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的节目，其实是“黄汉”那一期节目的衍生。因为在“黄汉”的节目中，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道明”或者说“明粉”——整个这一波中国的汉族民族主义运动，可以说正是从**《明朝那些事儿》和“明粉”这里面生长起来的。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就讲，喜欢明朝其实是一个挺不好理解的现象，因为明朝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不起来的朝代，你若要想到它哪里好，是挺难想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说，我们要做一期节目来阐述我们如何理解明朝这个事。我一直怀疑，“明粉”对明代的有限了解，除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之外，是不是中学课文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那句话，一直启发了他们特别巨大的想象。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中国真的是一本畅销书，它薄薄的小册子，而且名头很大，长期以来都在各种畅销书排行榜上。所以我不知道这么多读过《万历十五年》**的人，是读了还是买回去没读？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读过这本书，很难成为“明粉”。你读了这本书，怎么可能还当“明粉”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本书畅销这么久，到底是谁在看，看的人都干嘛去了。今天，我先给二位介绍一下，国内这些吹捧明朝的人在吹捧哪些方面，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来给他们“去魅”。
皇帝的骨气与武德：天子守国门与君王死社稷的迷思
首先被吹捧的，是明朝皇帝的“骨气”与“武德”，主要体现在一句著名的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他们认为，明朝皇帝比起其他历朝历代的皇帝，明显更有骨气。与南宋、清朝这种遇到北族或外国入侵就逃跑的朝代不同，明朝皇帝愿意把都城搬到最前线。所谓“天子守国门”，主要指朱棣迁都北京一事。他们认为朱棣“亲征漠北”，很有尚武精神和武德，不像中国其他皇帝“费拉不堪”。这是第一个吹捧点。
“君王死社稷”则主要指崇祯皇帝的殉国。此外，他们还认为南明抗争在那种情况下宁死不屈，各个南明皇朝都在不断抗争，这也是一种非常有韧性的象征。因此，他们认为明朝皇帝比其他历朝历代的皇帝更有骨气、武德和武功，这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点。
经济繁荣与思想解放：资本主义萌芽的误读
其次，是关于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调。他们认为明朝经济非常繁荣，私营手工业大爆发，是全球贸易中心，思想解放以王阳明心学为主，市井文化繁盛，明朝小说从元代词曲延伸而来。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封闭的，必然是一个思想风气特别开放的社会才能形成这些特点，因此明朝也是一个文化大社会。
此外，明粉还推崇明朝的“汉本位主义”，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最主要的是，很多人只要听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就深深憎恨满清。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对满清所打击的明朝，自然产生很大的温情和好感。他们认为满清对明朝存在“民族主义”和“文化灭绝”现象，因此对明朝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这种观念也与此前“百家讲坛”对清朝本身的赞美引发的反叛有关。许多人将“华夷秩序”投射到明朝之上，认为明朝是最后的华夷秩序，明朝之后再无纯正的华夏文明。
还有一类人认为明朝科技很厉害，比如郑和下西洋，认为当时明朝的船舰比西方有巨大优势，中国如果想成为海权国家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还认为明朝军事实力强大，因为后期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获胜，面对西方强权明朝能打赢，所以明朝的军事、航海、科技实力都很强。当然，科技实力强也延伸到**《永乐大典》。甚至有人认为明朝制度非常好，尤其是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认为张居正是“历史穿越者”，为明朝引入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现代税制体系，要不是清朝打断明朝，中国早就好了。
以上林林总总，从对皇帝的吹捧，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吹捧，对华夷之变的吹捧，对明朝社会风气开放、科技军事航海大成就，甚至明朝制度优势的吹捧，构成了当年明月的书中，以及从这本书开始所塑造的一个“伟大的明朝”，一个“汉族人历史上所建立的最伟大的朝代”。如果你这么听，确实很多人认为明朝是千古以来道德和合法性上最完整、也最强大的一个朝代。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扯淡”。
资本主义萌芽的荒谬：元朝的商业遗产与明朝的制度倒退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就非常荒唐。在西方史学界，商业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是另外一回事，指的是有剩余并再投资。西方史学界从未将资本主义视为连接奴隶制、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的框架下，才谈得上“资本主义萌芽”。当中国人说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时，言下之意是明朝比西方更早进入资本主义，代表我们当时超前。这种论证中国比西方更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动，其前提是错误的，命题本身就很荒唐。
事实上，中国出现商业社会和市井文化的条件，并非明朝的贡献，而是元朝影响的结果。元朝主要通过两件事大力推动了这些发展：
- 人种等级制：元朝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导致南方汉人很难做官，切断了士人入仕的路径，使大量士人流落社会。
- 整合国家与驿站系统：元朝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整合的国家，并修建了非常好的驿站和驿道系统，使得民间长途流动变得方便。元朝在宗教、社会文化方面也很开明，不搞统一信仰，其财务系统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掌握，是一个在财务上极为精明的帝国，受到色目人和阿拉伯人强烈商业文化的影响。
因此，元朝中后期商业就很发达了，甚至明朝小说也是从元朝的词画和市井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杭州两岸繁华景象的描写，也印证了元代商业的繁荣。元朝将丝路贸易转变为海上贸易，将草原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在中国东半边完全融合，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所以，如果明朝真的有商业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这绝不来自于明朝良好的制度或推动，而是继承了元朝的遗产。
明代的官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完全继承了元朝，但明朝的制度创新却是变得更专制、更集中化。元朝时期尚有宰相，君相之间存在拉扯关系，但朱元璋是第一个废除宰相制度的皇帝，将其改为大学士制。大学士只扮演太子老师、资议、秘书、顾问的角色，没有实际决策权，而宰相是有决策权的。
王阳明心学：被过度解读的个人主义与反智主义倾向
关于思想解放，很多人读了**《明朝那些事儿》后，王阳明心学在国内爆火，大家特别喜欢王阳明。虽然王阳明心学在中国一直有流传，民国时期也受推崇，但《明朝那些事儿》**让很多人开始崇拜王阳明文武一体的经历，进而对心学产生好感。
王阳明的重新流行，要感谢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专门讲述王阳明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蒋介石的话，因为蒋介石非常崇拜王阳明，甚至将台北近郊的山命名为“阳明山”。王阳明心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哲学上的一大转变，它认为理学不应束缚人，人应有某种自我解放的精神，主张“心外无物”，即世界因我而存在。这在哲学上让晚明很多人脱离了传统儒家叙事，对中国哲学贡献巨大。然而，由于毛泽东**曾将他定性为“唯心主义”代表，王阳明在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和哲学中被忽视，直到90年代后才重新回归。
明粉对王阳明心学的吹捧，认为这是中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并将其引申为与个人私欲、商业行为有关，甚至类比为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我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延伸和过度引用。我个人并不喜欢心学，它融合了儒家、禅宗和道家，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心态。心学最核心的主张是“良知的个人主体性”，王阳明认为知识对道德不那么重要，一个农民也能从种地中演发出自己的道德观，每个人的良知都以自己的直觉为先天直觉。只要实践良知，便能“知行合一”。
我认为这种“知行合一”是要用“行”去代替“知”，因为它批判了明朝腐败或虚伪的儒学，认为如果“光知不行”就是“假知”。这种观点强调放弃伦理学中“知”的一面，强调伦理学不需要公共道理作为标准，而完全以自己的良知和直觉为标准。这无疑是一种让很多人感到舒服的民粹主义反智观点，它告诉所有人，即便是一个贩夫走卒，其伦理直觉和道德判断也不比学问家差。我认为心学在互联网时代重新流行，与这种时代特征和精神有很多融合之处。但我怀疑明粉在读完**《明朝那些事儿》**后，是否有心思和学历去研究王阳明的思想，他们对王阳明的想象可能停留在极度薄弱的刻板印象中。
朱元璋的专制与暴政：明朝制度性问题的根源
从明朝皇帝的角度看，他们是否愿意商业繁荣、市井化开放？至少从朱元璋的角度，是肯定不愿意的。很多人对朱元璋的唯一印象是，他复兴了汉人王朝，从底层出身成为皇帝，这让很多人很有共鸣。然而，我认为朱元璋是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最糟糕、最不堪的一个，他开了一个最坏的头。
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反智的人，他的治国理念是小农思想，希望建立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这与明粉吹捧的商业发达完全背道而驰。他恢复了保甲制，将中国建立成一个网格化的社会。他还建立了军户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恐怖、最残忍的军事制度。军户是世袭的，一旦成为军户，世代为奴。军户又分好几种，最惨的是去边疆地区驻守，而且子孙也必须当军户。这导致明朝军户逃亡现象严重，军户制度成为明朝的一大问题，它只是学了元朝军户制的一个“半吊子”和“残酷”版本，因为元朝的军户是贵族，而明朝的军户则成为社会底层。一本研究中国的书**《被统治的艺术》**，专门讲述明朝人为了逃避军户或锁定军户奴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
朱元璋还是中国历史上杀功臣最厉害的皇帝，每次以万为规模诛杀功臣，诛九族、诛十族，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发生到这个规模。他废除宰相制度，导致明朝后期出现制度性的懒惰现象。皇帝本人事务繁多，没有人分担，百官无法以制度制裁来向皇帝提意见。这些人从朱元璋开始，有严重的“愚忠”思想，对皇帝有恐怖的愚忠。然而，他们只有一个领域可以与皇帝制衡：太子和礼法问题。因此，没有任何事务性问题可以控制，只能讨论观念问题，因为事务性问题基本上掌握在宦官和皇帝的任意专行手上。所以百官天天折腾道德问题。废相导致明朝一代代政的皇帝非常多，因为皇帝根本无法处理政务。
朱棣的合法性困境与迁都北京的真实考量
明朝最大的问题是“得国不正”。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侄子建文帝赶下台，这成为明朝270年最大的痛。从朱棣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朝代，都在替朱棣圆这个“谋反”的谎。这种合法性危机，就像“六四”之后，做什么事都好像与那件事有点关系。例如，郑和下西洋也与此有关，朱棣翻遍全国寻找建文帝，没找到，就派郑和出海。许多明粉认为郑和下西洋比西方发现新大陆更重要，这完全是“瞎扯”。
为了彰显自己“得国很正”的合法性，朱棣大搞扩张主义，例如远到槟城、交趾安南、朝鲜，当时名义上的朝贡国多达六十多个，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很多人喜欢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朱棣通过外交和外部确认来充实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整个明朝特别爱搞这些事，从朱棣以后，各个皇帝最在意藩属国之间的来往，甚至在南京专门设立了迎宾馆。外国人来朝贡，本质上是贸易，但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却是朝贡。
关于“天子守国门”的说法，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把自己置于最前线，这纯粹是误解。因为朱棣“得国不正”，在南京有许多朱标的旧势力，他待不下去。而朱棣本身是燕王，镇守北方，军事实力强也来自于此，北京压根就是他的大本营，是他最安全的地方，是他回老家。所以迁都北京不能与南宋对比，说他要抵到最前线，这根本是两回事。此外，北京的基础设施在元代八十年的经营下已经非常完善。
朱元璋建国后实行了一个策略，他认为汉朝的“分封诸国”很好，这为后来建文帝削藩引发朱棣靖难埋下了伏笔。朱元璋将燕王朱棣放在北京，秦王放在西安，晋王放在太原，形成面对西北的防线。朱棣特别能打，朱元璋也常说“朱棣在北京，我这个北边就安全了”。明朝的防卫策略是“北虏南倭”。
然而，定都北京对明朝而言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明朝整个经济核心是长江流域，为了定都北京，不得不重新扩建和整修京杭大运河，每年花费巨大运粮到北京，造成巨大的消耗和财政损失。元代时，京杭运河成本太高，已改为海运，成本非常低。但明代初期又改回漕运，经济成本一下子上去了，南方粮食运到北京后，空船回去，成本又翻倍。直到晚期才允许海运。这恰好与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重叠，明朝的海禁政策让中国极大地落后于世界。
“天子守国门”和皇帝“御驾亲征”对中国这种大帝国特别不好，例如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导致继承人问题。皇帝被抓走，对国家政权稳定带来巨大问题。毛泽东曾说林彪“你想当明英宗”，就是这个道理。明朝的天子守国门，实际上是被迫的选择，因为蒙古元朝就在北方，必须在那里有部队。
首都放在北京，对于像元、清这种二元帝国（北方重要，南方有中国）是合理的，因为国家重心北移。但对于一个纯汉人王国，北京是北部边疆，并非必要。然而，华北平原在发明马镫和火器后，对于汉人而言是守不住的，需要战略纵深。明朝的财政问题，除了漕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分封的王太多，导致宗室供养消耗巨大。
明朝皇帝在北京生活枯燥，总是想方设法去江南。朱棣迁都后，南京在宪法意义上仍是首都。搬到北京的宗室和太监，宫殿里流传着江南各种美好的传说，这种想象启发了后面几代皇帝，如正德皇帝，常以“回南京看看”为由下江南游玩。因此，“天子守国门”被过度浪漫化了，其中有许多政治考量，也衍生出许多后续问题。
崇祯殉国与南明乱象：悲壮背后的政治失能与内耗
与“天子守国门”相配套的，是“君王死社稷”。有人将崇祯的殉道和南明的逃亡史描绘成一段非常伟大或光荣的历史。崇祯殉国有两个情节：一是崇祯自己，二是当时满朝文武殉道者众多。这被认为有一种悲壮之美。
崇祯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他为大明王朝呕心沥血，但又有一种“天降伟人”和“二外经”的情节，对所有人都不相信，不停地抓将领、兵部尚书，更换首辅达十九次。然而，殉国的大臣并没有那么多。例如，崇祯在最后关头，大臣们哭穷，不愿拿出银子招兵买马。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从那些官员家中搜出上百万两白银，甚至崇祯的岳父也只拿了五十万两。崇祯的国库里却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这让李自成惊呆了。崇祯是否不想南迁也很有争议，他想南迁却又不好意思扭捏，等他意识到真正危险时，李自成等人已坐大，一切都来不及了。他对张献忠的判断也完全失误，认为其会投降，结果张献忠也坐大了。
当时明朝的基层完全失控，这与明朝的制度有很大关系。从朱元璋开始，税制就一塌糊涂，从军户制到后来的一条鞭法改革，又受到白银冲击，国家财政非常糟糕。明朝又喜欢打仗，在北方与蒙古作战，被辽饷拖垮。这些都对财政造成巨大打击。明代历代皇帝其实不知道家底，不知道钱怎么花。如果这些事交给宰相管，宰相作为技术官僚，有更好的掌管国库能力，能算清账目。
崇祯的殉国不值得过度强化。殉道其实是明朝的一个坏事，明朝对皇帝的愚忠非常恐怖，是从朱元璋开始训练出来的。中国古代士人有“中君”思想，但中君是与制衡或监督君王、与君王共治天下相伴的。从南宋开始有这种想法，到明朝，特务机关、宰相职位的削除，使中君变成了一种单向的愚忠思想。
宋朝对士人比较优待，赵匡胤“得国不正”，为压制武将权力，大搞科举，士人翻身。真宗朝甚至说“永远不加罪于士人”。但在明代，朱元璋是第一个将大臣衣服剥下，用竹板打屁股的皇帝，史称“廷杖”。廷杖十几下就能致死，这是巨大的羞辱，因为是当庭脱裤子打屁股，知识分子最后的幻想荣光在廷杖面前一文不值。朱元璋非常反智，但也很聪明，他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用恐惧手段立威。中国历史上流传的所谓“十大酷刑”、“百大酷刑”，百分之九十都是明代发明的。明朝将元代已比较残酷的死刑罪名翻倍，并增加了大量肉体刑罚，例如凌迟在明朝内部不断变得更加残酷，从最开始一个小时弄死，到后期变成一天弄死。
南明政权被描述为一个非常有韧性、很难被剿灭、坚持为国家而战的历史。然而，南明政权“德位不正”，各地藩王起兵，互相攻伐，甚至与清朝合作。南明社会开放和后期城市文化，与皇权削弱有关。南明让人崇拜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互相之间的消耗，可能比与清朝作战的消耗还要大。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描述的南明各派系互相倾轧、拆台，甚至为了打击对方而与清朝合作，其实是真的。南明内讧甚至导致了收复旧都的计划失败，并引发了郑成功**抛弃南明、自立为“延平郡王”的事件。
从军事上讲，南明和明朝都不是清朝的对手。清朝熟练运用红衣大炮和马术，战术非常发达，大炮也做得好。清朝占据北方乃至江南地带，财政能力远超明朝。明朝也在不停地买大炮、造大炮，但体系腐败，配套跟不上，整个系统都完蛋了。明粉对南明的想象，是将其想象成一个统一的汉人政权，以汉人旗帜对抗满人，但实际上是各地的割据政权，是一群军阀，他们之间有时合作，有时与敌人合作，绝大多数时候互相攻伐，最终导致彻底覆灭。
财政破产与一条鞭法：白银冲击下的农民困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明朝政治制度优越的体现，认为它是一种现代财政改革，若非满清，明朝就能因此而好转。然而，这其实是对明朝的巨大误解。一条鞭法的推出，并非国家鼎盛时期的改革，而是明朝中期大地震后，天下出现问题，财政几乎亏空，旧的税收手段几乎失效，不得已而为之的“没办法的办法”。
一条鞭法的核心是将过去零零总总的税收和徭役统一到货币税收之上，以白银作为所有税收的基础。这看起来合理，但明朝当时有两个问题：
- 白银来源外部：白银主要从国外输入，很难落到农民手上，主要在商业和城市阶层手中。农民只能在交税时拿粮食或其他物品换白银，导致白银价格在集中兑换时上涨，平时贸易时下跌，形成周期性剥削农民的制度。
- 货币体系脆弱：明朝完全将货币体系交由白银制度，导致后期战乱对外贸易减少后，白银收入减少，出现通货紧缩，白银价格更涨，农民仍需以白银交税，造成更大麻烦。
因此，一条鞭法听上去很好，但实际上对农民的盘剥无以复加。由于铜钱造假太多，劣币驱逐良币，无法用铜钱征税，而按实物征税又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明朝后期已不具备。所以，一条鞭法实际上是财政破产的办法。当然，当时的人没有现代货币理论知识，无法了解货币紧缩和价格变动。但总的来说，明朝的政治、经济、人事、科举制度都一塌糊涂。明朝的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其恐怖程度也令人发指。
航海与科技的迷思：郑和下西洋的局限性
最后，关于明朝科技军事发达的说法，例如郑和下西洋，认为当时西方没有这样的船，中国如果提前进入海权国家就能统治全球。这首先需要破除一个印象：1492年麦哲伦等人的大航海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是渡洋航行，横跨整个大洋，而非沿岸航行。而郑和下西洋是近海航行，沿着海岸线走，几乎可以随时得到补给。近海航行与跨洋航行的意义和难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郑和下西洋之前，这条航线在东南亚华人史中已比较成熟，是阿拉伯人开辟的以泉州为核心的贸易航线。中国人确实发明了指南针，但真正用于远洋航海的是阿拉伯人，然后欧洲人学去，形成了海权国家。明朝在船队规模上确实有优势，西方无法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因为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然而，郑和下西洋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是最严格的，甚至要杀头。所有远海船只都被改成平头船，以避免出海太远。这种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多年，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没有任何推进，因为它去到的地方并非当时很发达的地区。郑和下西洋也并非贸易繁荣、和平交流，而是附带着强大的军事征伐，例如攻打锡兰，俘虏当地酋长到北京。这为后世东南亚华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那些国家一直抵抗东边。
明代的财政问题，在郑和下西洋三回之后，国库就已经开始吃紧。这种国家超大工程和对外输出是全赔的，无法持续。所以后来有大臣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图纸烧掉，从明中期开始，再也没有这样浩大的下西洋工程了。明朝与海的关系，就是打击走私、海盗，但海盗猖獗，根本没有海权能力。
明朝虽然一度在屯门海战中打败葡萄牙，但这不能作为全面胜于西方的证据。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航技术远远领先，他们有特殊的帆，即使逆风也能保持航行，而中国当时的船只几乎只能顺风航行。西方人也率先发展出以舰炮为主的战船，而中国仍以大船碾压、撞击、登船肉搏为主。因此，明朝在航海技术和军事技术上，已不能与西方抗衡。
明朝的历史定位：专制集权与落后的根源
综上所述，明朝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政治制度。当它缺乏中国古典的政治制度，变成更加夸张的皇权专制，后面的一切美好想象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异想。在如此糟糕的制度之上，对外征伐或任何举动，都对整个明帝国产生了负面影响。
元、明、清三个王朝中，元和清都是多民族的二元帝国，甚至多元帝国，它们的统治手段、统治方法和方法论远远超过明朝。明朝的朱元璋，其野心与实力完全不匹配，其治国方略是倒退的。明清两代将极权的传统手段，如“引蛇出洞”、搞群众运动、斗大臣等，发挥到了极致，破坏了中国古典权力中制度化的一面。明朝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恰恰是中国开始极大地落后于世界，而非“华夏之光”。
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对中国后世的演进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我们在接受新事物时，已经落后于世界。在明清之前，我们根本接触不到西方的东西，而日本当时已“兰学”盛行。明朝和清朝都是中国落后制度下的产物，只看其“大”是没有价值的。
明朝的政治集权非常厉害，导致市民文化和小说等文学形式反而发达。过去士人集团与皇权有绝对紧密的合作关系，但从元朝开始，南方士人不能入朝做官，流落民间，只能搞创作。这导致了市井文化和小说等文学形式的繁荣，但其起源和发展更多是元朝的功劳和结果，而非明朝的。明朝只是沉积了元朝的商业文化传统。
总而言之，明朝的根本问题在于其政治制度。当它缺乏中国古典的政治制度，变成更加夸张的皇权专制，后面的一切美好部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异想。在如此糟糕的制度之上，你不管是对外征伐或者怎么怎么样，回头对整个明这个帝国的影响，都是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