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幽暗里的开端

二零零四年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国的怀俄明州柯迪（Cody, Wyoming）呈现出一片静谧而近乎残酷的荒凉。在这条盘山公路上，黑夜浓稠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唯有高山风声呼啸，以及一辆救护车发动机的低吼。这辆救护车正以一种慢得让人发疯、让人几乎要窒息的速度，在漆黑的山路中一点一点地往三十英里外的医院爬行。

在救护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头。他满脸焦灼，神色无助地盯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微弱路面。他就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全球著名投资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在当时的世界上，他是站在金字塔最顶端、最有钱的超级富豪之一。这个男人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与智力，他能够把美元的未来走势在脑海中推演得清清楚楚，能够把几百亿美金的巨额去向规划得完美无瑕，甚至能够将一家跨国公司未来十年的现金流数字全在脑子里算得明明白白。

然而，在这一刻，在这辆于黑夜中艰难爬行的救护车里，他脑子里那台引以为傲的“超级计算机”却彻底死机了。他什么都算不出来了，甚至没有任何心思去计算任何数字。

就在他身后的车厢里，躺着他相伴一生的妻子——苏珊·巴菲特（Susan Buffett）。苏珊此时正因突发的脑溢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脑血管破裂导致出血）陷入深度昏迷，生命体征极其微弱。在几个小时之后，主治医生会红着眼睛从抢救室走出来，声音低沉而颤抖地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现实：苏珊大概率撑不过今晚了。

此时此刻，在这段长达三十英里的漆黑山路中，巴菲特只能这么僵硬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后车厢里氧气罐发出单调而冰冷的嗡嗡声。那声音仿佛是一个倒计时的沙漏，伴随着他自己那沉重而凌乱的心跳，每一下都重重地砸在胸口，发出一阵阵沉闷的钝痛。

在救护车的后方，紧紧跟着一辆越野车。那是巴菲特的好友赫伯特·艾伦（Herbert Allen）开的车。艾伦急得整个人趴在方向盘上，甚至忍不住探出半个身子，冲着前方的救护车司机歇斯底里地怒吼：“你到底能不能开？开快点！快点啊！”

然而，在这幽暗荒凉的高原深山里，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的怒吼，只有夜风在山谷间回荡。

这是一个充满讽刺与悲剧色彩的画面。一个自以为掌握了世界资本运作规律、能够用财富平定世间万难的男人，此时被锁在一辆他根本无法控制速度的救护车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辈子最重要、最深爱的那个人，如同沙漏中的细沙一般，从他的指缝里一点一点地漏走，而他却无能为力。

这辆在黑夜中缓慢爬行的救护车，后来成为了巴菲特余生中每个夜晚都要重演一遍的梦魇。而在导致这场噩梦发生的短短七个月时间里，命运的齿轮其实早已开始无情地咬合。要讲明白在这七个月里，巴菲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推向深渊的，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苏珊对于沃伦·巴菲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焊死人生的定盘心

看过巴菲特生平故事的人或许都知道，他和苏珊的这段婚姻其实非常不寻常。到了晚年，苏珊选择搬去旧金山独自生活，追求她热爱的音乐、民权事业和独立人格；而沃伦则继续留在他们最初起步的奥马哈老房子里，身边由另一位女性阿斯特里德（Astrid Menks）照料起居。

但有一件事情是外界所有流言蜚语都无法动摇的：在沃伦·巴菲特的生命中，虽然有过几个不同的女人，但苏珊从来都不是“之一”。她是他生命中那一颗唯一的、无可替代的定盘心。

这个在金融市场上杀伐果断、被称为“股神”的男人，在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是一个完全无法自理的“大小孩”。他一辈子都在被照顾：小时候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疼爱，成家后则由苏珊接着捧在手心里呵护。在投资领域，他可以表现得铁石心肠，面对成百上千亿美金的数字波动，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可是回到现实生活里，他如果离开了苏珊，连最基本的起居都会变得一团糟。

是苏珊用她那无条件的爱、包容与智慧，把巴菲特这个人的精神内核给死死地焊住了，稳住了。因为有苏珊这块坚固的基石在，巴菲特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腾出那颗极其聪明的脑袋，去玩他心爱的资本配置游戏。

巴菲特这辈子只跟苏珊提过一个要求，那就是：“别离开我。”

当时，苏珊看着这个在自己面前脆弱得像个孩子一样的男人，温柔地答应了，她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几十年过去了，不管巴菲特的心在事业的狂潮中往哪里飘，不管他为多少外界的利益和纠纷操碎了心，也不管他为了伯克希尔的版图跑过多远的路，到最后，苏珊总会回到他的身边。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苏珊一次都没有让他失望过，她始终扮演着他精神避风港的角色。

因此，当二零零三年的那个冬天来临，当一份白纸黑字的检查报告送到他们面前时，巴菲特甚至以为命运再次眷顾了他们。那份报告上写着两个字——“干净”。这意味着苏珊之前因为口腔癌（Oral Cancer）所做的化疗和手术非常成功，医生告诉他们，体内残余的癌细胞已经全部被清理干净了。

既然已经“干净”了，为什么仅仅在七个月之后，一切都会急转直下，最终演变成柯迪公路上那一辆怎么也开不快的救护车？在这看似充满希望的七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放疗挣扎与角色重塑

让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二零零三年的冬天。

那时的旧金山阴冷潮湿，苏珊刚刚动完一场极其惨烈的口腔大手术。医生告诉她，为了彻底杜绝后患，她必须再补充进行三十三次放疗（Radiation Therapy: 利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的治疗手段），这样才能确保那些隐藏在深处的残余癌细胞被彻底消灭。

面对这漫长而痛苦的后续治疗，苏珊在第一时间是极度抗拒的。当时给她做治疗的一位医生说了一句特别实在、但也极其残酷的话：“要是以后有人告诉你放疗没什么，不太疼，你千万别信。那是真的很疼，非常难熬。”

苏珊这辈子其实已经受够了各种疼痛与压抑。她觉得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一直在为别人付出，现在她有权利选择不再受这份罪，有权利拒绝这种以生存为名义的折磨。

了解苏珊的人都知道，她的一生都在践行“给予”这两个字。她把爱给予了丈夫，把精力给予了孩子，把善良和金钱给予了每一个她在街角遇到的、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但现在，这个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给别人提供能量的女人，已经虚弱到了连给自己撑下去的力气都快要没有的地步。

在那段极为难熬的放疗日子里，苏珊每天晚上睡前都会举行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小仪式。她会放上一张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演唱会光盘。U2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摇滚乐队之一，其主唱波诺（Bono）以其歌声中对爱、信仰与社会公义的呼唤而闻名。在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中，波诺还会扮演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色。

苏珊躺在床上，听着波诺那充满力量与渴望的歌声，感受着歌词中关于爱与救赎的力量，让这些音符像温暖的潮水一样一点点把她虚弱的身躯包裹起来。只有在这时候，她才能暂时忘却口腔里火烧般的剧痛，慢慢地闭上眼睛睡去。

最终，在子女和家人的苦苦劝说下，苏珊还是打消了放弃的念头。从十二月中旬开始，三十三次放疗如同重锤一般，一次又一次地砸在她的身上。

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个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只习惯于“接受”和“被照顾”的男人——沃伦·巴菲特，开始发生了一些细微但深刻的改变。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两人的角色彻底掉了个个儿。每到周末，巴菲特会放下手中所有价值百亿的商业谈判，飞到旧金山苏珊的住处。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股神”，而是一个穿着松垮睡袍、蜷缩在沙发里陪苏珊看《欢乐一家亲》（Frasier）等老情景喜剧的普通老头。

因为药物和放疗的副作用，苏珊整个人极度疲惫，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里，有十七八个小时都在沉睡。但只要苏珊醒来，不管巴菲特自己有多累，他都坚持每天亲自扶着她，在旧金山的街区里慢慢地散步，雷打不动地走上六个街区。

用巴菲特自己的话来说：“剩下的时间，我就这么一直抱着她。”

由于放疗破坏了口腔和唾液腺，苏珊完全丧失了食欲，吃不下任何东西，体重开始危险地往下掉。看着日渐消瘦的妻子，巴菲特心急如焚。这个一生都在用数学逻辑解决问题的男人，想出了一个有些笨拙但极其温情的招数：他会在苏珊面前点上一份高热量的巧克力圣代，大口大口地吃得津津有味。苏珊看着他那副滑稽的吃相，脸上会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然后顺着他的意思，也跟着尝试着尝一小口。

巴菲特事后跟朋友半开玩笑地提及这段往事：“你看我这种吃法，本来就极易长肉。结果那阵子我胖了好多，但她的体重好歹是稳住了，没有继续瘦下去。只要她饿不着，我胖点算什么。”

要知道，巴菲特这辈子为了保持工作精力，在控制饮食方面是个对自己极狠的人，他曾经尝试过每天严格只摄入一千卡路里的残酷减肥法。但现在，为了哄生病的妻子多咽下一口食物，他甘愿一勺一勺地把自己吃胖。

巴菲特并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依然是那个固执、专注于数字的投资狂人。但在那个冬天，他是真的把自己整个扎进了照顾家人这些琐碎、具体且毫无逻辑可言的家务事里。这是他过去七十多年人生中，从未干过的事情。

冰冷算力与慈善托付

然而，即使巴菲特学会了用温情去陪伴妻子，他脑子里那台冰冷的计算机也一刻没有停止过运转。

就在陪伴苏珊进行放疗的那个圣诞节期间，巴菲特的脑海中开始盘算一笔天大的账目。这笔账不是关于伯克希尔的下一个收购目标，而是关于他自己死后的身后事——那笔庞大的个人遗产究竟该如何处置。

他算得很清楚，一旦自己离世，或者在苏珊走后，两年之内，会有三百亿、四百亿甚至五百亿美金的巨额资产，像洪水一样瞬间涌入他的巴菲特基金会（Buffett Foundation）。

可问题是，巴菲特基金会当时总共只有两个全职员工。让这两个人手在一年之内把几十亿美金高效、合理地捐赠出去，而且要确保这些钱不会被官僚机构损耗，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作普通人遇到这种难题，可能早就急得焦头烂额了，但巴菲特毕竟是巴菲特，他在脑海中迅速做出了一个理性到近乎冷酷的决策。

他决定把这笔巨额财产中的绝大部分，分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去花。

盖茨基金会在两千年才成立，但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已经展现出了极强的行政效率和组织规模。更重要的是，盖茨基金会的宗旨是把每一分钱都砸在全球最贫困人口的治病防灾上。在他们的运作下，一美元往往能办成两美元的事，能多救活好几条人命。在巴菲特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几个慈善机构的“资本配置效率”能比得过盖茨。

巴菲特用他一贯的商业术语来形容这个决定：“这很好理解，这就好比在一只你原本就非常看好的优质股票上，进行加倍下注。”

听听这番话，即使是在讨论如何将自己的全部身家用于救人、如何传承财产这种充满温情与道德高光的事情时，巴菲特的口吻依然充斥着“资本配置”、“效率”和“下注”等冰冷的词汇。这种冷静与精准，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却也让人感到一丝寒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商业世界里披着坚硬钢甲、看似铁石心肠的男人，在这个冬天，他的盔甲却出现了一道极其刺眼的裂缝。

就在苏珊备受放疗折磨的同时，巴菲特相交数十年的老朋友、也是伯克希尔早期的重要投资人比尔·鲁安（Bill Ruane），被确诊患有晚期肺癌，正在医院里接受痛苦的化疗。

当时身边的人回忆说，那段时间只要有任何人在巴菲特面前提到“鲁安”这个名字，这个平日里谈笑风生的老头，眼眶就会瞬间变红，泪水止不住地打转。

好兄弟的重病，加上妻子苏珊的生死未卜，这两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巴菲特的肩膀上。这股巨大的心理压力，已经超出了这位七十三岁老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喧嚣秀场与权力跌落

苏珊和鲁安的病情压得巴菲特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哪怕只是暂时逃离这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现实。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合理的逃离机会出现了。

二零零四年元旦前夕，是他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八十岁大寿。芒格的太太南希在洛杉矶为他筹办了一场极为盛大的豪华生日派对。

巴菲特毫不犹豫地飞了过去。他太需要这阵热闹的喧嚣了，他需要人声鼎沸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但说实话，独自一人去参加这种政商名流齐聚的宴会，他心里其实觉得无比别扭。因为往常这种场合，苏珊总是会盛装出席，优雅地挽着他的手臂，帮他应付那些他不擅长的社交寒暄。而现在，苏珊只能孤零零地躺在旧金山的病榻上。

在派对的舞台上，为了逗乐芒格，巴菲特特意定制了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纸板人登台，用这个道具来调侃芒格几十年来对富兰克林的狂热崇拜。他还当众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滑稽歌曲，乐呵呵地把台下的宾客逗得前仰后合。

轮到芒格上台致辞了。芒格这辈子最喜欢向世人宣讲一个来自德国数学家雅可比的逻辑：“反过来想，永远反过来想（Inverse, always inverse）。”

每一个读过《穷查理宝典》的读者，对这句话都耳熟能详。芒格的意思是，在人生中，你不要老去琢磨怎么做才能获得成功。相反，你应该反过来列出一张清单，写清楚一个人究竟怎样做才能把自己的生活彻底作死——比如懒惰、嫉妒、嫉恨、自怜、怨天尤人。然后，你只要在人生中把清单上的这些坑都完美躲开，你自然而然就成了赢家。

接着，芒格在台上用他那一贯慢条斯理但掷地有声的语调，说出了那句最著名的名言：“我只想知道我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去那个地方。”

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心照不宣的满堂大笑。然而，坐在台下的巴菲特听着这句话，内心却五味杂陈。

派对一结束，巴菲特没有在洛杉矶做任何停留，甚至连夜飞回了旧金山。因为他心里清楚，此时的苏珊刚刚做完了她的第十二次放疗，正处于身体最痛苦的阶段。

熬到了二零零四年的春天，漫长而痛苦的三十三次放疗终于迎来了结束。但苏珊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烈的。由于高强度的放射线照射，她的口腔内部被严重烧伤，皮肤干裂溃烂。在最糟糕的那几天里，她甚至连一滴水都无法咽下去。医生为了维持她的生命，不得不残忍地在她的鼻子里插上了鼻饲管（Nasogastric Tube: 将营养液直接输送到胃部的管子）。

大部分时间里，苏珊都只能靠药物昏睡。只要她醒过来，她就会表现出一种对孤独的强烈恐惧。她曾虚弱地对女儿小苏珊请求道：“你能不能就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哪怕只是翻翻杂志也行，陪陪我醒着的时候？”

在一次神志稍微清醒的时刻，苏珊在纸上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三个英文字母：“WHT”。

这是她祖父名字的缩写。在他们家族的传统里，这个代号的意思是：“我们家的人遇到事情容易慌张，这是祖传的毛病。”她用这种方式向女儿自嘲自己此刻无法抑制的恐惧。

到了三月份，关键的时刻来临了。这是苏珊完成全部治疗后，进行的第一次全身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临床医学影像检查）复查。

当结果出炉的那一刻，巴菲特欣喜若狂。报告单上显示，苏珊体内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巴菲特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跟人炫耀：“医生告诉苏珊了，她现在癌症复发的概率，跟一个这辈子从来没得过癌症的正常人一模一样！”

听上去，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仿佛他们已经彻底战胜了病魔。但实际上，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所有知情人都不敢轻易削破的残酷真相。

苏珊当时的主治医生施密特，其实私底下给苏珊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版本：“你大概还有一年的好日子。一年之后，癌细胞会不会卷土重来，就真的不好说了。”

苏珊之所以选择把那个“完全干净”的乐观版本转述给巴菲特，是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她知道，这个看似强大的男人在面对生离死别时是多么脆弱，只有这个经过粉饰的“真相”，才是巴菲特那颗脆弱的心能够扛得住的。

这就是命运最残酷、最具有戏剧性的地方。拥有上帝视角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把死神之剑此时正悬挂在他们的头顶，随时准备落下。而那个在金融市场里最聪明、最擅长精算每一个细节的男人，此时却像个傻子一样，抱着那份所谓的“干净报告”，开始满怀憧憬地规划他们的未来了。

宿命判决下的光影

在得知自己“痊愈”的消息后，苏珊就像一个被压抑了太久的弹簧，突然彻底释放了。

你必须理解她当时的心理。在过去的一整年里，她像个囚犯一样被困在白色的病房里，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生病时，被父母死死关在家里不许出门的压抑感。现在，好不容易重新获得了自由，她体内那股对生命的热爱、对探索世界的渴望，像野火一样燃烧起来，再也压制不住了。

她兴奋地对身边的人宣布：“我要去见我的家人，我谁都要见！在施密特医生叫我停下来之前，我想做的事情，一件都不能落下，全都要做完！”

于是，苏珊开始了一场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终点在哪里的、在倒计时中的疯狂奔跑。

她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拉古娜海滩（Laguna Beach）的那栋度假房子里，把所有的孙辈都召集到身边。她拖着虚弱的病体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购物，像以前身体健康时一样，温柔地坐在商场的休息椅上，伸手指着货架对孩子们说：“这个，奶奶给你买一个；那个，拿两个；那个也拿上。”

在不知情的旁人眼里，这只是一个宠爱孙辈、出手阔绰的慈祥老奶奶。但没有人知道，她其实是在用自己仅存的精力跟时间抢跑。她想趁着自己还能走得动，再去多看一眼这些她这辈子最舍不得的人和事。

在苏珊的“遗愿清单”里，有一个名字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那就是摇滚巨星波诺。

还记得在那些痛苦的放疗夜里，陪伴苏珊入睡的U2歌声吗？在苏珊养病期间，主唱波诺其实一直通过传真机，一封接一封地给苏珊发信鼓励她。每次信件传来，女儿小苏珊都会温柔地念给母亲听。用小苏珊的话来说，这些来自偶像的问候，对她母亲而言简直是“天大的一件事”。

在母亲节过后，苏珊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波诺本人。打那以后，这位老太太彻底沦陷了。她对这个浑身写满了失意、悲悯与救赎色彩的歌手，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迷恋。

后来，波诺热情地邀请苏珊去他位于法国南部尼斯的私人别墅做客。面对这个邀请，苏珊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一个平时连起床都困难、大半天都在睡觉的重病患者，居然毅然决然地决定飞越六个时区去赴约。

她先是在巴黎的酒店里整整缓了四天，才勉强恢复了一点体力，然后乘坐子弹头高速列车一路向南，抵达了尼斯。

在波诺那栋粉橘色的海边大宅里，波诺为她播放了U2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行的新专辑，在海风吹拂的露台上轻轻地为她弹吉他唱歌。在一天晚上长达四个小时的深夜长谈后，波诺站起身，端起酒杯对着苏珊深情地致敬：“我终于找到我的灵魂伴侣了。”

那一刻，苏珊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融化了。在回程的飞机上，这个往常一上飞机就睡意沉沉的病人，全程没有合眼。她戴着耳机，将U2的歌一首接一首地听了一整路。

她事后对女儿感叹道：“我无法向你形容，在波诺那里，我得到了怎样的平静与安宁。”

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命运虽然残忍地给了她癌症的痛苦，但似乎也在临别前，塞给了苏珊一束滚烫、炽热且不讲道理的光芒。而这个明知自己大限将至的女人，正拼尽全力地想要抓住这最后一丝光亮。

然而，就在苏珊于法国蔚蓝海岸享受这短暂平静的同一个春天，在地球的另一端，她的丈夫沃伦·巴菲特，却在经历着他人生中最难堪、最丢脸的一场公开羞辱。

喧嚣秀场与权力跌落

二零零四年四月，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的年度股东大会在亚特兰大召开。

对于巴菲特而言，这是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一个由数字、权力和利益构建的冰冷帝国。但那天的会场，却混乱得像一个疯人院。抗议可口可乐商业行为的示威者人数甚至比参会的股东还要多。

在会议过程中，有情绪激动的抗议者突然冲上主席台强行夺走话筒，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可口可乐“道德沦丧，双手沾满了鲜血”。台下的安保人员一拥而上，六个壮汉粗暴地将抗议者按倒在地，硬生生地从会场里抬了出去。

紧接着，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又在会场中站起来发表激烈的抗议演讲，将整个股东大会的议程搅得天翻地覆。

就在这一片歇斯底里的混乱中，董事会改选的投票结果公布了。可口可乐的其他董事候选人得票率均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唯独有一个人成了刺眼的例外。

那个人就是沃伦·巴菲特。他的得票率只有可怜的百分之八十四。在全场最低的票数面前，这位全球最显赫的投资家，被当众钉在了“最不受欢迎董事”的耻辱柱上。

事情的起因其实非常滑稽。两家大型机构投资者较真地提出弹劾，理由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年要从可口可乐公司采购价值一亿美金的原料，这构成了严重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个人利益与公职或信托义务之间的冲突）。

但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巴菲特个人及公司手里攥着可口可乐高达百分之八的股份，价值几百亿美金。他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亿美金的采购生意，去损害自己几百亿美金持股的价值？

虽然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但市场和舆论的这一记重锤，还是结结实实地扇在了巴菲特的脸上。在他几十年的商业生涯里，他从未见过自己的股东们如此明确、如此羞辱地对他投下反对票。

最讽刺的是，巴菲特自己其实有一套著名的心理学理论，叫做“第九十八层理论”。

在过去，每当有熟悉的CEO因为生意失败或名誉受损而向他哭诉时，巴菲特总会用这套理论去开导对方：“你别整天丧着脸。从一百层跌落到第九十八层，感觉确实很难受。但你别忘了看看你脚底下，你脚底下还有九十八层楼呢！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一辈子连第一层都爬不上来？人要懂得知足。”

这番充满理性冷光的话，他劝慰了别人一辈子。但在这个尴尬的春天里，他自己脚下的那栋百层高楼，却开始出现了剧烈的晃动和坍塌。

终局时刻的漆黑山路

随着可口可乐的风波逐渐平息，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五月份，伯克希尔·哈撒韦迎来了年度股东大会。对于巴菲特而言，今年的大会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缺席的，那便是苏珊。在巴菲特的心里，苏珊从来不是一个坐在台下的观众，她是这场伯克希尔年度大戏中最重要的女主角。如果苏珊不在，台上的巴菲特就仿佛失去了灵魂的演员。

那一年的盛况是空前的。足足有两万名股东从世界各地涌入奥马哈那个崭新的银色体育馆。原本免费发放的入场门票，在eBay上被黄牛炒到了两百五十美金一张。

巴菲特知道后哭笑不得，为了打击黄牛，他干脆自己在网上挂牌，以五美金一对的价格无限量出售门票，用这种极具他个人风格的商业手段活生生地搅黄了黄牛的买卖。

大会当天早上七点门一打开，疯狂的人群便涌入场馆抢夺前排的座位。当场馆的灯光暗下来时，两万人瞬间鸦雀无声。

苏珊真的来了。她甚至还站在台上，跟着现场的爵士乐队一起优雅地合唱了一首曲子。她坐在董事席里，看着台下的丈夫，脸上的微笑一如往昔。

但残酷的现实是，苏珊仅仅在座位上坚持了两个小时，便因为身体极度虚弱而不得不提前退场，回到休息室里躺下。

这是巴菲特家族最后一次整齐地聚在聚光灯下。那时的老头依然固执地认为，妻子的身体正在好转，他们即将迎来幸福的晚年。谁也无法预料到，仅仅在两个月之后，这一家人再次团聚的地点，竟然会是一家高海拔医院冷冰冰的走廊里。

苏珊想趁着自己还算有精力的日子，拼命地补齐她对生活的亏欠。

在去太阳谷（Sun Valley）度假期间，有天早上，女儿去她的房间接她。一推开门，女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前一天还在社交场合谈笑风生的母亲，此时正像一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缩成小小的的一团蜷缩在沙发里剧烈地哭泣。

苏珊一边哭，一边绝望地念叨着：“我撑不住了，我真的做不到了……”

其实，她的身体早就在频繁地向她发出危险的红色警报了。但那股想要活下去、想要多看看世界的意志，一直强行压制着所有的痛苦。

七月底，苏珊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去怀俄明州的柯迪，在好友赫伯特·艾伦的私人农场里度过一个长周末。

当这个决定宣布时，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因为那个农场的海拔太高了。对于苏珊这样一个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到极点的人来说，刚从太阳谷的高原下来，转头又往更缺氧的高山里钻，这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但那时的苏珊正处于一种因为“自己还活着”而产生的莫名雀跃中，她固执得像个小女孩。而巴菲特也太渴望让生活回到过去的轨道上了。既然检查报告说“干净”了，妻子又这么有兴致，那就去吧。

于是，在七月的最后一周，夫妇俩坐上了前往怀俄明的飞机，登上了那座名为“J九”的高原牧场。

刚到牧场的那天，苏珊的状态出奇的好，神采奕奕，拉着大家有说有笑。

那天晚上，农场大厅里那个巨大的壁炉里木柴烧得正旺，噼啪作响，驱散了高原夜里袭来的寒气。苏珊在餐桌上话非常多，神色活跃，完全看不出是一个重病缠身的患者。

晚宴结束，仆人们将餐桌收拾干净，大家正围坐在一起，准备喝杯咖啡、吃点甜点。

苏珊当时正站在厨房的流理台旁和人聊天，突然，她眨了眨眼睛，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她轻声说了一句：“我脑子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站在旁边的艾伦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还以为苏珊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准备跳一个滑稽的舞步。但下一秒，当他看到苏珊的身体开始软绵绵地往地上瘫倒时，他瞬间反应了过来。

艾伦和身旁的芭芭拉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抢在苏珊的头部撞击到坚硬的地板之前，死死地抱住了她，并将她平放在一旁的沙发上。

起初，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些年来，苏珊的身体状况经历过太多大风大浪，每次看着惊险万分，最后都能有惊无险地挺过来。这一次，应该也只是高原反应引起的暂时性晕厥吧？

但出于稳妥考虑，他们还是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与此同时，慌了神的巴菲特赶紧拨通了远在波士顿开会的女儿小苏珊的电话。他的语气含糊不清，只是慌乱地念叨着苏珊说“头疼”，问女儿要家庭医生的联系电话。

女儿将号码报给他后，便挂断了电话。当时女儿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我妈妈哪怕只是不小心磕破了一个脚趾头，我爸爸都会急得像世界末日一样满世界找医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但此时，躺在柯迪农场沙发上的苏珊，情况已经开始迅速恶化。她痛苦地蜷缩着身体，吐得一塌糊涂，嘴里微弱地呻吟着“浑身发冷”、“头疼得厉害”。她开始进入了一种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的谵妄状态。

看着妻子那张逐渐失去血色的脸，巴菲特的心一点一点地往无底深渊沉了下去。凭借着本能，他几乎可以确定一个残酷的事实：这是急性脑溢血。

当急救车拉着警笛赶到时，苏珊已经被抬上了担架。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坐进了狭窄的副驾驶座。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救护车拉着警笛，载着这位全球首富和他的妻子，一头扎进了怀俄明州茫茫黑夜的群山之中，朝着三十四英里外那家唯一的医院驶去。

失去锚点的永夜余生

车子刚开上崎岖的山路，副驾驶座上的巴菲特便再次拨通了女儿的电话。这一次，他的声音里没有了之前的含糊，只剩下掩饰不住的绝望与颤抖：“你必须马上过来。你妈出大事了，我觉得她中风了。”

几分钟后，他又给两个儿子打去了电话，语气近乎哀求：“你们两个也立刻坐最快的飞机过来，必须一起来。”

在救护车后面，艾伦开着越野车紧紧跟随。高山路窄，前方的救护车速度慢得像一只蜗牛。心急如焚的艾伦数次尝试超车，甚至把车并排开到救护车旁，摇下车窗冲着司机疯狂地大吼大叫，但依然无法改变这辆车的速度。

当他们终于顶着黑夜抵达科迪医院时，苏珊被立刻推入了CT检查室。

结果很快出来了：大面积急性脑溢血，颅内压极高。

医生脸色苍白地走出来，看着巴菲特，缓缓地摇了摇头：“巴菲特先生，您妻子的情况非常糟糕，她可能……撑不过今晚了。”

这个在商界见惯了风浪的七十三岁老人，此时在急诊室冷冰冰的走廊里无助地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走了进去。

在病床前，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死死地握住了苏珊那只已经开始变凉的手。

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凌晨四点半，紧急起飞的私人飞机终于将孩子们送到了科迪。当小苏珊气喘吁吁地冲进医院大厅，看到脸色惨白的赫伯特·艾伦站在那里时，她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极其不祥的念头：这一幕的场景、这冷清的灯光，怎么和当年另一位家族长辈离世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当孩子们推开二楼病房的门时，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那个平日里出门必须有保镖随行、前呼后拥的股神，此时正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一样，孤零零地守在母亲的床边。他的手依然紧紧地攥着母亲的手，而在病床旁的床头柜上，摆放着一杯他最爱喝的樱桃可乐。

那杯可乐里的冰块早已融化，一口都没有被动过。

要知道，可乐是巴菲特这辈子唯一的“精神奶嘴”。无论是在接受电视采访，还是在进行价值百亿的谈判，只要他感到焦虑或疲惫，他的手里永远会攥着一罐可乐。

但在那个漫长的黑夜里，整整五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这么一直盯着妻子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一动不动地握着她的手，连一口可乐都没有喝。

“我在这里坐了五个小时了。”巴菲特看着进来的孩子们，用一种极度沙哑、近乎失真的声音说道，“苏珊太安静了，你甚至都看不出她还有没有呼吸。”

后半夜，极度疲惫的巴菲特在隔壁的临时病床上躺下了，小儿子彼得则疲惫地直接睡在了地板上。

小苏珊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母亲的床边，手一直轻轻地搭在母亲的胳膊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小苏珊突然发现，母亲胸口的起伏停止了。

她静静地站起身，去走廊里叫来了值班护士。护士检查完后，无言地对她点了点头。

小苏珊站在病床前，定了一会儿神，然后轻轻地走到隔壁房间，叫醒了正在沉睡的父亲。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苏珊·巴菲特因急性脑溢血在怀俄明州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将苏珊的遗体运回奥马哈的那趟飞行，是这家人这辈子坐过的、最漫长也最难熬的一趟航班。

飞机飞到一半时，坐在座位上一直沉默的巴菲特突然憋不住了，他转过头，声音颤抖地问女儿：“小苏，前面有厕所吗？”

女儿告诉他：“爸爸，机舱前面没有厕所，你得往后走。你背对着那张沙发，倒着走过去吧。”

在狭窄的机舱通道里，七十三岁的巴菲特贴着机舱的墙壁，一寸一寸地往后挪动着脚步。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强迫自己不去看向机舱中央那张宽大的沙发。

因为在那张沙发上，静静地摆放着一个黑色的、装着他妻子遗体的拉链袋。

飞机落地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停在繁忙的民用停机坪上，而是径直开进了一个隐秘的私人机库。因为在机库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闻到了豪门死亡气息的八卦记者和摄影师。

巴菲特甚至没有看外面的记者一眼，直接坐上车回到了奥马哈的老房子。他上楼走进卧室，关上门，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将自己彻底关在了黑暗中。

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这个掌控着富可敌国财富的男人，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黑暗的被窝里，一动不动。

他曾试着给几个相交多年的商界老朋友打电话，想要倾诉内心的痛苦。但奇怪的是，每次电话一接通，对方刚说了一句“喂，沃伦？”，电话这头的巴菲特便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扼住了喉咙，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他的喉咙锁得死死的。在漫长的沉默后，话筒里只传过去他那极度剧烈、近乎绝望的抽泣声。

等那阵痛苦的哭泣稍微平息一点，他只能哽咽着对着话筒说出三个字：“对不起……”然后便迅速挂断了电话。

很多时候，接到电话的朋友甚至根本不知道这通充满了绝望哭声的电话是谁打来的。但那种像小孩子在黑夜里发出求救一般的无助呜咽声，太具有辨识度了。他们一听就知道，那是沃伦·巴菲特。

葬礼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女儿小苏珊正在操办一切。

看着日渐消瘦、精神几乎崩溃的父亲，小苏珊敏锐地察觉到了父亲身上那股说不出口的巨大恐惧。她突然理解了父亲的痛苦，走到他的身边，温柔地对他说：“爸爸，如果你真的觉得为难，你可以不去参加葬礼的。”

听到这句话，巴菲特整个人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女儿，连声说道：“我去不了……我是真的去不了。”

他无法想象自己坐在那个摆满了鲜花的教堂里，在所有媒体和政商名流的注视下，被关于苏珊的潮水般的记忆彻底淹没。他承认自己在这股情感的巨浪面前，是个彻底的懦夫。

最终，苏珊的葬礼在一个极小范围内举行，只去了几个最亲近的家人。而在那场简短的告别仪式上，波诺也赶来了，他站在十字架前，用那副沙哑的嗓音为苏珊唱了最后一首歌：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一个人真的撑不下去了……”

葬礼结束后的某天，巴菲特在家里叫来了两个平时最信任的朋友。他请求他们陪自己看一段录像带。

那是苏珊生前接受美国电视台专访的视频资料。巴菲特看着电视屏幕，对朋友小声嘀咕着：“我不敢一个人看这个……求你们陪陪我。”

录像带里，苏珊穿着一件得体的洋装，对着镜头甜美地笑着，谈论着她和沃伦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她说，她给沃伦的，一直都是“无条件的爱”。

看着屏幕上那个音容宛在的妻子，坐在一旁的巴菲特突然像个小孩子一样崩溃大哭。一个老朋友默默地起身离开了房间，把空间留给他们；而另一个朋友则坐到了巴菲特的身旁，像抱婴儿一样将这位七十三岁的首富搂在怀里，在房间里轻轻地摇晃着他，试图平复他那剧烈颤抖的肩膀。

苏珊走后，巴菲特仿佛被永远地困在了二零零四年七月的那条山路上，再也走不出来了。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

在梦里，他又回到了怀俄明州柯迪那条漆黑得看不见五指的盘山公路上。他再次被死死地锁在那辆怎么也开不快的救护车的副驾驶座上。

前方的山路崎岖漫长，看不到尽头。而在后车厢里，苏珊静静地躺在那里，氧气罐发出单调而冰冷的嗡嗡声，混杂着他脸上怎么也擦不干的泪水。

他在梦里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向苏珊提过的要求就是“别离开我”，而苏珊当时明明答应过他的。

几十年了，不管他在外面经历多少风雨，苏珊都会回到他的身边，一次都没有食言过。

但这一次，无论他在梦里怎么声嘶力竭地叫喊：“你不能离开我！你答应过我的！求你了，回来吧！”

身后的后车厢里，再也没有传来那个温柔的回应。

苏珊正被一股谁也无法阻挡的自然伟力，无情地从他的世界里拽走，坠入另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对于沃伦·巴菲特而言，他这一生算无遗策。他能算准黄金的走势，算准美联储的利率，算准百亿资产的流向。但命运在他人生的终局时刻，却用最残酷的方式给他上了一课：

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一样东西，是你用尽天下的财富、耗尽所有的聪明才智，也绝对买不回来、算不出来的。

那就是生命与爱。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苏珊离世后巴菲特的改变，你会发现，就在苏珊生命最后的这七个月里，那个一辈子只懂得接受别人照顾的自私男人，其实已经悄悄地学会了如何去付出。

他曾抱着她，温柔地喂她吃巧克力圣代；他曾放下一切，陪她走过那漫长的六个街区。

苏珊用尽一生去践行和传递的那些美好品质——付出、守护、陪伴与无条件的爱，在她离去之前，似乎已经像一颗饱满的种子，悄无声息地种进了巴菲特那颗原本由数字和利益构筑的冰冷内心里。

只是，这颗种子发芽的代价，未免有些太过沉重。因为他这辈子唯一深爱的那个人，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了那条开不快的救护车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