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半年回顾与早期电影生涯

大家好，我是张内咸，又见面了。不知不觉，做这个频道已经半年了，从今年一月底上线第一期节目，到现在已经是七月底。最开始录节目的时候，北京还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而现在外面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小朋友们在放暑假。离我自己上学的时代一晃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都快忘记了没有生小孩以前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每当放暑假，我当然也是很开心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拍电影，就是从大三的暑假开始，连续几年，每年的暑假拍一部独立电影（Independent Film: 不依赖大型电影公司资助，由独立制片人或导演主导制作的影片）。当然现在说是独立电影，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是因为后来我出名了。其实当年我们只是在拍作业而已，就是像现在这样的炎炎夏日，我和身边的一帮同学、朋友凑在一起瞎胡闹。对我们来说，拍电影就跟玩乐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只不过玩乐队需要的人少，只需要凑三四个人出来，每个人都有乐器就可以去排练，找机会登台演出了。但是凑在一起拍电影需要的人就比较多一些，要有摄影、有录音、有演员，最起码要10个人以上了。而且这还只是拍摄的部分，拍完的素材要进行后期处理，剪辑、混音，制作全部完成以后，它才是个电影的样子。

北京的自由与禁锢：从开放天台到全面监控

之前在一期节目里我提到过一次，其实我本人不是学影视的，我甚至都不是学艺术的。最开始我做的第一个独立电影是我大学同学拉着我一起拍的，他们是学摄影的，要完成自己的摄影作业，但是不知道要拍什么，所以我就写了个剧本，找身边的人来演。男主角是我高中同学，女主角是摄影的女朋友，都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纯粹是来凑热闹的。拍摄取景就在我家附近，北京的中关村、五道口、鸟巢体育馆这一带。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镜头是在各种楼顶的天台上拍摄的，包括俯瞰鸟巢的镜头。大家很难想像那个时代北京的楼顶是开放的，人还能走上去吧？后来就不行了，北京所有的高层建筑都封闭了天台，为了领导的安全，城市里不能出现任何高点。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高层建筑的标准是什么，多高算高层建筑？这个不好说，要看具体。如果你们来北京旅游的话，可能会到胡同里去逛一逛。北京最著名的一条胡同——南锣鼓巷听说过吧？中央戏剧学院就在南锣鼓巷里。南锣鼓巷周边的四合院住了很多退休的老领导，所以连那些咖啡厅房顶上的露台，到了敏感时期都不开放。大街小巷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戴红袖箍的那种网格员（Grid Manager: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种工作人员，负责特定区域的巡查、信息收集和问题处理），脑袋顶上竖着一个小雷达，随时盯着可疑分子的一举一动。可想而知，如今你想在北京私自拍影片，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物理上操作的可能性，在哪都拍不了。

独立电影的“偷拍”哲学

但是当年我们还能随便拍呢，除非你硬要去天安门广场拍，或者到北京那些军队大院的门口拍。除了这类极特殊的敏感地带，北京城的大部分地方，你拍摄影片都没人管。我所说的拍摄没人管，当然不会是很大的阵仗。比如你想在故宫旁边取个景，站在护城河旁边，掏个摄影机出来，像拍纪录片似的拍摄几个镜头，现场不要站太多工作人员，就不会有人阻止你。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偷拍（Stealth Filming: 未经公开许可或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吧。普通人看到你在拍电影，要么绕开你，要么好奇地站在监视器旁边看热闹，但那个年代的老百姓是很善良的，不会举报你，只要没人举报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偷拍这个词虽然不好听，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偷拍。所有的独立电影导演和独立制作人，往往都有丰富的偷拍经验。在全世界的独立电影当中，这种操作模式都广泛存在，在中国就更是如此了。因为申请拍摄许可很麻烦，我指的是在你剧本过审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尽管剧本已经拿到了拍摄许可，但是在实际拍摄的时候，每一个具体的拍摄场景都需要单独获得主管单位的批准。而且这个事往往用钱还解决不了，你越是着急拿到许可，就越不可能给你许可。很可能你的制片这个月申请一个拍摄许可，经过层层上报以后，到明年这个月的时候还没收到回复呢。所以还不如索性直接去偷拍，效率要高得多。实际上大家都这么干，正规的剧组也这么干。

至于娄烨、贾樟柯他们，在那些第六代导演（Sixth Generation Directors: 指中国电影史上，在1989年以后涌现的一批电影导演，作品常关注社会现实和个体命运）的电影当中，就更是大量使用了偷拍的技巧。他们这样做呢，很多情况下也是为了真实。因为拿到拍摄许可以后再去拍，大街上走的每一个路人，有可能都是地方政府挑选过的公务员，怎么看都不像普通老百姓，导致拍出来的画面像宣传片，远不如偷拍的效果好。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电影和纪录片之间的边界往往是很模糊的，拍摄手法经常混用，地下电影拍得都跟纪录片差不多。像我拍的那三部独立电影就很典型，哪来的拍摄许可呀，偷拍是家常便饭。

《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与时代背景

尤其第三部《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也是一部著名的反共大毒草（Anti-Communist Poisonous Weed: 中国共产党语境下，指代被视为具有颠覆性或批判性思想的作品），是2012年拍的。那时候正是薄熙来、周永康疯狂反扑的那个阶段，中南海里乱成一锅粥。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就在故宫和什刹海周边的胡同里拍了一部黑色荒诞喜剧。这本身就有够荒诞了，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时代党内斗争跟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大家该吃饭的吃饭，该赚钱的赚钱，民间还在自我运转。

但问题是，现在在北京，即便是偷拍也不可能了。如今的北京大街上，别说剧组拿个摄影机出来拍摄，你自己一个人掏出手机拍北京的街景，要是你长得不像好人，都有可能被那些戴红袖箍的网格员盯上，把你扣下来盘问，怀疑你是“境外势力渗透”。前几年就有学影视艺术专业的小孩拍毕业作品的时候，差点被当成间谍，扭送到派出所去。这放到以前根本无法想像，尤其我家附近，整天都有拍作业的大学生。因为五道口往南一点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院的小孩经常需要在学校附近拍摄取景。北京电影学院旁边就是著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影厂，是中国电影行业曾经的圣地。当然这些单位现在都已经没了，只剩下遗址了。

时代的变迁与个人转型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变化大到连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还每天都住在这里呢，这座城市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所以这一期节目呢，就算是一期SP吧，一期special的内容，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导演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你也可以理解为十几年前的北京的故事，因为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像十几年前的北京是什么样子了。比如我大儿子今年12岁，他是2013年出生的。他出生的那一年，我最后一次在北京做我自己的电影的地下放映（Underground Screening: 未经官方审批和许可，私下组织的电影放映活动）。所谓地下放映，就是不经过任何审批和许可，直接找一个能聚集年轻人的场地，卖票放电影，放完之后做沙龙交流活动。在国外很正常，但是在中国，以今天的标准来说，这个行为前前后后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全都是违法的。

然而当时的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等很多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立电影放映组织。放映通常不会选择在电影院里进行，因为电影院需要你的放映许可，独立电影哪来的放映许可啊，肯定没有许可。所以这类活动有的时候是在咖啡厅里举办，有的时候是在酒吧里举办。来的观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些是艺术爱好者，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纯粹就是赶时髦的年轻人，觉得有意思、很酷，想多认识一些朋友。我的电影虽然是独立制作的，但是商业元素很多，不算小众，所以来的观众比较多，有的时候一场活动能来几百人。所以我一般是在办摇滚演出的Livehouse（Livehouse: 专门用于举办现场音乐表演的小型演出场所）里面放电影，舞台前面拉个大幕，用投影仪把画面打上去。现在的年轻人一听，估计都傻了，“啊，还能这样呢？”“这一场放映活动下来，你们得判几年呀？”是啊，怪就怪在这里，十年前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后来全都变成“非法集会”了。我不过只是在地下发芽的一颗种子，我的昙花一现得益于当时自由的空气，随着这扇门彻底被关死了，我也就没能再继续走下去。不过如果我真的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路，现在也不会在这里认识大家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随时都可以表达。在中国做导演，束手束脚，反而会失去表达的空间。

从“张导”到“公知”：身份的转变与观众定位

其实做这个频道半年了，一直没有认真地介绍过我自己。有墙内原本知道我的朋友来YouTube上面看我的节目，叫我张导，带着所有人都叫我张导，搞得我还挺尴尬的。因为我一直没有分享过自己拍的独立电影，我现在做的是脱口秀节目，跟电影的关系不大，只是偶尔讲一讲这类话题。偶尔讲到电影的时候呢，分析角度跟影评节目也不一样。我认为影像只是辅助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因为社会科学通常很枯燥，但是以电影作为切口的时候，理解起来就会变得很容易。总的来说呢，我就是彻底转型了，更多是以喜剧演员和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做这档节目。

墙内喜欢管我这种知识分子叫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 “公共知识分子”的缩写，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常带有负面色彩，指代批判政府或官方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缩写。简中世界里的这个词有自己特殊的语境，带有强烈的负面色彩。因为共产党的宣传学者不会被称为公知，只有反对共产党官方口径的公共知识分子才叫公知。所以公知后面一般还会加上“带路党”（Guiding Party/Collaborator: 中国网络语境中的贬义词，指代被认为引导“境外势力”损害国家利益的人）三个字，连起来讲就是“公知带路党”，在语义上等同于“汉奸卖国贼”。公知带路党、汉奸卖国贼是小粉红（Little Pink: 中国网络上对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的称呼，通常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对外排斥情绪）的死对头。

但是我跟公知的知识结构还真的不太一样，如果你经常看我节目的话，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我讲的知识说实话，普通观众会有点听不懂，尤其是墙内能听懂的人不多。你想，我做了这么多年幕后工作，从来都没在国内做过节目，而是直接上了YouTube，是不是挺奇葩的？一般来说呢，你在YouTube上看到的简中世界的博主，通常都是先在国内做自媒体，被封杀，然后才转到YouTube上的，对吧？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强调自己是被共产党打压的，先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所以他们的号一上来就会有一大堆墙内的观众订阅，这些观众是他们从国内带出来的粉丝。但我不一样，我从来就没在墙内做过号。我不做号也不是因为审查问题，我作为一个职业制作人，如果想规避审查，做一档在墙内能发出来的节目简直易如反掌。但问题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我做的内容对中国网友来说太高端了，超出了他们的审美范畴。所以即便是把节目发出来，也根本不会有几个人看，更别说也不会产生任何商业价值了。

之前我在节目里讲过，我的成长环境很特殊，和普通老中相比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说白了，我骨子里就不是中国人，我更像一个自由世界里的正常人，而不是那种在中国被打压的公知。这两者的区别大家应该能观察到吧？所以我这个频道呢，主要定位的观众是全球华人精英。目前从后台显示出的资料来看，也的确是这样，海外观众占比超过80%，翻墙出来的中国观众还不到20%。我作为一个北京的YouTuber，结果老乡根本不看我的节目，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对吧。我顺便说一句，我的节目是有外挂简中字幕的，你把CC字幕打开就能看到，不需要的话就把它关掉。确实有点麻烦，但我也没办法，因为贴在画面上的字幕要么简中，要么繁中，我只能二选一，总不能两种同时都贴上来吧？如果大家回溯我的早期节目，会发现最初几期节目我画面上贴的是简中字幕，因为当时我还不清楚谁会来看我的节目，所以默认还是按照国内的习惯来运营的。那个时候我做这个频道是从零开始的，订阅数只有几十个。我不像那些在国内被封号的博主，一上来就能有10万粉，因为他们在墙内有积累嘛，我是没有任何积累。但我运营了大概两个月以后，订阅数开始逐渐上升，后台资料反馈出的观众比例大多数都是繁中用户，所以我才把画面上贴的字幕改成繁中了。这是市场决定的，如果简中观众觉得不方便，我只能跟你们道个歉，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希望大家尽量理解。

为什么我不怕被抓：对中国社会和“反共”的理解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是因为这半年来老是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你能在北京做YouTube节目，而且政治尺度还这么大，你不怕共产党来抓你吗？”说实话，我还真的不怕，因为共产党对我没有一毛钱兴趣。你想想，中国人根本不看我的节目，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不会跟我走，对吧？公知带路党之所以叫带路党，就是因为他们带路有人跟着走啊。但是像我这种人，在中国完全就是个社会边缘人，别人看我就跟看怪物一样，我对共产党能有啥威胁啊？而且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国家的了解确实还是有点少。在中国骂共产党的人多了，尤其是搞艺术的，没有不骂共产党的。毕竟你都搞艺术了，还爱党爱国？那你还搞什么艺术啊，回家种地不行吗？

其实骂共产党并不会导致你失去自由，只是少赚点钱而已。他们主要还是用利益来控制别人，中国有14亿人的大市场嘛。所以纯粹因为骂共产党被抓起来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这种罕见的情况比较容易被媒体关注，而没有被抓的大多数外面的人看不见而已。你想想，都抓了里边放的下吗？至于墙内做YouTube的人当然也很多，只不过因为大部分人内容做的太low、太土，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垃圾资讯里，所以你会感觉好像没有似的。

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你的频道现在是小众，将来要是影响力大了，早晚你还是会被共产党给抓了，就算不抓你，也会把你给统战（United Front Work: 中国共产党通过联合、争取、分化等手段，团结各方面力量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策略）了，变成共产党的大外宣。”关于这个问题，我就更得解释一下了。我都快40岁了，又不是心血来潮第一天骂共产党，实际上我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温和多了，最起码我现在都不讲脏话了，因为我跟小朋友讲话习惯了嘛。年轻的时候我可不这样，当年我也是个反共小明星呢，脏话连篇，整天寻衅滋事（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中国刑法中的一个罪名，常用于指控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反贼。不仅比现在激进，而且比现在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大得多。但我最激进的时候共产党都没找过我，更别说现在了。因为我们80后这一代年轻人普遍都骂共产党，骂共产党的不是异类，给共产党唱赞歌的才是异类呢，会被别人瞧不起的，连找对象都困难，姑娘会觉得你可能有一点点缺少睾丸酮。

那个年代的知识界，批判政府是主流思潮。你都已经是一党专政了，还不让批评吗？这是基本常识问题啊。共产党内部有一句话叫做“万里长城是骂不倒的”，这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这么大的一个政权，要是因为别人骂你几句就被颠覆了，那不是豆腐渣工程吗？说明当时中共党内的精英还是很自信的，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对吧？所以即便是共产党控制的喉舌，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之类的，也经常深入报导中国的负面新闻，批评远多于赞美。因此那个年代政府公信力比现在高得多，也不需要去“抓造谣”，压根也没听说过什么“造谣罪”，因为老百姓骨子里还是愿意相信政府的。不像现在，现在是正相反，表面上每个人都“听党话跟党走”，全民抓间谍，实际上共产党说的话连共产党员自己都不信了。什么叫自毁长城，这就叫自毁长城。

“新青年”的沉沦与反贼门槛的降低

当时的官媒不仅尺度大，文化包容性也高，连我这种流氓都能上主流媒体。比如2010年的时候，我就被某杂志评为“北京十大新青年”之一。那个评选是拿民国的新青年做概念对标的，说“民国有新文化运动，有鲁迅、胡适那样的青年领袖，如今中国也需要鲁迅那样的新青年来引领。”现在哪有官媒敢做这种选题啊，这不找死吗？你看看他们那个文章是怎么写的，我给你们念一段：“这是一个言论自由，却让有些人觉得不能直言的时代，说真话成了一件需要勇气和担当的事情，敢于说真话的人成为了新的英雄。”注意这是2010年的文章，当时的网络环境比现在不知道都宽容到哪里去了，那他们还期盼着中国涌现出一批英雄呢。因为1915年的时候，陈独秀先生创刊《新青年》，对中国青年提出了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110年前陈独秀写下的创刊词《敬告青年》，让今人情何以堪啊，尤其是拿当代的青年和那个年代的英雄去相提并论，简直是对英雄这个词的侮辱。

那个杂志的编辑除了我还选了什么人？比如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曾经也是著名的地下摇滚偶像对吧？当然现在他是给共产党跪了，变成了一个非常油腻的犬儒主义者（Cynic: 指对人类真诚、善良、道德等持怀疑态度，或对社会规范和理想持嘲讽态度的人），整天忙着赚钱去了。再比如像什么蒋方舟，她就属于典型的公知带路党嘛，据说拿过日本的基金，前几年被批得很厉害，说她是精日女汉奸，老是被骂上热搜。但她其实也没干什么，主要也还是忙着赚钱。坦白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配，连先辈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这种所谓的新青年评选纯粹是凑数，根本禁不住时间的沉淀，后世只能贻笑大方。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跟今天的年轻人讲，十几年前的官媒居然这么反，当年推崇的青年偶像是这种风格的，你敢信？

当然了，海外的反贼朋友们可能会嗤之以鼻，“操，你们这种算个屁的反共，骂两句根本就不叫反共，最多算是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你们说的对，以当年的标准来说，我们这种确实不算反共，反共是刘晓波那样的，最起码你得在国内搞个《零八宪章》出来，对吧？但毕竟现在江河日下了，如今连蒋方舟这种小清新都能被批成汉奸，所以你才会感觉反贼越来越多。其实不是反贼越来越多了，而是反贼的门槛越来越低了，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节目简中观众不爱看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是个正常人，不是很极端。不仅不极端，还整天有说有笑的。但翻墙出来的老中网友大部分都是精神难民（Spiritual Refugee: 指在精神或思想上感到无所适从、缺乏归属感的人，常用于形容在压制性环境中寻求思想自由的人），因此在简中世界里，越是极端的内容越受欢迎，墙内墙外都一样，整天喊打喊杀的。中国人之间的情绪对立已经快要到临界点了，满脑子都是仇恨。墙内什么都不让说，好不容易翻墙出来了，就要往死里说。结果导致与其说大家是出来讨论公共话题的，不如说纯粹就是出来发泄情绪的。那我这种节目，他们肯定看不下去。

我的三部作品：《待业青年》、《草莓百分百》、《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

好了，现在简单说一下我自己拍的那三部片吧：《待业青年》、《草莓百分百》和《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分别是2010年、2011年和2013年发布的。拍摄时间都在十八大（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召开，标志着中国政治领导层的重大变动）以前，拍摄地点全都是北京。简单来说，这三部片代表了北京在“迈入新时代”以前青年人的精神状态。我想我这番总结，国内应该是没人有反对意见吧。比这更早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人还没长大，比这再晚一点，我们提前养老了。当然现在的年轻人窗口期更短，短到稍纵即逝，短到你几乎看不见，大学一毕业就开始熬退休去了。

在《草莓百分百》当中，我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命题，叫做“青春是什么”。这部片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至少在当时还可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早就不允许谈论青春了，你只能讲“中国梦”。这部片是我三部片当中受众范围最大的一部，或者说比较流行的一部作品。当时发布以后，央媒党媒全都追在我屁股后面蹭热度，结果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危机公关（Crisis Public Relations: 组织在面临负面事件或公众质疑时，采取的旨在维护自身形象和声誉的沟通策略）事件。因为《草莓百分百》当中有一个镜头拍到了艾未未（Ai Weiwei: 中国当代艺术家和异见人士，以其艺术作品和对人权、言论自由的倡导而闻名）。艾未未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异见人士（Dissident: 指持有与政府或主流观点不同意见，并公开表达的人），其实是个红二代（Red Second Generation: 指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子女，通常享有特殊社会地位和资源）。他父亲是民国时期的现代诗人艾青。艾未未1981年就去美国了，他在纽约的公寓收留了很多早期赴美留学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以他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力非常大。90年代回国以后，就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村里，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教父，并且参与设计了北京的鸟巢体育场。我拍他的时候他还非常活跃呢，像罗永浩、韩寒这些人整天都围在他身边。你们知道罗永浩和韩寒是谁吗？不知道也无所谓，反正都是些过气的意见领袖。

央视有一年春节期间在网上下载到了我的电影，就在央视一套给播放了。由于我的影片里面有艾未未的镜头，等于是让艾未未登上了央视，震惊了海外媒体。虽然艾未未当时已经变成了全球知名的异见人士，但央视的节目编导并不知道啊，也不认识这个老头是谁。结果被人看到以后，截图发给了艾未未，老艾笑得捶地，发了个推，晒了一下自己上央视的画面。结果央视在推特上被全网群嘲，国安部知道以后都懵了，他们还以为央视内部有人要造反呢。央视确实有人要造反，但不是这些编导，而是那些调查记者。这些编导是搞娱乐的，他们哪懂时政啊？中国每年冒出那么多异见人士，每个人脑门上都贴着个“我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标签吗？所以这个事件纯粹是个乌龙，有没有人被追责我不清楚，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央视播出我的影片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他们播放的时候也没有提我的名字。但这件事后续对我肯定有影响，从此以后主流世界就跟我保持距离了。后来很多年的时间里，我参加过很多类似于什么青年导演扶植计划啊，什么新锐剧本征集活动啊，包括试着去申请一些网络电影的种子资金，想都不用想，绝对是石沉大海。但是在那以前，我还是有点咖位（Status/Stature: 娱乐圈常用语，指某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比如你看我跟周迅的合影，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屁孩呢。实际上我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中国影视圈的人就都知道我了，也都看过我的电影，他们只是集体保持缄默，不提我的名字罢了。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早期作品有什么了不起，思想不成熟，技术很业余，但是等我后来思想和技术都成熟以后，反而变成了一个在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

说回《草莓百分百》，它其实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暑假，带着大学同学拍的一部作品，改编了一个日本漫画，但是跟原著并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魔改（Heavily Modified: 指对原作进行大幅度、颠覆性的改编）。《草莓百分百》的原著漫画是一部日式软色情作品，但我硬生生地把它改成了一部美式公路电影。很多地方没有剧本，表演像真人秀一样，是半即兴的，演员也都是从各种乱七八糟的地方找来凑数的。职业演员只有两个，分别是男主角和女一号。女一号后来去了香港，嫁给了香港演员狄龙的儿子，就是说她变成了狄龙的儿媳妇。老狄龙虽然德高望重，但是由于香港电影本身没落了，所以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就没什么机会了。至于男主角，尽管是学表演的，但是家里很穷，一点资源都没有，后来勉强在内娱（Domestic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中国大陆的娱乐产业）能跑一跑龙套，现在应该也失业了。隔了十几年以后，重新回去再看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还是它的历史价值。因为片中出现的每一张真实的面孔，在2011年那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表现出的既乐观又伤感的情绪，你能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当中，感受到一个充满诗意的想像中的未来。可惜青春和那个时代都像樱花一样炫烂而短暂，今天看来恍若隔世。

其实我的三部作品本质上来说都是纪录片，历史价值都大于实际创作的价值。因为青年身上的那种精神和力量，后来就被彻底抽离出去了，变成了一个一个软塌塌的充气娃娃。希望，在这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了，早年间我的处女作叫《待业青年》，是大学同学拉着我拍的。但当时大家没想到的是，制作一部完整的影片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投入很多的精力，不光是要拍摄，还得剪辑、做后期，这些工作都得自己上手去做。所以我那些同学没能坚持到最后，嫌麻烦就半途而废了。我自己也有一台HDV摄像机，后来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从大三的暑假一直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才把它独立完成。那部片是一部三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有一点点故事情节的成分。当时我也不太会拍，只会傻乎乎地把摄像机放在一旁做采访，不懂什么叫镜头语言，后期软件也是我现学的，剪了好长时间才把那些素材处理完。我把它发到网上以后，后来接到了墨尔本电影节组委会的电话，邀请我去参展。但我觉得拿这个不成熟的作品参展很丢人，所以我就拒绝了。我估计那个组委会的哥们都傻了，从来没见过自己主动拒绝邀请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电影节，相比之下我更在意的是我们自己大学里的优秀毕业作品展，但是很可惜，《待业青年》没能入选优秀毕业作品。

我当时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待业青年》会引起轰动，明明那个东西是我自己瞎弄出来的。还有个日本的女记者整天追着我采访，但她问我的问题特别奇怪，跟我拍的片子也没什么关系。直到后来她的那篇特稿发表以后，好像是什么经济新闻，具体我忘了，然后我才知道她实际上是个财经记者。她报导的也并不是我的影片，那篇文章的标题叫什么“80后的小皇帝”，给我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我才慢慢理解，当你从外部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最大的标签其实是计划生育。因为我们是中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可能同时也是最后一代人吧，所以具有特殊性。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日本是把待业青年理解成小皇帝了，但仔细想一想，确实也挺有道理的。可惜那个杂志我手里没有，因为她没办法从日本给我寄来，从外国往中国邮寄任何出版物过海关的时候肯定会被销毁。

后来到了第三部作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反共大毒草《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才算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剧情片。五脊六兽原本指的是古代宫殿的屋顶，因为皇家建筑的屋顶上有五条脊，四角各有兽首六枚，尤其是在故宫这种结构非常普遍。后来在北京话里，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含义是百无聊赖、闲得无聊，或者说是很朋克的状态。最近这两年我空闲的时候给这部电影翻译了英文字幕，英文片名就叫Beijing Punk，就是把五脊六兽直接翻译成了北京朋克。不过当年我没有那个能力翻译英语。这部片说是反共大毒草，但它其实是个荒诞喜剧，跟娄烨、贾樟柯他们的那种创作思路差异很大，不太像是一部中国电影。因为当你把目光只聚焦在北京地下文化的时候，那本来也就不是中国了。所以这部作品有很强烈的漂浮感，在中国很难引起共鸣。但那个阶段的北京青年身上，的确充满了这样的反叛精神。我给大家放一小段你们就能感受到了。我叫叶要武，无业，爱好是摇滚乐和翻墙看新闻。在2012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有“墙”，当时还没人谈论这些话题呢，政治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北京人明显有某种强烈的预感。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现实隐喻，它刻画了一个对生活充满牢骚的摇滚青年逐渐变成精神病的悲剧。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当整个社会变成精神病院的时候，清醒的人反而被关了起来。《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尽管受限于成本拍得比较粗糙，但大致上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投射出的是北京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的焦虑和不安。所以这部片放到当时来看，肯定是有点太超前了，而且对白全都是北京方言，脏话连篇，大部分观众也听不懂。不过隔了十几年以后，现在再看应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吧，毕竟影片当中所有的预言在后世全部都成真了。

电影的遗产与作为YouTuber的未来

尽管我本人并没有从这些作品中受益，但是我给中国当代的影视行业还是输送了很多工作人员的。比如《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摄影叫王维华，当时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班毕业，跟我一起拍摄了这部处女作。我作为导演是受影响，但他没有受影响，因为没人跟技术工作过不去对吧？所以后来他发展得非常好，2024年捧走了金马奖（Golden Horse Awards: 华语电影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奖项之一，在台湾举办）最佳摄影。当然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去金马，他从2014年开始就是金马影展的常客了。哎，这期节目一直聊到尾声，总算跟台湾有点关系了是吧。

其实最后我想说的是，包括他，也包括所有跟我合作过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演员还是技术人员，都曾经跟我讲过类似于这样一句话。他们说，“张导，如果有一天你还有机会去拍电影，我的档期一定会留给你，而且一分钱都不要。”说实话，跟我这样讲过的人不下100个。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在看我的节目，但我想跟你们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的肯定。但咱们彼此之间都非常清楚，无论是我，还是中国电影本身，都不太可能存在那样一个未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对于自己现在作为一个YouTuber的定位非常满意，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脱口秀，我会每周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和思考，并且尽量不开天窗。

此外，特意做了这期节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把自己这几部早期的作品重新压制了一下，上传到了Google Drive上面，方便大家下载或者在线观看。因为前段时间有些观众对我以前拍的电影很好奇，想去找来看一下，但是很难找到片源。这是由于十几年前我在网络上发布电影的方式，是通过BT（BitTorrent: 一种点对点文件共享协议）和电驴（eMule: 一种点对点文件共享软件）这种P2P分享（Peer-to-Peer Sharing: 点对点分享，一种网络通信模式，允许用户直接在彼此之间共享文件，无需中央服务器），直接开源（Open Source: 指软件源代码公开，允许用户查看、使用、修改和分发）做种子，离现在太久远了，所以你们肯定找不到片源嘛。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反应网上能找到的片源声音有点问题，尤其是《草莓百分百》，有一段完全听不到人声，只能听到背景音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多人反应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特意去查了一下，简单来说，是因为当时我自己做后期的时候不懂混音，把单声道（Mono: 音频录制和播放的两种模式，只有一个声源）误当成了立体声（Stereo: 音频录制和播放的两种模式，模拟多个声源，提供空间感）。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问题给修复了，大家可以去下载更新后的片源，链接我放到了屏幕下方这期节目的公告栏里。其中MKV（Matroska Video: 一种开放标准的免费容器格式，能够在一个文件中容纳多种视频、音频和字幕轨道）版本的影片，我是把外挂字幕封装到了文件里面，使用VLC（VLC: 一种流行的免费开源媒体播放器）或者PotPlayer（PotPlayer: 一种流行的免费开源媒体播放器）这类播放器的时候，你可以把字幕调出来。外挂字幕是SRT格式（SubRip Subtitle Format: 一种常见的字幕文件格式，包含时间码和文本内容）的，我也放在了网盘里面。如果你不习惯使用PC，想直接用手机观看的话，可以播放另一个版本的影片，我把字幕直接贴到了画面上。如果关于这些影片的文件还有什么bug之类的，大家可以随时跟我反馈。好了，这就是本期内容，我是张内咸，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