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口危机与生育政策演变
和大陆地区类似，台湾现在的人口危机也是城市化和计划生育的双重效果。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跑到台湾，带去将近一百五十万移民，再加上战后的婴儿潮影响，台湾省人口很快突破了七百五十万。一九六九年，台湾粮食自给率降到了百分之八十左右，全面转为粮食进口地区。一开始，国民党政府觉得只是在台湾临时住一下，人口多了正好征兵，粮食不够可以找美国买。
但是七十年代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国民党实际上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计划，必须立足于台湾岛来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在大陆开始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也在想办法控制人口增长。当时台湾的口号是“两个恰恰好，一个不算少”。具体政策方面，政府免费发放避孕套，免费做绝育手术。如果是已经生过孩子的家庭，不论男女去做绝育手术，都可以领现金补贴。有孩子的家庭可以减免所得税，但是从第三个孩子开始就不能再享受减税优惠了。
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台湾省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也就是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从六十年代的四到六个孩子，降低到八十年代的二点五个孩子。九十年代台湾全面工业化，总和生育率降到一点八左右，长期看已经进入了人口下降周期。
发达工业社会的生育率一旦降下去，就很难再起来了。台湾的工业一直很发达，从钢铁化工时代转为精密机械产业，再到台积电代表的芯片电子产业。台湾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二零零三年降低到一点二四，二零零六年之后被韩国超过了。直到二零零八年，台湾社会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这一年正好是属虎的年份，台湾出生人口快速下降，全年出生十七万人，总和生育率只有一点零五，位居全球倒数第一。
赖清德新政与“撒钱”竞争
低生育率直接威胁了台湾公共机构的安全感。政府为了刺激生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二零零九年，台湾修订了就业保险法，对子女不满三岁的家庭，父母可轮流申请半年停薪留职，由政府补贴大部分工资。二零一二年，马英九推出了家庭育儿津贴。接下来十几年，台湾不论谁当政，都愿意花钱刺激生育率。
以目前的生活水平来看，如果生活在台北，第一胎的所有补贴加起来，至少是八十六点四万新台币。赖清德今年发布的新政策又提升了福利，核心内容包括：
- 成长补贴：零到六岁的小孩家庭每月领五千现金；六岁至十八岁继续提供补贴，一半给现金，一半存进个人账户。
- 薪资补贴：母亲工资奖励不满十万块的部分，由政府补贴。
- 育儿假期：夫妻双方停薪留职待遇从六个月提高到九个月，一直到小孩十二岁，父母都可以提前一小时下班接小孩。
赖清德当局预计每年要多花两千亿新台币，这实际上是与国民党在进行“发钱竞争”。国民党也提出了类似的补贴提案。这种不同党派抢着发钱的现象，背后反映了台湾经济的独特结构。
经济分析：补贴为何难以扭转生育率
台湾经济目前呈现明显的K型增长（K-shaped growth: 经济复苏中不同行业或阶层表现截然不同的现象），红利全部集中在芯片和半导体行业。台积电员工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并形成了一个专用词“台积宝宝”。
但是，分析台积电员工的生育情况，关键因素并非单纯的高收入，而是相对的收入落差。
- 家庭结构的作用：台积电男员工的配偶多为全职家庭妇女，而台积电女员工在家庭结构中难以让丈夫辞职。因此，男员工的子女偏多，女员工的生育率接近平均水平。
- 经济学反常识：现代社会穷人亦能维持基本生活，这提高了富人雇佣家仆的成本，也提高了工薪阶层辞职照顾孩子的机会成本。
- 服务业涨价效应：政府发钱导致普通人的劳动时间变贵，同步提高了购买服务（保姆、教育）的成本。所以，普遍补贴不仅不能显著降低育儿成本，反而有被内卷竞争（如补习班）抵消的风险。
即使是高收入的台积电员工，也更需要直接的幼儿园服务，而不是拿补贴。这证明育儿成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无法通过一家一户的现金补贴来解决。
社会化抚养：人口问题的唯一解
目前看来，赖清德为了选票而仿照韩国采取的撒钱政策，对于生育率提升不会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如果把钱发出去没有效果，就必须考虑将资源集中起来由政府来花，转向社会化抚养。
目前的政策负面效果主要是加剧了内卷，补贴被用于给现有的孩子上补习班，放大了应试教育的压力。因此，解决人口问题的结论很明显：
- 加强集体养育：少发补贴，多建幼儿园和学校，提高服务业的效率。
- 减少内卷浪费：延长在校时间，增加体育运动，不允许家长花钱上补习班。
社会化抚养是人口问题的唯一逻辑解，日本、韩国、台湾的经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并总结教训。人口断崖问题，必须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