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与下半年内需突破口

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六百三十一期参考信息。

在今年年中召开的最高层会议上，针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最高层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定调与部署。回顾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同比百分之四点七的增长速度，依然处于年初设定的合理宏观调控目标区间之内，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仅仅看二季度当季的增速，实际上已经跌出了目标区间。这种增速的下滑伴随着供给端相对强劲、需求端持续虚弱的“供强需弱”结构特征。更为严峻的是，产业、企业、区域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持续结构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整个市场和社会对于 K型分化（K-shaped Recovery: 指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走势，一部分向上增长，另一部分则向下衰退）的讨论与担忧。无论是在增长势头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还是面临转型阵痛的传统制造企业，亦或是在南北方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和发展红利的典型分化态势都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针对上述困难与挑战，七月三十日的最高层会议明确提出，下半年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困难与挑战。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并及时谋划出台一批务实管用、能迅速见效的增量政策，同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以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之上。从宏观政策的演进脉络来看，今年二月的会议已经定调，宏观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并且要显著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与协同性；到了四月的会议，决策层进一步要求“用好用足”现有的宏观政策；而此次年中的最高层会议，则在此前表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宏观政策必须“发力提效”。这意味着，下半年的政策执行既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效能，也要根据最新的经济走势，及时谋划并出台一批务实、实用的增量政策。

然而，对于这些“务实实用的增量政策”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在随后的公开表态中仍然显得有些语言不详，这导致资本市场和实体行业只能各自按照自身的需求和理解来进行解读。目前，市场上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下半年的政策发力点将主要围绕促进居民消费、保障社会就业、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以及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实物工作量的落地等方面展开。各地方和各部门也正在积极地做好相关项目的研判与储备工作。在具体的财政政策方面，最高层会议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操作要求，即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并显著提升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力地推进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两重建设”（指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科技攻关）以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两新工作”（指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在货币政策方面，相较于四月会议所强调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与针对性，本次会议则将重点转向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并首次明确提出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这预示着未来财政与货币两大政策工具将进行更深层次的配合与协同，以共同达到提振国内需求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与今年四月的最高层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议程和表述上增加了一节专门谈及“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容。这其中除了重申要加快制定并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采取铁腕手段综合整治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之外，还在提出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之前，首次增加了“常态化”这一前置要求。这表明，清理政府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工作将不再是一次性的专项行动，而是将构建起一套长期运行的常态化监管与治理机制。当然，有效扩大内需仍然是整个下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具体提振消费的路径上，会议提出要主动适应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通过扩大优质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来深度挖掘服务消费领域的巨大潜力。在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决策层不仅要求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的突破和未来产业的培育，也同样强调了要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避免在追求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出现传统支柱产业失速的现象。

“六张网”投资规划与核电项目开闸

在稳投资的诸多抓手之中，被统称为**“六张网”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成为了核心重点。在今年四月的最高层会议中，政策表述还是“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而到了本次会议，这一表述已悄然转变为“扎实推进”。这一字之差的改变，标志着“六张网”建设已经从前期的规划设计阶段，正式跨入到了大规模、实质性的落地建设阶段。所谓的“六张网”，具体是指：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国家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现代物流网**。根据权威机构与市场的测算，今年仅在上述六大领域的相关建设投资规模就将超过惊人的七万亿元人民币。

高层对于“六张网”的重视程度，从近期密集的会议日程中可见一斑。在此前的七月二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专门听取了关于“六张网”规划建设督察情况的详细汇报；而在紧接着的七月三十一日，国常会又一次听取了关于新型电网和物流网建设进展的专题汇报。市场分析人士普遍预测，“六张网”将毫无悬念地成为今年下半年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增长的主要实体载体。除了“六张网”之外，核电建设作为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技术要求高的典型代表，也迎来了重大的政策突破。就在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四个新的核电项目。这意味着今年我国核电新项目的审批正式大开闸。这四个项目共计包含八台机组，分别是：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项目、辽宁庄河核电一期项目以及山东莱阳核电一期项目，每个项目各获批建设两台机组。

在本次获批的项目中，辽宁庄河和山东莱阳属于全新的核电厂址，这意味着我国核电版图正在进一步向新的沿海节点延伸；而浙江金七门和广东太平岭项目，则将有我国自主研发的升级版 华龙一号 2.0版（Hualong One v2.0: 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升级版，具有更高的安全标准和经济性）技术落地建设。核电项目历来是国家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拉力，这四个新项目的总投资规模将超过一千七百亿元人民币。在项目主体的分配上，我国三大核电央企——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以及国家电投集团均有所斩获。这也使得我国在运及在建的核电总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对于广东、山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大省而言，核电项目不仅能带来庞大的基建投资，对于保障其长期经济发展和优化能源结构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意义。

回顾我国核电产业的发展历程，自二零一一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内核电建设曾一度陷入长达数年的停滞状态。直到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核电审批才进入半开禁状态，且行业的准入门槛和安全标准被显著调高。近年来，所有新批准的核电项目均无一例外地布局在沿海地区。而在福岛核事故之前就已经开展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的内陆核电项目，如湖南桃花江、江西彭泽、湖北大畈三大内陆核电站，至今依然处于长期的沉寂状态，内陆核电的重启目前看依然遥遥无期。虽然核电作为一种安全、高效、清洁的能源，为同时解决能源短缺、环境保护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最现实的技术选项，特别是在当前可再生能源（如风电、光伏）在电网中占比不断提高、导致电网调节和消纳压力剧增的背景下，核电能够提供极为稳定的基础负荷（Baseload）支撑，并发挥一定的调峰作用。

然而，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正在给传统的核电运行带来全新的巨大挑战。例如，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分别紧急暂停了一座核反应堆的运行，其原因竟然是多瑙河的水位由于热浪炙烤和降雨减少而降至历史低位，导致核电站无法获取足够的冷却水。无独有偶，此前在六月二十二日，由于天气异常炎热导致河水温度过高，法国电力公司不得不暂停了一座核反应堆的运行，并主动降低了另外两座反应堆的输出功率。按照环保法规，核电站在气温过高时必须限制向河流排放冷却水，以保护脆弱的河流生态系统。而在七月二十六日，欧洲现役最古老的核电站——瑞士贝兹瑙核电站也宣布暂停运行，原因同样是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过高，无法安全冷却。目前，全球有一半以上的核电机组建在内陆地区，其中法国内陆核电占比高达七成，美国约占六成。前些年国内在讨论是否重启内陆核电时，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曾表示，我国对内陆核电厂的放射性液体流出物排放要求比沿海核电厂更为严格，甚至某些长江沿岸的核电选址还极为严苛地考虑了极不可能发生的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连续垮坝对核电站的安全影响。但是，面对如今全球变暖带来的河流缺水与高温水温等新型环境制约，内陆核电的安全与稳定运行逻辑显然需要被重新审视。

长兴科技上市与“最牛风投城市”的底层逻辑

在最高层会议提到“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的背景下，本周国内资本市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国产 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一种常见的系统内存半导体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成功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长兴科技的总市值便飙升至三点二八万亿元人民币，一举超越工商银行，登顶A股市值总榜的宝座。到了七月三十一日收盘，其市值更是进一步攀升至三点六一万亿元，不仅将腾讯和英特尔等科技巨头甩在身后，也彻底引爆了资本市场的舆论。

在长兴科技创造的这场造富神话中，市场津津乐道的除了身家接近千亿元的创始人、超过十位迈入亿万富豪行列的公司高管，以及人均年薪酬加持下身价不菲的六千七百六十名员工外，还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悲情角色——碧桂园。在二零二四年底，身处债务危机泥潭的碧桂园为了回笼资金，将其持有的百分之一点五六的长兴科技股权，作价二十亿元人民币转让给了合肥国资。然而，如果按照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收盘价折算，这部分股权的市值已经高达五百一十一亿元。碧桂园的这一进一出，之间差了整整四百九十亿元，这笔流失的财富几乎抵得上国内一家头部房企在黄金时期好几年的净利润总和。与碧桂园的黯然神伤相反，参与长兴科技早期投资的各大银行、券商、保险企业，以及阿里巴巴和小米集团等产业资本，都在这场资本盛宴中大赚了一笔。

这也让合肥作为“最牛风投城市”的标签，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回顾长兴科技的发展历程，在其二零一六年刚刚成立、产业前景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且面临国际巨头技术封锁的艰难时刻，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合肥产投）毅然出资约一百四十四亿元，承担了该项目高达八成的初始投资资金。在上市前的股权结构中，长兴科技的前五大股东分别是清辉集电、长兴集成、大基金二期、合肥吉星以及安徽省投，其中合肥市国资背景的持股平台就占据了三席。如果加上关联主体，深圳国资持股约百分之三十六点七九，安徽省、市两级国资合计持股约百分之三十五点四五。此外，全国各地的国资也纷纷参与了这场国家级的产业投资：广州科技持股百分之零点六四，深圳投控持股百分之零点五九，天津海河基金持股百分之零点三二，青岛朗格持股百分之零点七五，安徽芜湖、江苏无锡以及四川等地的国资也均在股东名单中现身。

如果将视线拉得更高，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大基金二期）的出资人名单本身，就几乎是一张中国地方国资的版图。这其中汇聚了上海国盛、武汉光谷金控、成都天府国投、浙江富浙、重庆产业引导基金、江苏洁全、北京亦庄国投、广西投资引导基金等全国核心省市的国企平台。粗略算下来，间接持有长兴科技股份的省市国资数量超过了十个。因此，长兴科技的成功上市，不仅是一个地方政府风投的成功案例，更是国家意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集中体现的产物。

然而，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最牛风投城市”合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一种“爽文叙事”。许多地方政府和媒体在学习合肥经验时，往往只盯着合肥国资通过股权投资获取的巨额账面回报，却选择性地忽略了合肥模式得以成功的深厚产业背景，甚至将其误读为一种政府层面的“赌博”。事实上，合肥模式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精准地承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在二零一六年长兴科技成立之前，合肥就已经与青岛、顺德并列为中国三大家电产业基地，其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的合计产量曾连续十几年位列全球城市之首。没有如此雄厚的现代制造业底子，合肥根本不可能凭空培育出后来的电子信息和半导体产业。当初合肥之所以力排众议引进京东方八点五代线，其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为了给本地庞大的家电企业提供本土化的显示器面板配套，实现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

此外，合肥在城市发展路径上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并无本质区别，同样高度依赖卖地财政和举债搞大基建，来拉动房地产与城市扩张。在过去十几年中，合肥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曾连续多年超过其当年的GDP总量，是极其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城市。在其土地市场最为火热的年份，合肥有数个单年度的土地出让收入超过了一千亿元人民币。必须承认，政府股权投资的收益再高、周期再短，在地方财政的贡献度上，也完全无法与高峰时期的卖地收入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在看待合肥国资的成功时，不能只在国资赚钱的时候对其大加赞赏，而在国资出现投资亏损或面临重复建设时，就轻描淡写地解释为“交学费”或“必要的产业代价”。归根结底，在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的今天，地方国资如何科学、高效地投向实体产业，依然是一个需要审慎探索的命题。

青岛与天津的“北方第二城”之争

在长兴科技的股东名册中，青岛与天津两大国资平台的持股比例与这两个城市的整体经济竞争态势形成了有趣的映射。根据今年上半年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青岛市以区区零点三九亿元人民币的微弱GDP优势，在总量上超越了天津市，暂时登上了“北方经济第二城”的位置。不过，由于上半年的差距极其微小，青岛想要在全年数据中稳保这一位置，形势依然不容盲目乐观。从历史维度来看，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纺织和烟草行业一直流传着“上青天”（指上海、青岛、天津三大纺织与工业中心）的说法，这代表了青岛曾经辉煌的工业地位。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青岛与上海、天津这两个直辖市在城市定位和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被逐渐拉大。

直到二零零零年前后，青岛凭借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一批名牌企业的崛起，GDP总量相继超越了大连和沈阳，正式晋升为北方经济的第三城。但是，当时的天津凭借着直辖市的政策特区优势、雄厚的现代重工业基础以及作为北方核心港口的区位优势，在GDP总量上长期领先青岛百分之三十以上。然而，在最近的十年里，两座城市的发展轨迹悄然发生了分化。天津市面临着极为沉重的传统重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压力，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经济阵痛，导致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而青岛市则紧紧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海洋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其现代服务业也实现了迅速的壮大。到二零一五年，青岛与天津的GDP差距依然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但到了二零二二年，这一差距已被缩小至百分之十以内，去年更是进一步收窄至百分之五点六。

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年的季度经济数据来看，天津在第四季度往往表现出极强的经济爆发力，其单季度的GDP产出通常占到全年的近百分之三十。例如在去年前三季度，青岛的GDP总量一度将与天津的差距缩小到仅有四十二点六亿元，但到了全年数据结算时，天津凭借四季度的发力，又将两者的差距拉大到了九百七十九亿元。因此，两座城市在经济总量上的竞争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在城市竞争的其他维度上，两地各有所长：在人口规模方面，天津作为直辖市，总量优势依然明显，去年的常住人口为一千三百六十三万人，而青岛为一千零五十一点五五万人。然而，在人口的增量趋势上，青岛展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从“六普”到“七普”的十年间，天津常住人口增加了九十二点七八万人，而青岛增加了一百三十五点六六万人；而在“七普”至二零二五年的最新周期中，天津的常住人口实际上减少了二十三点六万人，而青岛则逆势增加了四十四点三八万人。

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活力方面，青岛的数据同样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去年青岛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六点三万元人民币，明显高于天津的五点六万元。虽然两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分别录得三点七万元和三点五万元，大体处于同一水平，但青岛人均经营净收入高达一点一万元，几乎是天津同类收入的三倍，这反映出青岛民营经济和小微商业的活跃度远超天津。在消费端，去年青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六千九百六十点七亿元，是天津的一点七倍。而要知道，在十多年前，天津还是毫无争议的北方消费第二城，稳居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前十强。外贸方面，青岛在二零二二年进出口总额超越天津，升至北方城市第二位；青岛港也已发展成为北方的第一大港，去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位列全球第四，集装箱吞吐量位列全球第五。

在工业家底方面，双方虽然各有千秋，但天津的工业底蕴依然深厚，其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营业收入以及利润总额目前仍高于青岛。在政府财税收入方面，天津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是青岛的一点七倍和一点八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津作为省级直辖市，拥有比计划单列市青岛更大的财政留存与自主权（青岛作为计划单列市，虽然在经济管理上享有省级权限，但依然需要向山东省财政上缴一定比例的税收）；另一方面，天津的重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执行的增值税税率更高，因而其税收产出更为稳定和可观。不过，展望未来几年，随着青岛将“十五五”时期的GDP年均增速目标定在百分之五以上，而天津则定在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五之间，青岛正式晋升为北方经济第二城的几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当然，天津凭借着本地庞大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创资源储备，在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中依然拥有厚积薄发的巨大机会。

韩国青少年的半导体职业教育热潮

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外部环境下，全球的年轻一代正在面临着一场由人工智能（AI）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颠覆性挑战。在韩国，随着股市的大起大落——在短短三十八天内跌掉了一年的GDP增量，随后又在单日创纪录地反弹百分之十七点九一，动荡的资本市场让人们更加渴望确定性。与此同时，Z世代（Generation Z: 指在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九年间出生的人群）正在切身感受到人工智能对传统白领职业阶梯的冲击。这种危机感促使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少年选择主动放弃报考传统的大学，转而选择进入半导体职业技术学校，以求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中抢占一席之地。

位于韩国忠清北道的中北半导体高中（Chungbuk Semiconductor High School），最近就成为了韩国社会关于升学与就业讨论的核心热门话题，甚至被《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冠以“韩国最火高中”的称号。今年十七岁、正在该校读高三的学生卢俊植，目前已经顺利拿到了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的正式录用通知。卢俊植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他在读初中时就曾极力劝说身边的几位同学一起来报考这所半导体职业高中，但当时很多同学和家长仍然固守着传统观念，坚持去读普通高中以冲刺名牌大学。而到了今天，面对大学毕业即失业的严峻现实，那些选择普高的初中同学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年的决定感到后悔不已。

中北半导体高中是韩国第一所完全贴合本土半导体产业实际用人需求、进行专项技术人才培育的“定制型”职业高中。学校于二零一零年被正式确定为半导体装备领域的定制化培养学校，目前在校学生规模仅约三百人。然而，这所学校却拥有多达六处高标准的实训场地，里面配备了涵盖晶圆制造、芯片封装、测试等半导体生产全环节的工业级实操设备。整所学校的教学区仿佛就是一座微型的半导体工厂，学生们每天都需要穿戴整洁的防尘服，在无尘净化车间内学习如何操作和维护这些精密设备。自二零一零年转型以来，该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虽然每届毕业生人数不足一百人，但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优秀学生能够直接进入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全球半导体大厂工作。

当然，想要在高中毕业时顺利进入这些大厂，竞争同样异常残酷。学生必须从高一入学开始，就始终保持年级前列的优异学习成绩，同时还必须满足学校制定的极其严苛的“青年产业技师认证要求”。这一认证体系涵盖了外语考试成绩、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社会志愿服务时间等多项硬性指标。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热度持续攀升，以及媒体对于半导体大厂员工年终获得巨额绩效奖金的广泛报道，报考这所职业高中的竞争已经日趋白热化。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该校的入学政策咨询量暴增了三倍以上。这股热潮也迅速带动了忠清南道、大邱、庆州等地的同类半导体职业学校的报考咨询度。首尔市也计划于明年正式开办首尔半导体高中，釜山市和龙仁市则规划在二零二八年开设同类学校。

这股职教热的背后，是韩国高校毕业生所面临的惨烈就业现实。今年二季度，韩国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失业人口总数超过了四十八万人，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十五至二十九岁青年群体的失业率也攀升至百分之七点二。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上由大学毕业生担任的初级白领岗位（如数据录入、初级编程、文案撰写等）正在被AI快速取代，未来的初级岗位竞争只会更加剧烈。相比之下，半导体晶圆厂操作、精密设备维护这类对动手实操能力要求极高、且在短期内难以被AI机器人完全替代的蓝领技术职业，其稳定性和薪酬吸引力正在不断提升。

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崛起与大学价值的重估

AI浪潮引发的对传统四年制大学学历的重新思考，并不仅仅发生在东亚的韩国，而是一场席卷全球年轻一代的社会共识转变。在美国，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失业率目前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二点七，这是自二零一五年以来的历史次高水平，仅次于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极端状况。美国的青少年们正面临着近八十年来最为严峻和萧条的暑期及青年就业市场。虽然目前仍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后会选择继续前往大学深造，但前往 职业技术学校（Trade School: 专注于教授木工、电工、管道工、机械制造等具体应用技术的两年制或短期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正在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势头。

数据统计显示，在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五年的五年周期内，美国专注于职业技能和技工课程培养的公立两年制社区学校，其注册学生人数增长了近百分之二十。与此同时，由企业主导的学徒制项目（Apprenticeship）以及私立职业技术学校的入学人数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表明，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沉重的学生贷款负担以及毕业后不明朗的就业前景，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及工薪阶层家庭开始务实地转向周期更短、就业指向性更强的职业技术教育。

与美、韩两国类似，国内的职业教育赛道在当下也正在被家长和学生们重新审视。眼下正值各地中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批中考成绩在七百分左右、完全有资格进入省市重点高中的高分考生，却在填报志愿时主动放弃了普通高中，毅然选择报考了**“中本贯通”**（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三加四贯通培养模式）赛道。在福建福州等地，部分中本贯通专业录取的最低分数线甚至也被抬高到了六百八十分以上。

所谓的“中本贯通”，是指中等职业学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协同开展的“三加四”七年一体化人才贯通培养模式。被录取的学生前三年在中职学校进行单独编班培养，学习文化课和基础专业技能；三年后，学生无需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只需通过各省统一组织的转段考核（难度远低于高考），即可直接升入对口的本科高校继续深造四年。在完成全部学业并达到毕业条件后，学生将获得与普通高考入学完全相同的全日制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高考制度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是促使许多家庭最终选择转向中本贯通的核心原因。从风险与收益的理性数学计算来看，读普通高中意味着学生必须在高中三年内承受极高强度的备考压力，且最终的高考是一次定乾坤，受考试发挥、志愿填报等诸多随机因素影响，不确定性极高；而选择七年制的中本贯通，则意味着学生可以完美避开残酷的高考内卷，在初中毕业时就已经基本锁定了未来的本科入场券。当然，这一轨道的风险在于，学生必须确保通过三年后的转段考试，且在长达七年的学习周期内，原则上是不允许更换专业的。

但在许多务实的家长和学生看来，“博三年不如稳七年”。在广州，去年该市首次试点中本贯通招生时，仅推出了四十个招生名额，却吸引了多达六千三百六十六名考生报考；到了今年，招生规模扩大到了三百一十八人，报考人数更是激增至九千五百四十二人，录取最低控制线不降反升，站上了六百三十二分，其中高分考生屡见不鲜。以七百零八分斩获该专业录取最高分的何子文同学，最终选择了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的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其对口的本科院校是刚刚升本的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

在上海，今年中本贯通计划招生两千七百五十六人，虽然较去年扩招了四百一十一人，但却迎来了高达八成专业录取分数线的上涨，部分热门专业的录取线甚至暴涨了四十分之多。其中，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与上海电力大学贯通培养的信息安全专业，以六百九十一点五分的录取线蝉联全市榜首；而上海港湾学校与上海海事大学首次开展贯通招生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物流工程两个专业，录取线分别高达六百九十一分和六百九十分。六百九十分的成绩，比上海普通高中的最低录取控制线（五百零一分）高出了近两百分，这一分数在上海已经完全达到了市区重点高中的录取标准。来自闵行区的小陈同学以七百零七分的优异成绩被上海港湾学校录取，另一位考了六百九十二点五分的小王同学也主动放弃了杨浦高中的录取资格，转而投身物流工程专业。在这些中本贯通的新生群里，甚至出现了中考七百一十五分的顶尖高分考生。

中本贯通的火爆，确实为学生提供了一条相对便捷、安稳的升学通道。然而，在市场的热闹追捧背后，有几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依然需要引起各方的深思。首先，现有的职业学校是否真的有能力接住这批高分生？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职学校的生源基本都是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教学管理和师资配备也多以此为基础；现在突然涌入了一大批智力水平和学习习惯极佳、原本能上重点高中的尖子生，职业学校的教学节奏、课程深度以及实践教学水平该如何迅速做出匹配和调整？其次，这种通过中职升入本科所获得的文凭，其市场含金量究竟几何？在未来的求职面试中，用人单位的HR是否会对其抱有隐性的学历歧视？虽然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来看，“技能+学历”的双轨制培养绝对是未来的发展大趋势，但要让整个就业市场和全社会真正从心里接受并认可这一新型人才，显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检验。

好了，本期参考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一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