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张赛。我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今天我想分享这22年的经历。

我家境不算好，哥哥初中没读完就去打工了。我比他幸运，爸爸让我读完了初中，虽然我个子矮，只读了五年才“长高”到1米5。2003年，16岁的我终于能去南方找哥哥。哥哥在晋江一家树脂厂，我看到他把结实的棉花打碎、撕开，机器像床一样运转。哥哥说那工作太危险，有个工友上班睡着，手指被机器咬掉了五根，老板赔了医药费和五万块，但工友选择了一份能干到老的工作——当保安。哥哥觉得我“迷糊”，做不了那份危险的工作。

我从小爱看书，是个“书呆子”，不爱看书的人才不迷糊。哥哥就建议我去他厂楼上的卫生巾厂做学徒，他说那里只要坐着，比较安全。那是一台十几米长、两米多高的机器，处理着200多公斤的木浆。木浆被粉碎成绒毛，车间里灰尘极大，但没人戴口罩。卫生巾的制作流程是：绒毛经过模具成型，再被刀具切成条状，接着与卫生纸、无纺布等原材料汇合，最终成品流入筐子。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更换筐子。

上班第一天，我就被组长骂了。机台上有三种胶水，我能背100首古诗，却记不住那三种胶的名字，把它们混在一起用了。我才发现，卫生巾厂同样不安全，经常有人受伤，我也多次受伤，手断过，一根手指卡进机器里再也伸不直。但我没有想过离开。

初入工厂路

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学时，爸爸给的钱只够吃饭，爱看书的我只能省下饭钱买盗版书；现在工厂能让我吃饱饭，我非常开心。二是这里有图书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书。哥哥曾告诫我，没事少出门，尤其一个人时，被查暂住证会被罚款50块，当时月工资才一两百。我天生胆小，但爱看书。下了夜班，我常边走边啃包子，去借阅李白、杜甫的诗集，《老残游记》等课外书。借完书，我强压兴奋，倒头就睡，醒来摸到书就觉得踏实。

我住哥哥宿舍，他的工友看到我下班就看书写日记，夸我“像个大学生”，我很高兴。哥哥却生气，说那是嘲笑我。我下班后不与自己厂的人联系，上班时他们嘲笑我笨手笨脚，下班后我也在日记里嘲笑他们连成语都不会用。我与初中同学保持通信，最多时同时和四五个同学写信，忙得不可开交。

进厂前，我对工厂充满想象：这么多人的地方，总能找到文学同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吧？我想一步步往上爬，先投稿厂刊，再到市、省、国家，最后是国际级别。

然而，在工厂两年，我依旧做不好事。组长让我拿6号六角扳手，我却拿了6个扳手。组长嫌弃我，觉得我还不如工厂里能卖10块钱一只的蚊子。不过，我的忍耐力变强了，组长的责骂我“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有一天，来了一个新员工叫小胡。他见我封纸箱封得不好，就嘲讽我。我老员工的脸挂不住，回了一句“关你鸟事”。小胡立刻推了我，一拳打在我脸上，他的两个老乡也上来帮忙。我去找车间主任，但没人为我作证，组长也说只看到推搡。事情眼看不了了之，这时工友“耗子”站了出来，为我作证。小胡急了，辩称是我先骂人。耗子则反驳说，如果“关你鸟事”算脏话，那小胡早就被打了。车间主任让下班再说。

下班后，我去找耗子致谢。耗子告诉我，小胡是车间主任的亲戚，这事不会公平处理。我才第一次知道，工厂里很多人是“皇亲国戚”，他们内部关系复杂，有的好，有的不如外人。耗子带我去爬工厂屋顶，我害怕，他一边嘲笑一边小心扶我。爬上去后，整个工厂变小了。耗子洪亮的声音说，他小时候因长得丑常被欺负，长大变强壮后就没人敢了。他告诉我：“哪有什么对错，只有谁敢不敢欺负谁。”这是我第一次和工友深入交流。

小胡这一拳打醒了我，我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工作态度糊弄，生活态度浑噩。我鄙视工友，又臣服于他们，根本是在混日子。我决定离开。离开前，我越级去找老板，写了三页纸：挨打经过、我是怎样的人，以及一首诗，开头是“今日挨打我对否，今日挨打我错否”。老板看都没看，直接打电话让“马上处理”。结果是我被警告，小胡罚款30块。

生活维系与梦想

辞职后，我不知道去哪儿。当时我有一个计划，是存够一万块钱，这笔钱在老家农村够盖三间像样的房子。但我总是存不到钱，有时甚至没钱吃早饭，只能退掉图书馆借书证取回押金。办证时，管理员抱怨我“四五回了”，说我在“闹着玩”。

为了存钱，我又进了一家卫生巾厂，待了差不多一年。后来，哥哥在武汉开了饺子馆，喊我去帮忙。我到了武汉，为哥哥嫂子做了个卫生纸筒芯做的礼盒，里面放了两句我写的诗：“狭小的屋子并不拥挤，因为有爱的风筝在飞。”我对未来充满期望，跟着家人干，再也不用受白眼。我在日记本上制定了详细计划：上午学素描，下午练书法，晚上学电脑，还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傻瓜》。

然而，我能背100首古诗，却记不住两个顾客点的餐，也分不清顾客是先付账还是后付账，这让我非常苦恼。我问哥哥能不能贴告示规定先买单后吃饭，他没同意。一次打包，顾客说汤会洒，我重包还是歪了。顾客走后，我没想如何改进打包，却在想“是不是地球歪了”。顾客形形色色，我与哥哥嫂子也常有小别扭。我实在忍受不了“一地鸡毛”的生活，无法完成我的计划，只能选择离开。

我离开了，又回到了工厂。过段时间，哥哥又打电话，我又去了饺子馆，待一段时间又走，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几回。我23岁时，还没有谈过恋爱。以前宿舍的人知道我爱看书，嘲笑我是“大学生”，但我现在“觉醒”了，认为看书影响名声、影响谈恋爱。我痛改前非，改成偷偷在厕所看书。有一次，我正看得高兴，室友突然回来，有人问“你们宿舍那个书呆子呢？”我躲在厕所，心惊胆战，感觉像逃犯。他们走后，我感谢舍友“肾功能强大，能憋尿”。

我参加了厂里一年一度的征文，写文章建议用伟大诗人的诗句替换掉“努力工作”等枯燥标语。一段时间后，车间主任给了我50块钱，说我投稿勇气可嘉，是厂里奖励的。我期待内刊刊登我的大作，但最终没等来。后来才知，内刊内容只发给管理层看。

打工与家：挣扎求生

2015年，我28岁，未婚。遇到我老婆时，我已不再看书，学会了“正常人”的生活：喝一样的啤酒，说一样的脏话，谈一样的恋爱。在工厂谈恋爱很直接，看对眼就在机台边聊，聊得来就问对方是否愿意出去吃饭。如果答应，大概率就成了，接下来就是谈婚论嫁。当时我老婆是质检员，她不知道我爱看书。结婚前，我犹豫了，列出结婚与不结婚的理由，最终决定结婚，其中一个理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但我仍有疑虑，于是对老婆坦白：我说我爱看书，脑子想法与众不同，甚至想出家，问她能否接受。老婆说：“有想法不是挺好吗？”

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压力巨大。我听说送快递能月入过万，便去尝试。但实际发现并非如此，可“月入过万”的确实存在。我不甘心，为何别人能而我不能？为何我做事总是乱七八糟？我一直在那个公司做，熬到老员工离开，好的片区就分给了我。送快递的第二年，双11那一个月，我终于月入过万。

当时我们在武汉租的房子在城中村，因拆迁不得不搬家。老婆问我们搬过几回家了，她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家？我跟你结婚难道是在闹着玩吗？”结婚前我撒谎说家里有房，老婆知道真相后并未苛责，但从那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每天赚够300块。我早上去卖早餐，卖完去送快递，或送几单外卖。

我已没时间看书，但枕头边放着张爱玲的《小团圆》。如果那天赚了200块，我就翻开《小团圆》的第200页看几眼。我自豪地说，很多时候我不会打开那本书，因为它只有280页。

后来，快递老板因经营不善，携款跑路，我们四人的工资都没了，损失最大的是我，有8200多块。但这次经历让我深入了解了平时“天天见面却不了解”的同事们，察觉到哪怕是快递员，直面生活、勇敢生活，也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

快递送不了了，我听说送外卖能月入过万，便去送外卖。刚开始不熟悉小区，老师傅告诉我工作群里什么都能搜到。我无聊地搜了“自由”二字，只看到站长回复：“想自由，滚回家找去。”有一次，顾客因我敲门而烦躁，说：“你不知道打电话吗？”我记住了，下次站在门口打电话，他又说：“打什么电话？打电话都震到我了。”

有一天晚上下班，骑车经过一堵白墙，路灯打在身上，影子映在墙上，我觉得自己像墙上的泥渍。送外卖赚到钱后，我和老婆在湖北十堰买了房子。接到骚扰电话，对方问：“是不是张先生？你是不是在某某小区买的房子？装修找我吧。”他叫我“张先生”，我打工20多年，第一次在一个骚扰电话里得到了尊重。

送外卖约半年，我一直不是“单王”，不甘心为何不如人。但我慢慢发现，我确实不是送外卖的料，做不到月入过万。不久，武汉发生疫情，我和同事照常上班。所有客户都对外卖员说“谢谢”，我第一次因为一份工作感受到了尊严。那段时间收入翻倍，我和同事都成了“单王”。

疫情下的尊严与书写

疫情让我重新拿起了笔。这次写作不一样了。以前我围绕一个词（如“孤独”）引用诗词典故，写自以为漂亮独特的句子，但内容里没有人。现在，我眼中有了周围的人——同事、领导、客户、家人，我觉得他们非常值得去写。

送外卖时摔断了腿，无法继续。我又回到了泉州工厂，工厂像巨大的磁铁再次把我吸回去。这一次重回工厂，我开始写“工厂日记”，写了三年。写作流程是：在机台上，有想法就记下关键词，趁上厕所时拓展成句子，因为不及时拓展可能就忘了意思。下班后整理成日记。

卫生巾厂最开始是计时制，12小时工作，半小时休息，但大家都在忙。后来改为计件制，规定产量，完成后可提前下班。这一下改变了：中午没人休息，大家轮换吃饭，不让机器停，没人聊天了，休息室的凳子落灰。“附近”这个词就消失不见了。为了早下班，有人大早上就来上班，但机台常故障，他们不但不能提前下班，还要白白多干几十分钟。

我们厂灰尘大、噪音大，标语要求戴口罩、耳塞，但没人戴。工友老王说，这行灰尘大，多吃猪血对肺好。疫情前大家没戴口罩习惯，后来疫情让戴口罩成为习惯，否则“口罩还是打不败猪血”。

在工厂做了三年，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又回到了武汉，再次送外卖。这次送外卖与第一次不同。第一次时，保安开门时用力拍门禁卡，我讨厌保安，他们骂我“狗外卖”，我骂他们“狗保安”。但现在我一点都不讨厌保安了。原因有二：一是我自己也做过保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二是科技进步，现在是人脸识别，保安录脸、开门都笑着。保安笑着给我开门，我还讨厌他干嘛？

工厂时，工友说常在屋里，晒不到太阳，缺太阳，要多晒。今年送外卖，想躲开太阳不可能。这两份工作真是互补。工厂时总梦到送外卖，因为自由。送外卖时，又常梦到自己在工厂，因为稳定。我也算“活明白了”。

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反正反复横跳才是生活的对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