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罗生门：伊尔亚·苏兹克维的秘密证词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硅谷的罗生门（Rashomon: 指事件各方各执一词，真相扑朔迷离的局面），聚焦于伊尔亚·苏兹克维（Ilya Sutskever: OpenAI联合创始人及前首席科学家）的秘密证词。这是一个关于背叛、权力与人工智能未来的谜团。

2025年10月1日，旧金山，伊尔亚·苏兹克维坐在了证人席上。他并非自愿前来，这是一场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特斯拉和SpaceX创始人，OpenAI早期投资者）发起的诉讼的强制取证。我们都知道2023年11月那场震惊世界的宫斗：Sam Altman（Sam Altman: OpenAI首席执行官）被董事会突然解雇，几天后又戏剧性地回归。但董事会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公众得到的答案是：“缺乏坦诚”，这是一个如此模糊、如此无法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走进那个房间，通过这份刚刚被解密的证词，我们不去听公关辞令，只看伊尔亚·苏兹克维在宣誓之下，一字一句都说了什么。

法庭取证（deposition）就像一个解剖室，它冷酷、精准，而且充满了对抗。伊尔亚身边坐着4名来自于Cooley（Cooley LLP: 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面是埃隆·马斯克聘请的律师团。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这场交锋的核心很快就浮出水面，不是关于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人工通用智能，指能执行人类所有智力任务的AI），也不是关于人类未来，而是关于一份备忘录（Memorandum: 记录会议、讨论或决策的文件），一份伊尔亚亲自手写的长达52页的备忘录。

52页“起诉书”：伊尔亚亲手递出的“刀”

原告律师Molo（Molo: 原告律师，埃隆·马斯克聘请的律师团成员）开门见山，他拿出第19号证物那份52页的备忘录。Molo问：“文件第一页写着‘Sam表现出一贯的撒谎模式，暗中破坏其他高管，并且挑拨高管们互相对立’。这在当时显然是你的看法。”苏兹克维的回答简洁而致命：“Correct（正确）。”Molo律师紧追不舍：“你是否希望董事会对你写的内容采取行动？”伊尔亚回答：“我希望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的意见是行动是适当的。”Molo追问：“你认为什么样的行动是适当的？”伊尔亚回答：“Termination（解雇）。”

大家看到了吗？一切都很清楚了，这不是什么沟通不畅，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清除行动。伊尔亚·苏兹克维，这位被誉为是AI界的沉思者，亲手递出了那把刀。但这立刻就带来下一个问题：一场如此重大的政变，为什么会如此保密？Molo律师发现了疑点：“你发送这份备忘录是用一种阅后即焚（Self-destructing email: 一种阅后自动销毁的邮件形式）的邮件形式，对吗？”伊尔亚回答：“是的。”Molo说：“为什么？”伊尔亚回答：“因为我担心这份备忘录会以某种方式泄露，这是一种普遍的担忧。”但是伊尔亚的担忧更进了一层。律师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备忘录发给整个董事会？为什么不发给Sam Altman？”伊尔亚的回答揭示了当时OpenAI内部令人窒息的氛围。他回答：“因为我感觉一旦Sam意识到这些讨论，他总有办法让这些讨论消失。”让他消失，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词。他描绘出的Sam Altman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呼吁全球监管的科技领袖，而是一个能够让问题消失的权力玩家。

“吹哨人”的弹药：二手信息的致命缺陷

此时此刻，你可能会和法庭的律师一样，认为伊尔亚是一个吹哨人（Whistleblower: 揭露组织内部不法行为的人），是一个为了使命不惜一切代价的悲剧英雄。他收集证据，秘密联络独立董事，试图在暴君摧毁一切前阻止他。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但是别急，当OpenAI的律师Eddie（Eddie: OpenAI的律师）的交叉质询开始时，他开始剥这个洋葱的第二层。

伊尔亚在那份52页的备忘录里放了很多证据，主要都是聊天截图。律师Molo问道：“你是如何写这份文件的？”伊尔亚回答：“独立董事会成员让我准备的，我从米拉·莫拉提（Mira Murati: OpenAI首席技术官）那边拿到了大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截图。”OpenAI的律师Eddie抓住了这一点，开始疯狂反击。他把备忘录翻到了第529页，上面写着“有理由相信Sam过去因为某种类似的原因被YC（Y Combinator: 知名创业孵化器）给赶走了。YC制造混乱，挑拨离间。”律师埃迪问道：“这个指控的依据是什么呢？”伊尔亚说：“这是我和米拉的对话。”埃迪说：“米拉是转述他和Brad（Brad: Y Combinator高管）的对话。”伊尔亚回答：“是的。”埃迪：“你和Brad谈过吗？”伊尔亚：“没有。”到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吗？这是一场“我听到米拉说，米拉说Brad说Sam有问题”的指控。

律师Eddie并没有停下。他翻到下一页说道：“你还写道，‘我的理解是Greg（Greg Brockman: OpenAI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曾任Stripe首席技术官）也基本上被Stripe（Stripe: 一家在线支付处理公司）给解雇了’。埃迪说：‘你的依据是什么？’”伊尔亚说：“也是米拉告诉我的。”埃迪：“你找Greg核实了吗？”伊尔亚：“没有。”埃迪追问道：“为什么不？”伊尔亚停顿道：“我没有想到。”伊尔亚继续说道：“我完全相信米拉给我的信息。”律师埃迪继续进攻。他提到备忘录关于GPT-4 Turbo（GPT-4 Turbo: OpenAI发布的一款大型语言模型）发布流程中Sam撒谎的指控。埃迪说：“这些截图都是来自于米拉，对吗？”伊尔亚：“是的。”埃迪：“你和Jason Wang（Jason Wang: OpenAI总法律顾问）谈过了吗？”伊尔亚回答道：“没有。”埃迪追问道：“那你怎么知道Jason因为和Sam讨论而感到不安呢？”伊尔亚回答道：“我也是从米拉那里得到这个信息，我相信了。”

这就是层层剥茧，我们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伊尔亚·苏兹克维，这位天才科学家，他的弹药，他的事实依据，竟然几乎全部来自于同一个人——米拉·莫拉提的转述。在证词后半段，伊尔亚自己也做了反思。律师问他：“你是否现在意识到你当时并不知道Sam的想法？”伊尔亚说：“我事后意识到我不知道，但我当时以为我知道。我是通过二手知识知道的。”律师追问道：“你认为依赖二手知识是个错误吗？”伊尔亚：“我认为二手知识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邀请。”但他没有去调查，他直接写进了备忘录，并且要求解雇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伊尔亚的秘密备忘录不止一份。律师Molo还问到：“你起草了另一份类似的备忘录，批评Greg Brockman是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对吗？”伊尔亚回答：“是的。”Molo说：“你也发给董事会了？”伊尔亚：“是的。”你看啊，伊尔亚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同时清除Sam Altman和Greg Brockman。他认为这两人是公司使命的障碍。他几乎成功了。

盟友的背叛：与竞争对手的秘密谈判

但他的盟友，那些他依赖行动的独立董事，又是什么样的呢？伊尔亚在证词中也给了我们答案。当OpenAI的律师问伊尔亚：“回顾开除Sam之前的一些过程，你如何评价？”伊尔亚坦诚道：“我只能说一件事，这个过程太匆忙了。”律师追问道：“为什么匆忙？”伊尔亚说：“我认为董事会缺乏经验。”律师追问：“在什么方面缺乏经验？”伊尔亚：“在董事会事务上。”他形容自己和Helen Toner（Helen Toner: OpenAI前独立董事）和Tasha McCauley（Tasha McCauley: OpenAI前独立董事）这两位独立董事互动并不频繁，他们只是偶尔来OpenAI开会。他甚至不知道塔莎住在哪里，他相信海伦住在华盛顿。

重点来了，这位住在华盛顿的Helen Toner，她的背景非常有趣。她与Open Philanthropy（Open Philanthropy: 一个慈善组织，专注于有效利他主义）有关，而这个组织又和Holden（Holden Karnofsky: Open Philanthropy联合创始人）有关。Holden的配偶是Daniela Amodei（Daniela Amodei: Anthropic联合创始人），而Daniela Amodei和Dario Amodei（Dario Amodei: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是兄妹。Dario Amodei是谁？他是Anthropic（Anthropic: 一家领先的AI安全研究公司，OpenAI的主要竞争对手）的CEO。也就是说，这位Helen Toner，她作为OpenAI的独立董事，却和OpenAI的最大竞争对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位独立董事Tasha，她的老公是非常有名的影星Joseph Gordon-Levitt（Joseph Gordon-Levitt: 知名影星）。而Adam D'Angelo（Adam D'Angelo: Quora首席执行官），他本身也是Quora（Quora: 一个问答网站）的CEO。Quora本身就被ChatGPT（ChatGPT: OpenAI开发的一款大型语言模型）给打在地上爬不起来。你认为这一切只是巧合，只是裙带关系？

证词里最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律师Eddie问伊尔亚：“在2023年11月，也就是Sam被开除后，是否有董事会成员收到来自Anthropic的联系？”伊尔亚回答：“我不知道是Helen联系了Anthropic，还是Anthropic联系了Helen，但是他们提出了和OpenAI合并并且接管领导权的提议。”你没有听错，在Sam Altman被开除的那个周六，11月18日，OpenAI的董事会在Helen Toner的主导下，和他们最大竞争对手Anthropic开了一个电话会议，讨论是合并和交出领导权。律师：“你参加了那个电话会议吗？”伊尔亚：“是的。”律师追问：“Anthropic那边谁在？”伊尔亚：“我记得Dario兄妹在。”律师说：“你对此做了什么反应？”伊尔亚：“我非常不高兴。”律师说：“为什么？”伊尔亚回答：“因为我不想OpenAI和Anthropic合并，这简直是疯了。”伊尔亚以为自己是在清君侧，是为了使命，结果他的盟友掉头就要把整个皇宫送给竞争对手。律师追问道：“其他董事会成员呢？他们支持吗？”伊尔亚说：“他们支持的多，至少没有人不支持。”律师说：“谁看起来最支持？”伊尔亚回应说：“我的记忆中，Helen是最支持的。”现在你看明白了吗？这场政变的背后，是伊尔亚对Sam的二手指控，和Helen Toner对于Anthropic的一手操作。伊尔亚终于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比Sam Altman更可怕的深渊。

理想主义者的误判：使命与人性的冲突

“使命”，OpenAI这家公司最喜欢讨论的词。伊尔亚在证词中回应的另一件事情，当Sam被开除后，高管团队告诉董事会：“如果Sam不回来，OpenAI将被摧毁，这不符合OpenAI的使命。”你猜Helen Toner怎么回答的？伊尔亚回应道：“Helen Toner说，允许公司被摧毁是符合使命的。”伊尔亚对律师说：“在那个时间点，对我来说，答案绝对是不。”在那一刻，伊尔亚·苏兹克维可能终于明白了，他以为自己在捍卫使命，但是Helen Toner的使命显然和他和公司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来。伊尔亚对Sam的不满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的？律师拿出了20号证物，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报道中写到：“苏兹克维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董事会的动态，允许Sam Altman被换掉。”律师问：“这是真的吗？”伊尔亚：“是的。”律师追问：“你在等什么动态？”伊尔亚说：“等待董事会大多数人，等待董事会大多数人不那么明显的和Sam友好。”然后是那个关键问题：“律师说你考虑移除Sam多久了？”伊尔亚说：“‘计划’这个词是错的，因为之前看起来不可行，但是我考虑这件事至少一年了。”至少一年，从2022年开始，伊尔亚就想换掉Sam。他一直在等，他等到了Helen和Tasha，他以为找到了使命的盟友。他提供了二手的弹药，发动了这场匆忙的政变。他以为自己赢了，但他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篇《华尔街日报》还写道：“苏兹克维惊呆了，他本以为OpenAI的员工会欢呼。”律师问：“这是真的吗？”伊尔亚更正道：“我没指望他们会欢呼，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这是一个天才科学家的最大误判。他活在代码和理论中，他以为使命可以战胜一切，但他不了解人性，也不了解Sam Altman在公司内部的权力。他以为员工会像他一样，在圣人和政客之间选择圣人，但他忘了员工要的是薪水，是期权，是一个能带他们打胜仗的CEO（首席执行官）。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员工们集体逼宫微软（Microsoft: 一家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微软首席执行官）下场。律师问：“最终董事会同意辞职，并且恢复Sam Altman，对吗？”伊尔亚：“是的。”这场政变在5天内就失败了。伊尔亚试图保护的使命被彻底击碎。他自己也签署了那份要求董事会辞职的信。他背叛了他的盟友，就像他认为他背叛了Sam一样。几个月后，2024年5月，伊尔亚·苏兹克维宣布离开OpenAI。律师问他：“你为什么离开？”伊尔亚说：“最终，最终我有了一个伟大的新愿景，它更适合一家新公司。”

利益的纠葛：未曾分割的经济联系

故事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和另起炉灶。但别忘了，这是一场法律取证，它总会撕开最体面的那层纱。还记得这场官司是谁发起的吗？是埃隆·马斯克。马斯克核心诉求之一就是OpenAI违背了非盈利（Non-profit: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的初衷。所以呢，律师Molo从开始就追问伊尔亚的财务情况。Molo问道：“Sam被解雇那个周六，你担心失去你在OpenAI的股权（Equity: 公司股份，代表所有权）吗？”伊尔亚说：“我不担心。”Molo追问：“你认为你当时的股权值多少钱？”伊尔亚的律师马上打断：“反对，无关。我指示他不要给出一个数字。”Molo对伊尔亚说：“你要回答吗？”伊尔亚说：“我必须服从我的律师。”

这场交锋在证词结尾后再次出现。Molo追问道：“你离开OpenAI时，你持有的股权价值多少？”伊尔亚的律师立即打断：“同样的反对，同样的指示。”Molo问：“你现在还在OpenAI有经济联系吗？”伊尔亚回答：“是的。”Molo问道：“自从你离开后，你权益的价值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伊尔亚停顿了一会儿说道：“增加了。”伊尔亚·苏兹克维，这位为了使命（Mission: 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观）和安全不惜发动政变，最终被迫离开的理想主义者，他离开后，他持有的OpenAI的股权价值增加了。

Molo没有放过他。Molo追问道：“谁在支付你今天作证的律师费？”伊尔亚的律师立即打断：“反对，指示不回答。”Molo追问：“谁在支付你的律师费？”伊尔亚：“我不确定。”Molo：“你收到账单了吗？”伊尔亚：“没有。”Molo追问：“是OpenAI在支付你的律师费吗？”伊尔亚停顿道：“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事实。”你听懂了吗？伊尔亚离开了OpenAI，创办了新公司，但他仍然持有OpenAI的股权，并且价值在增加。他来参加这场针对OpenAI的诉讼，而他律师费很可能是OpenAI付的。他与他曾经试图摧毁那家公司，在利益上从未分割。

在这份证词的深处，藏着一段伊尔亚的独白。他谈到未来谁会掌控AGI，他说：“我的看法是，最终掌权的人很可能是一位非常善于权谋之道的人。这很像是在不同政客之间做出选择，一个被描述成圣人的人很难成功。我认为这值得尝试，但这就像选国家元首一样。”伊尔亚·苏兹克维他很想成为那个圣人。他想用一份二手知识构成的备忘录，去挑战一个他眼中精于权谋的政客。结果他输了。他不仅输掉了权力，也输掉了叙事。他被政客放逐，却在经济上与政客捆绑。这份证词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只是撕开了硅谷最顶层使命的外衣，让我们看到这底下最原始关于人性、权力与利益的纠葛。在通往超级人工智能的路上，我们以为最大障碍是技术、是算力，但这份证词告诉我们，最大障碍可能永远都是我们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