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俊，我是一个以哲学为业的人。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们数字时代的一些不幸的生活经验。

我们知道，数字时代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提供给我们全新的很多生活经验。这些生活经验当中的大部分是积极的、是乐观的、是让我们欢欣鼓舞的，但同时，当然还有阴暗的一面。作为一位哲学工作者，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生活经验，我们去看看那些不幸的经验到底有哪些。

我们可以随便列举一下，我们都可能有同感的一些经验。比如说今天，作为个体，我们常常会有生命力被掏空的那种经验；作为共同体，我们经常会感到我们的共同体充满了塑料感，是一种搭子文化。我们体验到的时间在不断地加速。今天当手机这样的互联网终端像器官一样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断地被迫进行全天候的线上交流。但是，虽然交流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要多，但是我们又总是在感到孤独。我们每个个体都被裹挟进了无止境的优绩主义的价值标准，让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在不断地内卷。现在在大学里谈得非常多的“文科无用”。我想，这些林林总总的否定性现象，其实都带给了我们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

寻找底层观念

为了追究这些不幸现象的底层观念，我想我们可以回溯到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十八、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两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工业化的时代，带进了科学的时代。科学的最大成就，或者说科学的最大影响，不是说它带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发明成果，比如说电灯、电话、火车、电报，而是说，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那种意义框架或者方式。这是科学影响最大的地方。

在科学这样的意识形态当中，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思想立场，比如说还原主义，比如说客观主义，比如说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这些具体的思想立场，会造成很多的具体的小的信念。比如说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面，我们会相信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现成在那里的，人类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地接近真理，最后完全地把握真理。比如说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面，我们会相信自然是被动的。在前科学时代的神话叙事里面，自然常常是带有意志的，自然常常是有主动力的，但是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面，自然变成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东西。用康德的话说，自然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我们面对自然不停地提问，逼问它作出回答。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去认知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

比如说，我们会相信科学是无限进步的。无限进步的观念，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所有的这些念头汇集到一起，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基调，这个基调叫做祛魅。

知识的祛魅与还原

我举一些关于祛魅的例子。祛魅最明显的表现在于，我们从前现代到现代，从前科学时代到科学时代的知识类型的变化。我们知道，在前现代，我们的知识通常是带有神圣意味的。所谓神圣意味是说，我们应该先有一些具有神圣性的，最高的知识命题，然后从这些知识命题里推导出具体的，能够指导我们实际生活的具体知识。

我举个例子：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欧洲的一个农村里面，有个农民，有一天他突然碰到了一个超出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他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他会怎么办？大部分情况下，他可能会跑到他那个村子的教堂里面，去问那个神父。那个神父会怎么回答他呢？他会翻开《圣经》，找到某一章某一节，他告诉你说：“你看，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然后从耶稣基督的神圣话语里面，推导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应该这样去解决你的问题。”这个就是前现代的人，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或者知识径路。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是演绎式的。

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是怎么样获取新知识的？首先我们会用我们每个人的感官，我们自己的感官去感知这个世界，去获取经验，去观察，去测量，去进行计算，最后积累了足够多的样本，然后我们基于这些样本进行归纳，最后推导出知识。这样的一个知识获取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它是祛魅的，它是去掉知识的神圣化了。这样的知识是世俗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感知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获取知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知识的积累其实是单向度的。我做100次实验跟做1000次实验，最后归纳出来的结论，一定是做1000次实验得出来的结论更加精确，更接近真理。它跟时间的流逝是成正比的，就是说时间越往前推进，我们的知识一定越来越精确，我们的科学一定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科学无限进步的观念。在科学意识形态下面，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信心，未来是我们的意义之源。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就像有一首歌唱的，“明天会更好”。

关于祛魅，我还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跟我们科学意识形态的一个具体观念密切相关，就是还原主义。大家知道，企鹅对孵蛋这个行为有非常执着的信念，不管在什么样的恶劣的条件或者环境下，它们都会执着于孵蛋。如果有一天你偷偷地把企鹅的蛋拿走，它找一块大小相当的鹅卵石，它也会继续坚持去孵蛋。这个行为如果在一个诗意的或者美好的框架里面，我们会说：“哇，你看企鹅妈妈，它有多么执着，多么深沉的母爱。”但是一个动物学家会告诉你说，他用一种还原主义的眼光来告诉你说，这个跟母爱没有关系，这是企鹅妈妈身体内的某种激素作用的结果。

如果你把这种解释框架放到你的妈妈身上，你会说，你的妈妈原来一直她非常爱你，她为你付出，其实是因为她身体内的某种激素的分泌。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一种解释框架。所以，如果当你把母爱还原为激素的话，这中间发生了一种意义的抽空。我们把原来的伟大的母爱、诗意的母爱、美好的母爱，这样的一种意义事件，把它抽空掉了。今天是母亲节，不太适合讲这个例子。

优绩主义与时间经验的异化

所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不断被抽空、我们的生活不断去神圣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它就造成了一个科学时代的一种时代基调。当代有一位德国的传记作家叫萨弗兰斯基，他是这样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他说，“绝对精神”在做了唯心主义的翱翔之后（大家知道绝对精神是黑格尔），他说到了19世纪中叶，突然间到处都弥漫着降低人类的空气。当时思想界的人物都是这样开始他的事业的：“人无非是……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人无非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

所以我们说，在这样一种还原或者降低人类的时代氛围下面，其实是我们的意义的缺乏，或者说意义的空乏。但是意义的空乏并不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意义，而是说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由科学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我们在这个唯一的意义框架下面，有一些最基本的念头，比如说我们相信科学是单向进步的。今天不能解决的难题，今天不能医治的病症，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明天一定会解决。这是我们在科学意识形态下的一种进步信仰。在这种信仰下面，我们会去追求那种无上限的、更新、更快、更强，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优绩主义。

当优绩主义变成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优绩主义的这样一种意义系统或者价值标准，它的弹性是非常有限的，它的包容度非常低。只有那些在优绩当中达到顶端的人，他才配享有这个意义系统。如果你达不到顶端，你就是这个系统当中的分母，最终一天你会被抛离的。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你达不到优绩的顶端，那么你就不配享有任何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你就会感到无限的郁闷。

所以在优绩主义的这样一种意义系统下面，我们能所做的选择只有两个：就是内卷和躺平，没有第三种可能。

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现代的时间经验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里同样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叫工作，另外一种可能叫休闲或者说休息。而且这两种可能不是并列的，休闲是边缘性的，工作处于核心，休闲或者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可能。我们的时间变成了钟表盘上的一个单纯的没有意义的刻度。时间变成了一种物理性质。今天和昨天，就时间本身来讲没有变化，没有差别。

前现代不是这样的。大家想一想，比如说大家都有所知道的，在中国古代的时间经验里面，时间的意义是非常之丰富的。我们的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每一天当中的每一个时辰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大家翻开任何一本黄历可以看到，我们古代的整个意义系统赋予时间的那些丰富意义。

在我们今天现代的时间经验里面，我们的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假期，对我们来讲只是不工作的时间。但是在古代，我们的节日通常有某种神圣的意味。我们在节日里面有第三种可能：我不工作，我也不休闲，我干什么呢？我祭祀神灵，我祭祀祖先。人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自己生活的意义。我们在古代的时间经验里面还有节气，节气意味着人跟自然的结合，节气带出了人类生活的大地经验，跟农业活动的这种关系，还有稳定的跟自然相合的那种生活节奏。这个都是我们在古代的时间经验里面能够体会到的那些意义。

当然，那些所有时间的意义，它都附着一个更宏大的意义系统，但很不幸，这个意义系统在今天的科学意识形态下面被排除掉了。我们会说那些讲法不科学。

加速时代与交流的扭曲

我们的时间经验除了去意义化之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时间经验，就是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的时间在不断地加快。我们在不断地加速，这就是所谓的加速时代。这是当代的德国的一个思想家，叫哈特穆特·罗萨，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加速时代。加速时代包括了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我们在过一种越来越快的生活。

大家想一想，从人类使用第一块石器工具，到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这个中间大概度过了漫长的300万年的时间。但是从电灯的发明和使用，到今天人工智能的使用，这个时间大概是100年多一点。电灯是20世纪初才发明的。所以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的生命足够的长，不用特别长，如果他能活100多岁的话，很有可能他的一生里面经历了从没有电灯到有电灯，到他晚年他甚至使用上了人工智能。这么一种变化节奏，对于一个个体来讲是过于迅速了。我们的个体或者主体甚至没有时间来对这种外在世界和技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没有办法迅速地建立起相应的情感和相应的规则来回应这些变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变，所以我们就在不断加速的时代里面疲于奔命。

我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地加快，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我们的当下在不断地萎缩。我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Deadline追赶得精疲力尽。这就是我们在加速时代的一种生存感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加速时代里面，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

《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它说“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科学技术正好上了它的发展轨道的时候，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作的一个很精准的描述。这个伟大的描述到今天仍然有效。当然，我说我们今天的技术条件跟19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讲，我们的生存经验似乎没有变化，甚至可能变得更糟。

当我们讲这个时代在不断变快的时候，当然还包括我们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让我们的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流变得更加快捷，变得更加迅速。赫拉利说过，“信息其实本质上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但是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讲却很不幸，信息的加快交流、加快的流动，其实却并没有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的紧密，反倒它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去审视的话，我们发现，实际上在信息的加速流动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交流过程其实在不断被扭曲。前互联网时代的那种交流方式，那种交流的情境，那种秩序规范，都正在不停地被瓦解。比如说在前互联网时代，我们有很多的交流是要具身在场的，是要面对面的。如果说恰好不在场的话，我们的交流其实是有一定的规范和秩序的。这个规范和秩序是指，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间隔的。

比如说，我在杭州你在北京。有一天你决定来骂我，你可能会给我写一封信，“与王俊老师商榷”，这是说得客气一点。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很生气，我觉得这是无理取闹。然后我也提笔写一封信，到邮局再寄给你，邮递员送到你手里面。从写信到信的寄送，这个就是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即时反应和情绪，会被时间所消解掉。这个交流最后会越来越理性，最后我们会达成共识。

但是大家想想，今天在互联网的交流里面，把所有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间隔给它取消掉了。我们在互联网上面，每一个个体之间是直面冲撞的。我们所有的即时反应和情绪都会带入到我们的交流过程里面，甚至会被无限放大。这样一种即时反应和情绪的不断带入，实际上无助于我们在交流当中形成真正的共识，无助于我们形成真正的理解、倾听、共情和对话。

交流过程的扭曲还有一个方面：今天在我们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交流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原来关于交流的质性感受，我们的倾听和理解都在被量化抽象。我们的所有的观点的表达都被抽象为是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的迅速点击和滑动。我们的所有的意见都变成了一个量化的数据，都变成了流量。每一个对话者和倾听者都变成了用户。我们的赞同变成了点赞数，我们的友谊变成了好友数，我们的钦佩变成了粉丝数。所有的东西都被量化了，都被抽象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量化和抽象的形式下面，这样的一种情境下面，我们会觉得原本应该发生的对话变得冗长，变得苍白无力。原本我们应该做的倾听，现在变得没法忍受。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在电子屏上面的高速点击而实现。在这种扭曲的局势下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没有一种深刻的理解，也没有真正的对话。

共同体的消失与心灵的退化

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讲的漠无差别的领会。海德格尔用这句话讲，是在描述说我们日常人的一种日常的沉沦的日常经验，就是我们总是用闲话来实现彼此的连接，我们总是在人云亦云，但是转头就忘了。说的什么我就忘了，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个叫漠无差别的领会。这个描述用在今天的互联网情境下的那种相互的理解，也非常适用。

因此，那些独自的面对着电子屏幕的，其实只是众多的个体。我们每个人在海量的信息的快速交流下面，却变成了真正的原子式的孤独的个体。他们彼此分散，彼此隔绝，相互表达，却没有相互理解。这种倾听和对话的消失，理解的消失，实际上导致了我们的公共空间和共同体的消失。

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共同体，大家掏出手机来稍微点击两下，我们就可以结成一个微信群。微信群就是共同体。我们可以因为一个非常临时的互联网事件，迅速地结成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是非常之脆弱的，非常有塑料感的。下一秒钟你们可能就会因为一个非常微小的事情上的不同意见，而退群，而相互拉黑。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一种搭子文化。我们可以因为暂时的工作目标，我们可以因为一个非常小的共同爱好，而结成共同体。但在这些共同体下面，它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

所以今天当共同体缺失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独。在这个孤独感背后，我们会特别需要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前互联网时代，情绪价值很大意义上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提供的。今天恰好是共同体的消失，让我们对所谓的情绪价值有巨大的需求。

我稍微总结一下。我刚才讲了我们越来越异化的时间感受，我们生活当中的意义不断被剥离，我们的交流过程在不断被扭曲，我们的共同体在消失。这些不幸的生存现象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会造成我们心灵的一种退化。随着技术文明的崛起，我们原本具身的、身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在当下的技术宰制下面，在不断地被抽象和贫瘠化。我们今天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的知识，我们对所有的科学的分支领域，我们对所有的自然世界，我们的对象世界当中的细节，都有古人所不能有的那些丰富知识。但是我们就缺乏了一种把握整体意义的能力，一种深刻的感受能力，那种感受能力在不断地退化。我把这个趋向称之为心灵的退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自我理解

比心灵退化更加严重的一个趋势叫做心灵的迷失。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心灵这个概念？人类之所以发明心灵的概念，是为了对我们人自身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把握。我们知道“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人类思想史或者人类理智史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希腊的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的那句话叫“认识你自己”。从人类刚刚有理智开始，人类就尝试着去回答说，“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当我们要回答“人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个参照系。在古代，当我们问“人是什么”的时候，它的参照系是动物。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有认知能力的、有理性的心灵来刻画人的特征，这样的心灵动物是不具有的。在宗教时代，在中世纪，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参照系，实际上是神。人的特征就是他拥有一个分享了神性的心灵，当然与神相比，人是有限的，是不完满的。

到了近代，工业时代，我们知道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它的参照系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包括蒸汽机，包括钟表，包括工业流水线。在这样的参照系的对比下面，我们对于“人是什么”的回答，我们对于心灵的描述就更加全面，更加细致。对于心灵的刻画，它不仅仅是有认知能力、有理性，而且还有意志、有情感、有欲望、有感受。这些东西都是心灵的组成部分。人是拥有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而机器不拥有。所以这是整个20世纪哲学的一个基调。

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复杂的主体性。这个主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第一人称视角。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我”，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个叫第一人称视角。跟第一人称视角相对的是第三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是科学意识形态下面讲的，因为第三人称是他，他对于你我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个是客观的。意义系统的塑造其实是主体的事情，是第一人称的事情。所以20世纪的现象学家胡塞尔讲说，“第一人称视角应该为第三人称视角奠基”，而第一人称视角和主体应该是哲学要研究的领域。所以他说，哲学应该为科学奠基。

我刚刚讲的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人工智能体今天构成了一个，对于人来讲，它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他者。人工智能体它有逻辑推理能力，它有创造力，它有学习能力。甚至有人在认真地考虑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人工智能会有自由意志。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具有了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可能性。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跟我们越来越像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体。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进行自我刻画和自我理解？我们怎么样去论述说，“心灵仍然是人类所特有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面对人工智能时的焦虑的根本，就是我们在焦虑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变得跟我们一样，我们更在焦虑说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超越我们。所以我说，今天的人应当如何理解自身？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的问题。

哲学批判与均衡

我刚才拉拉杂杂地总结了一些我们数字时代的一些不幸的生活经验，包括价值的单一导致的优绩主义，包括加速的时间导致的交流扭曲，还有我们孤独的个体和共同体的消失，还有我们迷失的心灵。在这些不幸的生存经验里面，如果你用哲学的眼光去看的话，实际上它处处构成了问题。

所以对于哲学来讲，其实哲学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问题姿态。哲学总是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比如说“人是什么”，“心灵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看起来貌似高高在上、大而无当，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总会有某些时刻，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会去琢磨这些问题，我们会尝试着对这些问题作出我们自身的独特的回答。

这些问题在人类理智史一开始就被反复地思考，到现在为止，它没有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普遍答案。我们不能说孔子、柏拉图或者康德，这些比我们在座的各位要聪明得多的人，他们也思考过这些问题，他们也给出了答案，我们就说我们可以不思考了。他们的答案是他们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不能逃避的任务。

我们刚才所作的这种哲学反思，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批判，或者说是哲学的技术批判。哲学的技术批判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抵制技术，我们要去脱离技术，甚至说我们要回到前科学时代。哲学的反思或者哲学批判，是让我们更好地、更完整地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从这些审视和反思当中，我们来找出一种更好的方案，我们来完善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系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和技术共存，让我们找到新的规范或者新的伦理，来保证我们的技术向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哲学批判其实它寻求的总是一种补偿性的均衡：是科学的还原主义和生活的不可还原性之间的均衡；是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均衡；是单一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均衡；是技术的直接性和主体的复杂性之间的均衡。一个真的好的意义系统是建立在均衡的基础之上的。

最后我要讲，我们为什么要去反思我们数字时代的这些不幸的生活经验？我们是为了克制它，我们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为了去寻求自我疗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用哲学的反思，我们需要学习哲学的姿态，去反思这些不幸的生活经验底层的那些底层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所有的行为和决定还有选择，它总是由一些底层观念所决定的。比如说刚刚我说的优绩主义所导致的内卷，这是我们能感受到的现象。但是你通过哲学的批判，你通过哲学的反思，你会知道它的底层观念实际上是科学意识形态的无限进步的观念，导致了这种意义系统。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它？我们要营建一个多元价值的社会，我们不能只有一套评判标准，这样能够改善我们的内卷。

所以我想真正的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地投入附近的生活，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哲学的阅读、哲学的思考、哲学的讨论，会帮助大家实现这个目标，找到今天属于我们自己的，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良好的意义系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