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与王朝兴亡：晚明的典型案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沙龙的题目是《财政与王朝末路，晚明案例和当下启示》。因为财政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它跟是不是产生统治危机很密切。但不是说每个朝代都是因为财政直接出现了问题，中国统一王朝有很多次嘛。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明朝，关系就非常密切、非常重要，财政危机导致统治危机是很明显的因果关系。
但是有些，你比如说唐代的话，包括安史之乱、包括晚唐，主要还是因为藩镇割据，财政当然也是原因，但藩镇割据是最基础的。还有像北宋的话，北宋财政状况相对也比较……但是最后是因为北边的游牧民族确实太强势了，它的外交、军事方面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它的亡国可能更多在那边。像元朝的话，也是跟财政有关，元末发行了很多纸币、纸钞，然后导致通货膨胀等等，也是跟财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是每一个都跟财政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像明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我们说晚明的话，其实大概都要从明朝的中期左右开始会有一些迹象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聊到这个，差不多就是个中后期。明代在中后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改革叫做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改革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那在财政方面也是对明朝财政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改善，基本上国库的收入大致是翻了一倍。而且据说粮食当时叫做“可支十年”，就是囤的粮可以用十年。这个是在万历朝的前期，差不多1570年代、80年代这个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明末崇祯朝的时候，1644年差不多过了五六十年，到明末了，到那个时候财政状况就完全崩掉了。李自成率领军队打到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因为没有军饷嘛，就召集群臣说大家把你们自己的钱贡献出来，我们收集一点军饷，支援我们抗击大顺政权李自成。结果他的国丈，就是他的老丈人，只拿出了一万两白银，然后最后是压力太大了又多交了一点。首先是国家没有钱，然后让这些人出钱，这些人也抠抠搜搜的不出。结果明朝灭亡之后，李自成进了北京，把他的老丈人严刑拷打，在他家里搜出了几十万两白银。就是说其实这些官员也有钱，但是他们不拿出来，国家是确实彻底财政崩掉了，没有钱。差不多在五六十年里，张居正搞了一次比较好的改革，有一个比较好的财政状况，但是最后就又继续急转直下。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大框架下来聊一聊。
晚明财政收支结构与账外暗流
这边其实它的收入，第一个大项当然就是最重要的田赋。这个数据是黄仁宇估计的明代万历中期的数据，差不多一年是2100万两，这是一个最大头。第二项是徭役折银，这个差不多是1000万两。然后接下来一个是盐课，包括正盐和余盐加起来，总共差不多是200万两。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小项了，什么商税呀，钞关——钞关就是在运河、长江主要干道建的关税……
支出方面，因为明代最主要的支出就是北面的游牧民族对它的压力，所以北面的九边十三镇军费——九边军费这个金额我一会儿给大家补充——然后是京师的供给。京师的供给包括官员和京师卫所的军队；然后是宫廷，包括皇帝在内的宫廷；然后有个宗藩的禄米，这是个很讨厌的一项。因为明朝洪武皇帝让自己的后代不工不商，全部给分封下去，不要从事任何生产，用国家财政拨禄米来养活。一开始人数不多，但是逐渐人就多了起来，到明末的时候，宗藩的人口接近二十万，是很大规模的，其实经常发不足，大家都非常讨厌这些人。接下来最后一大项就是地方的行政。
这些合计基本上也是跟收入差不多的。大明的财政它的一个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收差不多多少我们就花多少。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赤字一说，去找哪儿借啊？没有国家金融手段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量入为出、紧张平衡的状态，经常都会缺一些，做一些腾挪，紧张平衡。一年花掉的差不多也是三千余万到四千万两。
这里面一些小项我做一些解释。这些收上来的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全部交给省财政或者交给中央财政，然后再通过省财政和中央财政发下来，不是这样的。经常是收的一些钱已经规定好要运到哪里，有些粮已经规定好这个地方的粮是要运到哪里的，都是规定好的。收上来之后，该给京城的给京城，给九边的给九边，留在地方的留在地方。比如说田赋收上来这么多钱，有一块是留下来给地方的，叫存留，存留给地方差不多是六到七成；剩下的三到四成是要拿走的，叫起运。起运运到哪里呢？一大块是直接运到九边去，作为北方从辽东一直到山海关那边的军事重镇军费，哪个省运到哪里都是规定好的，直接运过去；还有一部分是给到京师的。地方留存就留存在地方，地方上可以花。这是田赋。
徭役折银差不多一千万两，基本上是留在地方。地方的各种各样行政费用，包括给地方宗藩发禄米也是从这里出，地方留存也会拿出来给这里发，但是地方仍然不够。地方有留存，有徭役折银一千万两，但这些加起来还是不够。所以我们最后还要讲一个明清历史上最著名的账外账、不进账的一个很重要的账：地方官僚收的常例火耗，还有加号，以及胥吏他们收的陋规。这金额可不少，一会儿把这个金额估计出来，这些是完全不进账的，在地方收地方花，也是非常大的一块。
盐课这些钱，其中有一部分是要给到中央财政的，给到户部，差不多有一半左右要给到中央财政户部。这些小项也是给中央的：商税、钞关、茶课、矿课，这些也不多，给到中央户部。
军费的金额，比如说九边军费一年到底有多少？万历六年的数据是645万两。但是只要稍微一打仗，我们后面会讲到加饷加派，马上就是几百万几百万地加。
还有户部的太仓库，其实很多钱是不进这个库的。田赋起运运到边区的大几百万两，地方上直接靠人运。一开始是直接运粮食到九边军镇，最后运粮食太麻烦了就折成银两给到那边。但又有个问题：折成银两之后，那边的粮食不够，通货膨胀，钱过去了买不到粮食，那边的粮价就涨得很高。所以其实有很多是不经过太仓库的。太仓库账上好的时候就几百万两，小的时候可能几十万两、一百多万两都有，不是说收了三四千万两都进了太仓库。户部的太仓库一般钱不太多，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地方上如果不够的话，徭役折银以及留存经常是不够的。你看徭役折银一千万两好像很多，大明有一千四百个州县，平均下去一千万两每个县只能分到七千两银子左右。但是地方各种各样的花销，包括办学校、发工资，中央政府让你承担的很多东西都要从这个钱里面花。比如说大明在很多交通要道有驿站，要去经营驿站，这钱都不是中央出的，是地方上用徭役折银的钱去经营驿站，有些大的驿站花费就很重，所以基本上是不够的。
所以才有一块账外账出来。这块金额是多少呢？顾炎武在他著名的《钱粮论》里做了一个估计，他说“官府多收十之二三，吏胥多收十分之一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就是官员会在收的税里面加征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吏胥再从里面加征百分之十到二十，基本上国家收了十，老百姓要交十五，相当于加了百分之五十。如果以两千一百万田赋和一千万徭役折银这两大收入加起来三千一百万，乘一下百分之五十，多收出来的就是1550万两。按照顾炎武的说法，常例、火耗、加号、陋规这些地方官员多收的，就可能多收了这么多。
还有一个估算是清代清官海瑞。他去了浙江当知县的时候把当地的陋规革掉了，他不收这些东西，生活很穷苦，在自己院子里种菜。他让县里的人算一下每年县令常例到底会收多少钱，底下人把材料全部搞出来，他算了一下，作为县令一年要收到两千两银子。他作为县令一年的正式俸禄只有几十两，但是常例就要收到两千两。我们拿县官的两千两，加上估算的底下人收的陋规，乘以全部一千四百个州县，最高值可以加到840万两。所以估算的话，地方政府常例、火耗、加号全部大概就是这个区间，取个中间值差不多超过一千万两了，差不多是徭役折银或者田赋的一半，这些多收的全部是不入账的。虽然不入账，但是政府默认的，只能算作灰色收入。
我们还要知道，可能还有其他的黑色收入，彻底的贪污腐败，也不算陋规也不算常例，完全是压榨或者抢掠回来的。地方官员抢掠回来的我们可以叫做黑色收入，可能还有一部分。
这些钱差不多才能把整个国家运转起来，财政基本上还是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紧紧张张地运行，一旦出了大事马上就得想办法了。
危机下的三次加派：嘉靖、万历与崇祯
嘉靖朝为什么会有一次非常大的加派？蒙古人在1550年发生了“庚戌之变”，蒙古打到了北京郊区，烧杀抢掠了几天之后走了。嘉靖皇帝就不行了，说一定要开始在军事上进行比较大的投入。这是1550年的事情。上次蒙古人打过来下到大明王朝还是土木堡之变，一百零一年前（1449年）把明英宗给擒了。所以庚戌之变对嘉靖皇帝打击很大，他说不行，我们要开始增加军费。
没有钱怎么办呢？户部就想办法，说没办法，我们就在南直隶和浙江开始增加田赋，增加了一百二十万两，这就是加派的开始。田赋以前都是按照定额，明朝以来因为田亩丈量好了，每个地方一年要交多少田赋是定下来的。这是第一次在田赋上直接增加，加派了一百二十万两。这开了口子之后就很难再合上了。所以清朝入关之后有个很著名的政策叫做“摊丁入亩”之后“永不加赋”，滋生的人丁永不加赋。为什么呢？因为大清把大明打败了，他们说“明亡于加派”，认为明朝是亡于从嘉靖朝开始的加派，大清吸取教训就不要在田赋上再去加税，所以永不加赋。
到了万历朝，万历前十年有张居正改革，国库一下子多了不少钱，几百万两粮食也多了很多。但是万历中期有万历三大征，打了三场仗：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宁夏是当地总兵叛乱；朝鲜之役是丰臣秀吉打朝鲜（1592到1598年），两次打朝鲜，朝鲜请大明去支持；还有一次是播州之役，贵州土司的叛乱。这几个事件都花了不少钱：第一个军费花了一百八十万两；朝鲜这件事情六七年的时间总共花掉了七八百万两军费；播州差不多花了两百万两。加起来这个盘子超过了一千万两，在七八年之内就花了这么多钱出去。万历三大征把张居正建立的盘子直接打得没油了，财政太痛苦了。
怎么办呢？万历皇帝搞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手段，他派自己的亲信太监变成监税官去地方收税。一开始说要收矿税，鼓励大家去开矿同时收矿税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但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矿让你开，古代勘察水平又低，根本没有什么矿，最后就全部变成了收商税，关税、商税什么的。万历从二十四年开始收矿税，一直收到他去世（万历四十八年），差不多收了二十四年。平均每年有不同的估计数据，差不多可以算到一百万两左右。一年一百万两不少了，但是这个事情最大的影响是全部用非常粗暴的手段，不跟地方官合作，这些太监又放任地痞流氓、自己的爪牙在地方收税，导致地方鸡犬不宁，民怨四起，很多地方开始反抗。
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在山东临清。临清、聊城那边是运河的一个大码头，派太监马堂去收税，横征暴敛。最后导致数千市民冲到税署里把官署全部烧掉了。还有一个传说，临清现在有些地方还把炸油条叫做“炸马唐”。炸油条的小摊贩被马堂逼着交锅税、灶税、雨棚税，编名字让你交钱，所以炸油条一边骂马堂一边炸，当地人把炸油条叫“炸马唐”。
还有像苏州，1601年有所谓的织佣之变。当地出丝绸，派了一个税监太监孙龙去征税，对织机和布匹征税，很多机房关门，织工失业。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有上万人聚集要去抓税监，孙龙就跑到杭州去了。还有武昌也发生了很大的流血事件，都是派太监去的。搞得观感非常差，民怨四起。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直接派中央税官绕过地方官征税。地方官收税是有轻重的，地方官在地方知道到底能收出来多少。定税额定一百万，今年根据收成或者商业状况收个八十大家觉得挺好；收到一百，大家意见可能就非常大了；收一百二，大家绝对就反了。地方官了解状况，知道收多少合适。但是中央派下来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只想弄钱上去给皇帝交差。所以有说法叫“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万历皇帝为大明江山的更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最后一个就是崇祯朝的三饷，那就已经到了明末了。女真族在辽东崛起打仗，就开始加征辽饷；西北像陕西、山西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起来之后，又加剿饷跟练饷。金额是多少呢？辽饷在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加，全年一共加了520万两，直接在田赋上加520万两，相当于如果田赋是两千万两，直接加了四分之一。陕西民变的剿饷加了280万两，练饷加了730万两。三饷一年总共是一千六百万两，不得了，几乎接近整个田赋的盘子了。
当时不光是加田赋，为了开源节流还裁撤了很多驿站。最著名的就是把银川驿的一个驿卒给裁了，这个人叫李自成，以前吃公家饭的，因为预算太紧张被裁了，没有办法谋生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所以看后面的操作，加派、矿监税使、三饷，尤其到最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不加三饷没有办法压制民变，加了三饷又把更多的农民逼成了流寇，完全就是一个死局。
张居正改革的成效与人亡政息
一个是最重要的怎么把钱收上来：搞了考成法。他收的钱不是新加出来的，而是把以前收不上来的钱通过对官员考核硬收上来。万历四年考成法规定，地方官征收田粮达不到百分之九十的就要受到处分。结果到第二年数字一下子暴涨，万历五年一年税粮收到了435万两，基本上是前朝隆庆年间的两倍。通过非常强硬的考核，把以前拖欠、被侵吞、被截留的全部催出来了。但是这种做法有个问题，靠的是他作为首辅、摄政大臣的个人权威对地方施压，这样的人没有了，方法就不好使了。
他还搞节流，万历皇帝要看元宵节花灯他就不让搞，所以万历对他有怨气，长大之后对他进行清算。
还有清丈田亩。以前很多地方官、宗室田地少报或者新开垦不报，没办法进入田赋大盘子。张居正在万历六年进行了全国清丈，多清丈出了三百万公顷，非常厉害。
还有一条鞭法，让收税更简单。从效果来说张居正是蛮成功的，中央财政得到了改善。但是特别是考成法以及强行压制中央支出的节流措施靠的是个人权威，权威没有了就没办法维持，不过一条鞭法维持下去了。
张居正干到万历十年去世，万历皇帝在过了两年之后对他进行清算。抄家之后，万历觉得他应该有不少钱，对他家人进行刑讯逼供，一开始只搜出了白银十多万两、黄金一万多两。万历觉得还不够，继续严刑逼供，确实没找出来。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写了一封血书自缢身亡。张居正改革攒下来太仓库银翻倍（从两百多万搞到六百多万），粮食“可支十年”，但经不住万历三大征以及后面持续不断的民变，很快张居正带来的改善就没有了。
欠饷演变与体制倦怠
那为什么就亡了呢？最主要还是中央财政不给力，导致军费常年欠饷。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从辽东一直到山海关总共发生了八场兵变。为什么兵变？长期欠饷，军人没有工资、没有粮食养活家人。北方九边常驻要发饷的有几十万，多的时候五六十万，是非常大的财政负担。到崇祯朝基本上养不起了。
长期欠饷出各种各样的状况。女真族崛起之后大明的军饷集中到辽东，导致给西北的钱粮非常缺。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蒙古跑到关内，西北军人奉命跑到北京来勤王，但是因为粮饷不够，很多人走到一半就散掉了甚至哗变。事情完了之后溃兵散将回到陕西、甘肃，变成了明末农民起义非常重要的一部力量。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人，就是因为对西北军饷保障一直不够。
大明的中央集权一直运转着，没有地方分裂，但财政问题导致北方军队军饷不够引发兵变。还有一个是地方对中央的作风变得不信任或者不跟随，政策不执行，这跟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有很大关系。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身处内宫，地方递的折子留中不发，导致下情上达遇到很大麻烦。到了崇祯朝，有一本书叫《勤政的亡国君》，崇祯作为末代皇帝非常勤政，积极想改变王朝状况，对官员的任用、奖惩非常急躁，频繁换人、频繁奖惩。这种做法导致地方官员来看，中央制定的政策要不要跟随、发的命令要不要执行，变得非常麻木或者倦怠，跟现在的不作为很类似：做得多错得多，那我就观察局面，做一个应付，能让局面差不多维持住就行了，今天皇帝一头劲搞这个事情，我跟上去有可能就出事了。这两个跟后面的统治危机到崩溃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古今映射：债务、刚性支出与隐性拖欠
一个是各种历史追缴，对企业的追缴，倒查二十年、倒查三十年等等。古代没有很详细的记录做不到，现在可以翻十年前、二十年的账，看税有没有缴够。还有一个是远洋捕捞，没收收入上升，都是在应对这个事情。
还有最近社保的“应缴尽缴”。因为社保这块硬性支出确实太大了，随着老龄人口增加，这个体系最后只能压缩，保住体制内，边缘的就往下压。再过五年十年，现在跳广场舞领八千一万的老年人，很快费用就要砍了。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也在慢慢砍，老年人介护的费用减个5%、10%，不做这些是不行的，中国也是一样。社保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会带来问题的地方。
跟古代非常不一样的，是古代不能发债，现在是可以发债的。如果把地方债除掉，目前来看中央负债率还不到那么高，还有一些发债空间。
古代没有发债，但有一块非常像发债的隐性债，其实跟现在也一样，就是大量的拖欠。古代不发债，就一直拖欠九边的军饷导致兵变，几年加起来欠饷大几百万两、六七百万两，没有钱发就给你拖着。
但是目前公开报道看还没有到欠饷程度，对军队、对警察的支出目前还没有看到欠的状况。如果军费都欠了，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一个是欠饷，还有一个是欠宗室的禄米，欠得太多了。宗室在嘉靖初期只有一万多人口，嘉靖中期三万多，万历涨到七八万，崇祯末年差不多二十万。在万历初年全国宗室应发禄米是八百多万石，折换成钱的话，如果按照北京粮价一两银子一石，顶格算就是八百多万两，一年要发这么多根本没有钱发。万历年间可能只发到三成或者四成，每个地方不一样。因为发禄米是用地方留存和徭役折银去发，地方上没钱，比如秦王府在陕西，地方官就商量：今年应发十万石，没有钱发个三万石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直欠，给发一些欠一些，后面没人管了。宗室不工不商没有谋生手段，中小户中下层的宗室非常辛苦，甚至要去跟蒙古人勾结传递信息或者谋反，这些案例在山西也有，因为没有钱发。
还有就是欠商人的钱。中央搞工程、灌溉工程、防洪工程或者北京的工程，就给你欠着。现在地方的大量工程也是欠钱，谁去做政府工程都是根本要不到多少钱。我知道我们陕西的一个事情，一个民营企业家专门做政府工程，前几年做到陕西排名前三，好的时候一年营业额干到十几个亿，拿政府工程非常多。去年上半年突然失踪了，半年都找不到，最后才知道被抓了。为什么被抓？接了大量中铁的工程，压了几个亿、十几个亿的钱要不回来，实在没有办法去法院把中铁给起诉了。起诉之后中铁跟地方法院沟通，找个名义把他搞进去了，钱就暂时不用还了。
大明后面也是这样的，虽然不发债，就是各种欠：欠饷、欠宗室禄米、欠商人钱。前两天看李老师的访谈，很多体制内投稿说现在很多医院、事业单位绩效发不出来，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反正就欠着，等有钱下来给大家稍微发一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