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定义与政治自由的本质

这是自由科普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主题是“中国人到底爱不爱自由”。我们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自由？有人做过统计，发现“自由”这个词至少有两百个含义。然而，我们今天并非要探讨抽象概念或定义，而是要讲述与我们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由。用简单的大白话来说，自由就是把自己当人。那么，再进一步问一句，什么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 个人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的权利和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呢？用简单的大白话来说，政治自由就是让政府把你当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自由时，实际上说的就是政治自由，例如言论、出版、集会、选举等方面的自由。

要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拥有自由，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政府和人民谁怕谁。美国人很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有个在美国流传很广的说法，简明易懂地总结出了这个道理：Where the people fear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tyranny. Where the government fears the people, there is liberty.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害怕政府的地方就有暴政（Tyranny: 压迫性的、不公正的政府统治），政府害怕人民的地方就有自由（Liberty/Freedom: 个人在社会中免受外部束缚和压迫的状态）。在中国，人民怕不怕政府呢？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肯定都知道中国人有多怕政府。中国人缺少自由，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驳斥“中国人不爱自由”的论调

有些理论家说中国人缺少自由是因为中国人不爱自由。这种说法让人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当时曾经流传另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不爱钱，大公无私，热爱集体。现在我们都知道那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在毛时代，中国人没有钱不是因为不爱钱，而是因为政府不允许中国人赚钱。现在我们看一下，自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道理。

在中文世界讲自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翻译家严复。在现代中国，自由观念能传播开来，离不开严复的翻译和提倡。严复翻译了好几本在当时引起轰动的著作，像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探讨进化论与伦理关系的著作）、蒙德斯鸠的《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 蒙德斯鸠论述政治制度和法律精神的著作），还有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其中，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原书标题就是On Liberty。约翰·密尔现在通常翻译成约翰·密尔，当时严复是把它翻译成穆勒。严复是在1903年把约翰·密尔的On Liberty，也就是《论自由》，翻译成中文的。在翻译的时候，严复把书名改了，本来是《论自由》，严复改成《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约翰·密尔探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威界限的著作），就是论述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权力界限。严复改的这个书名可以说是画龙点睛。

严复为《群己权界论》写了一个译序。在这个序言当中，严复讲了“自由”这个词的意思和在中文中的演变。他说中文的“自由”本来是个中性词，就是不为外物拘迁的意思（“拘”是拘留的拘，“迁”是牵挂的牵）。但是后来“自由”这个词逐渐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有放诞滋事、无忌惮放肆、隐匿不法、无理等这样一些意思全都出来了。显然，这些意思都是贬义的。严复感叹说，这么一来，好像一个人一旦有了自由，他就会干坏事儿。严复要通过翻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来以正视听。在序言中，他反复强调人要干好事，他必须得先有自由才行。

自由观念的历史误读与现实意义

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距今已经有122年了。他描述当时的情况说，随着西风东渐（Western influence spreading eastward: 西方思想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历史现象），中国的读书人开始谈论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由之说常闻于士大夫”。但是中国人分成了两派，分别朝两个极端走。一是守旧派，严复说守旧派是“经不起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就是说守旧派恐惧自由，把自由当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这是守旧派。跟守旧派相反的，但是同样走极端的是革新派。严复说革新派的自由是“滋事泛滥，当然不得其意之所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革新派理解的自由就是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严复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得要领的。

在当代中文世界，不少人仍然是把自由当成一个贬义词，同时也有不少人把它当成一个中性词甚至是褒义词。虽然中国政府在教育中歪曲自由的本意，在政治上打压个人自由，但是毕竟中国的民智比120多年前要开化了很多。跟严复的时代相比，把自由当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的人毕竟是少了很多，更多的是自私泛滥、望文生义、不得要领的人。

今天我们能从严复那里学到什么呢？至少有一点就是他的现实感。他不是从概念到概念，或拿概念去生搬硬套现实，而是先看清楚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严复看到在中国跟在英美国家同样是争自由，但人们抗争的对象是不一样的。用严复的原话来说就是：“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由；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由；乃至立宪民主所与争者，乃在社会，乃在国群，乃在流俗。”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翻译成白话文以后很好懂。他是说在贵族统治的国家，人们当然是向贵族争自由；在专制独裁国家，人们当然是向专制独裁者争自由；在美国等立宪民主国家，争自由借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向社会、向国群、向流俗争自由。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争自由是向谁争？在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的年代，中国还有皇帝，中国人争自由当然是向皇帝争。现在中国没了皇帝，但严复讲的专制之治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个名堂。人们争取自由当然是要向专制独裁者争。这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用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硬套美国的现实，或用对美国政治的理解硬套中国的现实，都会造成认知错位。

具体自由的价值与中国人的实践

中文世界流传一种说法，说中国人不爱自由。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它经不住细究。其实也不用究得太细，你只是用八百年前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签署的法律文件，限制王权，保障贵族权利）中的办法，就是不是笼统的、抽象地讲自由，而是看看具体的自由。在英国大宪章中讲自由都是用的复数，指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概念。比如说人身自由，它很具体，就是国王不能随便抓人。再具体一下，就是抓了人要及时带到法庭上，讲清楚依据的法律是什么，如果依据不足会被法庭勒令放人。这就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 一项法律指令，要求将被拘禁者带到法庭，说明其被拘禁的合法理由）。这是很具体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跟每个人的生活，尤其是跟当时贵族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必须讲具体自由的传统在英国一直保持下来。17世纪英国议会的权力大了，专门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案（Habeas Corpus Act of 1679: 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美国建国的时候也是把人身保护令专门写进了美国宪法（US Constitution: 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法律），就是宪法的第一条第九款。这是一种具体的自由，在法律上是可以操作的，法院也是可以解释、可以执行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是抽象的概念，那么你可以做出无穷无尽的解释。但是如果它具体化之后，它变成了一条法律，可以操作，如果谁违反了这条法律，人们就可以去追究，这样法院就可以做出审理，可以做出判决。这是具体的自由，也就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操作、可以执行的自由。

抛开抽象的自由观念，这么具体地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少有正常的中国人不喜欢具体的自由。好比说人身自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即使没有念过多少书的、没有受过多少现代教育的中国人，他不懂自由观念，不懂liberty，不懂freedom，不懂英国大宪章，也不懂美国宪法，但是他也不会喜欢随随便便就被政府抓起来，随随便便就失去人身自由。他只不过是在历史上，中国人不知道通过什么具体的法律工具和法律渠道来保障自己不被政府随便拘押的这样的一种自由，你也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权利。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在历史上中国人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因为没有法律渠道，也没有法律手段，并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而是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人身自由。

婚恋自由的进步与政治自由的倒退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中国人过去没有，但是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自由，就是婚恋自由，包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结婚或不结婚的自由。在严复的时代，就是一百多年以前，中国人婚恋的普遍方式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呢，被当时的大部分人是当成洪水猛兽。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接受包办婚姻，自由婚恋成了主流，反对自由婚恋的人反倒成了少数。从自由婚恋的情况来看，也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自由，只是跟政治相关的自由表达受到粗暴的打压和限制，但在离政治比较远的事情上，好比说婚恋自由观念，它是深入人心的。

相比严复时代，中国人的婚恋自由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严复本人他13岁的时候就结婚了，是父母包办。他父母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他父母也算得上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给13岁的儿子包办结婚。现在的中国你肯定不会再有知识分子给自家13岁的儿子包办婚姻的。从这件事情上你也可以看出来，在婚恋自由方面，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是相当大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自由在中国都是进步。婚恋自由是巨大的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些自由却是退步，甚至巨大的退步。比严复时代退步最大的是跟政治相关的自由，比如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中国政府一直打压，但是一直打压不住。他不让人讲话，但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把话讲出来，甚至发明了各种暗语、隐语和中国特色的网络语言。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自由，只要人心还没有死灭，人就有说话表达的冲动，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

言论自由的传统与人性的根基

言论自由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再引用一段严复的话，他是这样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时的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缺而已。”这是严复的原话。这里值得说一句，就是严复翻译西方名著用的都是文言文，写译序呢也是用文言文，但他在讲到言论自由的时候呢，突然开始说大白话，就是说“平时的说实话、求真理”，这就是言论自由。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有看黑白电影突然变成彩色画面的感觉，眼前一下就明亮起来了。这可能也是严复有意要达到的一种修辞效果。

自从言论自由这种说法传到中国，不只是被权力打压，而且也遭到守旧人士的抵制。他们说中国没有讲言论自由的传统，所以这种西方传来的东西不适合国情。严复专门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举了几个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像李治、韩愈、王安石等等，用这几个人物的言行来说明中国历史并不缺乏崇尚言论自由的传统。严复也举了朱熹的例子，他很欣赏朱熹的一句名言，朱熹说：“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说半截藏着半截。”严复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经常引用朱熹“开口见心”这种说法。

严复身处清末民初，言论大环境还算宽松。这半个多世纪中国之所以缺少言论自由，不是因为中国人不爱自由，也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而是政府用权力强行禁锢言论的结果。这种禁锢言论自由的制度来自苏俄（Soviet Russia: 指苏联时期，其政治制度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也有文字狱（Literary Inquisition: 封建时代因文字内容而兴起的政治迫害），也有对言论的打压，但是比起来自苏俄的这种野蛮制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结语：爱自由是人性的根基

从中国人对具体自由的态度来看，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爱人身自由，他不愿被政府随意拘禁。中国人也跟外国人一样喜欢自由恋爱，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喜欢自己决定结婚或不结婚。中国人跟外国人一样爱言论自由，为了抵抗言论打压，他们甚至发明各种各样的网络暗语、网络代称，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翻墙看外网发表自己的言论。你说他们不爱言论自由，这些行为怎么可能呢？

说到底，爱自由深深之根于人性。专制权力你无法彻底驯化人性的，你可以打压人性，可以扭曲人性，但是你不可能彻底驯化人性。不管老师怎么从小就训话学生服从，也不管家长怎么从小就训话孩子听话，看到皇帝没穿衣服他们还是会说出来。等他们成长到青少年，看到喜欢的人还是喜欢自由选择在一起生活，他们还是不愿被家长包办。爱自由也可以说是受现代文明耳濡目染形成的一种第二天性。我们都是现代人，我们不是几百年以前的古人，我们都受过现代的教育，虽然墙内的很多教育它是扭曲的，但是它毕竟是有现代教育的底色。

与其说中国人不爱自由，不如说是因为在跟政治相关的自由方面被长期禁锢，中国人爱自由的天性无法全面得到伸张而已。在一个自由受到打压的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引用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的一句话，他说：“在武断专横的国度，不服从是自由的真正基础，服从的人必定是奴隶。”

这是自由科普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在第二讲中，我们将梳理自由思想的前生今世、来龙去脉，也可以看作是第一讲的进阶。第二讲将在本周推出，我们第二讲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