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神话退潮：老登股的估值与渠道之困

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宏观经济周期中，被誉为中国 A 股风向标的贵州茅台（Kweichow Moutai: 中国白酒龙头企业及资本市场核心权重股）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局。长期以来，白酒不仅是宴席上的主角，更是资本市场里抗通胀、高毛利、稳定现金流的代名词。然而，随着八月十四日贵州茅台官方发布其最新的半年报，市场的乐观情绪遭受了沉重打击。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茅台实现营业收入九百零七点零三亿元，虽然同比依然保持着百分之一点四七的微弱增长，但利润总额却录得六百一十四点三八亿元，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一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更是下滑至四百四十五点一七亿元，同比降幅为百分之一点九五。这种营收保住微幅增长、利润却出现倒挂下滑的局面，迅速引发了整个投资界的警觉。

如果我们把上半年的整体业绩与一季度报表进行拉网式的对比，就能清晰地看到下滑的斜率有多么陡峭。在一季度，贵州茅台似乎依然维持着往日的雄风，其单季度营收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五四，净利润也实现了百分之一点四七的正向增长。然而，将半年度数据与一季度数据进行简单的数学减法后，我们可以推算出，在今年的第二季度，贵州茅台的营业收入实际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一四，净利润更是大幅下跌了百分之六点九。对于一向以业绩稳健著称的酒王而言，二季度的这一份成绩单无异于平地惊雷，直接打破了市场对其“旱涝保收”的固有认知。

在过去的生存逻辑中，涨价往往是茅台应对成本上涨、维持利润增长的最直接工具。事实上，在上半年期间，飞天茅台（Feitian Moutai: 贵州茅台旗下核心高端白酒产品）已经历了两度涨价，其最新官方零售指导价被调高到了每瓶一千六百三十九元，这比二零二六年之前长期维持的一千四百九十九元出厂指导价，上涨了整整一百四十元。然而，这次价格调整并未能有效挽救二季度的利润颓势。为了打破过去长期被中间渠道商和批发商垄断、溢价严重的市场格局，茅台今年大力推进了直销化和市场化改革，其核心举措便是全面推进面向消费端的 DTC 模式（Direct-to-Consumer: 直面消费者的去中间化零售模式）。

在这个战略背景下，茅台官方的自营电商平台**“i 茅台”**（iMoutai: 贵州茅台官方数字营销平台）被寄予厚望。平台上线了原价飞天茅台的每日申购通道，让普通消费者能够有机会直接以指导价购买到茅台酒。这一举措在短时间内确实带来了亮眼的数据爆发，上半年“i 茅台”平台累计实现营业收入四百零二点六四亿元，同比大幅暴增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四点二，占到整个集团总营收的四成以上。直销渠道的强势崛起，使得茅台的销售结构体系发生了深刻的逆转，直销渠道的整体收入历史性地反超了通过传统经销商批发代理的渠道收入。

然而，这种销售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虽然直销比例和指导价格均有提升，但直销渠道在实际操作中，卖出的更多是毛利率相对偏低的普通茅台酒（即“普茅”）。相比之下，利润空间更大、毛利率更高的非标酒系列（如各种生肖纪念酒、定制酒等）以及其他高端系列酒在市场上的流通和销售却出现了明显的收缩。与此同时，由于物流、仓储、数字化平台运营以及推广成本的攀升，贵州茅台在上半年的营业成本大涨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三下滑到了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五。虽然近百分之九十的毛利率在几乎所有传统行业中依然是难以企及的暴利，但对于茅台自身而言，这已经是二零零八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毛利率的持续走低与二季度净利润的下滑，清晰地昭示出白酒行业的红利期正在加速远去。

伴随着业绩神话的动摇，敏锐的资本巨头开始选择用脚投票。在本次披露的半年报中，最令市场震惊的莫过于前十大股东名单的剧烈洗牌。曾经作为长期价值投资压舱石的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Asset Management: 国家级金融投资机构）以及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ecurities Finance Corporation: 负责市场稳定与证券金融服务的国家级机构，简称证金公司），均退出了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行列。在此前的一季度报告中，中央汇金还持有贵州茅台百分之零点八三的股份，而证金公司也持有百分之零点三二的股份。不仅如此，包括华夏上证50 ETF、华泰柏瑞沪深300 ETF 在内的多只场内巨无霸级别指数基金，也纷纷清仓式地退出了茅台的前十大股东名单。这些国家队资金和主流宽基指数基金的撤退，标志着传统机构抱团“抱死”白酒板块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事实上，茅台的困境只是整个白酒行业步入冰封期的缩影。根据中国酒业协会最新发布的行业研报，今年上半年，整个白酒行业依然深陷在下行周期中无法自拔。在接受调研的白酒企业中，无论是客户数量、客单价，还是整体营业额以及最终的净利润，出现下滑的企业比例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具体来看，在上半年仅仅有百分之四点九的白酒企业实现了利润的逆势增长，而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企业净利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且利润下降的幅度远远超出了营业额的跌幅。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酒协明确向全行业发出建议：白酒企业应当彻底放弃过去依靠盲目扩大规模内卷、疯狂进行价格竞争、以及“重度营销、轻视品质”的传统粗放模式。行业需要主动顺应“少喝酒、喝好酒”的结构性主流消费趋势，打破传统产品老化与同质化严重的瓶颈，加快构建分层化、多元化和高品质的全新产品体系。同时，白酒品牌必须挖掘新的消费增量，跳出“自说自话、自我证明”的宣传误区，真正与新一代消费者建立起情感层面的共鸣，否则行业的漫长寒冬仍将持续。

楼市探底去杠杆：全款购房与资产防御

在白酒行业经历阵痛的同时，作为国民经济另一大支柱的房地产市场也在持续探底。在经历了数年的深度调整后，楼市的需求端呈现出一种极为坚决的去杠杆（Deleveraging: 主动减少债务、降低财务风险的行为）趋势。这种趋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部分手中握有充足现金的购房者，正在主动压缩自己的买房预算，并放弃使用银行房贷，转而选择用全款一次性支付的方式来完成交易。

根据深圳乐有家研究中心在第一线的长期观察，自二零二四年以来，在其深圳门店成交的房源里，定位为第一总价刚需盘的房源中，一次性付款的比例正在逐年显著上升。具体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前七个月里，成交总价在三百万元以内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中，有高达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的交易是由购房者全款支付完成的，这一比例相比于二零二四年之前提升了八点七个百分点。贝壳研究院发布的上半年行业数据也高度印证了这一市场走势：今年上半年，深圳贝壳所有合作门店签约的二手房成交中，全款支付的占比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同比扩大了六点三个百分点。而在这部分选择不贷款、全款成交的客户中，又有高达百分之四十四点七的交易，其房屋总价都在两百万元以内。

这种“置业降档、全款买房”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普通购房者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双重心理防御机制。一方面，由于对未来的经济复苏、就业稳定以及个人工资收入的增长预期普遍持谨慎态度，购房者变得极度抗拒冒险。他们不希望背负长达二十甚至三十年的高额月供，从而避免在未来遇到中年失业、收入骤降等突发情况时，因无力还贷而导致房产被银行收回。在他们看来，虽然牺牲了一定的居住品质和居住面积，但“有多大锅就做多少饭”，用手头的闲钱全款买一套小房子，至少能够保证自己拥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不增加任何额外的负面杠杆。

另一方面，虽然全国多地以及深圳本地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已经大幅下调，最低甚至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左右的水平，但由于国内股市波动加大，银行存款利率以及各类稳健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都在不断走低。在过去，人们愿意将资金留在手里去投资更高收益的资产，再通过银行贷款来买房；而如今，理财收益的普遍走低使得普通投资的回报率根本无法跑赢哪怕只有百分之三的贷款利息。在这种两相权衡的博弈之下，将手里的流动资金用于一次性结清房款，从而省去未来的利息支出，反而成了当下最稳妥、最划算的一种资产保护手段。

这种去杠杆的防御性心态同样在其他一线城市蔓延。今年上半年，广州的二手房成交数据里，全款支付的比例也已经占到了总交易量的三成左右。据中介机构透露，这部分全款买家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城市旧改拆迁中获得货币补偿的拆迁户，另一类则是通过“以旧换新”卖掉原有房产后获得全额房款的业主。还有少数购房者虽然表面上是全款支付，但实际上是在交易后期通过过桥资金，借用利率更低的经营性贷款（Business Loan: 银行为支持企业经营而发放的低息贷款）来置换高利率的房贷。

与二手房市场全款买家增多相呼应的，是法拍房市场的异军突起和挂牌量的持续膨胀。根据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权威监测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国三百五十五个样本城市中，法拍房合计挂拍量达到了二十四点五万套，同比大增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在成交端，累计成交八点九万套，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七。法拍房的清仓率提升到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比去年同期提高了四个点九七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七个月的法拍房成交总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的近八成，这侧面反映出在宏观下行压力下，部分前期高杠杆购房者资金链断裂、断供违约的情况仍在增加，导致房产被法院强制拍卖。

为了刺激疲软的刚需购房意愿并为居民负债端减负，近期包括广州、苏州、扬州在内的多个重点城市纷纷出台了公积金新政。与以往传统的“只允许缴存、购房、还款”的单一流向路径不同，新一轮的公积金政策在前后端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主动松绑。在前端，政策着力于为购房家庭“抬额度、降门槛”，以直接减轻首次购房的资金压力；在后端，则致力于为已经买房养房的家庭“松提取、扩场景”。例如，广州全面调高了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符合条件的多孩二孩家庭贷款额度最高还能再上浮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苏州则将家庭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提升至两百万元，并且破天荒地允许市民直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房屋交易的契税；扬州更是将公积金的提取场景直接延伸到了养房阶段，支持市民足不出户即可提取公积金用于缴纳日常的住宅物业费。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公积金的功能发生了本质改变，正在从过去的“买房专用金”加速演变为全方位的“家庭安居保障金”。

就业市场寒冬：过度背调与维权记录的灰产闭环

在当前的经济调整周期中，求职者面临的就业局势同样严峻。在“僧多粥少”的就业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发生了严重倾斜。企业在招聘过程中的选择空间被无限放大，从而拥有了绝对的定价权与筛选权，这也直接催生出了一种隐蔽且涉嫌违法的就业歧视现象——求职者的合法劳动仲裁经历，竟然在悄然之间变成了难以抹去的“求职案底”。

根据《新京报》和《扬子晚报》等主流媒体的深度调查报道，当前许多企业在招聘环节的背景调查（Background Check: 企业对拟录用人员的履历与个人信用进行核实的行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越界和泛滥趋势。在实际面试中，求职者即使专业能力再强、面试表现再优秀，只要在随后的背调环节被第三方背调公司查出任何“黄灯预警”或“红灯记录”，就会被企业无情地直接淘汰。而这些被列入预警范围的数据，不仅包括以往工作履历的细微偏差，甚至连个人与物业公司的物业费纠纷、家庭内部的离婚诉讼纠纷等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的民事案件，都被一股脑地纳入了背景调查的报告中。

更为严重的是，求职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依法向原单位提起的劳动仲裁，在如今的背调市场中几乎等同于刑事犯罪的案底。面对媒体的暗访，有企业人力资源总监（HR）直言不讳地坦言：“企业其实看重的并不是仲裁案件本身的对错，而是求职者对于个人权益维护的强硬态度。如果一个求职者的法律意识过于强大，总是习惯于用法律武器和劳动法来计较一些经营管理上的瑕疵，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隐患。因为任何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毫无漏洞，如果雇佣了这种爱较真、法律意识极强的员工，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也会拿起法律武器来起诉或者仲裁我们。”这种将“法律意识强”视作求职缺陷的荒谬逻辑，正成为就业市场中公开的秘密。

随着企业筛选机制的苛刻化，背景调查行业在国内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据行业统计测算，今年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市场中，背调类业务的渗透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三十七，全面覆盖了包括互联网、金融、医药等在内的十二大主流行业。据业内人士介绍，在二零一六到二零一八年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企业为了快速抢夺人才，普通员工及低职级岗位几乎不做背调，只有高管岗位才会启动背调程序。然而到了最近几年，各大互联网厂牌和主流企业几乎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入职全员背调。

伴随着背调业务的泛滥，敏感个人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也达到了顶峰。很多企业购买的背调套餐中，明确包含了查询候选人的诉讼风险、金融信用记录以及手机运营商数据等极度私密的信息。然而，这些敏感的底层数据究竟来源于何处？面对求职者的质疑，许多背调公司的专业咨询师透露，背调公司数据的上游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盒。不仅是求职者本人，甚至连被调员和部分背调行业的普通从业人员，都无法准确得知那些核心数据服务商到底是通过哪些灰色渠道获取了这些数据。

实际上，背调公司本身通常并不直接拥有或者存储这些庞大的数据库，他们主要是根据企业客户定制的调查项目，向不同的第三方数据服务商付费购买单次的查询服务。例如，个人的司法诉讼数据虽然产生于各地的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但国家机关绝对不会将这些非公开数据直接提供给商业性的背调机构。在这中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数据分销商。很多求职者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的裁判文书没有挂在公开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背调公司就无法获取。然而，在那些隐秘的数据服务公司后台，求职者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诉讼以及民事赔偿案件记录，几乎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在这个数据买卖的利益链条中，除了求职者的权益被肆意践踏之外，数据交易网络中的其他商业主体都通过层层的合规接口和免责条款，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有一些因过度背调而错失工作机会的求职者曾尝试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质疑背调公司违规获取并倒卖个人隐私数据。然而，由于取证困难和法律界限模糊，监管人员通常只能建议求职者如果觉得个人隐私被侵害，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自行提起民事诉讼。而被控诉的背调公司则会拿出合规免责声明，声称自己只是负责对接数据的中间方，其使用的数据服务商接口一律签署了不允许转售的协议，且所有接口均已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备。

更荒诞的是，这种过度背调的社会焦虑，在下游催生出了一门全新的“信用修复”黑灰产生意。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当求职者分享自己因为背调出现诉讼记录而被企业拒绝的悲惨经历后，往往会有自称能够做“企业及个人信用修复”的神秘掮客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宣称可以帮忙下架特定的诉讼记录，并吹嘘：“被调公司的后台数据库我们是专业的，有自己的渠道，你自己通过官方渠道是绝对删不掉的。”而背调咨询师对此却给出了非常讽刺的建议：他们并不建议求职者去起诉原单位或者起诉背调机构，因为一旦起诉，就会在司法系统中产生新的诉讼立案记录，这会导致求职者在未来的求职背调中，再次触发新的诉讼风险项。维权本身竟然演变成了更大的就业风险，整个就业歧视的社会系统在此处完成了荒谬的闭环。

劳务陷阱野蛮生长：“炸场碰瓷”与虚假招工套路

在就业市场下行的周期中，不仅求职者面临重重困难，许多用工企业和正规的劳务中介也沦为了新型犯罪套路的猎物。近期，浙江嘉善等多地的劳务中介就频繁遭遇了一群奇怪的求职者。这群人表现得非常异常：他们找工作时不挑剔薪资待遇，也不挑选工作岗位，可一旦被顺利安排入职，他们就会立刻反水，寻找中介公司的各种漏洞大闹天宫。他们要么指责招工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要么投诉员工宿舍的环境太差，以此要求巨额赔偿。

嘉善警方在对辖区内的日常警情进行大数据研判时敏锐地发现，当地涉及劳务纠纷的报警量近期出现了异常增长，且所有的案件呈现出高度雷同的犯罪模式。多名看似普通的务工人员在被安排入职企业后，短短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会以工作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住宿条件恶劣等为借口，结伙向劳务中介索要高额的误工费、车费和餐饮补偿。警方通过比对这批求职者的身份信息，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在多起纠纷中重复出现，这显然不是巧合。

经过缜密的摸排侦查，警方最终锁定了一个打着找工作幌子、实则专门敲诈勒索劳务中介的职业犯罪团伙。这伙嫌疑人大多具有同乡或亲属关系，他们以“不需要干体力活、轻轻松松赚快钱”为诱饵，在老家纠集人员，专门瞄准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网络招聘和劳务中介。一旦入职成功，他们就会启动所谓的“炸场”套路。

在案发现场，这些嫌疑人会故意找茬。他们会指着厂房说：“这里工作环境太脏了，到处都是灰尘和扬尘，在这里干活会吸入粉尘，严重影响我的肺部健康，我不干了！”或者指着宿舍挑刺：“这种住宿条件怎么能住人？你们中介虚假宣传，必须赔偿我们今天的误工费和路费。”一旦中介公司拒绝他们无理的索赔要求，这伙人就会采取软暴力手段，在厂区聚众闹事，或者向劳动监察、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恶意投诉。许多劳务中介为了息事宁人，避免自己的正常经营秩序和中介声誉受到影响，往往会选择赔钱了事，通常每个人赔付三百到四百元。如果遇到不愿妥协的中介，这群人就会进行持续的电话和肉体纠缠，甚至将所谓的餐饮费、住宿费全部算在中介头上，最高时能强行索赔到每个人上千元。

在摸清了该团伙的作案规律和人员轨迹后，嘉善公安在浙江省内外多地同时展开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了以黄某某、张某为首的二十一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摧毁了这个长期流窜于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经初步查实，该团伙在长三角地区的非法获利已超过三十万元。警方对此特别提醒：劳务中介在日常用工招聘中必须严格做好求职者的入职核验和身份信息对比，增强防范意识；一旦遭遇此类劳务碰瓷的无理索赔，切勿私下协商给钱，应当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发生了赔付，也要妥善保留赔付凭证、调解协议和转账记录，并尽可能对调解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为后续的司法调查提供有力证据。

与虚假应聘的“碰瓷”套路相对应的，是针对急于求职者的虚假招工诈骗。北京朝阳警方近期就公布了一起精心设计的虚假招工诈骗大案。不法分子在网络平台上假冒知名国企和大型互联网公司，宣称手里拥有“特殊内推途径”和“内部保录指标”，只要交纳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和“安置费”，就可以免试或免流程直接入职。为了消除求职者的防备心理，骗子们不仅租用了高档写字楼作为面试场地，还会假模假样地与求职者签订盖有假公章的“培训协议”、“拟录用协议”以及“保密协议”。随后，他们还会组织为期数天的虚假岗前培训，甚至将求职者安排到虚构的实习地点去“上班打卡”，通过这种全套的模拟入职闭环来稳住被害人，防止骗局过早暴露。

目前，北京朝阳警方已成功逮捕了该诈骗团伙的十一名核心成员。事实上，类似的招工骗局在近年来的求职市场中层出不穷。根据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近三年来该院以诈骗罪立案受理的案件共一百八十二件，其中涉及求职服务领域的诈骗案就有十九件，占比达百分之十点四。然而，这十九起案件的被害人数量却高达一千五百八十五人，占到了全部诈骗案被害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九，累计涉案金额高达三千八百三十一万元，占诈骗总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七。

这类求职诈骗案件呈现出极其明显的“集团化、技术化”特征。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投放虚假广告，利用平台的推荐算法和数据分析手段，将这些虚假的“国企内推”视频精准推送给急于寻找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或待业群体。另一方面，犯罪团伙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了从“前端信息收集、广告引流、投流话术包、合同设计，到中端的资金快速洗白转移，再到后期的虚假售后和拖延推诿”的完整灰色产业链。

在全国其他地区，类似的招工诈骗同样屡禁不止。在盛产黄金的山东招远，当地政协委员曾多次建议必须严厉打击以“国企金矿内推、包入职”为名实施的诈骗活动。招远市公安局对此答复称，自二零二六年以来，当地共侦办涉金矿招工类诈骗案件五起，其中两起犯罪分子直接冒用了招金集团和山东黄金等知名国企金矿的名义作案，累计追赃挽损六十二万余元。在江苏，警方今年六月也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例，范某某等人通过先后设立多家空壳劳务中介公司，诱骗外地求职者前来应聘，并强行收取所谓的资料管理费、体检费和建档安置费。在收钱之后，他们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随意将求职者打发到一些根本不对口的临时岗位上，一旦求职者因无法获得承诺的职位而要求退款时，他们就指责求职者单方面违反合同，强行扣除全部或绝大部分费用，造成多名被害人累计损失达十二万余元。

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乱象，国家监管部门已经重拳出击。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前联合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将“招转培、招转贷”等欺诈行为作为整治的重中之重，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申请网络贷款的乱象；同时，专项行动大力清理整治网上泛滥的“央国企内推”、“保路职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行为，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以及打着外包旗号行劳务派遣之实的“假外包、真派遣”等违法违规问题，切实维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加盟特许迷局：蜜桃李茶饮特许加盟骗局解析

在经济周期调整的背景下，不仅就业市场套路频现，许多试图通过自主创业、加盟连锁品牌来实现资产增值的投资者，也面临着巨大的合同诈骗风险。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一批关于商业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起利用奶茶店特许经营加盟实施的合同诈骗大案。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团伙通过包装虚假的茶饮品牌，在全国范围内骗取了三百多名加盟商，涉案金额高达五千四百余万元。

案情显示，在二零二零年期间，被告人叶某某与谭某某实际控制并经营着南京某甲公司。为了牟取暴利，他们通过购买的方式将“蜜桃李”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然而，根据我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南京某甲公司根本不具备特许经营所需的“两店一年”等法定资质，公司既没有成熟的特许经营资源，也完全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成熟经营模式。在明知自己不具备履约能力的前提下，叶某某和谭某某却委托了李某实际控制的河北某乙公司，双方约定由河北某乙公司为“蜜桃李”品牌提供短期的快速招商加盟推广服务，收取的加盟费由两家公司按照约定比例进行分成。

在实际招商过程中，河北某乙公司的招商人员使用了一整套精心编排的欺诈话术。他们向投资者虚构“蜜桃李”品牌是国内某知名大型饮品连锁集团的子品牌，或者声称与某些头部奶茶品牌存在深度战略合作关系。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们将被害人诱骗至南京的“蜜桃李”直营店进行实地考察。而在这家所谓的直营店里，两家公司派驻了专业的商务表演团队。他们通过雇人排队制造人气爆棚的假象，甚至虚增店面经营业绩。最恶劣的是，直营店里销售的部分特色饮品，实际上是招商团队偷偷从其他知名品牌奶茶店购买后倒装进“蜜桃李”包装杯里的，以此来冒充自己的研发成果。

通过这套滴水不漏的包装手段，犯罪团伙成功诱骗了大量缺乏经验的投资者签订了加盟合同并交纳了巨额加盟费。在骗取钱财后，南京某甲公司和河北某乙公司开始消极履约。他们不仅未能提供合同中承诺的实质性加盟经营指导、原料供应链支持，也没有提供任何成体系的技术培训，而是放任这些没有任何餐饮经验的加盟商自生自灭、经营失败。最终，该案的三百多名受害者累计被骗去加盟费五千四百多万元。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合同外壳实施欺诈、放任加盟商亏损的行为，究竟属于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商业欺诈，还是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中的合同诈骗罪（Contract Fraud: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犯罪行为）。对此，负责一审的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指出，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Intent of Illegal Possession: 行为人主观上企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实体商业的转型，以“品牌急速扩张”为特征的新类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件频发，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极其模糊。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该典型案例时明确指出，在认定“套路加盟”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时，司法机关应当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审判原则。具体应当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判：第一，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特许合同的客观能力；第二，在签订合同阶段是否采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诱骗对方；第三，在合同签订后是否积极履行了特许人应当承担的指导和支持义务，还是消极履约、放任损失；第四，在获取加盟费后是否将资金用于品牌建设，还是存在转移、隐匿财产的非法占有行为。只有通过对行为手段、实际履约行为和损失结果的穿透式审查，才能准确界定刑事合同诈骗与民事商业欺诈的合理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同时发出警示，在当前的消费市场中，特许人夸大宣传、盲目扩张，以及被特许人忽视商业风险、盲目跟风投资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由此引发的合同纠纷和维权事件日益增多。投资者必须牢记“投资有风险，入行需谨慎”的常识。在选择加盟任何连锁品牌之前，务必保持清醒和理性，擦亮双眼。不仅要深入研究该行业的真实市场态势和加盟条件，更要仔细核实招商公司是否具备法定的特许经营备案资质，认真审查其提供的法律文件是否真实完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及时督促品牌方履行培训和指导义务，一旦发现受骗，应立即保留证据并寻求法律援助，避免掉入套路加盟的无底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