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文化的崛起

魏知超: 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受害者文化的崛起》**。作者在这本书里说，在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里，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谁弱谁有理”的风潮，弱就是新的强。在今天的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里，最有杀伤力的一句话竟然不是“我要伤害你”，而是“我被你伤害了”。在很多地方，你一句无心的玩笑、一个下意识的表情，甚至是一条几年前随手发的旧帖，只要被人抓住，说他因为这个而感受到了伤害、感受到了冒犯，那你可能就会丢掉工作，被全网围剿，甚至是彻底的社会性死亡。谁哭得更凶、喊得越疼、谁越能够证明自己更弱，谁反而就赢了。弱，竟然变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权力。

魏知超: 换句话说，今天的西方社会越来越像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那段比惨名场面：你那边死老爸，我这边就死全家；你刚送走旺财，我立马对着小强喊白发人送黑发人。谁在这场比惨大会上赢了，谁就能够横着走。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范式和道德准则，作者把它命名为受害者文化。

魏知超: 那么，这样的一种受害者文化是因何崛起的呢？它又是如何表现的，又带来了哪些后果？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来详细拆解一下。不过先要做一个说明，熟悉西方政治的朋友一听就知道，受害者文化是非常白左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布拉德利·坎贝尔和杰森·曼宁，是两位非常严谨、非常冷静的社会学家。他们简直就像是地质学家分析化石一样，是不带情感、也几乎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地去钻研这个现象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出了任何偏见，那都是我的错，毕竟你们知道的，我的屁股比较歪，在右派那一边。

魏知超: 另外，大家也可以把今天这本书跟我之前讲过的、马斯克非常推崇的**《致命的同情心》**对照着看。今天这本书里说的受害者文化和那本书里说到的西方社会的同理心泛滥现象，其实是互为因果的。谁受伤谁就有理，它当然是利用了同理心的泛滥，同时它也反过来强化了这种同理心泛滥的正当性。

荣誉、尊严与受害者

魏知超: 我们下面就先从到底什么是受害者文化开始讲起。假设现在有一个人骂了你一句非常难听的脏话，比如说侮辱了你最重要的家人，那你会有什么样反应呢？作者说，你会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反应，而它们代表了人类应对冒犯的三种道德文化。

魏知超: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反应。第一种人听到那句侮辱，他会立刻血脉贲张，觉得自己的脸面被踩在了地上摩擦。他不仅极度愤怒，而且解决方式也极其硬核。他会跟对方说明早8点，村子外面的树林，咱们决斗，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来。这叫做荣誉文化。在荣誉文化里，一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之上的，也就是说什么都比不上你的荣誉重要。所以，这种文化下的人对于任何轻微的冒犯都极其敏感，你敢瞪我一眼，我就要拔刀相向。而且荣誉是跟勇敢深度绑定的，如果你遇事就去报警、去法院起诉，那别人就会觉得你非常懦弱，你自己也会这么觉得。真汉子必须自己找回场子。这样一种对于冒犯极度敏感，加上暴力自助的模式，就是荣誉文化的底色。

魏知超: 1804年，美国副总统伯尔向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发出决斗挑战，就是因为汉密尔顿私下说了一句看不起他的话。汉密尔顿本人其实是反对决斗的，但是他也很清楚，在当时荣誉文化是美国社会的绝对主流，如果他拒绝决斗的话，公众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他的名誉、家庭、政治前途可能就全都完了。所以他还是去决斗了，结果当场身亡。在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看来，这样一位在美国的开国元勋里都算是鹤立鸡群的人物就这样死了，死得有点太随便了。我们之所以觉得他不该那么死，是因为今天的绝大部分人认可的是另外一套价值体系，那就是第二种文化——尊严文化。

魏知超: 同样是听到一句非常严重的侮辱，受尊严文化影响的人不会立刻跳起来要决斗。他可能只是翻个白眼，耸耸肩，骂一句神经病，然后就转头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在这种文化价值里，人的尊严是不在于那些在别人面前挣来的荣誉的，而尊严是一种内在价值。所以，这种文化推崇的是厚脸皮，英文里有一句话叫做“棍棒石头能够伤我，但是言语伤不了我”，它描述的其实就是尊严文化。面对那些日常的小摩擦，尊严文化的第一反应是克制宽容，或者是私下协商解决。只有当冲突严重到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比如说偷窃、人身攻击、暴力伤害，大家才会去诉诸法律。动不动就动手，这是没有教养；而动不动就报警打官司，同样也是不太体面的，会显得你不够成熟。这是过去两三百年西方中产阶级的主流教养，也是今天很多人还在遵守的那一套。

魏知超: 荣誉文化是对冒犯极度敏感，但是靠自己来解决；而尊严文化是对冒犯不敏感，实在不行才去找权威解决。但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第三种人，而且他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壮大。2016年，在美国顶尖的埃默里大学，有人夜里在校园的人行道上用粉笔写了几句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标语。仅仅就是几个粉笔字而已。如果是荣誉文化，那些反对川普的学生肯定要在走廊里把那些写字的人揪出来约架；如果是尊严文化，大家看着那些粉笔字也就是翻个白眼，骂一句神经病，然后一脚跨过去就行了。

魏知超: 但是这第三群人，他们是怎么样反应的呢？他们立刻崩溃了，一大群学生冲到行政大楼前去抗议，甚至有人痛哭流涕，向校长高喊“我们感到很痛苦，我们在校园里感到极度不安全！”他们不但掏出手机在网上疯狂发帖，描述这几个粉笔字给他们造成了多严重的心理创伤，还强烈要求学校作为权威必须立刻介入，要求校长调取监控录像，把写粉笔字的人抓出来狠狠处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观察的第三种道德文化——受害者文化。

魏知超: 受害者文化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组合。你看它一方面继承了荣誉文化对冒犯的极度敏感，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无心之举都可以构成伤害；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继承了尊严文化里的诉诸权威的做法。他们不自己决斗，而是会疯狂地摇人，会艾特学校的校长、公司的老板，甚至是媒体大v，要求权威机构立刻开除或者封杀那个冒犯他的人。他们是靠向第三方告状来解决问题。他们不但不会像尊严文化那样淡化自己受到伤害，反而要张扬、要放大、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受伤了。

魏知超: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那种巨婴在耍无赖，受一点刺激就满地撒泼打滚吗？但是两位作者说，受害者文化可绝不是几个人的一时常态和矫情而已，这么想就太小看它了。这样一套弱就是强的新文化，是有一大堆配套的骚操作的。如果你还带着尊严文化的那种旧观点，觉得对方只是巨婴，那你一定会被他们打得满地找牙。

受害者武器的锻造

魏知超: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套以弱博强的技术在日常中具体是怎么样运作的。受害者文化想要发挥威力，就需要把那些日常的小委屈锻造成一把能够杀人的武器。而这样的一套武器锻造的流程，一共分成四道工序。

魏知超: 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叫做微侵犯的概念。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会觉得它指的就是那种轻微的冒犯，比如说开了一个有点不得体的玩笑。但是你完全错了，作者说微侵犯根本就不是一种施加者一方发出的行为。你没有听错，微侵犯竟然跟施加侵犯的人是完全无关的。这是个什么诡异的逻辑呢？我说一个经典案例你就明白了。这个案例就来自于微侵犯这个概念的祖宗，把微侵犯推向主流的是一位叫做德拉尔德·温·苏的心理学家。

魏知超: 有一次，这位苏教授和一位非洲裔的同事一起坐飞机，结果空姐过来请他们换一个座位，理由是今天的飞机比较空，需要重新分配乘客的重量来平衡配重。苏教授当场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虽然照做了，但是感觉到自己血压上升、心跳加速、满脸通红，因为他认为空姐应该请一对白人乘客换座才对。他认定这是种族微侵犯，去质问空姐。空姐解释说，自己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思。苏教授后来自己也承认，平衡飞机的配重确实是一个合理的理由，是再正常不过的常规操作。但问题是在微侵犯的这个框架里，这些都不重要。空姐有没有恶意不重要，理由合不合理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苏教授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魏知超: 微侵犯这个概念的威力，恰恰就在于它对于加害者是不可见的。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冒犯了对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冒犯。一句话是不是微侵犯，不由说的人决定，而完全由听的人决定。这就太狠了，这是纯纯的缺席审判的逻辑。我当时书读到这里，立刻就想起了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里，王祖贤演的小师妹骂一个店小二不要痴心妄想的那一段名台词：“想也不可以，想也有罪！”这微侵犯是更狠，是只要我觉得你想了，你就有罪。你看，这就是受害者文化锻造武器的第一道工序——抢夺定义权，给你贴标签。一旦微侵犯这个标签贴上了，你是完全无从辩护的。

魏知超: 更狠的是，微侵犯的标签会越贴越多，几乎是无限膨胀了。比如说加州大学系统就曾经为教师培训编过一份文件，里边列出了52种被视为微侵犯的言论。比如说你不能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这会让那些少数族裔学生受到微侵犯，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少数族裔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再比如说，你不能说最有资格的人就该得到这份工作，因为这无视了社会的不平等，会冒犯到那些弱势群体。甚至于如果你问一个长着亚洲面孔的人“你是哪里人”，那么恭喜你，这也是微侵犯，因为潜台词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外人。

魏知超: 说到“你是哪里人”，书里还记载了一个名场面。在加州大学的欧文分校办了一场专门讨论微侵犯的研讨会，台上的几个专家刚批判完各种微侵犯，然后到了提问环节。主持人随口就对第一个提问的观众说：“请问你是哪里的人？”话音刚落，全场爆笑，台上的专家一脸尴尬。这就是他们刚刚批判完的微侵犯。连最基础的日常寒暄都可能成为罪证，只要你多说两句话，随时都可能踩雷，用一个微侵犯言论的地雷阵把你给围死。这就是第一道工序。

魏知超: 接下来是第二道工序，叫做“累积成罪”。只抽一根烟当然不会致癌，但是长期吸烟就会得肺癌，这招累积成罪用的就是这个逻辑。受害者文化支持者会这样说：“你们觉得我们是小题大做吗？你们以为我们只是因为被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就撒泼打滚吗？我们并没有。单看这一件小事确实不算什么，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只是一个巨大图景的一小块拼图而已。只要把每一次微侵犯都拼起来，你们就会发现这是结构性的压迫，是全世界都在欺负我们。”比如说美国顶尖的私立文理学院奥柏林学院的学生们就建了一个微侵犯网站，他们鼓励大家上传记录每一次受到微侵犯的事件。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要把它们拼成一张网，证明这些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种结构性不平等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冤屈，其实可大可大了，芝麻拼起来必须是一个西瓜。这就是累积成罪。

魏知超: 罪名坐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这就来到了第三道工序——诉诸第三方。这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受害者文化最关键的一个特征。受到微侵犯之后，他们不会私下解决，而是会把这个无限放大的委屈上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威，比如说学校的管理层、公司的HR，或者是互联网这个舆论场。美国顶级名校达特茅斯学院有学生被人用模仿中文发音的怪叫调侃了几句，结果他们的反应不是当面回击，而是告发给学校的多元主义与领导力办公室。于是，学校的相关部门就立刻展开了调查。就这样，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不快就瞬间变成了一种公共审判。

魏知超: 作者在这里讲了一个很让人唏嘘的历史对照。他们说，当年苏联老百姓也非常习惯于把私人恩怨转变成公共审判。你让我不爽，我就告发你。邻居嫉妒你家的住房面积比他大，他就可以告发你煽动反革命；歌剧演员没有拿到心仪的角色，他就可以告发导演在作品里刻意侮辱人民。而告发一旦成为最有效的冲突解决方式，人们就会被逼进一个困境，那就是要么先下手为强去告发别人，要么等着被告发。大学的行政系统当然不至于把人送进古拉格，但是受害者文化里这种上交冲突的做法跟苏联式的告发，结构上是完全相通的。

魏知超: 而要把对手置于死地，还需要第四道工序，叫做口径升级，学术界的说法叫做概念膨胀。就是把那种本来是用来形容非常恶劣的行为的词，不断地扩大适用范围，比如说“虐待”、“创伤”、“暴力”这些词。“虐待”原来指的就是身体上的殴打和性侵，后来就扩展到了情感虐待、忽视，这些都算是虐待了。再比如“创伤”，原来指的是战场上、灾难里那种危及生命的极端体验带来的伤害；但是今天，连伴侣离开之后、甚至搬家之后那种难过惆怅都能叫做创伤。而被扩大的最没边的一个词，还是“暴力”。“暴力”原来指的就是拳打脚踢，就是对身体施暴；但是今天，一句让人不舒服的话、一副让人不爽的海报，甚至是大学的法律课上老师要求讨论跟强奸有关的法律细节，这些都可以说成是暴力。沿着这个逻辑一路滑下去，终点就是那句今天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口号，叫做言论即暴力。一句话就等于一拳头，子弹就这样被造得越来越大。概念一膨胀，一顶大帽子很容易就扣到敌人头上。

魏知超: 现在我们就看清了这样一件把小事上纲上线的武器是怎么样锻造出来的。第一步是抓住微侵犯的定义权，让你无从辩护；第二步打包这些小事，把它们累积成罪；第三步他们放弃私下沟通，直接捅给第三方权威；最后第四步，用一些极端词汇把不愉快升级成了暴力伤害。

触发警告与安全空间

魏知超: 如果说微侵犯是受害者文化用来四处出击的进攻性武器，那他们还有一套专门用来防御的结界。这套结界叫做触发警告和安全空间，它们是攻守兼备的。这套防御武器，我觉得比微侵犯还要有意思。

魏知超: 触发警告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医学概念。早年间，它是专门用来保护那些从越战退下来的老兵，或者是那种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的。触发警告的意思，就是在播放那些有枪炮声或者有血腥画面的电影之前打出一行字，提醒他们前方高能，请避让以免引发他们那种真实的PTSD的生理反应。但是今天，这样一个用来保护严重创伤的概念，却被这样一群身强力壮的名校大学生拿来保护自己不受他们不喜欢的观点的刺激。比如说一个文学教授在他的文学课上讲《了不起的盖茨比》，学生会要求他必须在开讲之前加上触发警告，因为他们说这本书里有厌女倾向。再比如说，看古希腊的男性人体雕塑也被要求要加上触发警告，因为不加警告就让他们看身材那么好的一个雕塑，会引发他们的身材焦虑。我想，那些真正在战场上流过血的老兵要是看到这些，估计PTSD都当场气好了。

魏知超: 如果警告了还是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那些大学还非常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所谓的安全空间。来看一个著名案例。在顶级学府布朗大学，因为有一位保守派的学者要来学校办一场关于性侵文化的辩论，学生们觉得这简直就是对他们的精神强暴。于是，校方就赶紧为这些觉得自己受到了惊吓的学生设立了一间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干扰的安全房间。你猜这个安全房间里面放了什么？里边放了彩色橡皮泥、儿童涂色书、泡泡机，还循环播放着小狗在草地上打滚的视频。这样的一群成年人，当他们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在辩论场上把对方给驳倒，而是选择退行成了一个幼儿园小朋友，躲进由行政系统帮他们搭建起来的这样一个无菌的温室里舔伤口。甚至于我觉得这个伤口都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这幅画面简直就是受害者文化的一个终极讽刺：这群人手里握着能够把人瞬间社会性死亡的致命武器，但是他们自己的心理结构却脆得像是一张糖纸一样。

现实中的荒唐案例

魏知超: 脆弱是脆弱的，但是他们杀起人来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一旦微侵犯、触发警告、安全空间这套武器锻造完成，那它在现实中爆发出来的杀伤力是极其凶猛，当然也是非常荒唐的。那些手握着受害者大棒的人，顾名思义，根本就不需要你犯下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只要你不是全盘地顺从他们的逻辑，你就会被无情碾碎。

魏知超: 比如说著名的耶鲁大学万圣节事件。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叫做克里斯塔基斯的女教授，她仅仅是给学生写了一封极其温和的邮件，呼吁大家对万圣节的服装多一点宽容，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说别人是文化挪用。所谓文化挪用，就是指那些强势文化的人借用了弱势群体的文化元素。比如说一个白人学生在万圣节的时候戴了一个墨西哥大草帽，这在受害者文化看来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剥削和冒犯，他们就会大加批判。那个教授无非就是呼吁大家别对这个这么较真，结果成群结队的学生堵在她家门口，指着她和她丈夫的鼻子骂。如果你去看当时的视频，学生们用来骂她的词全部都是标准的受害者话术。他们说的是“你破坏了我们的安全空间”，“你的这封邮件给我们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最终，这对夫妻在巨大的压力下双双辞职。

魏知超: 再比如说，常青藤州立学院的生物学教授布雷特·温斯坦的案例。他们学校的激进派搞了一个“白人离校日”，要求所有的白人当天不准来学校。温斯坦教授是一个白人，他回邮件表示拒绝，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种族歧视。结果他被成百上千的学生像围捕猎物一样在校园里驱赶，最后甚至连讲台都上不了，只能辞职。那学生们为什么要罢免他？因为这些学生声称，温斯坦拒绝配合的态度就是一种暴力的微侵犯，就是对少数族裔生命的隐形威胁。

魏知超: 这些教授既没有动手打人，也没有实施任何真实的暴力，在正常逻辑下也几乎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歧视。但是在受害者文化的这个显微镜之下，他们的不配合、他们的讲理，本身就等同于暴力。这正是两位作者得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发现。他们说，在今天的这套机制里，最危险的从来都不是某一类冒犯性的言论，而是对受害者文化本身的质疑。只要你敢对这套逻辑提出一点点疑问，哪怕你说句“大家理智一点”，那你就会瞬间被定性为剥夺了他们安全空间的一个压迫者，你就会被疯狂绞杀。

为什么诞生于天堂

魏知超: 这么犀利的一把武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直觉，受害者文化既然是反抗压迫，那么它理应是在那些压迫最严重的底层爆发，比如说贫民窟。但是现实正好相反，受害者文化反而是在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范围内最平等、最包容多元的精英大学环境里长出来的。尤其是像耶鲁大学、明德学院这样学费超级昂贵、学生非富即贵的顶级私立精英学府。用两位作者的话来说，这把武器不是锻造于地狱，反而是锻造于天堂。

魏知超: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是这些顶级精英学生的主观心理层面的东西。著名社会学家唐纳德·布莱克发现，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多元的时候，一点点微小的文化摩擦就会变得极其扎眼。而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只有在那种连灰尘都看不见的无菌室里，掉进一颗沙子才会引发恐慌。所以这些精英学生，他们天然就有一种拿着显微镜去找微侵犯的主观倾向。

魏知超: 除了这种主观倾向之外，大学成为受害者文化的中心，还因为它提供了三块客观环境的土壤。

魏知超: 第一块土壤是一个包办一切的权威。现代大学都有一套非常庞大的行政机器，这在那些顶级的精英私立大学里尤其明显。加州的波莫纳学院，1600名学生，行政人员有271个人，大约每6个学生就有一个行政人员伺候。相比之下，公立的加州大学系统大约每23个学生才配一个行政人员。那些顶级精英私立大学的管理层，其实是密密麻麻地围绕在学生周围的，他们就像是一个随叫随到的裁判，让告发冲突这件事情变得无比顺手。于是自然而然就培养出了前面说的那种道德依赖，也就是学生遇到摩擦根本不用自己解决，他们只要填张表或者找一个办公室，直接去哭诉就行了。

魏知超: 今天的大学提供的第二块土壤是原子化加上社交媒体。在大学这种人际关系不断重组的陌生人社会里，你身边没有那种传统的小共同体，你血缘的亲族不在你身边，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些铁哥们也不在身边。那你只能够向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去造势来求援。而社交媒体又把这种造势的成本降到了趋近于零，一条推文、一张截图就能够动员起远比你个人强大得多的舆论来声援你。

魏知超: 然后是第三块土壤，那就是这一代精英大学生其实从他们的童年开始就是被培养成这样的。那些底层的孩子从小在街头摸爬滚打，遇到摩擦早就学会了自己搞定，他们的主流是荣誉文化；而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被欺负了，大人会说“别理他，越理他他越来劲”，于是他们遵循的是尊严文化。而这些考进常春藤的精英小孩，大多数是被所谓的直升机父母带大的。从小到大，他们的父母都像直升机一样在头顶盘旋，在游乐场里抢一个玩具都有大人立刻冲出来主持公道，所以受了委屈怎么办？找大人。

魏知超: 如果说父母是纵容了他们的依赖，那么他们上的中小学就是纵容了他们的敏感。今天美国很多中小学都取消了躲避球这种高度对抗性的体育项目，理由是有越来越多的精英家长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游戏是教孩子通过伤害别人来赢。今天美国的很多中小学是在极力避免孩子受到任何的挫败，比如说很多青少年比赛是人人都有奖，超过45%的高中毕业生是拿着A的平均分走进大学的，有的重点高中一次能够冒出三四十个全班第一。孩子就是这样被培养得对挫败极其敏感，又习惯于把问题交给成年人来裁决。到了大学，这种直升机父母就直接交棒给了直升机大学，简直是无缝对接。

魏知超: 我们刚才说完的这些因素——极度平等的精英环境、庞大的行政裁判、低成本的社交网络造势、从小被过度保护的脆弱心态，这些东西叠加起来之后，把微侵犯无限放大的这种受害者文化，几乎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东西。而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权力反转。在前面那两种文化——荣誉文化、尊严文化里，示弱都是一件很耻辱的事。不论是决斗的骑士，还是那些看重尊严的现代人，大家其实都是想证明我比你强。但是在受害者文化里，我很受伤、我很弱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能够换来巨量的同情、号召大批的援军，而且瞬间在道德上压制对手的道德高地。你越惨、你的创伤越深，你的道德高地就越是不可撼动，你的权力就越大。于是，有人写研究生的申请信开头就是一长串的“我因为我的少数族裔身份而一直被仇恨”等等。甚至有人明明属于多数群体，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被识别为一个少数派。示弱从耻辱变成了一种资本。

道德恐慌与诬告诱惑

魏知超: 既然受害变成了最宝贵的资本，那会不会有人为了享受受害者的光环，就凭空造假，假装自己受害呢？当然是一定会。

魏知超: 2004年，在美国的一所极其精英的私立名校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发生了一件丑闻。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叫做凯莉·邓恩，在发表一场关于仇恨言论的讲座之前，发现自己汽车的轮胎被划破了，车身上还被喷上了纳粹符号。这还了得，敌人也太嚣张了，这不明摆着就是用仇恨犯罪来直接威胁反仇恨的演讲吗？结果学生们群情激奋，全校大罢课来声援这位教授。最后警方一查，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极右翼分子的仇恨犯罪，而是这位教授自导自演的，最后这位教授自己被抓了起来。

魏知超: 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2006年，一名脱衣舞女指控几名杜克大学的白人球员强奸了她。舆论瞬间爆炸，因为白人精英对底层女性施暴，这太符合受害者文化的剧本了。大批的抗议者举着阉割掉他们的牌子，在这些球员的住所外面抗议。杜克大学的88名教授联名在校报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感谢那些抗议者没有等待、勇于发声。有一位政治学教授被问到是不是愿意公开呼吁给那些被告以正当程序，结果他非常干脆利落地回了一个字：“不”。程序正义，这是法治最重要的基础，就可以不要了。地方检察官就是这么干的，直接操控了那个指认程序，让那位指控者从一份只包含那些球队成员的照片里去认人。直到最后，北卡罗来纳州的总检察长亲自接手，通过仔细的调查，才确认这是一起完完全全的诬告，这才还队员清白。

魏知超: 更加离谱的是弗吉尼亚大学兄弟会案。2014年的时候，**《滚石》**杂志发表了一个长篇报道，详尽描写了一个叫做Jackie的女生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兄弟会派对上遭到轮奸，里面有各种非常像小作文的详细描写。这个文章一出来，弗吉尼亚大学就炸锅了，有蒙面人往兄弟会的窗户扔石头和瓶子，喷各种仇恨标语。校长直接下令暂停了全校所有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活动，有上千人参加了反强奸集会。有一位记者最先公开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结果呢？他被一位女性作家骂作白痴，女权活动人士在推特上发起了“我相信Jackie”的标签，把质疑本身就定性为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魏知超: 但这个故事最后还是崩了。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一切都是那个报案的女生编出来的，用来让她暗恋的男生吃醋，只是没有想到后来事情闹大了。而《滚石》杂志的记者从头到尾都没有采访过Jackie口中的任何一个当事人，因为这个故事太完美地契合了校园强奸文化如何制造受害者这样的一个叙事剧本了，完美到连一家主流大刊都甘愿放弃最基本的事实核查。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里叫做道德恐慌，就是社会群体对于一个夸大的威胁产生了极度过激的反应。在这种恐慌里，你去质疑受害者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只要你敢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等证据”，那群情激奋的人们就会问你：“你为什么要替恶魔说话？”

魏知超: 当这样一种狂热渗透进了制度，那么程序的正当性就必然会崩塌。2011年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下发公文，把大学校园性侵案的举证标准从“清晰且令人信服”降级成了“优势证据”。优势证据就意味着，只要有50.1%的可能性，这事就算是定了。当指控的门槛被降到这么低，而指控就几乎约等于定罪，被指控者很难自证清白。当然，两位作者在书里也明确表示，他们不是在暗示所有这类指控都是假的，真实的受害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在提醒我们，在一个过度奖励受害者身份的环境里，造假是有巨大的结构性诱惑的。而过去这十几年，这一大堆造假事件本身，恰恰就证明了“受害”在今天的文化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其值钱、极其抢手的权力。

受害者文化的反噬

魏知超: 但是，事情真的会一直这样运转下去吗？当人人都学会高举受害的大旗去打击异己的时候，“谁受害谁有理”这把武器最终会指向谁呢？其实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会抢着证明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受害者。作者说，这里边有两重反噬。

魏知超: 第一重反噬是右翼会有样学样。你们左翼不是动不动就“我好受伤”吗？那好，我比你们还受伤。过去这些年，右派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受害叙事。他们说：“你们老是骂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这就是对我们底层白人男性的迫害，就是对我们的微侵犯。”在川普当选之后，有一个学校里有一群保守派学生要求校方给他们提供安全空间，理由是他们感觉到因为他们支持了川普，而在这样一个自由派的校园里感觉到不安全。这真是标准的用魔法打败魔法。

魏知超: 外人偷学了招数，那内部总能够抱团取暖吧？那就天真了。这就是第二重反噬，书里叫做纯洁性螺旋。通俗地讲，就是比惨会变成一种军备竞赛。你想，人人都有多重身份，你可能既是少数族裔，又是同性恋，而在受害者文化的逻辑里，叠加的受害身份越多，地位就越高，权力就越大。既然有高低，那清算就不可避免，到了最后连自己人都不会安全的。

魏知超: 比如说在2017年芝加哥同志游行里，有三位犹太裔的参与者拿着带有大卫之星标志的彩虹旗参加游行，结果当场就被游行组织者驱逐了，理由是大卫之星也是以色列国旗的标志，这会让支持巴勒斯坦的那些参与者感到不安全。你看，哪怕同属弱势群体，在更弱势的人面前你也是一个加害者。当然，在这群弱势的人下面，一定还能找到更加纯洁的受害者。在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身材偏离了正常范围的跨性别者面前，一个身材正常的巴勒斯坦男同性恋者就会变成一个压迫者。这就是纯洁性螺旋，一路下去全是微侵犯，没有尽头。只要你的特权比我多一点点，你就是一个压迫者。

魏知超: 所以两位作者说，这场受害者文化运动最可能的结局不是抵达什么充满爱与包容的乌托邦，它最终的命运更可能是吞噬自己人，自我燃尽。当然，自我燃尽并不代表明天就会崩溃，在它燃尽之前应该还会活蹦乱跳很久。

魏知超: 我读完这本书，最深的印象就是受害者文化充满了悖论。它打着保护弱者的旗号，却造出了一种最凶猛的权力；它诞生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安全、最平等的天堂里，却让住在天堂里的这些人活得像是一碰就碎的玻璃人。它教给一代人的不是怎么样变强，而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脆弱磨成一把刀。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最后真的普遍认可把脆弱当武器，那它的结局不会太好的。要么是死在刀口向内的自己人手里，要么就是死在那些根本就不把你的脆弱当回事的真正的狠人手里。好，这本《受害者文化的崛起》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