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甄别前的政治博弈与营内冲突

上一期节目结束时，我们提到在1952年4月份甄别（Screening/Identification: 战俘选择遣返去向的过程）之前，美国和中国都预估并希望能够回大陆的战俘越多越好，这样能够促成尽早的停战。因此，美方在甄别时询问战俘的问题清单上不但没有台湾的选项，而且七个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会给战俘造成极大的压力。在甄别的前两天，他们又在战俘营反复广播中方的声明，用以打消那些身上曾经有刺字（Tattooing: 强行在战俘身上纹身以表明政治立场）或者写过血书（Blood Oath/Letter: 用血写下的誓言或信件）的人的顾虑。这个声明里说：“我们深知他们的行为绝非出于自愿，不应该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所有的战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过和平的生活。”

然而，以反共战俘营（Anti-Communist POW Camp: 倾向国民党，拒绝遣返大陆的战俘营）队长李大安为首的一些反共战俘，组织全体唱歌、敲锣打鼓，用噪音来阻碍这种广播。但两天之中的反复广播，大部分战俘都已经清楚自己将要有一个选择。蒋瑞普说，他当天晚上用手指在虚功度的腿上写下“他可以回家了”的意思。虚功度则用手指给他写了一个“糟”，并画了一个问号，对方回复“生死”。这意味着比他大几岁的虚功度非常清楚，此时已是生死关头。虚功度抓了一把东西，问：“看这是什么？”大家说不知道。虚功度说：“告诉你，这是引诱你们的。谁要再背叛我，你小心我这一刀。”

当晚，刘存检在86号营相对和平，但他还是听到了72号营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说：“要了别的棒子，修这两棍子啊，然后死了字，你要回去，他就把那个字拿刀给你割掉。你既然要回去，你死了字，你怎么办？回去干什么？跟你削掉好了。”记录中说他甚至挖人的心脏，吃人肉。我听他们提起来，讲这是真有这个事，不是假的。

林学普之死：战俘营内的残酷暴行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很久之前就看到大陆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考验》，那当中有一个细节说回国的战俘叫林学普被李大安剖腹挖心，在就义之前高喊“毛主席万岁”。这个细节因为确实过于惊悚，加上这种行文风格，我曾经担心它是过度的宣传。直到我看到常成去了台湾的宜兰，找到了一位战俘，他是当时现场的目击者。他接着说：“就把肚子挖了，挖了他两天都没听，最后别的要拿辣椒米给他附上也没听。最后要拿着那个金币辣椒抢刀子，那么一抢着刀子，他就开始叫‘毛泽东洗碗水，蒋保主席晚死’，上去捅他两刀捅死。那天晚上杀好多人，杀了他，他把他杀了以后就把张萌的手洗去垃圾，就这样挖着陈杰把他埋在地下，上面铺了在石桥丢林小铺啊，这是我亲眼见的。”

听了江先生这段证词，我才理解为什么第二天一早，72号营所有的战俘排着队在去往甄别现场的路上，经过这个火房外面的垃圾堆的时候，看到了三具遗体。而林学普的身体上全部都是土，眼睛里、鼻子、包括嘴里全部含的都是土，是因为李大安曾经要遮掩他的暴行，但在第二天他决定要把他公诸于世，用来恐吓他人。他们都是被殴打，然后衣服被扒下来，现在这个垃圾堆里。但这里呢，就是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四川大学的大学生林学普。他是一个英文系的学生，但是他的腹腔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伤口，然后肋骨这里应该有一个伤口被捅穿。他的胳膊这里很多的土，但是这是血迹和泥巴混在一起，是他的身上的刺字被刀片割下来留下了伤口。然后他的嘴里都是泥巴，他已经被打得鼻孔流血。他就是4月8号晚上，4月9号凌晨在72号战俘营被打死的。

我看了这份美方的尸检报告，它提到了林学普在胸口和腹部的两处贯穿伤，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是否失去内脏，所以没有办法证实关于挖去心脏的传闻。但几乎所有的战俘都听到这个说法，而且很多人声称他们见过吃人肉的现场。这类细节因为太原始野蛮，我一直心存疑虑，直到看到有一位当事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了这件事：“有的吃了，吃了，他要回去大陆，就跟我们拿他刀子给他割掉。”我讲个笑话给你听，这个国一块虾这么一小块我都把这个要吃掉，我就说很人我要吃你的肉。这位战俘脸上的表情让我想起刘存检的话，她说战俘营有一场小型的国共内战，这样的仇恨不是普通的私人恩怨，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对立造成的斗争结果。

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命运

我曾经以为林学普是共产党员或者红色家庭子弟，但我没有想到在来朝鲜之前，他连军人都不是，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报名来抗美援朝的志愿者。他的父亲是国民党袁乐山党部的书记，国军的而且是干部的子弟出身。对中共跟国民党展现的完全不同的风貌，中共有纪律又有理想又有组织，也非常能干，但是国民党确实是很腐败也腐朽，没有那种感召力。中共确实就是一种新生的力量，但是后来华盛顿政治运动，今天有后见之明可以讲华盛顿时代，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些人他没有经历过国军，没当过国军，就是年轻的知识青年，他们从去他也不了解中共的历史，所以反倒在战俘营里面很多很坚强的一定要回国的，回大陆的都是这些年轻的知识青年。

常城的这个结论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查了一下在战俘营当中坚持要求回国的几个代表人物的背景资料。林学普他是四川大学的外语系学生，跟他同时遇难的杨文华是黄埔军校第23期的毕业生。最早在战俘营成立爱国主义小组的江泽石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而最早加入这个小组的蒋瑞朴是中国人民革命华北大学学生。在甄别当天他也差点被打死。他说李大安迫害最深的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多数人会在饥饿和棍棒之下服从，但知识阶层会公开表达对于特权和不公的不满，而且这几个人都有英文能力，他们掌握的信息足以威胁到李大安的统治。

他执行的是一种很高压的政策，比如说50个人住在同一个帐篷，这是一个小队，小队之间是严禁互相说话的。住在帐篷里面的人的交谈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或者是被监听。江先生说战俘营当中绝大部分人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他们不理解也不相信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 一系列国际条约，规定了战时人道待遇的标准）。他们认为被外国人俘虏之后，命运应该多半就是被送到蛮荒之地去当奴工或者被杀掉。这种形象他们会更倾向于去台湾，至少生存。而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能看得懂也能够理解什么叫做日内瓦公约。你可以看回国的这帮人里面，这些小知识分子就像我们这个二十来岁受过什么初中高中教育的，甚至于有个别的大学教育的人，占的比例是很大的。这些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取向，他知道将来要交换。有这个倾向，交换要交，可能有交换战俘的，那么他我，我这脚要踩到哪儿呢？我要踩到回国的这条路上。他说战俘营当中多数懂英文的人都选择了回国，以至于造成反共战俘营，出现了一个翻译荒。

但很多战俘中的共产党员反而劝他们不要回去，就是张一夫。他经过那些个整风、三整三查，经过这些运动的话，他就知道在共产党内部清查起来是很残酷的，他们明白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就宣传了以后，现在回去没事，过几年查你们以后日子不好过，实际上是这样，这是真以后日子都不好过。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想到。

我查了一下江先生说的张一夫是谁，这个人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在1945年就参加了中共林丰旅，随军征战多年。他去台湾之后在回忆录中写过说：“我是一个老党员，我很清楚如果我回大陆我就是叛徒，我有好过啊。”选择去台湾的14000人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或者共青团员。为什么老红军都叛变？原因就在此。曾经有个老空军来跟他做工作，太轻松了。“老孙啊，我们是个老空军啊，老干部啊，老党员啊，毕业服务啊，要回日期啊，后半辈子你难过啊。”因为是老党员，他晓得我们都不晓得。老红军做工作的动员力有时候比暴力更强。

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家庭悲剧

在《厄运》当中曾经记录过战俘营当中流传的一句话叫“不怕挨李大安的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谭兴东我们上集提到过，这个人曾经在解放军就是宣传干部，对士兵的出身和党史都了如指掌。曾经在讲课的时候他指着林学普这几个国军的子弟说：“你们在这里闹斗争，挨打、送命。现在共产党正在割你们父母的命，他们正在成为斗争对象，被残酷镇压，你们想过没有？”林学普回到帐篷之后，跟他的伙伴抱头痛哭，但他还是决定要回国，因为他父亲本人就支持他来参加抗美援朝的战争。

只是在没有信息和通讯自由的战俘营，他并不知道在毛泽东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的命令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就在22岁的林学普在72号战俘营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而就义的时候，他的父亲林乔根因为中统特务（Zhongtong Agent: 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务）的罪名在国内被枪毙。林学普和李大安大概可以代表这个战俘营当中的两极，理念和人性的两极。但是对于战俘营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被一个铁丝网圈起来的世界里，大多数人能遵循的只有危机当中的生存本能，那就是往人群多的地方去。

监管者的失职与第二次甄别

监管者原本应该是维护秩序的权威，但是从这张照片来看，当林学普和同伴的遗体在白天被公开抛弃在每个人都途经的场合，囚徒们看到的不光是同类的死亡，他们还看到了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制造这样的死亡是可以没有后果的。那美国人作为监管者，他不知道吗？跟他有什么相干？他管你啊？那这些人的尸体就在外面放着啊？是啊，那有没有办法？很简单，拿去埋掉的，把这个俘虏卡片抽掉就行了，就说这个人没有了，反正说他逃亡了。我后来向常成核实，其实美方战俘营当时对林学普的死亡是有调查报告的。这份调查报告很简单，他们采访了二十多个人，但是对于凶手或者凶手们，只有一个词，就是“未知”。

刘存检当时在86号营，他说他没有目睹任何暴力。但这只是因为他营内的暴力更为隐蔽。这是一张营地管理者在事后拍摄的照片，告别当天出现了两名刺客。伪造这样的自杀现场是战俘营当中通常使用的谋杀手段。但是我在事后的调查报告中，摘要里面我只看到了这两句话：“人是自杀的吗？”“是的。结论：没有发现违规行为。”所以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曼哈德曾经在甄别之后进行过调查，他认为在甄别的前夜和过程中，联军的警卫都缺乏对战俘营内部的控制，所有战俘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从尸检报告看，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人是被害的。后来有调查，但是这种调查不出来嘛，根本调查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是反共的控制在一起的，你互相指认半天，最后什么也没有调查出来，就没有人被抓。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没有劝阻。他没有办法劝阻，因为他白天只能进去两个人。如果他怎么劝阻，比如说有一万个人都组织起来了，他们要做什么事，你怎么劝阻？有人会觉得说那种失控状态意味着他们在管理上的放任或者是无能。你可以这么讲，他们自己内部的调查怎么讲，但是你真的把他们所有人都给真正的管起来的话，你需要几万个军人，那可能比前线的作战部队还多。

在4月8号9号这两天只甄别了17000人左右，但是已经出现了超过14000人拒绝遣返。这个数字对联军的谈判代表来说是极为震惊的。他们紧急开会，招来在甄别现场出现的联军翻译询问情况。这位翻译告诉他们，甄别的结果不能够反映战俘的真实意愿。他说在所有的问题清单上，没有任何关于台湾的选项，但是很多战俘不论你问他任何问题，他嘴里面只重复一句话：“去台湾，去台湾。”而他本人的观察，这不是一种自愿选择，而是恐惧之下的反应。所以他建议重新甄别。他的判断是，如果把干部隔离开，在对战俘进行六个星期的再教育，重新甄别之后，有可能把选择回大陆的人数从15%提升到85%。在4月13号，联军司令李奇微命令军方准备再次甄别。但是，开会之后，范弗利特将军说，重新甄别将是徒劳的，不光没有足够的设施和人手，而且重新甄别势必会引发流血反应。就这样，李奇微放弃了。

在4月19号，谈判桌上，那位曾经预言会有88%战俘将被遣返的联军代表希克曼，拿出了数字，将遣返中朝战俘七万人，其中中国战俘五千一百人。中国谈判代表柴城文惊呆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但实际上，美国人秘密进行了第二次甄别，就在4月19号，谈判的当天。他们把这14000名战俘送往西周到市，进行了突袭式的甄别。可能他们希望人在从原有的旧环境当中突然被摆脱出来的时候，能够恢复自己的自由意志。但结果只有415名战俘改变了主意。回大陆之后他们可能意识到了，自愿选择不是简单的给一个人一个瞬间，而是必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瞬间的整个系统。如果把一群没有任何知情、参与、监督、表达权利的人放在一个完全封闭、隔绝的环境中，被高压政策控制、被流血威慑，在不可能避免恐惧和匮乏的环境中去做这样的选择，恐怕结果将是一场可怕的人性实验。

所以国务院的曼哈德在甄别之后曾经去战俘营进行调查，他提出了重新甄别需要九个前提，但我们简单地看一眼就会知道，任何一个前提都意味着要重建和更新整个战俘营的管理体系。曼哈德自己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绝无现实可能。杜鲁门做出自愿遣返原则（Voluntary Repatriation Principle: 允许战俘自由选择遣返去向的原则）绝不可动摇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完全不了解战俘营的复杂状况下，做出一个坚定但非常简单的选择。

战俘营内部的“和平”与新的斗争

在甄别之后，反共战俘营和清共战俘营（Pro-Communist POW Camp: 倾向共产党，希望遣返大陆的战俘营）被彻底地隔离开了。在各自的小岛上，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好像得到了暂时的和平。他们种菜养猪，美军说有的时候他们会挖地道去北朝鲜的人民军女战俘的营地。而清共的战俘营看上去跟美军相处得也还不错。一位美军士兵说：“Instead of giving them one cigarette a day, I gave them a whole pack in the morning and a whole pack in the afternoon. Oh, they grin from ear to ear. In fact, I hate to say it, but I got to like them. They did a lot of laughing, so I just laughed with them and we had a good time.”（我不再每天给他们一支烟，我早上给他们一整包，下午也给一整包。哦，他们笑得合不拢嘴。事实上，我不想这么说，但我开始喜欢他们了。他们经常笑，所以我也跟着他们笑，我们玩得很开心。）这个美国兵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也跟着喊，跟着模仿动作，跟着我们一块唱，我们心里就高兴了，他们很天真。

江泽石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他在战俘营当翻译的时候拒绝了主管提出要送他去美国读书的提议，说因为他的未婚妻在等他。这是真的，这是很多人选择回国的动机，就包括林学普本人。他曾经跟同在一个营地的杨树枝说过，他这么想回国，是很想念他在川大的女朋友。春天的岛上终于有了歌声，很多人渴望能够从此远离政治暴力和斗争，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如愿。

在4月18日，分家一开始，回国战俘营就建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原先匿名的干部们站了出来，按照自己的级别担任职务。其他所有组织一律停止，豪哥兄弟会被定义为反动组织。在营内立起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像，展开了歌词运动。当干部们在日本货轮上意外地发现《解放日报》上国内正在展开三反五反运动（Three-Anti and Five-Anti Campaign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针对党政机关和企业内部的腐败、浪费、官僚主义以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开展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他们立刻发起了战俘营的三反运动：反妥协、反叛变、反右倾动摇。想改变主意离开这个战俘营的人就被视为叛徒。

李汉洁他那时候没有明确表示要去台湾，但是他就不愿意在这个跟我们在一块儿待着了。而且有这个取向，跟别人说过它是厌恶斗争吗？可能是厌恶斗争，害怕斗争以后，有些事人伤亡。当时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里面层层领导组织得很严密的，但是这个对外是不公布的。他来了以后把这些领导认出去以后，所谓的管理就会松弛的，给我们造成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绝不能让小孩跑出去。要有跑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得要除掉了。怎么可能啊？就把安卫人等到晚上睡着，就拿个毛毯，方法都弄了，你无视，最后写一封绝命书装在身上：“我向我的族贵，我向我的家乡，我受不了这个这个美国贵族的虐待，受不了贵民反正在这陪害。”你看，现在这个给它装在身上了。当年九月，就有5起自杀记录，战俘营对此的调查，也同样无疾而终。

在回国之后，向上级汇报的材料当中，战俘营的负责人声称，处死了17名叛徒或者嫌疑人。亲共的他们自己本身还不是这样整人的，还不是把人杀到货买什么东西的，还没有说真正的发令说战俘哪有权利去杀人的，还不是一样吗？这也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地方，就是按理说甄别完已经分开了，已经要准备回去，战争都要结束了，对啊，为什么还要杀人不流血？是啊，就是他有的人就是也有些后悔不想回去，有的人想回去，就是问题就是这个地方。那你就让他自由地选，既然是志愿遣返。美国人是这样讲的，但是里面那些管理的，比如说在清共营里，对不对，他认为他没有面子，那把你宰掉，就这样子里面很乱，道德都不存在了，就是光有离开关系没有，除了政治以外就是权力。

作家于晋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采访了将近100位回国的战俘，在他书中描述了有的时候斗争别人的人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斗争的受害者。他写道：“与魏战俘侯其父是原来的斗争骨干，但是在长期紧张中精神崩溃，斗争一残酷，他就跪下哀求别人不要杀他。”为了防止这样的人叛变之后指认他人，他的战友们，最终裁决用石灰粉弄瞎了他的眼睛，之后把他带回了祖国。侯希富医生没有能够得到去军事法庭申诉的机会，他唯一能够诉诸的公正，就是整日站在村口那个树底下就骂那些害了他一辈子的人。

战争的延长与人性的讽刺

我看到过有美国人也写过这样的疑问和反思，就是你给如此大数量的一群他们既没有接受过民主训练，也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一群人，你给他自由选择。他们的将兵的司令General Boltner（拜德诺将军），他战后的一个反思策他就说，要给这些完全没有民主经验的人让他们做出自由的选择，而他们实际上是被关在我们的战俘营里，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不可能做出真正自由的选择。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实际上是虚伪的。因为战后的分界线此时早就已经划好了，双方并没有分歧。美国和北朝鲜都想脱出泥潭。在7月13号，美方提出了中朝战俘遣返的最后大概数字，83000人，其中志愿军战俘是6400人。这个数字比起三个月前来，多出了1000多人。

当时李克农、乔冠华领导的中国谈判代表团曾经倾向于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联军不可能再在数字中再吵架还价。谈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两天之后，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能接受敌人的方案。因为朝鲜人民军战俘，当中80%的人选择了遣返，但志愿军只有30%左右要回国。他认为这是一种挑拨性的、引诱性的方案。仗要继续打下去。

这个时候战俘营的战俘们通过出公差的时候偷的报纸看到了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决定升级斗争。他们需要创造一个时间来争取，利用这个时间向世界呼吁。这批战俘是如果共产党是想回国的，美国人屠杀他，就是知道这次要死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一定要造一个留所使用的时间，这是一个自杀性任务。所以战俘组织的是敢死队，他们决定要在11升旗当天的时候杀死美军军官。这敢死队的口号就是在斗争中洗血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共团会把升旗斗争当中如果出现畏缩不前、动摇恐惧者，是以战场上临阵脱逃来论处的。

于晋在《厄运》中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有一位上海战俘说他讨厌斗争，写纸条扔到铁丝网外面去，想要离开，但他被活埋。书中写：“地层之下，还没死的生命含糊的呜呜哭喊，挣扎拱动。五名纠察队员被声音吓住了，他们跳上那堆新土，狠狠地踩。”最后每个人往那块微微拱动的松土上撒了一泡尿，直到他不再动弹为止。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必须得斗争，必须和美国人斗才可以争取回国的机会。美国人为什么不直接告知他们呢？这件事情已经成结果，已经摆在台面上了不是吗？最后停战协议签下之前，他们做任何的承诺都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没有人敢向他们接任何承诺。那这几方都是在黑暗当中，就是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各方都在做出各种涉及生命危险的决定，但是他们信息的来源都是很有限的，真是在黑暗中做出生命的决定，所以很多人做出被无谓的牺牲掉。

美方看守从一位装病逃避斗争的战俘口中知道了这次计划，他们警告如果升旗就要镇压，但共团会领导答复说就算镇压我们也要升。双方都清楚这将是一次武装冲突。这是升旗当天战俘自治的武器。他们还准备大量的石头，挖了战壕。一位美军士兵回忆道：“very close yeah very close near that wall you know and perhaps I was scared at the moment you don't know it's all of this confusion so if I heard firing and I don't know I just fired one burst. I don't know if I hit the guy or not, but I fired a burst. To me it was a sad, unnecessary day.”（非常近，就在那堵墙附近，你知道吗？也许当时我害怕了，你不知道，这一切都很混乱，所以如果我听到枪声，我不知道，我只是开了一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中那个人，但我开了一枪。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悲伤的、不必要的一天。）失意斗争发生流血事件就没得必要，福祉代价也太大了。

但是没有收获。斗争的结果是56人被杀，几十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蔡德荣。很多年后，当常成在山西看到他时，他瘫痪在床，只能靠别人用手扶着坐起来。但蔡德荣一生中从未有过士兵身份。因为他是战俘，所以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一切斗争都不能算攻击。常城后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在升旗斗争当天他的受伤证明，准备寄给他。在此之前，蔡德荣去世。在那场斗争中，所有主要干部都安然无恙。他们的领导是赵，他说：“我们除了死了100人以外，没有损失任何生命。”你必须相信斯大林说的。

但是这时候斯大林就问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周恩来，他说是不是朝鲜人是不是现在不想打了？然后周恩来说朝鲜人他确实是他们觉得应该可以在战争上妥协。所以斯大林说毛泽东是对的，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受牺牲以外，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一样的说法，除了死人之外什么都没失去，就是要打。像这，也是跟毛泽东说的一样，就是7月15号他说我们唯一的牺牲，我们害处只有一条，就是挑选人民和中国志愿军继续遭受损失，就继续牺牲我们，就是死人嘛，还有什么害怕的呢？战俘营的消息传到板门店之后，中朝谈判代表团正式提出抗议，一周之后谈判破裂。

六天之后，美国人展开了摊牌行动，就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Battle of Triangle Hill/Sanggan-ryung: 朝鲜战争后期一场重要战役，中美双方伤亡惨重）。双方伤亡三万人，此后战争又持续了半年。后半场真的是为战俘而打吗？生育都跟政策联系在一起。对美国来说是自愿遣返的原则，它不可能再后退。对中国政府来说，有太多的战俘去台湾，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种羞辱，所以说它觉得自己退无可退。

这个争的后果是什么？或者说代价是什么？美军45%的伤亡，包括14966人死亡都发生在这后面。边打边谈这两点，美国人为了给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的自由，所谓的自由，或者说给他一个选择避难的权，什么政治庇护，就有一个美国大兵为此而牺牲。同样的，后面两年至少有9万志愿军陷亡，为了阻止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差不多就有6个志愿军战士为此而牺牲。而在战争的后半段空袭阶段，至少有14万朝鲜人因为空袭，光是因为空袭而死亡。差不多也是为了阻止一个中国战俘去台湾，差不多有十个朝鲜人就被美军轰炸而死。这样的等式是从没有人提到过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战争后半段的实质。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在战俘问题上绝不退让。他说：“这是一个两亿多人的大窟窿。这不是一个两亿多人的大窟窿。两亿多人的大窟窿也要钻。”（掌声）我说我们人多，有多少人？没关系。我们不能损失一个人。时间是个大问题。他们是个大问题。一个月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莫斯科新领导阶层通知周恩来，放弃要求遣返所有中国战俘。4月，停战谈判恢复。周恩来要求战俘去中立国接受祖国代表劝说。但是，反共战俘营领导人拒绝。他们声称担心解放军结营。此时美国不得不求助于台湾。6月18号，他们致电蒋介石，希望他向战俘发表声明，要求他们配合。蒋介石说：“你们拜托我相信联合国对资源遣返的原则必定为天子导致的。”

停战后的选择与新的牺牲

停战在即，去台湾的命运终于明确了，但是去台湾的这些战俘却发生了流血斗争。4月23号，连队长王尊铭调出了30多名共党嫌疑人，包括原来的连队长成立人，毒打他们，导致了三人死亡。按照刘存俭的说法，这场打架跟国共之争毫无关系，争的只是到台湾之后未来的权力。

到7月27号，停战协议签订，大交换开始。拒绝遣返的战俘被送到了板门店的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 - DMZ: 军事冲突双方划定的缓冲区），由中立国印度部队看管，接受中国代表90天的解释。但结果，是只有15%的人接受了解释，只有不到150个人寻求遣返。花了那么多时间争取来的这个解释的机会，为什么到后来没有继续下去啊？那个说起来，说得好笑，因为胡闹，一进去，有的人嘛，你跟他讲话就是他还客气去，有的人上去就把你桌子给你翻现掉，就打桌子就擦你过去了，你想他还敢再问吗？谁那么傻，把他看着再去问他，真的是死不了。（他怎么这么激烈啊？）说他只问了三天，再不敢问下去，危险，结果说不定他会死人。1954年1月20日，所有战俘从营房中走出，间隔十米，在印度士兵的监督下面临他们的最后一次选择：回大陆、去台湾、或去第三国。

14220人前往台湾，70人选择前往中国大陆。而在权力之战中落败的成立人和其他11位中国战俘，远走中立国。日后，他成了阿根廷著名的猪保商，在台湾成为国民党高层的座上宾，在大陆为省委书记接见。而战俘营当中最坚定、最早赏许台湾的200多人，却没能去成，包括李大安。他们被美国820情报部门征调，空投在了朝鲜。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来没跳过伞的，这是仅有的样照片。这些军人他们穿着志愿军的衣服，从夜空中跳下去，跳下去之后他们要走路走回来。如果有美国人掉下去的话，美国人会用直升机去救他们，但这些战俘特工（Agent/Spy: 秘密从事情报或破坏活动的人员）他们跳下去必须靠自己走路走回来。他们事务的训练工作呢，这是非常简陋的，他们在陆地上用这种简单的架子练习一下跳伞，基本上是没有人真正跳过伞的。日内瓦公约不是规定是不允许用战俘来做情报工作吗？当然不能，这显然是违背日内瓦公约的，但这就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战争临终最早的反共组织之一，国民党六三支部，25名骨干中有17人被征调，只有7人幸存。这本书几乎是一本死亡名册。他曾经欺负或者去虐待过这些青年军或者国军军校毕业的国军军官，所以他们后来就想出一个方法来来讲李大安。他们就向美军提议，他说：“我们战俘有一个李大安的同志，他非常的坚决反共，他是最杰出的，我们应该把他弄来施展他的抱负。”然后美国人就真的就战俘营把李大安调来，调到了小岛上训练。李大安一来就傻了，这帮人等李大安来了之后，他们都他们的故意不愿意和李大安这个配对或者或者搭班，不愿意和李大安一起出任务，这是很危险的嘛。他跳到碧桶附近的山里，但是他一去很快就被抓住了，送回大陆，后来被枪毙了。所以他相当后来是国共这两方势力共同的公敌，他就是做得太过火了。

归国后的“厄运”与未竟的平反

1954年1月20日，在三八线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 - DMZ: 军事冲突双方划定的缓冲区），刘淳俭走向了南端新建的自由门。我能理解您当时那个心意很坚决，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说家里的这些人，如果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他说：“我考虑到，但是我没考虑到啊。”那您去了台湾之后部队是怎么跟你家里人说你的下落的？他说：“现在怎么会知道呢？共产党都不肯公开这个事情的一个一直保密的。需要给你家人一个交代呀，就一个人是生是死。”他说：“你孩子在什么战场上牺牲了，他家还编着列索了，还拽了个跟人家。”但我爸爸从来没有追问这个事情说我还没回来没有，一直还在这个军事版在门口挂着。

在回国途中，七千多人受到了交道欢迎。有理甚至起草的高战辅助中曾经承诺：“你们被迫在身上刺了字，但是祖国人民和志愿军全体战友对你们的痛苦是了解的，对你们的行为是完全原谅的。”大家都哭了，我没有哭。我觉得回来不好。回来之后，你知道解放军是在共产党。你想要做什么？你必须一点一点地解释。过关不好。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

在《厄运》这本书中，于静采访了100名回国的战俘。他们在昌土集中开会一年，被要求控诉美帝暴行，交代问题，互相揭发。《厄运》记录所有战俘均被认定辩解、泄密或者为敌服务。当战俘辩解的时候，总是会听到一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不死呢？”我也是一直，我们跟人说死还是不死，我一直也纠结这个事。遇到这种情况我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我已经没有任务可完成了，不是说只对我什么时候完成了。在这个情况下，我应该死应该活呢？常城这本书中记录，归管处（Repatriation Management Office: 负责管理和安置回国战俘的机构）的负责人宣布：“共产党的字典中没有背负这两个字，你们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另外一个通常对这个问题谢醒了，就是好像包括对阶级的人对这个提出抗议的嘛，对卑鄙无耻，挖在狗血淋头里，挑衅死了。

在那苦难的地方，在那没有阳光的地方，在那鬼魂的土地上，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翅膀下，不惧死亡。这首歌是战俘的歌，回国之后他们唱的时候却只能这样捂着脸抬不起头。写这首歌的人是张泽石，他日后总是为此愧疚，说是我把他们骗回来的。他的未婚妻离开了，他连一份韬奋的工作都得不到，差点死于大饥荒。回到大陆的这位台湾籍战士陈清斌的妻子，在她被批斗的时候疯了。林摩崇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之后被学校开除。她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了所有战俘的数万名子女身上，这是普通的学生的一个过程，本人的也就是普通甚至又是他们，他们又是。

1957年，那是一个中国江南的小镇。我非常担心我父亲会对我做什么。我写了很多关于大字报（Dazibao: 政治宣传工具，用大字写在纸上或墙上）和其他我做的事情。我也对大字报很感兴趣。你认为这些游戏与战争有关吗？后来，那就是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从反右（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7年在中国开展的政治运动，旨在批判和打击被认为是“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异见者）到文革，每一场斗争，这些战俘都没有落下。他们申诉无门，曾经承诺他们回祖国，去过和平生活的人，乔理甚至他因为建议保留归俘的党籍军籍（Party membership and military status: 共产党员身份和军人身份），遭到严厉批评，这是他日后打成右派（Rightist: 在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的罪名之一。而这些老兵的军事统帅彭德怀在文革的时候，作为抗美援朝中反抗毛主席的大野心家被批斗。

1977年，文革前述是，张泽石向中央申诉，他说，在战俘营，敌人曾经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斗挨整，一辈子也不得翻身，这竟成了我们6000人的悲惨现实。到1980年10月，他收到平反文件的时候，27年已经过去了。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份文件，有一位叫李正文的战俘，就在收到文件的前夜自杀了，因为通知他去谈话的时候，他以为另一场运动要来了。还有一战俘，叫张文荣，他曾经被美国情报部门称为特工，但在跳伞的最后一刻，驾回了美军飞机。飞机上的美国军人巴里森跳伞之后被俘。张文荣被认定为投案自首（Surrender/Confess: 主动向当局交代罪行或投降）的俘虏特务，遣送回家务农。在2000年，他去世之后，家人收到了他的平反文件。奥里森在1953年战俘交换中返回了美国，军方授予他同心勋章。就是为什么法国他们的总统现在当总统就是二战的德军战俘的嘛，他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个造诣？我还可以当中，但是我们就回来生存都那么困难的，我是我有这个感慨。

从80年代起，张泽石的一些战俘就试图推动大陆出台战俘法，保障中国战俘的人身权力，但直到去世，他没有看到这成为现实。而去了台湾的张一夫回忆，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由于战俘给他写信，署名“难友”这两个字就引发了一场审查。那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法律来保障战俘的权力平等，对东方不可能，军报国（Serve the country with military service: 传统观念中，军人应忠诚报效国家）这个概念一直在脑子里，只要你败了以后就回来就不可能再有了。你看蒋介石就這樣子，你打了败仗了，你头眼泪再回来的绝对不用你。您觉得你们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对你们信任吗？还是半信半疑？他说：“我很坦白讲，还不是完全相信我们。我住的地方，郭文波也想把我们赶走，不让我这么里面住。我就直接写信写给郭文波部长，38年最后撤退一带一条晚上，我就在录音观笑。结果我睡了一觉起来，总统都彻底到台湾来把我们甩了。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把我们丢掉，不管我们是啊。”

我唱了半年的党，弄操碰败，党推飞舞。这是个媒体黄波在湖东在那儿，干不去谈的，唱了半年了，不是一天两天。你在18010的时候，你也唱《东方红》对吧？对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祸害妖。这什么胡太太怎么唱了都不放弃？军队和军队政治是政治的两回事。军队是军队，政治是政治，这句话很多回到大陆的战俘也在谈。为什么有一万四千人到台湾去，不完全是因为美国人是怎么怎么整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弱点。最大的弱点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封建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在皇权社会，社会文化是叫你应当杀生成仁，舍生取义（Sacrifice one's life to uphold humanity/justice: 牺牲生命以成就仁德或正义），为老皇帝去尽忠尽孝，绝对啊，应当要自杀才对。咱们就没有那么六千多人，就没有一个人把导致提出来，台化是足够的一部分。对啊对啊，就没人这么晓得老子见对的。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很关键。

战俘的余生与历史的反思

这个大陆台湾战俘中有人当了律师、商人，在当地成了家，比如说卢慧婷，也就是现在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的父亲。也有很多人像刘春俭那样过了几十年单身生活，她退伍之后到山上去放羊。好像这些去台湾的战俘很多人也都没有结婚很多年里面。在台湾那个时候很难结婚。台湾人有句话，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是男多女少，尤其以前还没有钱？你内心会有点难过吗？觉得留到这里，然后在山上放牛羊，不但当了国民党的兵，还当过俘虏兵。他说：“我生病都干过了，再没有不能干的了。”所以你后悔过当年的那个选择吗？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然前一段是水泊逐流了，那没办法，你最后就是给你这样的军长叫我起义有起义啊，对不对？海长叫我丢枪我就丢枪啊。但是到台湾来的时候，我自己有选择自由。”

和你一起回国的军演战俘的五六千人里面，有没有听说他们回了以后后悔他们的选择，还不如当初去台湾？他说：“这个可能是通着他们来的，很多都有这种感叹。但是我没有，我总觉得道路是这个选择，命运也谁也说不上你会好运的很糟糕的运气。我们不过命运差吗？我们学生有多少？最近我得到一个数字比较准，合力36万，就是这场战争。”就是在双方都没有必要把这些百多万人战斗在战争上面。后半段的这个打仗其实就是为了你们在做的这个谈判迟迟没有结论，对。这可是一点不一样，就是为了这样才在战争的延长一年多。因为不光是美国人死了一万多，后来也死了九万多人，对吧？我写那个东西，我向他们道歉，向他们道谢。不是，你们死了就是为我们死的，真是花不了爱心。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他们死了不是冤枉，本来这个战争已经停止了，不打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结果就为了我们他们死了，那是为我们死掉的，不是为战争死掉的。不但向他们道歉。

我采访刘淳俭先生的时候，他已经92岁了，他写下了一本六万字的自传，在序言中说，期待海峡两岸的领导人要以和平来解决争端，中华儿女为战争死亡的人已经太多了。当时他去台湾很多次，去寻找在战争中与他作战的对手。他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兄弟们已经打破了战争的怨恨。我们不再有任何怨恨。怨恨当年那个我们现在觉得简直是愚蠢透了，完全是上当了，完全是双方都上当受骗了，不应该有这样一场斗争。”

常成在大陆、台湾、美国和阿根廷访问了100位军人战俘。他出版了《被劫持的战争》的英文版，并且在写作中文版，他说：“要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军人战俘。”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情感上的驱动？希望人们能够体会当时历史的复杂性，还有能够感同身受这些普通人，他们当时就是年轻人，他们在当时这种战争、革命这么复杂的情况下，都后来关在战俘营里关了两三年，要做出很多生死攸关的决定。为什么你要强调说对这种复杂历史性事件当事人的这种理解？他说：“If one day, we 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face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very complicated. We can do better. Because they tell us that power is not always the truth. It is the part of the truth or even the picture that benefits them.”（如果有一天，我们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将来面对世界，它会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权力并不总是真相。它是真相的一部分，甚至是那些对他们有利的画面。）

那你相信什么呢？在战俘营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得不到资讯，他们看不到任何的他没有资讯，没有得到这种事实或者说facts，对吧？很多人就像今天的任何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力量都会告诉你很多宏大的理念或者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一些说辞，但是我们要静下来想一想：“Show me the evidence, show me the facts, 给我看一下事实。”刘先生的书叫做《生逢乱世》。他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战乱中，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到朝鲜战争。即使是后来的幸存者，一生当中也难有安逸。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who died in a foreign country, including those strangers who fought for their choice. Some people even lost their tombs or were killed. I can only use their enemies' respect to give them a little bit of prestige and dignity. May they rest in peace. They were great soldiers, great fighters, and I admired their ability to carry all those heavy loads and really stand up against us. They were good soldiers, good fighters, and we all respected them greatly. Some appeared to have no fear at all. Did I admire them? Yes, I did. Great soldiers.（有那么多人在异国他乡死去，包括那些为自己的选择而战的陌生人。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坟墓或被杀害。我只能用他们的敌人的尊重来给予他们一点声望和尊严。愿他们安息。他们是伟大的士兵，伟大的战士，我钦佩他们承受所有重担并真正反抗我们的能力。他们是好士兵，好战士，我们都非常尊重他们。有些人似乎根本没有恐惧。我钦佩他们吗？是的，我钦佩。伟大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