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封闭的根源

督工: 大家好，二零二六年六月七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一千零六十三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静静: 最近几个月，关于大学是否开放的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有人说，疫情之前，大学长期开放，现在也应该恢复传统。还有人说，大学的定位从来不是服务市民，关闭才应该是常态。督工，你怎么评价？

督工: 三年的新冠疫情确实是大学管理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核心原因并不是大学行政部门通过封校发现了新的管理模式，因为只算二十一世纪，这都是第二次大型疫情了。之前，二零零三年的非典疫情，也给全社会制造了恐慌，也有大学封校。事后，大学并没有全面关闭。另外一些重大活动，比如说二零零一年的上海 APEC会议，为了避免大学生在社会上乱跑，也会导致临时封校。这些事情过后，大学的封闭管理并没有常态化。所以我认为疫情管理或者是临时封校都不是管理模式改变的决定性因素。要解释大学封校的动机，还是要看整个社会发生什么变化。二十一世纪初的大学和现代对比，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超越了普通城市街区的水平。

我一九九八年上大学，二零零二年毕业，那几年，我特别喜欢闲逛，经常要去其他城市旅行看望自己的同学，顺便也会在对方的宿舍蹭一张床，或者就是打地铺。就我的记忆，当时，一所典型的大学主体结构是楼间距很窄的几十栋混凝土建筑，中间夹杂着三四个泥土场的一堆运动场，其中可能会有一个配上塑胶跑道和假草皮，用来举办大型活动。哪怕是资金充足的 985大学，当时也很少见到真草坪或者是装饰性的建筑，外立面最多的校门口和中轴线附近的少数建筑，可以用一点其他地方保持朴素风格。整个大学的色调当时一般是混凝土的灰白色，南方大学再加上多年淋雨导致的黑色。

从内部环境看，当时我住同济大学西南八楼，每个宿舍有独立的洗手间和浴室，还有电扇、电话，是全国的最高水平，放到其他学校算是科幻小说。在入住西南八楼之前，我住的筒子楼是五十年代的建筑，每层都只有一个水房，一个厕所。下雨天青蛙跳到宿舍里边，二楼的同学起床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就把木头楼板踩穿了，脚会从一楼的天花板伸出来，这才是当时大学宿舍的平均水平。当时唯一的例外是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进门就有一个人工湖。建筑形式大多数是轻盈的钢结构和敦实的混凝土楼明显就不一样。建筑的楼间距是其他大学的两倍以上，每个教室都有充足的采光，楼之间多出来的空间基本上都有大草坪或者是景观带。所以当时去闵行的交大走一趟，大学生一般会产生两种感慨，或者说这里领先中国二十年，像是电影里面看到的美国大学；或者说有一个知名校友很重要，财政拨款根本就花不完。

我讲这些往事不是忆苦思甜，而是想解释社会背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大学生虽然稀缺，但是大多数中国大学的校园环境并不明显超出所在城市街区的平均水平。如果周围有一些大型的国企干部家属区或者是驻军单位，大学的环境可能还算差的。所以周围的居民并不需要去蹭大学的基础设施，最多是周末用一下球场。据我观察，这些来踢球的人，主要还是想和大学生一起踢球，并不是特别喜欢学校的沙土球场。这反映在大学管理方面，就是大学基本上不控制外人出入。当时手机还是奢侈品，我到全国大多数城市找同学，一般都是直接走到宿舍的窗外喊人。同济大学吞并了上海建筑材料学院之后，有两个校区中间夹着复旦大学。我在这两个校区之间骑自行车来往，经常要从复旦大学的国权路侧门进去，再从邯郸路的正门出来，除了进出校门要下车推行之外，门卫什么都不管。复旦大学的正门旁边紧靠着门卫室，还有一个开放的休息室，也可以直接走进去吹风扇，从饮水机里面倒水坐着等人。在二零零三年非典疫情结束之后，大多数大学也保持了类似的管理习惯。

接下来十年，各大学得到的投资快速上升，就算是借贷也要搞建设。到了二零一五年以后，别说大城市的985、211大学，就是一般的本科大学，校园环境也快速提升到当年交大闵行校区的水平。城里的老校区可能还有点狭窄，到了城外的新校区，完全可以和美国的大学比一比环境。与其同时，地方政府拿到了卖地收入，也会改造城市的普通街区、建造公园和运动场。但是大学的建设用地成本比较低，可以把大多数钱拿来直接搞建设。普通街区的改造力度明显就不如大学。我是周围的居民，必然会把大学当做休闲场地。当时的房地产商如果能够在大学周围拿到住宅地块，一定会宣传自己的楼盘靠近大学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随着大学的建设水平提升，到了新冠疫情前后，外人进大学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就算没有疫情推动，大学也开始普遍设置门槛，抽查学生证。等到新冠疫情提供了封校的理由，大学就很自然地延续了封校政策。所以，**核心问题并不是病毒导致封校，而是大学的建设水平，尤其是景观建设投入是否应该明显高于所在城市的建设水平？**大学里面的食堂和其他服务是否应该比外面的服务更廉价？如果一定要有落差，那就需要控制外来人员出入。如果没有明显落差，这可能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

从我自己经验来看，从全世界经验来看，优秀的大学并不需要特殊的生活环境。从来没有听说哪所大学因为环境好，就多培养了人才。成年人到大学来学习的，如果真有额外的资源，最合理的做法是把钱直接花给具体的人，也就是增加教师工资，增加教学津贴，增加助学金，组织更多的实习和实验。至于说生活硬件环境有一个平均水平的待遇就可以了，自然就消灭了大学拥挤的问题。比如说大学把伙食补贴打到个人账户，然后让食堂的价格水平和外面的饭店完全一样，外边的人就应该不会特意来吃。就算来吃，按照市场价格付费，还能平摊成本，对学生也有好处。

成年人的安保要求

静静: 很多人要求大学封闭办学，还有一个理由是减少安全隐患，害怕流动人口会影响大学生的安全。现在中小学基本上都是封闭办学，大学可以参照中小学的经验吗？

督工: 大学和中小学是两种性质的机构。中小学的学生是未成年人，没有完全的政治权利，甚至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要接受成年人的管理，所以理应受到更多的保护。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国家能够提供平均水平的治安就可以了，剩下的问题都应该是自己负责。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人家能够开门办好大学，没有理由中国大学不行。

如果大学生要求得到额外的保护，那首先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其他方面接受未成年人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去其他城市旅行，要学校开证明，否则不能买车票。比如说在外面的旅馆开房，要班主任同意，否则就要被警察送回家。比如说可以被父母关在家里，不许出门。你不能只在要求自由的时候想起自己是个成年人，过了十八岁分享社会资源的时候，也必须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

我再介绍一点历史数据。两千年，中国总人口十二点七亿，杀人案件数量是二点八四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二零二五年中国人口增长到十四亿，杀人案件下降到零点六万，还不到当年的零头。犯罪率下降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摄像头普及，电子货币取代了纸币，城市就业比较充分，但是中国人越来越安全了，这是无可否认的社会背景。两千年的时候，最繁荣的大城市安全水平也不如现在衰落的县城。如果两千年的中国大学开门办学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二零二六年的中国大学也不应该因为治安问题就封校。要是周边地区的治安真出了问题，带动大学的犯罪率提高，大学生可以像正常的公民一样抗议本地政府浪费了税收，要求具体的官员对犯罪负责。如果大学生忘了自己已经从中学毕业，还自认为是弱势群体，以个人或者是父母的名义要求额外的保护，这是典型的巨婴心态。

知名大学的游客管理

静静: 督工，你前面所有的讨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大学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本地，因为大学拥有超额的建设经费，所以周围的市民也想分享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只要消灭了大学和周边城区的落差，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来大学。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些大学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名气，很多人来大学不是为了分享运动场或者吃食堂，而是要旅游观光，甚至是为了某种迷信思想，要把大学的教育气氛带回家，提升孩子的成绩。如果大学要开门办学，要怎么避免游客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

督工: 这种大学确实要单独设计管理方案，而且中国已经有了成功案例，就是贵州的中国天眼。景区天眼首先是一台射电望远镜大型科研设施，旅游只是它附带的功能。考虑到贵州的阴雨天气影响了可见光观测，真喜欢天文知识的人一般也不会来。但是它的名字起得好，凭空加上了“开天眼”的神秘概念，吸引了爱打牌的赌徒以及担心子女成绩的家长。所以每年能有一百多万人的游客。

这么多的游客不影响搞科研，无非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它的景区收费，每人一百四十块，打折也要一百。一百万人就是一个亿，可以支付管理成本，也相对控制了游客的总量。其次是严格管理，进去之前，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放下，车停在几十公里之外，坐专用的摆渡车走指定路线转一圈出来，也不占用什么科研空间。

参照天眼的经验，如果某个大学的名气大到需要控制外地游客数量了，那就设定一个游客总量。买票，按照指定路线参观。门票供不应求，可以涨价，一百不行收两百，还是拥挤就五百、一千。如果有人想离开指定路线自由行动，按照迪士尼的标准额外买票。反正这些游客和天眼景区的游客有很大的重合度，都是想来沾一点神秘主义的红利。如果改变不了他们的迷信思想，那就赚他们一笔香火钱拿来补贴教育经费。

地铁外包的成本真相

静静: 五月份，司法信息上网展示了二零二四年一起荒谬的案件。上海市奉贤区的钱某在酒桌上吹嘘，自称在上海地铁公司有关系，可以提供月薪六千八百元的外包职位。先后有十四个人相信了钱某的说法，到地铁五号线工作，主要负责检查其他工作人员是否在岗，以及帮助老弱乘客搬运行李。十四个人在地铁站上班几个月，每天除了按照钱某的安排进行工作之外，还要在上下班时间到监控摄像头下方打卡，证明自己到岗。最后因为长期拿不到工资才报警，指控钱某诈骗。督工，你怎么评价这件事？

督工: 新闻提到，检察院是以诈骗罪起诉了这个钱某，我来读一下《刑法》关于诈骗罪的条款：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后面关于数额巨大和特别巨大的内容我就不读了，因为连认定数额较大都很勉强。新闻说了，十四个人一共给他的是二十一条香烟、六瓶白酒、三千五百元现金以及价值一千元的消费卡。从二零二四年的社会平均收入来看，他拿到的利益不仅是数额太小，甚至连诈骗罪的主观意图都很难认定。如果当事人坚持说自己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吹牛之后的面子才收下礼品，逻辑上也是合理的。所以法院只能判半年刑期还给了缓刑，实际上不用坐牢，把东西退回去就算了。

这件事的主要信息量并不是法律程序，而是法律之外的受害者心态。可以给外国人或者是几十年之后的中国人当案例，帮他们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这件事首先说明，普通人相信酒桌上一个人的承诺，不经过专门的培训，直接就能去地铁站上班。这说明在大多数人看来，地铁站的工作外包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做很正常，日常工作就是这些人在做，普通人的直觉和事实基本一致。二零二六年正好有一篇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自己发的论文，《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委外人工成本的分析和思考》。所谓委外管理就是外包。静静，你读两段论文。

静静: “轨道交通成本主要可以分为人工成本、能耗成本、维护修理成本、运营经费和管理费用，其中人工成本占比较大，基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目前，因为安检、安保人员和保洁人员的工作职能和界限都较清晰、易于区分的特点，已基本实行了委外管理。申通地铁集团近年来通过站厅站务和站台站务，也尝试引入站务外包的委外管理模式，拓展地铁车站员工的来源。委外员工成本单价和自有员工成本单价的比值在零点三二到零点五四之间。换句话说，一个自有员工的成本相当于两到三个委外员工。成本降低具有滞后性，需要借助新线路开通的契机才能有效实施。同时，站务委外还可能存在如下的不利影响：同工不同酬可能会引起工作矛盾。”

督工: 所谓成本降低有滞后性，就是说有编制的老员工没那么容易辞退。从网络信息来看，新开通的线路，比如说郑州的市郊铁路，站务员已经全面外包了。所谓同工不同酬，就是说有编制的人要拿两到三倍的工资，所以人人都要考编制。另外，有十四个人愿意给朋友送礼得到外包工作，就算拿不到工资也愿意工作几个月。这说明，就算是外包公司，只要能做政府的项目，开出的工资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为了额外的收入员工可以接受暂时欠薪。

从身份来说，我们普通人不仅是地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国有地铁公司的股东和投资者。既然百分之五十的运营成本来自人工，从我们的利益来做判断，地铁公司或者其他有编制的工作，工资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至于说压缩到什么水平才合适，只要普通人应聘的时候不想送礼，也不接受拖欠工资，每个月必须拿到钱才干活，应该就可以了。

当然，降低工资还要考虑安全问题，那就更需要节约用人成本，保证关键的技术岗位能够给出符合市场水平的收入。至于说其他岗位，现在外包也没有出事，尤其是安检业务几乎百分之百外包也没出事，说明有编制的员工待遇就是偏高，甚至某些岗位可能根本就不必要。比如说安检。

普遍安检的实际效用

以我这么多年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生活经验，无论是防恐怖袭击，还是防止拥挤踩踏，最危险的目标从来不是地铁，而是拥挤的人群。现在的安检程序往往是在进站口附近制造了拥堵，产生了额外的风险，未必就会提升安全水平。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地铁公司自己的判断。因为各地遇到重大活动或者是节假日的高峰期，如果安检附近人挤得太多，安检就会主动放松标准让人群快速通过，这几乎完全否定了普遍安检的意义。

最荒谬的是，很多城市的地铁管理人员只关心你不能翻越围栏，只要求你从进站口带行李进去要过安检，对其他方面就管得很松。前面提到十四个在地铁站上班几个月的人对着摄像头列队敬礼没人管，这就是管理松散的表现。在大多数城市，如果你忘带了小件东西，让朋友帮你送到地铁站，为了节约时间人不出站，直接从围栏上把东西接过去，安检员多半会装着看不见。很多灰色产业就是利用这一点才能存在。比如说在网上联系刻公章、造假证明文件，联系好之后，双方会隔着地铁围栏完成交易。现金付款，用假公章给文件按一下，立刻就拿回去把公章销毁，彼此都不留把柄。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杜绝，无论是不是外包，安检岗位的存在价值都很可疑。

感谢各位收看第一千零六十三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

静静: 哎，不行不行，暂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