个结局和斯大林在中国的战略有关，中共军队二十五年的发展就是这个战略的核心。
十月一日，胡适的文章正式刊出。同一天，斯大林电报促请中国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就在这个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阵亡。杨尚昆日记记录了他的父亲知道消息时“长叹一声”。
抗美援朝开始之后，胡思杜在唐山的学校里自编自演反美话剧《美国之音》，积极批判父亲，觉得父亲有罪，自己是在为父亲赎罪。去唐山之前，他已经把母亲留下的那一箱财物上交了组织，说他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有计划希望在一九五零年结婚，他的两个愿望都没有实现。
一九五一年，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适六十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北大五十三周年的校庆日。胡适把批判自己的报道贴进日记，说是纪念北大。北大老教授座谈结论是：胡适是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代表人物。北大的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联合举行控诉胡适罪行大会。
有一篇是朱光潜批判他的文章。当中朱光潜提到胡适说自己的儿子没有缄默的自由，朱光潜觉得这是胡适给很多人开了一条生路，但是朱光潜并没有过关。此后从系里到院里再到全校大会，他连续检讨。他的学生朱虹回忆，一夜之间他就满头白发。
清华的冯友兰也屡次检讨，他女儿说“剥光了也过不了关”。金岳霖来家中探望他，进门就说：“芝生，你就交代了吧！”两个人抱头痛哭。金岳霖是胡适曾经评价为中国最倔强的个人主义哲学家，思想改造之后，他清算了自己，承认逻辑也有阶级性。
“他们的苦衷，他们的不自由，都是我们国家的最大不幸，都是国家的最大损失。我们可以说他们受的痛苦，就等于他们替我们的国家受痛苦，就等于替我们整个民族受痛苦。”
此时，在美国人们看到的毛泽东传记当中，他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书法家、文学评论者。所以一九五一年七月胡适写的这篇文章，他请美国人去读一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说那是一份雄辩的、直言不讳的政治纲领，而且他正在以此统治中国。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我的前学生毛泽东》。
胡思杜整理的父亲文件中有一张一九二零年的明信片。那一年，毛泽东在湖南要办自修大学，登门请胡适审定章程，这个学校的校名来自胡适。此后，毛泽东写了这张明信片给胡适，说将来湖南的事还有多处要借重先生。
这是一个传统的师生关系、父子关系都已经颠覆的历史时期。很快，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胡适过去的校长办公室和毛泽东当过助理员的图书馆都将不再是北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候，胡适还在将这位中国最高的执掌权力者称为他的前学生，而且一说再说。毛泽东对此似乎很不愉快。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毛泽东对他说，说他一晚上没睡着，其中之一就是介意胡适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
批判：全面声讨与“胡适思想”斗争
一九五四年十月，这一次毛泽东亲自开启对于胡适思想的斗争。刚开始的界定是古典文学领域，很快扩大。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说，胡适在政治上是头等战犯，但在某些人心目中还是学术界的孔子，没有打倒。中国科学院跟作协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从九个领域全面批判胡适，后来又加上了禅宗研究，成为了十大罪状。一九四八年录像当中研究生物理学的吴宓教授也需要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因为《人民日报》说，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还像幽灵一样附在知识分子的身上。
“我相信，一个有自由、独立的人，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张，一切信仰，必须先要经过一段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而后可以相信。”
这一年，有一个叫郎裕珠的学生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他的老师是胡思杜。他说，胡老师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的决心。上课的时候主动批判自己的父亲，私下也经常说：“咱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要好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胡思杜一直没有结婚，他的亲人说，女孩听到介绍的时候，一听是战犯的名字，就不愿意接触他。
一九五五年，胡适读到了罗尔纲批判他的文章。中国有私人授受的传统，资助家境贫寒的弟子。二十年前，胡适让罗尔纲住在家中给思杜上课，指导他研究太平天国。一九三一年，罗尔纲给胡适写信说，一个行尸走肉的青年居然在先生栽培之下复活起来。二十多年后，罗尔纲在批判稿中写，因为听信胡适的话，他的前半生只有灰冷、幻灭、悲哀、虚无，成了行尸走肉、活死人。
几百万字的批判稿里面，多数批判的是胡适的思想，而这篇批判稿批判的是过去的感情，批判稿的题目叫《两个人生》。
“Because under Communist tyranny, the people have no freedom of silence. Every friend or student of mine had to speak his piece in reputation and condemnation of me, knowing everywhere that I would surely understand that he or she had no freedom of silence.”
一个人理解不等于他没有感受。胡适在纽约曾经举着罗尔纲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那本充满了师生之情的旧书，对唐德刚说：“你看他现在这样批判我。”唐德刚说：“说不定他的思想已经真正搞通了呢。”胡适说：“胡说！胡说！”他连连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
罗尔纲在文章中写道，他看了胡适儿子的文章之后豁然开朗，说父子还可以划清敌我界限，我做学生的更可以和老师划清敌我界限了。
一九五八年，罗尔纲入了党。同一年，胡适在台湾重新出版了罗尔纲当年这本旧书，把它改为《师门五年记》。他把这本四十年代的书作为生日礼物分赠给朋友，说这本旧书比他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更值得光荣。这本旧书也许就是他说的学者的兵器，那里有情感的证据、学问的证据、人性的证据。不论后来发生什么事，改变不了历史的真实。
鸣放与阳谋：胡思杜的最后言论
一九五六年，胡思杜突然变了。根据学生的转述，年初他忽然活跃起来，有时候竟然议论时政，对朋友说：“中共批判我父亲实在不够资格。世界上几十个大学给我父亲博士学位，共产党说他是伪学者，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大概是瞎了眼。”
这些话未必字字可靠，不过后来批判他的官方文件中确实写着，说胡思杜仍然仰慕父亲的反动才华，向别人谈起父亲得到过很多博士学位。
活跃的并不是胡思杜一个人。一九五六年是费孝通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早春”。一月，周恩来在会议上说，工业化和科学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顾准记得中央党校传达这个报告的时候，举座是可怕的寂静。两个月之后，毛泽东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搞建设，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
同一个月，陈垣接受了外交部顾问之托，写信给胡适劝他回国看看。信中讲：“之前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果回去，一定还是受欢迎。”胡适在这句话底下画了线，在旁边写：“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半年前毛泽东留他的时候，他说“他们要我吗”，现在这句话算是一个解释。
一九五七年二月份，毛泽东公开表态说，我们刚开始批判胡适很好，后来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要求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一个月之后，胡适收到了香港报人曹聚仁的信，请他回国。此前，曹聚仁刚刚在北京见过了周恩来和毛泽东。胡适没有回复这封信。几天之后，他又收到他儿子的来信，这是七年来的第一封。日记中他没有摘录内容，信看起来是写给母亲的，因为信的末尾说另有一信给父亲已经寄出。但是胡适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那封信，他怀疑是有人安排思杜给他写信，但又改变了计划。
四月十四日，周恩来选择直接说话。他说胡适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批判，但是如果他今天愿意回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可以讲他的实验主义。
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朱光潜的新文章。八年前，朱光潜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发表检讨的先锋，现在他又被当成了响应百家争鸣的先锋。朱光潜写道，他这五六年当中口是封住了，心里不服，现在他开了口，说想要说服他就得自己懂，而且拿出道理来。只不过这篇文章当中好像已经提前公布了结果，他断言头脑当中的战胜一方一定是马列主义。
五七年四月，沈从文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了巴金、曹禺等人的鸣放，他说一片抱怨声，他不以为然，跟妻子写信说，真的鸣应当是拿出有分量的作品，由万千读者来裁断，他们比少数人要公道和正确得多。
五一当天，《人民日报》发出整风的通知，邀请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当天上海二十万人上街游行。沈从文画了一张小画，在人海的边上有一只孤单的小船。他说：“锣鼓的海，红旗的海，船在做梦。”在括号里写了一句：“总而言之不行。”
《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胡思杜的意见。他说，教师们希望有一位教授来担任院长，提了两年没有批准。胡思杜认为原因是领导不了解知识分子，他们希望有一位教授当院长，就像少数民族希望有他们自己人当自治区主席一样。他的父亲在一九二二年也曾经这样说过，说北大的根本变化是从校长学长的独裁制变为了教授治校制。
就在胡思杜的意见发表前五天，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
五月二十三日起，唐山市委连续邀请教师们座谈，由市委书记主持。胡思杜依然在说。根据官方材料记录他鸣放阶段的发言，他认为院长、秘书、助理这些岗位集中在党员手里，专业负责人难有实际的权力；苏联的教学大纲导致课业压力太大，很多学生累病了，他们对政治课也有意见。
五月三十日，陈垣在座谈会上说：“士可杀不可辱，老教授一次次检讨被斗争。有时候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都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第二天，吴宓也发了言，他批评教育部的领导不懂业务，主观自信。知识分子在开口讲话，胡思杜讲了整整一个月。六月五日开会讨论学校建设的时候，门口、楼上、窗外都站满了人。
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开始。
胡思杜看到了，但此后他接受新华社采访，公开反对《人民日报》的做法。作为唐院民盟秘书，他对记者说：“唐山的十句话只说了两句，还有四五句没有讲，而且是更重要的话。”他还引用了一位老教授的话说：“我这个铁树还未开花。”胡思杜不是没有恐惧，因为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担忧有人会用过去对待右派的法宝再来压我们，但是他仍然指责《人民日报》新的定性会影响民盟团结，让大家感觉不到“互相监督”的味道——这几个字是曾经毛泽东做出的公开承诺。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此前的鸣放称为“阳谋”。
终局：衣钵、绝笔与历史尘埃
七月十五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上报材料，胡思杜是唐院的主要斗争对象。从七月开始，唐山铁道学院用大字报、漫画、广播批判胡思杜，通过小组座谈要求他彻底交代。
在同一个月，吴宓教授被划为右派，他用做实验的生物解剖刀结束了生命。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全校大会继续批判他，批判他的人中有他的校长陈垣。
这样的批判，胡思杜经受了两个多月。此前胡适曾经说他的儿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此前胡思杜选择说，现在文件这样形容他：“胡思杜现在采取‘包下来’和‘躺下去’的办法，一切大帽子都戴，就是不交代自己的具体活动，尤其与民盟之间有关人员的关系。”
根据辗转传到香港的消息，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同情胡思杜的言论，认为他“深得人情”，致使唐院的反右迟迟未能顺利开展。官方文件要求进一步动员中坚力量，更有力地展开斗争。
一个多月之后，《河北日报》报道，老教授石志仁这棵“铁树”开了花，他揭发胡思杜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文点名胡思杜参与“卑鄙篡夺学校的领导权”。第二天，《光明日报》发文说，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儿子进步都是伪装，表面划清父子界限，思想始终没有改造。文章引用了胡思杜在唐山市委座谈会上的话作为铁证，他说：“在学院中，党只有威而无信。”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继承胡适衣钵的胡思杜》。七年前被要求划清的父子界限就这样被组织恢复了，而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不成器的儿子胡思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外界认定继承了他父亲胡适的衣钵。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唐山铁道学院举行了三千多人的反右批判大会。报纸说，胡思杜的右派言行激起了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怒，已经召开了数十次大小会议进行揭发和批判。
四天之后，路透社报道，当时曾经发生过学生罢课的汉阳有三人被判死刑。胡适在联合国演讲中引用了这则消息。
在这个演讲的五天前，胡思杜写下了遗书。他的信留给堂兄胡思孟——一位工人。胡思孟赶到唐山的时候，看到满院的大字报批判胡氏父子。遗书的原件没有交给他，他抄了一份。他记得信开头说：“我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只有你。”其实他还有别的亲人，那些共产党员，真是讽刺。但思孟认为，弟弟是怕连累别人，自己是工人出身，好一些。胡思杜把钱和手表留给了他，希望能用来供孩子们读书上大学。
官方没有公布胡思杜的死讯。胡思孟在郊外找了一个地方安葬了三十六岁的弟弟，立下一块小木牌，带走了一车弟弟生前的书。在有的书上，他认出了胡适的名字。
一九五八年三月，胡适在日记里贴下一则新闻。那篇报道说思杜被送去了劳动改造、下乡耕田，简报边上这位父亲没有写下任何批注。
一个月之后，胡适从美国去了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四月十号的就职典礼上，他和蒋介石发生了冲突。蒋介石谈到胡适参加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根据在场的陈盘回忆，蒋介石认为五四提倡的自由主义可能给了共产党兴起的机会。胡适当场反驳说：“总统你错了。”根据在场者回忆，胡适说：“打倒孔家店是打倒它的权威性和神秘性。世界上任何学说、任何思想，只要是不允许怀疑、不允许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当晚失眠，他写道这是平生所受的第二次大横逆。两天之后，他宴请中研院院士，说：“一九四八年是我派飞机接出了胡适跟梅贻琦，才脱离了北平的危困。”蒋介石特别留意了胡适的脸，说他毫不在乎，面无表情。
一九四八年胡适离开北平的时候，他离开的不只是危困，他离开他的大学，他离开他的朋友，他离开他的学生，他离开他的儿子。大约在那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傅斯年在南京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相对落下泪来。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六亿人改造山河。五月，苏雪林写信给胡适，说她听说了胡思杜自杀身亡的消息。胡适很快回信说这是谣言。几个月之前，还有朋友传来消息说他儿子被送到了东北，他还专门给江冬秀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让她不要信这样的谣言。胡适做了一辈子的考据，如果一个消息跟另一个消息对不上，他就还可以等。
大陆的饥荒当中，胡适对秘书提到了沈从文、朱光潜，说听说他们过得非常苦。胡适突然说：“一九五八年三月之后再没有思杜的信息来，恐怕不可免了。”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平淡，就像是自言自语。
半个月之后是母亲节，他忽然说起十五年前的一次父亲节。那一天，胡适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睡不着，他想起来当天是胡思杜的毕业日，他知道成绩不会理想，在日记里写自己非常惭愧，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没有能够尽到应尽的责任。他一直跟孩子聚少离多。胡思杜四岁的时候，他妈妈写信告诉爸爸：“小三每天早上起来要找爸爸，晚上也要找你，长长地愁哭起来。”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他起身给儿子发了一个电报，写：“Congratulations, whatever happens today. My love, Father.”
中国家庭的父子之间很少说爱，他写的是英文。胡思杜没有回。胡适后来才知道，那个学期他儿子根本没去上课，把父亲汇来的钱用去赌马，身边的东西都已经典当光了，包括父亲送他的打字机。胡适讲这件事情的最后一句是：“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
九个月之后，胡适去世，他的遗嘱中一直有胡思杜的名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胡适博士突然因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蒋总统也亲临凭吊。
胡适去世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胡适之死对革命事业和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来说消除了障碍；而毛泽东对胡适未置一词。经年累月的大批判之后，如果胡适是障碍，他早已经被抹去。
四年之后，文革开始。郭沫若的两个儿子相继在运动中死去，他用毛笔一字一字抄了儿子郭世英的日记。沈虎雏把他父亲的信毁了，日后从老房子的垃圾里一张一张找回他的字。胡思孟把有胡氏父子笔迹的书都烧了，他抄的那封遗书还剩了一角，写着“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此时，胡思杜的墓地和那块木牌都已经消失。长子胡祖望一直在海外生活，去世之后，他的骨灰安葬在父母身边，旁边是他为弟弟立的一块空碑。
凌叔华曾经以他们兄弟俩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叫《小哥儿俩》。故事里面哥哥教八哥念书，急得弟弟说：“八哥念得比你好。”弟弟没有不高兴，因为他爸爸也常常说他念书不如哥哥，他总是笑嘻嘻地说：“那我教八哥唱歌。”八哥被一只野猫吃了，兄弟俩哭了一场，约好第二天一早去报仇。
清晨，弟弟拿着鸡毛掸子进了院子里，叶上都是露水，跟着麻雀蹦蹦跳跳，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来做什么。突然在墙角看到一个破箱子，里面是那只野猫和它刚刚出生的孩子。他叫哥哥来找棉花垫一个窝，摸着那只小猫说：“哥哥，你看它的小鼻子多好玩，还出着热气。”
那是一只小黑猫，有一个红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