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注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必要性

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我深感惶恐。一方面，我虽在日本生活一年多，但日语不通，对日本民众的心情和态度缺乏一手感知和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在王克老师等专家面前谈论中日关系，更显得班门弄斧。因此，我仅以抛砖引玉的态度，分享我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可能存在史实不够充分或总结有误之处，期待各位老师的指正和补充。

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战后的中日外交，以及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我认为这与普通人是否需要关注外交有关。总的来说，外交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事务，且在中国，普通人对官方政策的参与度较低，影响也有限。然而，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普通人关注外交问题变得尤为重要。

日本政治的右翼化趋势及其影响

首先，日本正非常接近一个右翼化（Right-wing shift: 政治思潮向保守、民族主义、排外等方向发展）的政治走向。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石破茂和高市早苗的票数非常接近。如果今年石破茂被倒戈，高市早苗很可能当选。高市早苗曾提出许多反移民政策，虽然不至于像美国那样搞大规模遣返，但在外国人福利问题上，她主张取消外国人的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指外国人在一国境内享有与本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日本没有获得永住权或入籍，就可能无法享受与日本人同等的医疗、养老保障等福利。

这个问题并非日本独有，而是全球性的。欧洲一些即便是社民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政党）执政的国家，如奥地利和瑞典，也已取消外国移民的国民待遇。因此，如果日本上台一个相对右翼的政府，这项政策很可能被通过，这与在日本的我们关系密切。除了福利问题，高市早苗还主张强化出入境管理和外国人犯罪措施，这些都是相对右翼的政策。尽管目前尚未落地，但日本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右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在疫情之后全球民粹主义（Populism: 一种政治思潮，通常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并诉诸大众情感）浪潮中，反移民政策在任何国家都是核心议题，无论是在南美、美国、欧洲还是其他地区。如果日本进入一个更加民粹主义的政策周期，反移民肯定是最关键的话题。东京都知事选举的第二名候选人，其主要政策也与反移民有关。

中国政策变化与东北亚局势

再加上近期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例如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咄咄逼人（Assertive: 形容在外交上采取更强硬、主动的姿态）。同时，特朗普上台后，东北亚政治局势可能发生转变，这些都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冲击。这意味着，这些问题与在日本的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所能享受的福利状况息息相关。

个体与国家外交的关系：中美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思考个体与国家外交的关系。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态度是本次美国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美国一些偏左翼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成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政策的重要目标。然而，在美国，许多人并不关心外交问题。美国社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美国人的常识水平可能较低，例如，如果给他们一张世界地图，至少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他们对世界地理的关注度不高，对外交政策的关注也有自己的选择。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在中国政府的执政团队中，外交团队占据了聚光灯下的核心位置。中国有一种“出口转内销”（Export to domestic sales: 原指产品外销后转回国内销售，此处比喻外交政策或言论主要面向国内受众）的外交政策，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很难分辨其是说给外国人听，还是说给国内人听。华春莹、赵立坚等外交官的许多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内政表达。中国甚至有“外交天团”的说法，他们的直播切片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外交事务的关注远远超过美国人。

然而，我认为这种过度关注并不健康。一个国家的国民更关注国内事务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与他们的利益最接近。但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由于对国内事务的讨论受到限制，中国人有时反而通过关心国外事务，尤其是以批判的态度关心美国和日本的事情，来获得额外的关注。因此，在中国，外交事务与国民之间存在一个特殊连接点：国民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关注外交事务，且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官方主导的外交政策和宣传的影响。

民族国家构建与外交核心议题

在所有对外关系中，最核心的话题无疑是美国和日本。王克老师曾提到，“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反过来，19世纪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指一个国家的主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相契合的政治实体）并非一个向内的状态，其自我定义更多是向外的，即回答本民族与他民族、本民族国家与他民族国家的关系。例如，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最重要的问题是“脱亚论”，即回答日本与亚洲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国亦是如此。

许多国家的民族国家在转向现代合法性体系时，可以通过国内选举获得合法性。但如果缺乏国内政治合法性的国家，就越来越需要依靠民族国家的叙事来完成其统治合法性。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无疑带有这种民族国家神话的性质。在缺乏通过选举完成内部合法性的情况下（内部合法性更多通过经济成就来完成），在构建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神话时，美国和日本绝对是其中最关键的话题。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在回答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国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交和外事塑造的，而美国和日本是其中的核心。今天我们关注日本，但关注日本不可能脱离对美国的关注。

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基调与转变

我出生于1986年，从小成长于中日友好的氛围中。我小时候，中国对日本最不友好的时期已经过去。直到2000年前后，随着钓鱼岛事件、日本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中日关系才逐渐恶化。在此之前，中日关系一直以友好为基调。那时，电视上几乎全是日本的动画漫画。直到现在，中国的一些“小粉红”仍处于矛盾心态：他们对日本极端仇恨和仇视，但平时在B站上消费的文化产品又几乎以日本动漫为主。这种文化影响与国家关系的矛盾，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都存在一种中日友好且关系特殊的基调。在疫情期间，这种基调有时令许多中国人感动，有时又反过来认为我们对日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友好。

对“中日友好”基础的审视

在我们的叙述中，中日友好的基础通常有三个逻辑：

1. “一衣带水”（Yi Dai Shui: 形容两国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仅隔着一条狭窄的水域）：两国距离很近，友好有利于双方。然而，我认为这个逻辑很松散。距离近的国家为何一定要友好？最容易产生仇恨的，往往是距离近的国家。中国与秘鲁相距遥远，谈不上友好或敌对。但中国与苏联、越南、朝鲜等邻国，关系却复杂得多。
2. 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心愿：至少在国内的网上，我很少看到这种表述。我认为现在主流民意并未将中日和平友好视为主流。我们心中可能有一种正常、高素质国民的想象，即对其他国家持宽容、理解和友善的态度。但在实际的国与国关系中，无论是中国对日本，还是日本对中国，和平友好是否真是两国人民现在的心愿，很难讲。
3. 中日友好对两国人民有利：我认为这是最有趣的一点。如果我们将当前以贸易和经济为主导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指一个国家的主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相契合的政治实体）秩序视为社会核心，那么中日两国过去在产业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贸易关系总体上对人民有利，日本在泡沫经济后也成为出口导向型国家，对东盟和中国有利。中日关系之所以能维持良好，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然而，这一点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贸易有时并非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 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著有《国富论》）所言，仅是优势互补、皆大欢喜。贸易也可能带来巨大冲击，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冲击，中国炼钢对日本钢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冲击。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一个国家（此处指中国）对国际贸易的准则和方式并非采取法治化和融入国际秩序的态度，那么当其贸易顺差巨大时，就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描述为国际贸易体系的掠夺者。在这种不平衡的层面之上，无论是实际贸易顺差的不平衡，还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不平衡，中日友好对两国人民是否真的有利，也打上了问号。否则，其他国家也不必搞什么去风险化（de-risking: 降低对特定国家或供应链的经济依赖，以减少潜在风险）了。

因此，中日友好的三个主要逻辑：地理接近、人民心愿、互利互惠，在当下都面临挑战。地理接近不必然带来友好；人民心愿在当前民意下不明显；短期贸易格局下，互利互惠的优势也不再突出。但第三点，即与经济转变的关联，将是我们探讨2025年所处位置的关键。我们不能将中日友好视为一个既定前提，其中存在许多问题。

中日关系的关键历史时间线

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中日关系的时间线，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版本，其中还有许多其他事件，但以下四个事件影响较大：

1. 1952年《中日条约》：此条约是日本与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这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自建国以来，与台湾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其对外关系的核心支点。
2. 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苏联与日本建交。在此之前，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已因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出现嫌隙。苏联在未充分考虑中国台湾利益的情况下与日本建交，使中日关系陷入被动。
3. 1958年长期国旗事件：中日双方曾试图通过外贸谈判实现关系正常化，但主要症结在于台湾问题。1958年，日本右翼在长崎处理中国国旗事件不当，导致周恩来签发对日信函，基本拒绝了对日沟通。因此，中日关系在建国后，从195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建交，到1958年，沟通窗口关闭。
4.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驱逐中华民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是外交事件中一个重大的平衡点转换。此后，中国在外交上占据有利地位，而中华民国则处于不利境地。紧接着，1972年中日建交，结束了战争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建交甚至早于中美建交（中美于1979年建交）。在建交过程中，中国表示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也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事件。

中日关系的关键转折点在1971年和1972年。在此之前，日本一直与中华民国建交，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那么，为何中日能在1971-1972年间建交，甚至早于中美？这其中存在巨大的偶然性。

中日建交的“偶然性”与结构性问题

我认为，谈论这种偶然性非常重要。如果中日建交是从1952年之后一个结构性、渐进走向友好的过程，那么到1972年建交就意味着双方解决了过去的结构性问题，为双边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实际上，至少在我看来，中日关系在1972年的建交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意味着，中日的结构性问题并未解决，双方却完成了建交。

这种建交的偶然性源于对美国政策的巨大冲击。1971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曾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扮演关键角色）秘密访华，连日本都不知道。1972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 美国第37任总统，任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访华，这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 指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华，以及美元与黄金脱钩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政策调整）。日本过去延续着二战后美日台同盟的国际政治格局，但1971-1972年间，日本突然发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变。在这种转变之下，如果日本不与中国建交，其在外交关系上将非常被动，不仅是日美关系，也包括日苏关系。因此，日本当时突然与中国展开亲善，也与1971年联大2758号决议有关。

中美日三国国内政局的共同作用

王克老师曾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为何美国当时突然要与中国建交？中国为何要与这个从建国后、尤其是抗美援朝后一直被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建交？包括日本与中国、美国本身，这些都是当时时代的偶然性。在1971年和1972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日、美三个国家的内政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冲击，这些冲击导致1971-1972年成为一个突然转变的时机。这种突然转变导致结构性问题在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入了建交议程。

1. 中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政治运动）开始后，国内秩序动荡。对外交事件影响最大的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中国因此处于外交上非常不利的孤立境地，不仅影响中苏关系，也影响与越南的关系。此外，国内政局也动荡不安，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事件）对毛泽东（Mao Zedong: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和最高领导人）打击巨大。林彪（Lin Biao: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曾被指定为毛泽东接班人，后在“913事件”中坠机身亡）事件后，毛泽东采取了平衡态度，重新启用周恩来（Zhou Enlai: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和邓小平（Deng Xiaoping: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进入一个转轨周期。在这种转轨周期中，对过去被视为敌人的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因中苏关系的快速恶化，也会有所改变。
2. 日本：1960年代，日本发生了著名的安保斗争（Anpo protests: 1960年代日本围绕《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场斗争基于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纳入美国冷战同盟体系。岸信介（Nobusuke Kishi: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外祖父，任内推动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政府（一个相对偏右的政府）试图修改安保条约，加强美日同盟，引发了日本大规模的反对浪潮，导致激烈的政府斗争和反对人士死亡。安保斗争促使日本内部的右翼化和以战争为主导的日美关系出现松动。此后，日本经济在1960年代快速发展，逐渐认识到和平能带来经济发展红利。日本开始以更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日美和日中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市民参政和政治意愿表达也日益崛起。池田勇人（Hayato Ikeda: 日本前首相，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提出了“忍耐与繁荣”（Patience and Prosperity: 指在外交上保持克制以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策）的新政策。田中角荣（Kakuei Tanaka: 日本前首相，任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岸信介与池田勇人的派系斗争后上台，他出身平民，曾任大藏省（Ministry of Finance: 日本财务省旧称）和产经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日本经济产业省旧称）的产业官僚，更注重经济发展。此外，当时日本除了自民党之外，社会党、公民党、共产党等都对中国大陆持普遍友好的态度。经济界的态度则更为明显。因此，日本在1960年代也经历了政策的巨大转变，核心是安保斗争后市民社会的崛起，促使日本从过去强调冷战格局和美日同盟，转向更平衡的外交政策。
3. 美国：1960年代，美国也受到巨大冲击。首先是越南战争（Vietnam War: 20世纪中叶发生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冷战时期军事冲突），使美国陷入泥潭。其次是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1960年代是民权运动的高峰期，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局势动荡。尼克松（Richard Nixon: 美国第37任总统）于1969年上任，扭转了民主党的许多政策，包括民权政策的转向（此后美国南部各州成为共和党票仓）。尼克松旨在扭转1960年代民主党的民权运动，以“法律与秩序”恢复美国民间秩序，并将美国拉出越战泥沼。尼克松本人也致力于政治意识上的巨变，自诩为冷战战略家，希望通过与中国建交，形成“联中抗苏”的冷战格局，削弱中苏联盟，并利用中国对北越的支持，促使北越政府与美国尽快谈判，终结越南战争。这些政治目标的转变，都与1960年代中、美、日三国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动和冲击有关。

然而，这一系列事件并未导致中国和越南关系变好，反而恶化了。中美建交后，越南认为中国为自身利益出卖了革命战友，此后的中越战争等，其种子便埋于此。因此，当时美、中、日三国在内政事务上都有巨大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促使它们改变对外关系。这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变是在并未解决两国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在内外事务的共同促逼下建交的。这种建交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日格局。

联大2758号决议与台湾地位

这里可以简单谈谈联大2758号决议（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驱逐中华民国代表）。有意思的是，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何没有使用一票否决权？这是联大内部的法律战。2758号决议是联大决议，而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踢出联合国成员国需要安理会决议，但该决议相当于钻了联合国的一个空子：它没有踢出任何代表，只是替换了中国的代表权，从中华民国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不涉及联合国驱逐令或驱逐程序。

联大2758号决议也是一系列国际事件的结果。二战后，亚非拉民族建国浪潮兴起，涌现出许多厌恶冷战秩序的国家（如不结盟运动中的印度、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中国当时以“第三世界”自居，与这些二战后新建的亚非拉国家关系良好。因此，中国在联大投票中一直有优势，包括美国在联大内部提出的“双代表权”方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拥有席位），也都被这些亚非拉“兄弟们”阻拦。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如此在意亚非拉关系，因为在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这些国家的投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联大2758号决议也是中美建交的一个关键筹码。中国希望美国彻底放弃台湾，加速统一，但美国不愿彻底放弃。在各种谈判和交易中，美国接受了联大2758号决议，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苏联虽然与中国关系恶化，但相比完全处于美国阵营的中华民国，苏联更讨厌中华民国。因为苏联曾推动蒙古入联的决议，被中华民国否决（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坚决地认为外蒙古属于中国领土）。因此，苏联当然更讨厌中华民国在安理会中的一票否决地位。到1960年代末，台湾这张牌在东北亚和东亚地区，在美国和日本那里，都逐渐失去了作用。我认为这在历史上可能是一个注定的事情，因为无论从面积、人口还是经济体量上，台湾都无法与中国相比。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事件，台湾此后成为“亚洲的孤儿”。联大2758号决议也成为改变中日、中美关系的最根本点。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的恢复并未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因为它并非一个接触和渐进的过程，而是中美日苏四方在1960年代国内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困难

中日两国关系要处好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到底难在哪里？两国的外交关系存在哪些困难？中日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可以从各个角度阐述，但我觉得有几个主要矛盾：

1. 现实主义外交角度：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实际上可能使两国关系更差。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内，无论是针对朝鲜还是东南亚的辐射，都很难容纳两个大国。从现实主义角度看，中日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都很大，导致两国很难和谐相处。
2. 历史角度：两国在近代史上确实有深刻的纠葛，从甲午战争到二战，历史负担非常沉重。无论是心态还是情绪上，甲午战争是日本战胜，二战是日本战败，这两场战争对两国国运都产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这个历史负担很难解决。
3. 意识形态角度：在过去延续的过程中，双方仍存在意识形态负担，导致双方很难正常理解对方。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中日互相认识的“路径依赖”，是在历史事件和痕迹之上塑造出的理解对方的方式。例如，“中日友好”也是某种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有时好用，有时则不然。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就算中日建交时，中国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赔偿（按照竹内石等学者的计算，日本需持续20年，每年支付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来完成赔偿），赔偿完成后，中日关系就会好吗？钓鱼岛就不争了吗？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就无所谓了吗？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就无所谓了吗？我认为很难。就算有赔偿问题，如果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能“啊，无所谓，这是他们的历史遗迹”吗？我觉得也比较难。因此，我认为赔偿问题并非解决中日关系的万能药。

中国对日本的“路径依赖”

双方对对方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 指一旦选择某种路径，未来的发展就会被锁定在该路径上，难以改变）。

1. 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威胁：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构建中，日本的“再军国主义化”一直是我们对外部构建的一个最典型的敌人。这种敌人构建如此简单，是因为我们打过两仗：甲午战争和二战，而二战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果。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日本存在再军国主义化的威胁，包括日本的和平修宪、国家正常化，我们都会视为其再军国主义化。这当然威胁到我们的核心利益，导致中日关系一直笼罩在再军国主义化的阴影下，难以改善。
2. 日本极右翼势力的道德解释：在“再军国主义化”的说法中，存在对日本极右翼势力的道德解释。我们常说，是谁导致日本误入歧途？是因为日本有一系列极右翼势力。而极右翼势力为何如此？我们往往以道德问题来解释，认为这些人是“坏人”，而非从现实主义角度。但道德问题很有用，它与一个国家的合法性直接相关。因此，关于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解释，无论是钓鱼岛、教科书修改还是靖国神社问题，我们都将其视为日本极右翼势力猖獗的体现，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
3. 人民与政府的二分法：基于对少数极右翼的道德论，我们对日本（以及美国）采取人民与政府的二分法。在共产主义运动解放全世界的条件下，人民一定是好的，底层人民、工人农民在历史中代表前进和正确的方向。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有问题，那不可能是人民有问题，肯定是人民被政府蛊惑。在中日不能建交时，我们特别强调中日民间外交。但中国的民间外交，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与对方半官方机构的外交。每当遇到外交冲突，我们都倾向于解释为政府与人民的二分：这个国家的政府已无法代表人民利益，被极右翼或少数极端意识形态所控制。这导致我们无法正视对方国家主流民意的问题，无法解释这个国家主流民意对中国有恶感。这就像中国无法解释中国主流民众对政府政策有恶感一样。如果主流民众产生错误看法，那一定是被外国势力或极少数“三岸分子”操纵的，因为在我们的叙事中，人民是绝对正确的。这个问题在外交上是很大的障碍。
4. 日美关系的“域外干涉论”：关于日美关系的“域外干涉论”，至今仍在被提及。例如，王毅在11月会见日本安保局长时，曾表示希望共同抵制“域外势力在本地区煽动对立”。这暗示中日关系不好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煽动的结果。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如果外交出现问题，肯定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一个缺乏权力制衡的国家，当然会认为自己一切都好。因此，问题自然归结为域外关系的干涉。这种域外干涉论并非完全不存在，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确实有很深的影响。但这种论调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中美关系高度强化中，被夸大了。

这些所谓的路径依赖，你都能找到事实依据。日本有没有再军国主义倾向？当然有。日本有没有极右翼势力？当然也有。日本有没有人民与政府的二分？1960年代安保斗争时当然也有。日美的域外干涉当然也存在。但这些为何是中日关系的路径依赖？因为在我们理解中日关系时，这些原因被过度放大和过度重视，导致我们一直无法重视其中的经济政治核心原因、日本民意的原因等。这些路径依赖中的每一点，在中国当前的国内政治和对国内理解的意识形态之下，都很难改变，尤其是在中美对立的情况下。

日本对中国的“路径依赖”

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由于我无法直接阅读日语资料，我对这部分的确定性不如前一部分。

1. “中国停滞论”：日本有一种“中国停滞论”的看法。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就存在对东亚文明停滞的担忧。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Bunmeiron no Gairyaku: 福泽谕吉的著作，主张日本应脱离亚洲，学习西方文明）一书，从头到尾都在不断提到停滞：日本本身的停滞、儒学导致的发展停滞、中国的停滞、朝鲜的停滞。在当时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框架下，停滞代表一种文明落后。因此，日本从“脱亚论”到《文明论概略》，一直将停滞的反面定在中国之上，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封建的国家。当然，就像我们对日本的偏见并非每条都找不到事实一样，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封建的国家，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党内会议上还提出要反封建主义，可见当时反封建主义是中国党内改革的优先事项。
2. 亚洲的“引领者”心态：在此之后，在“大亚洲”的组织中，日本与中国不再是对等关系，日本对亚洲诸国是一种引领关系。日本在亚洲并非一个对等国家，而是一个引领者。
3. “大陆威胁论”与“中国威胁论”：日本对中国一直存在“大陆威胁论”。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不断受到来自大陆的威胁，无论是蒙古人入侵还是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因此，日本不仅有“脱亚入欧”，还有“脱大陆入海洋”的一些想法。这种想法并非明治时期才有，2008年渡边利夫的《新脱亚论》（Shin Datsu-A Ron: 渡边利夫的著作，主张日本应建立海洋国家联盟以应对大陆国家崛起）就认为，日本应反对东亚共同体和“大亚细亚主义”，建立一个海洋国家联盟来应对大陆国家的崛起，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大陆国家的典型代表。因此，日本的“中国威胁论”根植于“大陆威胁论”。再加上2000年后，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产生冲击，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
4. 价值观外交：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逐渐转向价值观外交（Values-based diplomacy: 指外交政策以推广特定价值观为核心）。在此体系内，日本是全球民主价值观同盟的一员，而中国不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无论是“脱亚入欧”认为中国停滞，还是“大亚细亚主义”认为日中不是平等关系而是高下关系，包括“大陆威胁论”和中国的一些价值观外交，对日本而言，一直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可以正常沟通的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在地位关系还是其他关系上，两国都没有一个根基，很难想象两国合作关系有什么前景。

我认为，日中关系如果有一些过去延续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就是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认为日本从二战后一直是美国的附庸，我们常调侃日韩为“美国爸爸”的附庸。当然，美国对日韩的外交和国内政策确实有影响，但我们认为日本只是一个“随美起舞”、被少数极右翼左右政治、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阻碍的国家。这种看法也成为国内民族主义动员最有效的“狗哨”（Dog-whistle politics: 指政治言论中包含只有特定群体才能理解的隐晦信息）。中国一旦出现问题，拿日本关系和日本问题来做民族主义动员，是最简单有效的。因此，我们对日本的路径依赖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与日本关系能有多好。日本也一样，在日本看来，中国既落后又危险，无论是作为大陆的威胁，还是中国当前的“中国威胁”，中国都是一个既封建落后、无法沟通，又充满威胁的国家。因此，很难想象两国关系的前景以及沟通的根基是什么。

中日关系一直存在“经济热、政治冷”的现象。两国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钱和贸易关系。但如果贸易关系丧失，很难想象两国在政治和社会上共同沟通的语法是什么。因此，两国从根本上缺乏许多沟通的动机。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国民“面子”情结与外交表演性

在这些结构性矛盾之上，很大程度上仍以政府和官方为主导推动。但我觉得这里也可以思考普通国民如何参与到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我在阅读许多日本学者的书籍时，经常看到他们使用一个词——“心情”，而且都打引号。这显然不是中文“心情”的意思，而是一个在日语语境下比较特殊的词。我后来查阅发现，这可能与阳明心学（Wang Yangming's School of Mind: 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创立的儒家学派，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有关，因为阳明心学对日本儒学影响很深，强调从心出发。日本人很强调“心”的概念，所以日本的“心情”指的是一种行为的本源，知行合一，即一个国家民族行为的过程，由某种“心境”为代表。在日本的观点中，这种心境是一种非常微妙但非常重要的一点，经常会提到日本对中国的一种“心情”。

对于日本人有什么“心情”，我无法回答。但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心情”，我作为中国人是能够理解的。我觉得中国人确实与“面子”有关。“面子”这个词很容易被俗化解释，但它有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我认为，中国人确实很在意“面子”。什么是面子（Mianzi: 中国文化中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声望、尊严和地位，常与权力、尊重相关）？面子就是一个可感的、显性的权力关系。它有时可以与情感无关。我们有时可以非常喜欢一个人，但为了追求面子，也会打破情感的真挚性，追求一种显性的、可感的权力。例如，两个男士在餐厅为了付账大打出手，打到警察把两人分开，这并非少见。你也可以为了面子去损害关系。

在中国，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外交关系，面子都非常重要。从面子的角度去想象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所有的话语，包括王毅最近对卢比奥说“希望卢比奥好自为之”，这当然是为了面子。我不认为王毅真心希望卢比奥好自为之，也不认为这对中美关系有任何好处，但无论如何，这对于面子真的非常重要。包括杨洁篪之前对美国说“你们现在没有实力以这种方式跟中国说话”，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体现。整个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就是一种大型的“面子秀”。

中国人确实非常重视面子，面子对关系的左右是一个非常根本的点。在许多研究中，面子被认为会导致人际关系具有强的表演性质。这种表演性质是中国在面对人际情感时非常特殊的情感特点。最近中国流行许多网络短剧，这些短剧是对中国人“心情”的一个核心反映。所有这些短剧都是受辱和反杀（Humiliation and Counter-attack: 指在极端受辱后进行报复反击的叙事模式）的叙事，即在极端受辱的情况下取得反杀。这与中国近代史的叙事完美契合。而受辱的反杀，一定不是某种隐秘的心情的艰苦复仇，而是充满面子、非常有面子的一种复仇过程。这种复仇过程具有强烈的表演性质。这种强烈的表演性质导致中国在对外过程中，无论是表演受害者、表演合法性，还是表演所取得的优势，都成为中国民间和官方在许多外交事务上产生强烈情感共鸣和配合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官方和民间都对这种表演性的权力结构有如此强烈的需要和冲动，许多官方政策，例如外交部发言，可能被认为不专业。但民间会认为，专业不专业有什么关系？这种显现的权力结构，是一个可以共同的点。

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它在外交上存在巨大困境。中日问题过去确实有许多深层的历史延续和结构性矛盾。两国有没有解决矛盾的能力？我认为没有。如果我们强调以权力表演的方式来攫取，是很难化解矛盾的。反过来，如果日本对中国的持续思维路径是：中国是一个无法沟通的、落后的、前现代的国家，价值观上既不同，又是一种意志性的威胁（既是意志性的“中国威胁”，也是意志性的“大陆威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矛盾的化解是不可能的。

危险的交汇点：经济优势与内部困境

因此，如果矛盾不能化解，我们可以想象，中日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确实比较难。那么，中日关系何时能好转？一个可能的条件是，如果日本经济远远超过中国，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日本对中国的某种结构性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如果中国遭遇内部问题，中日关系是能够变好的。但一旦中国在经济上对日本有优势，两国矛盾就会极大爆发出来。无论是我们对日本极右翼、“随美起舞”的猜忌，还是日本反过来对“中国大陆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强化，都会随着经济观点的变化而加剧。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与日本持平或超过时，双方的矛盾就会很大程度上激发出来。因此，我认为中日关系要好，日本就需要在经济上远远超过中国。但至少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人口就是这么大，中国确实在经济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很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好起来的。但实际上，二战刚结束时，中国GDP在全球排名第四（1950年）。这表明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无论从人口还是幅员上，体量都很大。我们的经济确实是在文革和“大跃进”时期搞坏了，从全球第四掉到二十多名，之后又很快爬升上来。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经济上对日本有优势时，双方的矛盾会很大程度上激发出来。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也是我最后要说的：2025年中日关系处于什么位置？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位置。中日关系最危险的位置是：中国经济上对日本有优势，但对内经济又陷入困境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最容易发生矛盾。

在一个国家经济下滑的周期，民族主义情绪会被强化。无论是19世纪的国家、魏玛（Weimar Republic: 1918-1933年间德国的共和制政府，其经济困境曾导致民族主义高涨）时期的德国、大萧条时期的许多其他国家，包括最近全球通胀情况下的回潮，以及中国国内，都是如此。例如，中国在2024年深陷经济危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甚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感受到了。但结果在2024年末，中国民间的两个最大高峰是六代机（Sixth-generation fighter: 指第六代战斗机）和四川舰（Sichuan aircraft carrier: 指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下水的时候。许多中国人认为我们的军力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以及在TikTok Refugee（TikTok Refugee: 指在TikTok上出现的，反映中国民众对生活现状不满，寻求移民或表达对西方生活向往的现象）事件中，中美对峙，我们认为中国的实际民生水平超过美国。你很难想象中国经历了2024年经济上如此大的困难，但结果在年末，中国民间却认为我们在军力上已经超过美国，生活水平也超过美国。

因此，在经济下滑时，民族主义的响应会更强。在这种危机感下，在东亚的结构之上，无论是美国、菲律宾、东盟，许多危机感都会转嫁到日本上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会转嫁到中日关系上；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会转嫁到日本，因为存在美日菲同盟关系（US-Japan-Philippines alliance: 指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关系）和美日韩同盟关系（US-Japan-South Korea alliance: 指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关系），包括奥库斯（AUKUS: 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安全协议）日本可能要加入，这些关系最后都会转嫁到日本之上。

此外，日本对中国经济动机的弱化，如果日本丧失了与中国唯一能沟通的语言——贸易和金钱，那么实际上日本国内真正解决这些所谓问题、忽视这些矛盾的动机也会下降。最后，如果中国在经济危机之下，在外交和内政上又采取一些冒险措施，无论是最大的冒险——攻打台湾，还是比较小的冒险（例如在菲律宾的冒险），都可能加剧中日危机。

因此，我认为，由于中日之间缺乏政治和社会互信，驾驭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很难。而中国对日本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这种经济优势又比较脆弱时，情况会非常麻烦。日本也有人曾说：“一个强大且不够稳定的中国，比强大且稳定的中国更危险。”台湾人也会认可这一点。一个强大且不够稳定的中国，比强大且稳定的中国更危险。这很正常，如果我有个邻居巨壮无比，心情特差，每天在家里砸墙，我也会怕他哪天打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预期的自我实现与未来展望

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是自我发动的。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叫做“预期的自我实现”。中日双方对对方的路径依赖都带有预期。我们预期日本是一个被极右翼控制的、不稳定的、道德水平较差的、跟随美国的二流国家。日本对我们的预期是一个不稳定的、有威胁的、文明程度糟糕的国家。在这种矛盾之下，就会出现这种预期的自我实现。双方没有做任何主动行为，但只要你不做，就有点像那本书里讲的“红黄河效应”（Red-Yellow River Effect: 此处比喻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竞争动态，即在激烈的竞争中，若不主动进步，就会被动地退步或滑向不利局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种矛盾之下，双方没有主动前进，就会导致双方过去路径依赖的预期自我实现，双方会非常舒服地滑入对对方的那个框框之中，从而产生问题。

因此，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糟糕，中日关系将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关系，可能也不会特别好。当然，现在石破茂仍然相对亲中，但他刚上台时曾说要先访中再访美，因为他与特朗普关系不佳。但最近石破茂又表示可能二月初访美，似乎又要先访美。这可能又是一个转变，需要观察。石破茂能执政多久，他下台后是否是高市早苗上台，这些都是很大的变数。我们这边也有许多变数。

因此，我认为现在中日关系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相当危险的位置。如果说2025年我们身处何方，我们就在一个从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因经贸关系积累下来的势能可能快要耗尽，而那些过去的结构性问题又会再次爆发出来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这并非我的预期，2024年中日之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太多太多了。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在日本也一样，日本社会对中国人在日本的犯罪和各种情况的重视和关注也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