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存款与贷款：审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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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盘点去年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数据。根据央行发布的2025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结合机构数据，可以观察到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首先，居民部门存款总额达到了166万亿元，较10年前增长了2倍，创下历史新高。人均存款约为11.8万元，同样实现了十年的翻番。需要注意的是，人均数据可能低估了实际情况。随着居民理财意识的增强，大量资金从传统储蓄流向理财基金等资管产品，转化为非银或企业存款，这部分并未完全计入居民存款的统计。

在贷款方面，去年居民部门贷款仅新增4417亿元，仅为2021年峰值8万亿元的5%，退回了20年前的水平。与之相对，居民存款则增加了14.6万亿元。虽然略低于2022年的峰值，但仍维持在较高规模。社交媒体上近两年流行的“4个月存5万”的攒钱攻略与各种提前还贷的指南，看似相反，实则是一体两面，共同反映了就业与收入预期趋于谨慎。居民部门正在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呈现出“多存钱、少借钱”的趋势。

长期以来，居民部门的定期存款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稳定在60%左右。然而，自2020年起，这一比例持续攀升，去年更是达到了73.4%。这意味着，居民每存100元，可随时用于消费或投资的活期部分降至不足30元。这清晰地表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更倾向于推迟消费、谨慎投资，并将更多资金转入收益相对更高的定期存款。储蓄的特点是倾向于存长期，这不仅是为了获取更高利息，更能提前锁定未来收益，以应对利率下行压力。然而，近年来存款利率不断下调，不少银行甚至取消了5年期产品。

“存款搬家”是去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观察这一现象的关键指标是非银存款的变化，即保险基金、券商等非银机构存放在银行的存款。去年，非银存款新增6.4万亿元，同比多增了3.8万亿元，比上一轮牛市（2015年）高出2.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一部分资金可能流入了股市，但大规模存款直接入市的迹象并不明显。这可能与前面提到的居民部门增配基金、理财、保险等产品有关，从而导致相关机构在银行的存款增长。

去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完成了全年的六成，远超往年同期。这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降息周期中，银行为了锁定收益，更倾向于提前投放贷款；二是，居民信贷需求疲弱，导致信贷投放目标未能按时完成，甚至有个别月份（如契月）新增信贷出现负增长。不过，央行也强调，不应过度关注单月信贷增量的波动，而应关注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数。

去年，社融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信贷占社融增量的比重为44.7%，首次降至50%以下。债券等非信贷融资占比超过一半，其中最主要的拉动力量来自政府债券，占比高达38.9%。近年来，政府债券在社融增量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总体而言，居民资金流向呈现出愈发保守的态度和特征。未来如何进一步提振信心、激活内需，并有效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与消费领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国家电力消费：万亿度电背后的经济脉搏

接着，我们转向能源领域。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103682亿千瓦时，也就是一年用掉了10万亿度电，这在全球单一国家中尚属首次。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的2.5倍，也高于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的总和。实际上，早在去年7月，月度用电量就首次突破了万亿度大关，8月再次跨过这一门槛。1万亿度电的体量，相当于日本或东盟国家全年的用电量。

用电量被视为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晴雨表。去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但增速较2023年放缓了1.8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的电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6%。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至2022年，增速分别为3.1%、10.3%和3.6%。2023年增速达到6.7%，2024年保持在6.8%。

从用电结构来看，第二产业用电量最大，为66366亿度，占比高达64%。但其同比增长仅为3.7%，增速低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以及城乡居民用电增速都高于平均水平。第一产业用电量为1494亿度，增长9.9%；第三产业用电量为19942亿度，增长8.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15888亿度，增长6.3%。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成为去年用电量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贡献度达到了50%。

拉动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行业：一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激增48.8%；二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7%。这清晰地表明，新能源汽车和AI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终端用能的电能替代，是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截至去年11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达到193.2万个，同比增长52%。

从地区来看，去年沿海经济大省的用电量增速有所放缓。例如，广东用电量达到9500亿度，规模领跑全国，但同比增长4.93%，增速放缓了2.37个百分点。江苏同比增长4.81%，放缓了3.6个百分点，其中12月增速仅为1.14%。浙江同比增速为7.2%，放缓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用电量增速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增长3.3%，青海前11个月增长0.5%。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预测，未来10年全社会电力需求增长速度预计将有所放缓。到2035年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见顶回落。加上产业结构和用电效率的进一步优化提升，全社会用电量将保持低速增长。预计在2055年前后，电力消费将达到峰值，约为18.1万亿千瓦时。

府院之争与基建困境

在法治领域，南方周末最近报道了一则罕见的“府院之争”——一家中级法院向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益园居房地产公司在2003年于朔州受让了一宗城市边缘的农场土地，计划进行开发。后来，市政府因建设需要与该公司协商换地，后者同意了。然而，市政府在将益园居的土地建成政府办公楼附属的停车场和绿地后，一直未能兑现提供另一块土地的承诺。

经过多次协商，2020年，时任朔州副市长和规自局长建议该公司起诉，并表示政府会协调解决问题。同年10月，益园居公司将朔州市政府诉至忻州市中级法院，请求履行置换承诺并补偿经济损失。朔州市政府辩称，国家法律没有置换土地的规定。新州中院审理认为，朔州市政府实际占用了益园居的土地，但未按照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定程序进行，且多年未采取补救措施，构成了不履行法定职责。

2021年10月，一审判令朔州市政府对益园居的请求重新做出处理，但驳回了公司补偿经济损失的诉求。益园居上诉至山西省高院，依然维持原判。然而，判决书中明确指出，不仅要对益园居被收回的土地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还要针对补偿请求及其实际损失进行合理补偿。令人意外的是，就在2020年10月，益园居起诉的仅仅两天之后，朔州市政府便将2010年承诺置换给益园居的土地出售了。

2024年11月，新州中院向朔州市政府发送了预处罚通知书，告知若不执行判决，将对市长处以每日50元的罚款，并将市政府列入失信名单。朔州市政府回函，措辞严厉地警告，该院的执行决定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新州中院随后再次向朔州市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市政府方面则回应称，市长和分管副市长正在北京参加培训，待其学习归来后再研究处理。

2025年12月，针对朔州市政府提出的执行异议，新洲中院召开了听证会。益园居公司的态度是，经济补偿或土地置换均可，只求尽快解决问题。而朔州市政府方面则表示，因现金支付存在财政困难，曾讨论过土地置换方案，双方原则上同意置换，但具体置换方式尚未谈妥，未达成一致。

财信网评论称，法院与政府之间的“斗法”本应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但近年来确实不多见了。在为异地法院的勇气和裁定点赞的同时，更应看到企业20多年来为维护自身权益所承受的无奈与屈辱。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一事件令人感同身受，倍感沉重。

与此同时，湖南常德一段颇具气势的高架桥道路成了“断头桥”的视频近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当地阳山大道花山河大桥段已断头多年。常德市住建局回应称，这主要是由于政策调整，当时修建了这一段后便停止了施工，短期内没有延伸修建的计划。阳山大道新建工程是常德“十三五”期间规划的“一乘两湖一隧道三片四星一主轴”中的主轴工程，全长4832米，总投资估算58910万元。其中，花山河大桥段长712米，是连接城区与太阳山旅游景区的主要桥梁，预计总投资1.6亿元。

常德市住建局城建管理科负责人表示，原规划是将此路段与一段高速公路连接，但修建一段后即因政策调整及资金原因停工。加之人口流失等因素，城市建设方向也发生了转变。目前的现有路网已足够支撑城区人口的通行需求。

在云南丽江，开通不到一年的玉龙雪山观光火车项目也面临停摆。轨交公司15日发布文件称，由于客流量和运营收入极低，项目严重亏损，自2月12日起暂停服务。该线路全长20.7公里，于2020年7月开工，去年2月11日正式运营，往返票价80元。然而，去年9月，公司就已向丽江市政府报告，称收入和客流量远低于预期，难以覆盖人工成本，项目持续严重亏损，举步维艰。截至2025年8月底，运营201天，收入仅423万元，远低于招标文件预期的12065万元票务收入，平均日收入仅2.1万元。客流量累计9万人，仅占招标文件预期客流量164.43万的5.5%，平均日客流量仅448人。公司提出的客流提升方案包括限制社会车辆进入景区，要求换乘观光火车或环保大巴，以“生态环保”为由，迫使游客选择观光火车。

人口结构新变化：早产儿救助挑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为792万，相较于2024年的954万，减少了162万。全国总人口也减少了339万，这已是连续第四年出现下降。

最新一期《财经周刊》关注到一个现象：中国出生率在下降的同时，早产率却在上升。如何有效救助早产儿成为新的问题。各国对早产的定义存在差异。根据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制定的指南，早产儿的定义为妊娠不满37周分娩，下限为妊娠满28周，或新生儿出生体重大于等于1000克。胎龄小于28周的新生儿，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属于超早产儿。早产是导致新生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并且容易引发呼吸窘迫综合征、败血症、先天性心脏病、智力发育迟缓等多种合并症及后遗症。以早产儿为代表的重症新生儿，病情发展快、病情重，病死率高，多属于微重症。

一项发表于《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25年第二期的研究显示，2017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早产率从5.13%上升至6.56%。其中，早期早产率从2018年的1.32%上升至2022年的1.43%。这意味着，在出生率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仍有大量新生人口是早产儿。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杨传忠曾成功救治过21周04天的中国最小胎龄超早产儿。他认为，高龄孕产妇增加、辅助生殖技术使用比例升高是导致早产率上升的原因，社会压力等因素也可能造成影响。

目前，中国大于等于26周胎龄的超早产儿存活率已超过8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不同地区早产儿救治水平存在差异，无残疾生存率有待改善。对于胎龄不足28周的超早产儿，甚至面临撤除治疗的可能性。早产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早产的发生，往往让迎接新生命的喜悦转变为意料之外的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如果家庭现金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占家庭支付能力的比例超过40%，就意味着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长期致力于早产儿救助的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2023年的一项调研显示，重症早产儿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比例高达86.8%，93.91%的重症早产儿家庭在孩子出院时存在负债，因早产儿治疗欠下的债务平均达到13.9万元。此外，家庭还面临养育挑战、精神压力等多重困境。然而，不少家庭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性社会服务。因此，多方建议建立全国早产儿救助服务网络，连接医院、社会组织与社区。

全球超级城市格局重塑

最后，我们来看全球人口超级城市的格局变化。日本媒体年初援引联合国报告指出，东京已从2000年全国人口第一大城市，变为2025年的第三大城市。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去年11月发布的《2025年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显示，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取代东京，成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拥有4200万人口。第二名是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有3700万人口。排在4至10名的城市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上海、广州、埃及首都开罗、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印度加尔各答和韩国首都首尔，其中9个城市位于亚洲。

预计到2050年，人口最多的城市前六名将是达卡、雅加达、上海、新德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开罗。东京届时将滑落至第七位，达卡人口预计将达到5210万。东京人口预计将从2025年的3340万减少到3070万。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一年，尽管日本总人口减少了约400万，但同期东京人口却增加了超过30万。

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雅加达还仅排在第33位。最新报告采用了全新的人口统计标准，采用统一的人口与地理空间标准，使得城市范围的界定更具国际可比性。根据新标准，城市被定义为人口密度不低于每平方公里1500人、总人口至少5万的连续地理区域的集聚体。依据新标准，东京的总人口是指首都圈地区的人口，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

报告详细揭示了全球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加速：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越来越多人口突破千万的超级大都市正在涌现。1950年以来，全球城市居民数量增加了超过2倍。当时，全球人口只有25亿，城市居民占比约30%。如今，在82亿总人口中，城市居民占比已接近一半（约45%）。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将集中在大城市。自1975年以来，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数量从8个激增至2025年的33个，其中19个位于亚洲。

在人口萎缩的城市中，大多数在2025年时居民不足25万，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17%在印度。城镇已成为超过70个国家中最常见的聚居形态。农村仍然是62个国家中最主要的聚居形态，但相比1975年的116个国家已显著减少。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下降到44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成为农村人口唯一持续增长的区域，预计未来全球几乎所有农村人口增长都将集中在这里。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