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身份的疲惫与跨文化共情

我本次演讲的主题原本是关于如何与儿子沟通，但近期我感到非常疲惫。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我长期采用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进行观察和互动）的方法。我积极参与各种华人活动，同时保持学者的观察视角。如果仅仅是参与而不观察，我可能会过度同情那些一直致力于活动的人，从而无法客观地进行分析和写作。因此，即使我作为日本人参与华人事务，我也努力去理解中国人、香港人以及其他华人群体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发现，最近我参与的部分实在太多了，接触了太多身负各种烦恼甚至创伤的人，这让我自身也承受了二次创伤。这种情感上的负担让我感到非常艰难。此外，近几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我每天都要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面对那些我本不想回答的问题，作为专家，我必须理性分析中国政府的立场、言论空间的差异以及在日华人的状况。这种持续的理性分析，压抑了我的情感部分，让我感到身心俱疲。

目前，我家中有四位中国人与我共同生活，包括记者和艺术家等，他们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我非常喜欢倾听这些年轻人，他们虽然面临问题，但充满创造力。在共同生活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新事物，这让我感到很舒服和高兴。然而，这种深度参与和共情也带来了巨大的疲惫，我有时需要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我之所以能如此深入地参与华人活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儿子目前不在我身边，他正与他的父亲在北海道生活。

育儿挑战：儿子教育与日本学校制度的反思

我的儿子现在北海道上私立中学，这在日本东京的许多孩子中很常见，他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准备私立中学考试。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应试教育（Exam-oriented Education: 以考试成绩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教育模式），但当时我比较担心儿子。他从小就比较调皮，在小学时经常惹麻烦，逃学，也常与朋友吵架。不过，他是一个喜欢讨论、有自己问题意识的孩子。日本的学校体系似乎不太重视这种个性，孩子们被要求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不太被允许表达不同意见，也不方便与老师讨论。

有些学校对学生的着装和发型有严格规定，但孩子们往往不明白这些规定的原因。当他们询问“为什么”时，大多数老师只会回答“就是这样，这是学校规定”。孩子们没有权利参与规则的制定或修改。我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在公立小学时就表现出各种“问题”。然而，我却觉得很有意思。我参加家长会，与老师们沟通，而这种沟通本身对我来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亲身参与来理解社会现象）的一种实践。我之后也会分享我参与公民运动的经验，其中也涉及学校问题。

外交生涯与中国扶贫实践：一次被拘留的经历

我的儿子出生于我39岁那年，在东京中野区的警察医院。我与我先生在北京相识，当时他是一名时事社（Jiji Press: 日本主要通讯社之一）记者，而我在日本大使馆（Japanese Embassy: 日本驻外机构，负责外交事务）工作了三年，主要负责中国的服务商务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农村的建水窑、打井以及培训班等。当时我还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奖学金已经用完，所以在大使馆工作以维持生计。我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报告，例如关于农村经济状况的报告。

在我大使馆工作的第一年，我发现一些所谓的“中日友好”扶贫项目存在问题。我曾参与民间团体，走访了湖南、湖北、宁夏等地的多所学校。每次日本民间团体去中国农村，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然而，在这些“友好”项目的背后，一些贫困地区的扶贫款项实际上被挪用，这些问题在表面上是看不到的。我曾监测过一些项目，它们表面上很成功，但中间的资金却被挪用。因此，我认为扶贫不仅仅是提供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并解决中间的结构性问题（Structural Issues: 系统内部存在的深层、根本性问题）。

在我大使馆工作的第一年，我认识了一位中国记者。2001年，他在内蒙古进行调查报道，当时这种报道还是可以做的。碰巧，日本大使馆也在内蒙古开展小额信贷项目。我在扶贫办公室主任的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了他。他非常勇敢，直接在会上提问：“你们知道内蒙古某个地方扶贫款被挪用，发生了腐败问题吗？你们看过我写的文章吗？”他当时是中国经济时报（China Economic Times: 中国的经济类报纸）的记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官员腐败的报道。他质问扶贫办公室主任如何监督这些问题，这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后来，我与他交换了名片，并逐渐熟悉。有一次他要去内蒙古，我也想跟着一起去。结果，我第一次被抓了。不过情况并不严重。当时我与中国人同行，穿着打扮也与当地人差不多，所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是日本人。但当地政府官员知道这位记者一直在报道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可能有人向市政府举报了。他们给记者打电话，后来也知道了我的身份。当时很有意思，我没有带护照和身份证，从北京坐火车去了内蒙古。我告诉他们我是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拥有外交豁免权，他们不应该抓我。但他们不相信，可能因为我打扮得像农民，与农民一起生活。

那天晚上，他们要求我和记者去国家安全机构。但记者拒绝了，并提出应该采访政府部门的人，而不是只采访农民，这不公平。我觉得这个提议有道理，于是我们回到村庄，等待政府部门的人过来。那些农民真的非常辛苦，他们常年劳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到二十岁，皮肤黝黑粗糙，双手也与常人不同。我们与农民一起等待，直到看到七八辆挂着红色高官车牌的轿车驶来。那些车非常亮眼，车上下来的人也光鲜照人。他们走进屋子，随意吸烟，而农民却不能。这让我感到不公平，他们似乎看不起农民，也可能从未到过普通农民的家里。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被隔离了，因为我是外国人。我只能在外面等待讨论结束。结束后，他们说要送我们去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有两辆车等着我们，我们被要求坐上其中一辆去国家安全部的办公楼。我在那里被审问到午夜，他们问我为什么去那个地方，说那里不对外开放。但我并不知道那个村子不开放，因为那个市是开放城市。他们还说，住在农民家里需要先向警察报备，这可能违反了中国法律。我当时想，既然违法了，那就写一份检讨书吧。审问人员态度很凶。后来，我与记者被分开审问。吃饭时，我看到记者很可怜的样子，觉得我一定要好好配合，否则他会很糟糕。但第二天，他们可能得知我确实拥有外交护照和特权，态度立刻转变，连连道歉，还请我吃了很好的饭。

家庭与社会责任：跨文化婚姻与儿子的命名

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也是为了引出我与先生的相识和结婚经历。我在日本大使馆工作了三年后，我先生作为记者前来采访我负责的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与冰心（Bing Xin: 著名中国作家）有关。她的女儿吴青（Wu Qing: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农家女学校校长）用她母亲的稿费和书籍收益经营着农家女学校（Nongjianyuan School: 一所旨在帮助农村女性接受教育的学校）。由于资金不足，日本政府也提供了一些资助，我当时负责协助申请这笔商务款。

我们当时还推动女性参与村长选举，鼓励女性成为村长候选人并直接选举。此外，我们也关注农村女性自杀问题，开展了相关的项目。我与吴青老师在农家女学校的合作中，我先生前来采访这个由日本政府支持的项目，我们因此相识。

我的儿子名叫“清”，这个名字也与吴青老师有关。吴青老师是人大代表（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y: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她每次演讲都会拿着中国宪法，强调言论自由、工人罢工权以及女性权利等。我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在给孩子取名时，我希望有一个中性的名字，既不偏女性也不偏男性。因为他从小就要在中日两国之间奔波，所以我希望他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也容易记住。我先生的姓是“崇山”，所以儿子的名字就叫“崇山清”。这个名字既与吴青老师的名字相关，又方便中国人记忆。

开放之家：收留中国维权人士子女的经历

由于我先生在北京做记者，我儿子小时候，我们家经常有中国孩子来住。其中一位是杨卓（Yang Zhuo: 中国维权人士的儿子），我与他在一个致力于防艾滋病（AIDS Prevention: 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公共卫生工作）的民间机构认识。他的父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因为呼吁“人权比奥运更重要”而被捕，被判五年监禁。他父亲认为中国的公立学校是“洗脑”教育，所以杨卓从小没有接受良好的公立教育，而是自学日语。

杨卓来到日本后，先是送报纸打工，然后上了一所语言学校。他非常努力，自己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这所大学也是安倍首相（Shinzo Abe: 日本前首相）的母校。他获得了奖学金，但仍不足以支付所有费用，所以生活非常拮据。他是我家第一个住进来的孩子。他问我是否可以住在我家，我欣然同意。我在上海大学读博士时，也曾在上海老百姓家里做过一年田野调查，所以我很乐意照顾中国的孩子。

杨卓在我儿子大约一岁时开始住进我家。我们不收房租，但有时我加班无法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就会打电话请他代劳。他也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照顾我儿子。现在，杨卓已经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仍在日本工作。

此外，还有一位是维权律师浦志强（Pu Zhiqiang: 著名中国维权律师）的儿子田野（Tian Ye: 浦志强之子），他也经常来我家，我儿子把他当成哥哥。他们关系非常好，从小就像有共同语言一样，非常亲近。田野有时在我很晚回家时，会在我儿子床边看书，因为担心年幼的儿子会掉下床。他非常负责任。田野个子很高，穿着也很有个性。幼儿园的老师们看到他来接孩子时，都觉得他很特别。

除了他们，我家还住过其他八位中国学生，大部分现在都在日本工作，其中一位在日本经济新闻社担任记者，还有一位在中国做了大学副教授。这些经历让我的儿子从小就接触到许多知识分子，他们都曾抱过他，让他感到很幸福，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的身份。

文化碰撞与育儿观念：日本幼儿园的便当文化

我虽然工作很忙，但喜欢和孩子一起做些事情，比如在家里阳台种些蔬菜，或者去公园采摘野果制作果酱（Jam: 用水果和糖制成的食品）。我们偶尔也会一起去庙会，我曾为他购买并穿过浴衣（Yukata: 日本夏季和服），虽然穿戴起来很麻烦，但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儿子小时候，我们偶尔会在暑假、寒假和春假去中国。我曾把他送到北京的幼儿园。他小时候经常咬其他小朋友，我也曾为此买了蛋糕去幼儿园道歉。在日本的幼儿园，孩子间互相咬人是很常见的事，不用太担心。但如果不同国家的孩子之间发生这种事，有时就会上升为“国际问题”，所以我当时也特意买了很好的蛋糕送给中国家长。

在育儿过程中，我发现日本的便当（Bento: 日式盒饭）文化很有趣，但也带来一些困扰。日本孩子喜欢动漫，所以家长会把便当做得像动漫人物一样。我做得不太好，但孩子们喜欢。然而，作为中国家长，可能不太习惯这种日本文化。我觉得这不太好，因为有些家长太忙，或者有些孩子没有父母照顾，但当大家一起吃便当的时候，就会互相比较，看谁的便当做得好。有些家庭主妇做得非常漂亮，这让其他家长感到压力。

日本的保育园（Hoikuen: 托儿所，主要面向双职工家庭）和幼儿园（Yochien: 幼儿园，主要面向全职主妇家庭）有所不同。保育园对有工作的女性来说很好，而幼儿园则主要面向家庭主妇，她们的要求往往很高，比如要求家长制作手工包等。这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Good Wife, Wise Mother: 日本传统女性美德）的期望。我的男同事们曾抗议幼儿园老师只强调“妈妈们”的责任，他们认为男性也可以参与这些活动。所以，这种文化是可以改变的。

跨越边界：在多元言论空间中寻找对话

我希望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如果遇到不舒服的地方，可以勇敢地表达和沟通。虽然现在排外气氛严重，可能会有人直接说“你不遵守日本规则，那就回去吧”，但我认为这不应该是常态。许多日本人也觉得不舒服，比如为什么女性一定要做漂亮的便当，为什么女性要承担所有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沟通，不用害怕。有些日本人会帮助你们，你们不必感到孤独，因为很多日本人也对这些现象感到不舒服。

我从小就工作很忙，但我喜欢和孩子一起做事情，比如在阳台种蔬菜，或者一起去采摘野果做果酱。我们也会一起去庙会，虽然穿浴衣很麻烦，但那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我的儿子就是这样长大的。因为我们家经常在中日两国之间奔波，放假就去北京。我记得他2013年在北京剪头发时，因为感冒哭得很厉害。去年，日本发生了一起中日混血孩子被杀的事件，我感到非常心痛。那个孩子也是爸爸日本人，妈妈中国人，他们也是两地生活。我在中国生活多年，有很多朋友就像家人一样。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参与华人活动，有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中国人。

然而，我有时用中文分享我的经验，有时又用日语向日本观众或媒体分析中国问题，这让我感到非常困难。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言和言论空间中，似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有时在日语的言论空间，有时在中文的言论空间，即使在中文语境中，与香港人或维吾尔人交流时，也有不同的感受。我总是站在中间，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这有时让我感到非常疲惫。

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日本，也有一些右翼势力。如果人们只在自己“舒服的小村子”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讨论，虽然很舒服，但可能看不到重要的东西，也无法进行对话。这样只会导致社会不断分裂。因此，我有时会向日本的左翼和右翼媒体投稿，希望能找到对话的空间。这虽然很累，但非常重要。站在中间，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角度。如果你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你可能无法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也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通过认识新朋友，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亲子关系进化：儿子独立成长与距离的艺术

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初中一年级时决定去北海道上私立中学，这让我感到“解放”了。他考上了北海道的立命馆大学（Ritsumeikan University: 日本著名私立大学）附属中学后，就不想再考东京的私立中学了。我虽然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不太喜欢这种私立附属中学模式，因为它加剧了贫富差距，让没有条件的孩子失去机会。作为家长，我可能感到放心，但作为学者和普通人，我对此感到复杂。

儿子刚开始在北海道与爸爸生活时，他们父子俩都抱怨连连，说受不了对方。我无法立刻飞到北海道，也不能随意请假。但我会抽空去北海道，倾听双方的抱怨，然后将我的分析转达给他们，促使他们沟通。现在，他们的关系好多了。这种改善并非完全通过沟通，而是他们找到了如何保持舒适的距离（Comfortable Distance: 指人际关系中既能保持亲密又能拥有独立空间的距离）的方法。夫妻之间、孩子与家长之间都是如此，距离太近有时会产生矛盾，所以保持一个舒服的距离很重要。

现在，他们有时想聊天就可以聊，也有了共同的爱好，比如剑道，这非常好。儿子在学校里和朋友之间的问题，不太会告诉爸爸，而是打电话给我。但在练习剑道时，他可以和爸爸沟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样他们的关系就变得更好了。

当然，我不能总在他身边，有时我很想听他说话，给他做饭。但我也觉得，现在的孩子如果太舒服了也不行，因为他们需要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和独立能力。如果我在他身边，我每天都可以给他做饭；但我不在，他就必须自己做饭。所以他现在很会做饭，比如煮鸡蛋，他甚至会纠正我煮鸡蛋的时间不对，他有自己的食谱，想吃什么就自己做。他爸爸做的不好吃的，他就不吃。刚开始他爸爸很不高兴，觉得为什么自己努力做饭，孩子却不吃。但我告诉他，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同时，我也告诉儿子，爸爸很努力，为什么你不理解？我就是这样在他们中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