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跟大家做一个系列沙龙，计划有六次，主要聊聊日本。虽然我研究中国政治出身，对中国更熟悉，但在日本待了多年，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关心日本及其历史。本次沙龙的核心关注点是中国转型，包括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中，中国、东亚以及台海问题所处的位置，以及近期紧张的中日关系。这些看似繁杂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于中国转型这一核心议题，即中国将走向何方，以及它将给周边带来何种冲击和影响。
进一步展开来说，中国面临的选择是：对外奉行民族主义，对内推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对外采取强硬态度）我们都清楚，而民粹主义（Populism: 迎合一部分民意或极端民意来推行政策）则常被误认为只存在于民主国家。然而，只要存在民意，民粹主义便会产生。例如，中国的文革便可视为一场民粹运动，当时批判“17年体制”，通过回应民众诉求来推行政策。当前的反腐败和共同富裕等运动，也带有清晰的民粹特色，旨在通过这些手段达成特定诉求。
最近，我看到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由庆应义塾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细谷雄一（Hosoya Yuichi: 国际政治泰斗级人物）撰写，名为**《危机的30年》。该书将于一个月后出版。细谷教授的观点是，从1990年代冷战结束至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危险时刻，已然身处战争边缘。他之所以命名为“危机的30年”，是借鉴了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的**《危机的20年》**。卡尔的书探讨了一战结束（1918年）到二战爆发（1939年）这20年间，欧洲建立的体系为何最终失败并导致二战。细谷教授将这一概念延伸至当代，表达了对当前局势的深切忧虑。这个时代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和平与战争的问题。
日本近代战争的先发制人逻辑
回到日本，我推荐大家阅读东京大学加藤阳子（Kato Yoko: 历史学家）教授的著作**《日本人为什么选择了战争》**。这本书在日本当年是畅销书，阅读范围极广，甚至被翻译成中文，这让我感到好奇，因为其中一些内容与国内主流历史叙事有所出入。加藤教授的书主要总结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五次主要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日中战争（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这五次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具有内在的连贯性。日本在这些战争中，展现出一种强烈的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 在对方行动前采取军事打击）或积极主动的精神，而非被动或消极。例如，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虽有犹豫，但一旦决定开战，便会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令对手措手不及。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对中国从未放在眼里，社会舆论充满批评，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迈向文明国家，而中国和朝鲜仍守旧不思进取，因此开战时毫无犹豫，态度极其积极。而在日俄战争中，面对首次交手的欧美列强，日本最初犹豫，但一旦下定决心，便果断出击，令俄国感到不可思议。太平洋战争亦是如此，日本虽深知美国实力强大，但在决定开战后，便策划了偷袭珍珠港，试图一举解决问题。其他如甲午战争、一战和日中战争，日本也均采取了积极的先发制人策略。
甲午战争的深层动因：朝鲜半岛与国家独立愿景
关于甲午战争，中国传统的叙述是“落后就要挨打”，认为清朝因落后而被先进的日本打败，从而引发了对体制变革的思考。然而，若置身于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境，会发现中国的国力并非整体孱弱。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同治中兴（Tongzhi Restoration: 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出现的一个短暂复兴时期），通过洋务运动（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清朝后期学习西方军事和工业技术的改革运动），在造船、开矿、修铁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力有所提升。当时能展现中国实力的两件大事是中法战争（Sino-French War: 清朝为保卫越南藩属国安南与法国进行的战争）和1882年的壬午兵变（Imo Incident: 朝鲜王朝末期，由大院君领导的守旧派军人发动的兵变）。中法战争中，清朝为保卫越南藩属国安南，与法国作战并取得了不错的谈判条件。壬午兵变中，清朝派兵平定，并派袁世凯（Yuan Shikai: 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作为全权代表驻朝，稳固了华夷秩序（Sino-centric Tributary System: 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的国际秩序）。这表明清朝仍有实力维持其藩属体系。
与此同时，日本自1870年代至1880年代推行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 日本在19世纪中叶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使其迅速现代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壬午兵变中，日本公使馆受袭，人员伤亡，日本以此为由要求驻军朝鲜，并最终与朝鲜达成协议。这为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中日两国军队同时驻扎朝鲜。在思想层面，日本的进展更为迅速。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 日本启蒙思想家）在**《脱亚论》**（Datsu-A Ron: 主张日本脱离亚洲，融入西方文明）中提出“脱亚入欧”，其核心并非与亚洲断绝关系，而是主张日本在融入欧洲文明国家行列后，应以西方对待亚洲不思进取国家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和朝鲜。这反映了当时日本精英阶层的心态，虽然整体上中国实力仍强，但在学习西方方面，日本自认为进展更快。
这种心态也体现在日本对自身安全保障的深切忧虑上。1888年，日本元老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 日本近代陆军奠基人，曾任首相）赴欧洲考察，向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兼战略家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曾为伊藤博文提供政治体制建议）请教日本的地缘政治与安保问题。斯坦因曾建议伊藤博文（Itō Hirobumi: 日本首任首相，明治维新元老）重视国家主义，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山县有朋向斯坦因表达了对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担忧，认为俄国势力延伸至远东，特别是若控制朝鲜半岛，将对日本构成巨大安保风险。斯坦因明确指出，朝鲜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日本必须将其控制在手中。
山县有朋一直秉持此观点，认为当时朝鲜名义上是清朝藩属国，有朝贡关系，且有清军保护，日本无法施加影响。因此，日本若要保障自身安全，必须将朝鲜纳入势力范围。这表明日本精英阶层在明治维新20年后，已将目光越过中国，直接关注俄国等欧美列强构成的威胁。然而，清朝作为旧帝国，仍将兵力派驻朝鲜，形成了结构性的大背景。由此可见，日本若要掌控朝鲜，最终可能需要不止一场战争：首先将清朝势力驱逐，再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从这个角度看，甲午战争实际上是日俄战争的铺垫或准备，其最终目标是日本为自身安全保障而拿下朝鲜半岛，驱逐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山县有朋意识到，第一步必须让朝鲜脱离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
日俄战争的爆发：俄国威胁与朝鲜半岛的最终控制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 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势力赶出朝鲜，但条约规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尚未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后，一系列事件迅速加剧了日本对俄国的警惕。首先是1896年，战败的中国与俄国走近，李鸿章（Li Hongzhang: 清末重臣，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时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Sino-Russian Secret Treaty: 1896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其中包含共同防御条款，约定若日本进攻中国，俄国将共同防御。此外，俄国还通过旅大租赁条约**（Lüshun-Dalian Lease Treaty: 1898年俄国强租中国旅顺、大连的条约）租借旅顺和大连25年，这两处温水港对日本构成直接威胁。日本最担心的俄国势力果然渗透进来，这对其安全保障造成严重影响，促使日本开始考虑将对俄战争提上日程。
随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Boxer Rebellion: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的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Eight-Nation Alliance: 1900年八个国家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侵略中国）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局势。俄国军队从北方入侵中国东北，制造了海兰泡惨案（Blagoveshchensk Massacre: 1900年俄国在海兰泡对中国居民进行的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Sixty-Four Villages East of the River Massacre: 1900年俄国在黑龙江东岸对中国居民进行的大屠杀），史称庚子俄难（Gengzi Russian Disaster: 庚子年俄国在东北制造的惨案），造成数千人死亡，并占领了东北大量地区。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约定于1902年撤军，但俄国拒不撤兵。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在华利益最大的英国，为应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英国寻求盟友，促成了1902年日英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年英国与日本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的成立，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对抗俄国的信心。
尽管日本内部最初对与俄国开战持谨慎和反战态度，但日俄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日本提出了满韩交换论（Man-Han Exchange Theory: 日本主张俄国势力在满洲，日本势力在朝鲜，双方相互承认特殊权益），即俄国势力范围在满洲，日本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相互承认特殊权益，并约定出兵后尽快撤回。然而，俄国不仅不同意，反而提出日本必须允许俄国军队在朝鲜海峡自由航行，这是一个日本绝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因为这将使俄国军舰随时威胁日本本土。俄国高层，如远东总督，普遍认为日本这样的小国不敢与俄国开战，对其不屑一顾。然而，日本已下定决心守住朝鲜半岛这一核心利益，认为必须通过谈判划清势力范围，否则便只能开战。俄国势力已延伸至旅顺、大连等良港，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并延伸至辽东半岛，俄国军舰便可从渤海出海，直达日本本土。日本绝不会答应，因此最终决定对俄开战。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积极推进，出其不意，令俄国措手不及。
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整体脉络来看，日本最终将朝鲜半岛视为其核心利益，如同中国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一般，必须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势力进一步巩固，并于1910年正式吞并韩国，将其变为殖民地。至此，日本在朝鲜半岛这一区域的安保顾虑才得以消除。
日中战争的战略误区：以华制美与石原莞尔的预警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中东铁路以北归俄国，南满铁路以南支线归日本（后改称满铁），而东边则以北京经线为界，东侧归日本，西侧归俄国。此后，日本的国策和战略思想继续发展。一战期间，日本几乎没有损失，主战场在欧洲，日本仅派兵在山东半岛攻打德国殖民地青岛，伤亡千余人。战后，通过巴黎和会，日本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殖民地，如塞班岛、马绍尔群岛和关岛，收益颇丰。
一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United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崛起成为关键因素。欧洲战场打残之际，美国通过贷款和参战，实力迅速壮大。太平洋地区的局势随之改变，日本开始将美国视为其首要假想敌。从巴黎和会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的国防战略便以美国为中心进行布局，思考未来几十年如何应对这一最大敌人。
在此背景下，日中战争（包括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二八事变等）的爆发，其核心思想是日本军部要将中国，特别是满蒙（Manchuria and Mongolia: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称呼）和华北（North China: 中国北方地区），建设成为未来与美国进行世界决战（Decisive World War: 日本军部设想与美国进行的最终决战）的给养地和供给园。对于资源匮乏、腹地有限、人口稠密的日本而言，这是其制定战略时的重要考量。1930年，日本首次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是一种具有刚性的判断，意味着一旦受威胁，必将诉诸战争。
在这一战略思想中，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 日本陆军中将，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主张“最终战争论”）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早在1928年就提出了**《我的国防方针》**（My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石原莞尔提出的日本国防战略报告），认为日本和美国是“两个横纲”（即两个大力士），未来将通过飞机进行决战，这将是世界的最终战争。他主张日本应以整个中国为根据地，充分利用其资源，以支撑20到30年的持久战，且不从日本国内耗费一分一毫资金。石原莞尔曾分析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原因是未能打持久战，因此他认为日本必须筹划持久消耗战，且不能仅依靠本土。
然而，尽管石原莞尔提出了这一战略构想，但在七七事变全面开战后，他却强烈反对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他的战略思想始终完整：日本的战争目标是为了未来与美国开战，绝不能陷入与中国战争的泥潭。从1936、1937年开始，他便在军部内部反对全面对华开战的主流观点，但最终被边缘化，七七事变后便转到学校教书。石原莞尔的三大论点（Three Main Arguments: 石原莞尔关于对华战争的核心观点）是：资源消耗论（Resource Depletion Theory: 认为对华长期战争将耗尽日本国力），战略主次论（Strategic Priority Theory: 认为日本真正对手是美国，而非中国），以及避免泥潭论（Avoidance of Quagmire Theory: 在进入最终战争前，不能陷入战争泥潭）。然而，他的高屋建瓴未能得到军部的采纳，日本最终陷入了中国战争的泥潭。
因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二八事变等事件的发生，都是日本军部将满蒙和中国作为未来对美开战基地的战略思路的体现。虽然有人主张可以将其作为基地，但不能陷入战争泥潭，然而这些声音最终被排除在军部主流决策之外。当时日本的民意也支持这种扩张。九一八事变前后，东京大学对学生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左右的学生认为为满蒙地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并认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应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这表明当时日本社会整体已形成强烈的国家主义氛围。
胡适的战略洞察：以战促变与太平洋战争
面对日本的强大攻势，中国人应如何应对？胡适（Hu Shih: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曾提出一个大胆而犀利的战略设想，即**“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Japan's Seppuku, China's Kaishakunin Theory: 胡适提出的中国抗战战略，意指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自毁，中国则扮演助其完成自杀的角色）。他认为中国必须进行巨大的牺牲，下决心经历两到三年的混战、苦战，甚至国土沦丧。他预见：
- 沿海口岸和长江下游将被占领和毁灭，日本为此将动员海军。
- 华北地区将被占领和破坏，日本为此将动员大量陆军。
- 长江被封锁，中国财政崩溃，天津、上海被占领，此时日本将直接与欧美发生冲突。
胡适的分析是，只有将日本引向长江中下游，触及欧美的核心利益，才能引发欧美介入。若战争仅限于北方，欧美不会有实质行动。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坚持两到三年，将产生以下结果：
- 满洲的日军将被西调或南调，使俄国感到有机可乘，可能介入帮助中国。
- 中国的惨烈抗战将赢得欧美的同情。
- 欧美将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特别是香港（英国）、新加坡（英国）和菲律宾（美国）的迫切威胁，迫使英美调兵保护远东侨民利益。
- 这将加速太平洋战争的到来。
胡适强调，中国必须促成太平洋战争的实现，才能从战争泥潭中走出来。他认为，日本武士在切腹自杀时需要介错（Kaishakunin: 在日本武士切腹时，负责砍下其头颅以减轻痛苦的人），而日本当时正走上全民切腹的道路，中国则扮演了帮助其完成自毁的“介错人”角色。从历史进程来看，战争的发展路径基本印证了胡适的预见。
然而，当时的汪精卫（Wang Jingwei: 中国近代政治人物，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并不同意胡适的战略。汪精卫认为，如果中国打三四年，被打得天翻地覆、一败涂地，中国最终会苏维埃化（Sovietization: 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向苏联模式转变），政权将被共产党夺取。他主张中国不能与日本完全决裂，若双方全面冲突，国民政府可能失去政权。
太平洋战争的必然与偶然：速战速决的战略赌注
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许多人会疑惑，日本为何要打一场必然失败的太平洋战争？毕竟日本与美国实力差距巨大，且日本资源匮乏。然而，这种提问带有事后诸葛亮的视角。事实上，日本早在1920年代初，即珍珠港事件近20年前，便已将美国设定为假想敌，并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准备。
首先，日本在军费上进行了长期囤积。自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每年批复大量特别军费。从1937年到1941年，共批复约250亿日元（相当于现在20万亿日元）的特别军费，其中超过七成用于为未来的日美开战做准备，而非中日战场。在战争初期，日本的军费开支甚至高于美国。例如，1939年，日本军费为91亿日元，美国为77亿日元；1938年，日本为61亿日元，美国为56亿日元。直到1940年，美国军费才略高于日本。
其次，在战争所需的兵器和物资方面，二战初期，德意日三国的战斗机总数超过6000架，而英法波兰等国合计仅2000多架，美国仅800多架。即便将美国加入英法，也只有3000架左右。这表明，在二战初期，同盟国并未占据压倒性优势。然而，一旦美国的战争机器开动，其生产能力便能碾压日本和欧洲。日本军部可能预料到这一点，因此必须采取珍珠港偷袭，试图在第一波打击中摧毁美国大量军舰，以争取时间。
数据显示，1941年，日本一年可生产100架舰载机，美国可生产107架。但仅仅四年后的1945年，若日本一年仍生产100架舰载机，美国则能生产1500架，生产能力翻了15倍。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是日本无法匹敌的。在战争前期，日本的财力与武器准备并未达到完全无法开战的程度，他们为此准备了多年。
那么，为何日本要采取突袭，并试图速战速决？这与军部预见到美国一旦动员起来，其生产能力将异常强大有关。开战之初，美国的钢产量已是日本的数倍。因此，日本军部设想了类似德国的闪电战（Blitzkrieg: 德国在二战初期使用的快速、集中、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希望在第一波攻击中摧毁美国的主要海军力量，如航母、舰载机和战列舰。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 日本海军大将，珍珠港事件策划者）的突袭计划于1936年制定，旨在通过击沉珍珠港内的美国军舰，利用美国建造新舰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在此期间占领香港、新加坡、南洋及太平洋岛屿，修建机场，部署飞机，从而在太平洋上取得制空权，为日本舰队提供保护，占据战争优势。天皇也同意并执行了这一计划，军部认为有胜算。
珍珠港为何毫无设防，导致偷袭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珍珠港是一个12米的浅水港。当时，攻击舰船主要依靠鱼雷。鱼雷通常需要先下潜到五六十米深，再上浮至船只吃水深度（约7米）进行攻击。珍珠港的浅水深度，使得常规鱼雷一旦投入便会直接扎入海底，无法上浮攻击。这是当时作战的常识，因此美军认为珍珠港非常安全，未设置防鱼雷网。然而，日本经过三个月的秘密训练，改装了鱼雷，使其能在浅水区不扎底，直接上浮攻击。他们的训练卓有成效，突袭得以成功，造成美军3000多名海军士兵死亡，800多人受伤，5艘战列舰、2艘驱逐舰被击沉，约200架飞机被击毁。但一个失误是，他们未能击毁航空母舰。
日本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突袭策略，是因为他们也认识到，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岛国，不具备打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条件。只有像美国、中国、苏联或英国这样拥有广阔殖民地、可动用大量资源、土地和人口的国家，才能进行持久战。因此，日本必须通过闪电战和突袭，争取在战争初期取得决定性优势，以应对美国一旦全面动员后惊人的生产能力。
然而，并非所有日本军人都认同这种好战策略。海军大佐末次广德（Suetsugu Hiroshi: 日本海军军官，曾任海军大佐，持反战和军缩主张）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一战期间，他自费赴欧洲观战，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认识到日本远离欧洲，并未真正体会到战争的痛苦。这使得他从一个积极主张国家主权和扩张的军人，转变为一个反战、主张军缩的和平主义者。
末次广德在1929年撰文分析，日本作为岛国，其关键在于经济，只要经济不出问题，国家安全便无虞。他认为，日本最重要的是维系与外国的经济关系，通过贸易获取资源，进行生产和出口。他批判当时将美国作为假想敌，主张未来与美国进行世界大战的观点，认为日本根本无法赢得与美国的持久战、经济战和消耗战。退役后，末次广德成为记者和评论家，甚至撰写小说。他在1930年创作的日美未来战记**《海洋与天空》**（Ocean and Sky: 末次广德于1930年创作的小说，预言了日本与美国的世界大战）中，描绘了东京被美国轰炸机群轰炸成焦土、尸横遍野的景象，这完全印证了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这表明，在日本当时的主流思潮之外，也存在着对未来有着清醒判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