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AI革命与财富分配管道的彻底崩塌
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我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它的副标题是“建设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激进方案”。
那什么叫做全民基本收入呢?它在国际上简称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 一种无条件向所有社会成员定期发放固定数额资金的社会保障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天天上班干活还是躺在家里睡觉,国家都每个月固定给你的账户打一笔钱。这笔钱人人有份,没有任何前置条件,没有任何资格审查。而且在理想的状况之下,光是靠这笔钱,就能够维持你最基本的日常开支,让你即使完全不工作,也能够基本体面地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
我知道,当任何一个现代人听到这个主意时,第一反应肯定会觉得这件事情各种不靠谱、各种荒谬。你心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疑问:这不就是明摆着养懒人吗?这对于那些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按时纳税的人公平吗?更何况,这笔庞大的资金到底从哪里来?就算是现在世界上最富裕、福利最好的国家,也不可能发得起这样一笔钱吧?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主意都被主流社会公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是一群理想主义学者的狂欢。
然而,如果说退回五年前,全民基本收入还只是一个小众的、停留在纸面上的学术空想,那么在今天,有一个非常具体且极其强大的东西,正在把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逼成人类社会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选择。这个东西,当然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这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系统与技术)革命,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AI 革命。
如果 AI 在不远的未来,真的把今天大部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都给干了,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在未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失业率数字上升的问题,它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过去运行了几百年的财富分配机制,将会面临彻底的崩塌。
在过去几百年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历史中,社会有一条默认的、最主要的财富分配管道:那就是普通人干活,老板发工资,财富就顺着“工作”这根管道,从企业、资本家流向千家万户。过去发生过的历次技术革命,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力的普及,再到互联网的诞生,虽然每一次都让工作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消灭了大量的旧职业,但也同样创造了大量的新岗位。但不管工作的形态怎么变,这根管道一直还是通着的——财富最终还是必须顺着“工作”这根管子,流到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手里。
可是一旦干活的主力变成了 AI,当机器和算法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时,这根“工作”的管道就会被彻底截断。财富的流动路径将会完全绕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几乎完全流向那一小撮拥有 AI 技术、算力资源和资本的垄断者。所以,在 AI 时代,真正崩掉的不是就业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分配财富的底层机制。这件事如果解决不好,绝对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而全民基本收入 UBI,可能就是我们眼下能够想到的,几乎唯一一条能够重新接上这根分配管道、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出路。
这本书的作者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这个名字你大概没有听说过,但是在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话题上,他几乎是教父级的人物。他是比利时的哲学家、鲁汶大学的教授,也在哈佛大学教过书,并且亲手创办了全球性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网络”(BIEN)。你可以这么来理解他:他是一个最较真、最严肃的学者,偏偏跑去给一个听上去最不靠谱、最激进的主意,做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硬核的道义与经济辩护。所以,他的这本《全民基本收入》也是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公认为是该领域的必读书。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会跟随着范帕里斯教授的论述,来梳理清楚几件事: 第一,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不但是合理的,甚至也是正义的,它在道义上是如何站得住脚的; 第二,如果要发这笔钱,这笔钱到底怎么来,财政上如何实现可持续; 第三,今天世界上有哪些重量级的人物和力量正在认真地思考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经有了哪些实践与试点。
在后面这两个问题上,除了书里的内容之外,我也做了不少的调研,为大家补充了 AI 时代的新见解和新动向。
第一部分:无条件发钱的四大特征与三重奥秘
首先,我们先来把全民基本收入 UBI 这个概念的定义给夯实。在范帕里斯的理论体系中,真正的 UBI 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是发现金的。它不是发粮票,不发购物券,也不发特定用途的代金券。你拿到这笔钱之后怎么花,是去买面包、付房租,还是去买酒、买游戏机,完全是你自己的自由,政府无权干涉。 第二,它是按月发放的。它非常稳定,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彩票中奖或灾后救济,这意味着你可以实实在在地依靠它来规划你长期的日常起居和人生选择。 第三,它是发给个人的,而不是发给户主或家庭的。这一条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我们后面马上就会讲到。 第四,它是完全无条件的。不查你穷不穷,不管你上不上班,人人有份。
在这四个特征中,第四个特征“完全无条件”是最核心、但同时也是在现实中惹来最多争议和道德反感的一条。很多人一听到这里就炸了:凭什么无条件?一个人不干活也有钱拿,那谁还去干活?这不就是鼓励社会寄生虫吗?
然而,范帕里斯在书里恰恰在“无条件”这三个字上花了最多的笔墨。因为他要证明的是,无条件非但不是 UBI 的一个道德缺陷,反而是这套方案能够运转的命门所在。他将 UBI 的“无条件”拆解成了三重深意:
第一重无条件,是不管你的经济状况,不论贫富,人人有份。乍一看,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给那些年薪百万的富人、给马斯克或奥特曼也发这笔基本收入,有必要吗?但是范帕里斯指出,恰恰是这种看似浪费的“普发性”,才能够彻底解决现有福利制度中最为致命的老毛病——失业陷阱(Unemployment Trap: 穷人因工作导致福利被取消,从而理性选择放弃工作的现象)。
什么叫做失业陷阱?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大多数是“经济状况调查型”的福利。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向政府证明自己足够穷,证明自己没有收入、没有财产,才能够拿到这笔救济金。这听上去非常合理,符合我们“精准帮扶”的直觉。但这种设计制造了一个非常诡异且荒谬的负反馈效果:你越努力挣钱,你的福利就被扣得越多。
比如,你原本处于失业状态,每个月能领到 1500 元的失业救济金。现在你非常努力地找到了一份零工,打工能挣 2000 元。这时候,政府的福利部门就会监测到你有了收入,于是那 1500 元的福利金马上就会被取消。甚至因为你脱离了绝对贫困线,原本享受的廉租房补贴、免费医疗等配套减免政策也跟着一并取消了。结果加减一算,你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到手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还不如躺在家里拿救济。
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上,就相当于是对社会上最穷的群体,征收了接近 100% 的隐性边际税(Implicit Marginal Tax Rate)。而且,穷人所能接触到的低端工作往往极不稳定,今天有活,明天可能就丢了。一旦你为了工作退出福利系统,工作又丢了,重新去申请审批福利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里,你可能就会因为没有收入而陷入绝境。所以,对于很多底层穷人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反而是保持不动,主动躺平在福利制度的温床里。而全民基本收入通过人人有份、不查收入的方式,完美避开了这个陷阱。你打工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净增加,接下一份工作不再是一场赌博,而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理性选择。
第二重无条件,是不要求工作,也不要求你表现出寻找工作的意愿。这一条解决的是另一个常见的社会陷阱——就业陷阱(Employment Trap: 穷人被迫接受极恶劣的工作条件以维持福利资格的困境)。
在很多国家的现行福利制度中,你不光要证明自己穷,还必须向管理机构证明你正在积极寻找工作,或者强制要求你必须去参加政府指定的职业技能培训,甚至必须接受机构为你安排的任何岗位。这听起来也很合理:政府不养闲人,你必须表现出积极性。但问题在于,一旦底层民众的生存底线被这些前置条件死死绑住,他们就彻底失去了对烂工作说“不”的权力。老板知道你没得选,如果不接受这份低薪、超时、甚至有安全隐患的工作,你就会失去福利补助而饿死。于是,最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势群体,就会被这套制度源源不断地推向那些待遇最差、剥削最严重的“垃圾岗位”(Bullshit Jobs)。
而 UBI 在工作要求上的无条件发放,本质上是赋予了所有劳动者一张宝贵的退出权(Right to Refuse)。有了这笔兜底的资金,雇主就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欺人太甚,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拥有了拒绝恶劣工作条件、拒绝低薪羞辱的底气。
第三重无条件,是无条件地发放给个人,而绝不过问你的家庭关系和共同居住状况。
我们现在的很多社会福利和税收优惠,都是以家庭或户口为单位进行申报和发放的,资金往往直接打入户主(通常是家庭中的经济支柱,且多为男性)的账户。这导致了家庭内部不挣钱的那一方——在大多数文化中通常是承担了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等无偿家务劳动的女性——在经济上必须完全依附于伴侣。这种经济上的极度不对等,导致许多女性即使在面对糟糕、甚至存在家庭暴力的婚姻关系时,也根本无法选择离开。因为一旦跨出这个家门,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和缓冲资金,她们就会立刻面临生存危机。
而全民基本收入直接把钱打给每一个独立的自然人,无论你是妻子、丈夫还是刚成年的孩子。这意味着,社会上的每一个弱势成员,生平第一次拥有了不需要经过任何家庭威权许可、完全属于自己的经济筹码。
因此,范帕里斯在书里大声疾呼:全民基本收入给每个人的,绝对不是一张什么都不干、混吃等死的“躺平许可证”,相反,它是一张让普通人拥有选择自主权的“退出牌”。它让你敢于对那些真正有挑战、有价值的长期好机会说“好”,因为一时的试错和失败不会让你血本无归;它让你敢于对糟糕的烂工作说“不”,因为你不再需要为了下个月的房租出卖尊严;它也让你敢于对一段有毒的家庭关系说“不”,因为你手里终于握有了属于自己的底牌。正如哲学家兹沃林斯基所言:“能说不,才叫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无条件发放的 UBI,才是一件真正保障个人自由的终极武器。
第二部分:不劳而获的道义挑战与公平正义的底座
即便我们在理论上理清了 UBI 如何解决现行福利制度的弊端,但依然必须面对那个最为汹涌的道德质问:凭什么我辛辛苦苦工作、流汗纳税,而你什么都不干,也能和我分到同样的一笔钱?这公平吗?
“不劳动者不得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构建起的最深层的道德直觉和秩序基石。任何挑战这一原则的方案,都会在舆论场上遭遇极大的反弹。范帕里斯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他的回应方式非常巧妙,他没有去跟你纠缠“懒人是不是也配活下去”这种低维度的辩论,而是直接从底层逻辑上翻转了我们的思维前提。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你今天通过工作赚到的钱,真的百分之百全是你自己凭个人努力挣出来的吗?
为了解释这个道理,我们需要将视线转向人类社会所共同占有的几样底层资源,并逐一分析它们的性质。
我们先从最古老的自然资源——土地开始说起。土地是谁创造的?不是任何一个地主,也不是任何一个开发商,它是大自然千百亿年演化的产物,原本就存在于这里。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人画地为牢,把它圈起来变成了可以买卖、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
早在 1796 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就在他的名篇《农业正义》中提出过一个非常朴素的观点:你圈占了一块土地,通过在上面盖房子、种庄稼、改良土壤,你当然有权拥有这些因你个人劳动而改良出来的增值价值。但是,土地本身作为一种最原始的自然财富,在道义上原本是属于全人类共同占有的。你把它圈走了,据为己有,让别人无法再在这块土地上自由生存,那么你就必须为此向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支付一笔“土地使用费”或租金。
这个逻辑在现代社会有没有实际的应用呢?当然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石油。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福利制度,叫做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红利(Alaska Permanent Fund Dividend)。阿拉斯加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些石油是千万年前的生物遗骸在地下经过地质作用自然形成的,它既不是任何一个阿拉斯加人自己辛苦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一家跨国石油公司发明出来的。它是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的公共资产。
因此,阿拉斯加州政府在 1976 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一部分石油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一个专门的永久投资基金。从 1982 年开始,该基金每年都会把投资收益的很大一部分,以红利的形式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在阿拉斯加连续居住满一年的合法居民。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街头流浪汉,不管你是每天打三份工还是一直躺在家里,年年发、月月拿,至今已经雷打不动地发了四十多年。
这个政策听上去是不是非常“左”,非常像社会主义的温床?但讽刺的是,这个制度在当年恰恰是由共和党的保守派州长杰伊·哈蒙德极力推动的。哈蒙德州长曾给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分辨,他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政府把富人的钱收上来,然后由政府官员关起门来,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替平民花这笔钱。而阿拉斯加发的这个红利恰恰相反,它是把根据宪法原本就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的财产,一分不少地还给每个人,让每个人自己完全决定怎么花。这其实是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承认了每一个公民都是这片土地和资源的共同股东。”
除了土地和石油,还有第三样人类共同使用的自然资源——大气层。
地球大气层吸收二氧化碳、自我净化的能力是有限的。当工业企业往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时,它们本质上就是在超额占用、消耗一种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公共环境资源。因此,今天国际上流行的碳排放税(Carbon Tax),其底层的逻辑也完全一样:你占用了大家共同拥有的东西,你就必须支付租金。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继续往前推导:土地是公共的,石油是公共的,大气是公共的,那么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公共资源呢?答案是——知识,也就是我们几千年文明积累下来的全部技术、文化和制度基础设施。
在 AI 革命爆发的今天,这个逻辑变得无比清晰且刺眼。今天那些能够写诗、写代码、画画的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它们是凭空产生智能的吗?当然不是。它们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它们“吞噬”并学习了人类几千年来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全部知识结晶:从古希腊的哲学经典,到现代的量子力学论文;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到维基百科的每一个条目;甚至包括无数普通网友在社交媒体、论坛上写下的每一句闲聊。
不仅如此,AI 公司的研发还极大地依赖于国家公共财政出资建设的大学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工程师,依赖于政府资助的计算机底层基础研究,依赖于整个社会精密协作的电网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可否认,OpenAI 或 Google 这样的公司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创新努力、研发投入,也承担了极高的商业风险,这些贡献理应获得丰厚的回报。但是,它们未来可能会赚取的那些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中,有多少是真正从绝对的虚无中凭空创造出来的?又有多少其实是站在人类文明几千年共同积累的丰饶土壤上,才开花结果的?
关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曾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量化估算。西蒙认为,在一个像美国或西北欧这样的现代富裕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实际收入,其中至少有 90% 应该归功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红利——也就是那些非他个人努力所能创造的技术传承、制度环境、法治建设、教育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
比如,你今天能在办公室里敲着键盘年薪百万,并不是因为你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独自发明了计算机、编程语言、局域网、现代金融体系和大学教育。如果你把同样一个天资聪颖、工作极度努力的程序员,扔回到两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他哪怕每天工作 24 小时,也不可能挣到哪怕一分钱的年薪。你的个人努力当然极其关键,它是将社会资本变现的临门一脚;但是,你之所以能拿到这么高的回报,是因为你踩在了一个由无数先辈和当代同胞共同支撑起来的巨大公共平台之上。
按照西蒙的估算,即使政府对所有人的个人所得征收高达 70% 的统一税,剩下的 30% 依然远远超过了你纯粹依靠“个人努力”所应得的那一份(因为个人努力只贡献了其中的 10%)。你拿到的,依然是纯个人贡献的整整三倍。
因此,范帕里斯在书里理直气壮地指出:未来用来资助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绝不是政府从那些勤奋的生产者手里硬生生抢夺过来的“劳动果实”,也不是强行劫富济贫的福利施舍;相反,它是这些生产者在使用全人类集体继承的知识资本和自然遗产时,理应向全体社会成员支付的遗产使用费。而这笔使用费,应当雨露均沾地分发给这份公共遗产的每一个继承人。这不仅没有任何道德污点,反而是对我们今天尚未实现的社会正义与资产公平的迟到补偿。
第三部分:五大替代方案的压力测试
在论证了 UBI 的正义性之后,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务实的质疑:即使要接通财富分配的管道,我们难道非要采用无条件发钱这么极端、这么激进的方案吗?在人类社会的工具箱里,难道没有其他更温和、更成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政策可以用来应对 AI 的冲击吗?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们可以将目前主流的五种替代政策放入 AI 时代的生存场景中,进行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
方案一:职业再培训(Retraining Programs)
- 设计逻辑:当工人因技术进步失业时,政府出资让他们去学习新的技能,比如让卡车司机去学编程,从而重新实现就业。
- 压力测试:这一方案有效的前提是,市场上必须存在足够多“AI 干不了、且人类经过短时间培训能学会、同时还能提供体面薪水”的新岗位。但在 AI 革命中,我们面临的威胁不是部分岗位的短暂迁移,而是“工作”这根管道整体的萎缩与变细。再培训只是在帮失业者从一根变细的管道跳往另一根同样在缩水、竞争更激烈的管道,它无法解决社会总岗位量不足的结构性危机。
方案二:政府保就业(Job Guarantee)
- 设计逻辑:由政府扮演“最后雇主”,为所有找不到工作的人硬性创造、安排岗位,比如清扫公园、社区服务,以此维护“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秩序,同时发工资。
- 压力测试:这种为了发钱而生造岗位的做法,极易退化为一种低效的强制劳动。正如学者比尔·乔丹所指出的,强制性劳动计划的监管和行政管理成本极其高昂,而其实际的劳动产出往往惨不忍睹。它既消磨了劳动者的自尊心,又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官僚机构负担。
方案三: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
- 设计逻辑: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设定一个收入起征点。你的实际收入如果高于此线则纳税;如果低于此线,政府根据你与起征点的差额,按比例反向给你补贴现金。
- 压力测试:范帕里斯指出,负所得税在数学公式和最终的财务效果上,确实可以做到与 UBI 非常接近。但是,它在政治推行和大众心理上的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负所得税依然是一种“事后结算”的福利,它要求政府去严格审查每一个人的月度或年度收入。这不可避免地会保留繁琐的官僚审计程序,并且继续给低收入者贴上“被救济者”的社会耻辱标签,从而导致实际领取率低下。而 UBI 是事前发放,无差别对待,不带有任何道德评判。
方案四:一次性基本禀赋(One-time Basic Endowment)
- 设计逻辑:在每个人年满 18 岁或 21 岁成年时,由国家一次性发给其一笔数额巨大的启动资金(比如 25 万美元),让你自由决定是去读大学、创业还是买房。
- 压力测试:人生的风险并不是在起跑线处只出现一次。如果一个年轻人在 20 岁时不小心做出了错误的财务规划,或者遭遇了创业失败,这笔钱很快就会归零。在 45 岁时突然被更先进的 AI 淘汰、需要养家糊口的那个中年人,根本无法从他年轻时早已花光的一次性禀赋中获得任何保护。只有按月发放、终身相伴的 UBI,才能抵御人生的各种意外和阶段性危机。
方案五:低薪工资补贴(Wage Subsidies)
- 设计逻辑:政府给那些去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提供额外的薪水补贴,以此鼓励大家走上岗位,增加低端工作的吸引力。
- 压力测试:工资补贴本质上是在替那些不愿提高待遇的资本家和雇主买单。因为政府补贴了薪水,雇主就可以继续压低基础工资,这部分公共财政资金最终流向了资本方的口袋。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像 UBI 那样,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提供一张可以随时离开恶劣岗位的“退出牌”。
| 政策方案 | 退出权保障 | 覆盖范围 | 官僚管理成本 | 防御中期失业风险能力 | 资金受益者 |
|---|---|---|---|---|---|
| 职业再培训 | 无 | 仅限失业并参与培训者 | 中等 | 低 | 培训机构/部分重新就业者 |
| 政府保就业 | 无(强制) | 仅限政府雇佣者 | 极高 | 低 | 获得政府合同/生造岗位者 |
| 负所得税 | 弱 | 仅限低收入群体 | 高 | 较弱(有滞后性) | 申报成功的低收入者 |
| 一次性禀赋 | 仅限早期 | 全民(一次性) | 低 | 无 | 青年期受益者 |
| 工资补贴 | 无 | 仅限在职低薪员工 | 中等 | 无 | 压低工资的雇主 |
| 全民基本收入 (UBI) | 强 | 全体公民(终身) | 极低(自动发放) | 强(按月发放兜底) | 全体国民 |
通过上述表格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这些温和方案在局部领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如果要在即将到来的 AI 时代建立一个同时具备保障个人自由、提供共同财富分红、且能够终身托底的社会地板,全民基本收入 UBI 几乎是唯一能够顺利通过测试的完整方案。
范帕里斯教授在书里使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我们现有的各种社会安全网,本质上都只是一张张“网”。它们悬挂在半空中,平时你看不到它们,只有当你遭遇不幸、彻底跌落到社会底层的时候,这张网才会勉强接住你。但是,全民基本收入不是网,它是一层铺在所有人脚底下的、无比坚实和温暖的地板。
你随时随地都站在这层地板上,每个人都站在这层地板上。有了这层地板的托底,人们在劳动市场中就会变得更加从容:我们更容易接受一份起薪虽然不高、但非常有学习和发展价值的学徒工作;我们更容易在因过劳而濒临崩溃的岗位上停下来喘口气,重新调整状态再出发;我们也更容易在拥有底气的前提下去尝试创业、去追求艺术创作,或者拿出时间来陪伴家人。地板不是让人躺在上面混吃等死的,它是为了让人站得更稳、跳得更高。
第四部分:净成本核算与 AI 财富的开源路径
在理清了道义和政策优势后,我们必须面对那个最坚硬的现实冰山:钱从哪里来?
很多人在听到给全民发钱的想法时,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里的计算器算一笔账:比如以中国为例,14 亿人口乘以每个月能维持体面生存的 1500 元,再乘以一年 12 个月,得出的数字是 25.2 万亿元人民币,这几乎相当于中国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五分之一。哪个国家的财政能够吃得消?
然而,范帕里斯教授指出,这种简单粗暴的乘法算法在经济学上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它计算的是总支出(Gross Cost),而不是实际的净成本(Net Cost)。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巨大的财务鸿沟。
首先,UBI 绝对不是在现有的、庞大臃肿的福利体系之外,凭空多塞进去一笔钱。它是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直接替代掉现存的绝大多数需要繁琐审批的社会福利、税收减免以及伴随而来的庞大行政审核成本。今天,为了甄别谁有资格领救济、谁在逃税,各国政府维持着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审计成本。UBI 实行全自动的无差别按月发放,可以省去极其可观的行政开销。
其次,虽然高收入的富人群体每个月也会收到政府打来的这笔基本收入,但别忘了,他们同时也是纳税大户。在实际的税制设计中,政府会通过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或资本利得税的微调,将发给富人的这笔钱、甚至更多的钱,重新调节并收回到公共财政中。
范帕里斯做过一个推算:如果将基本收入的额度设定在人均 GDP 的 10% 左右,那么在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光是靠替代现有的重叠福利、取消针对低收入者的复杂税收减免,就能够覆盖掉发放成本的绝大部分。而剩下的财政缺口,则可以通过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共资产使用费”这一开源路径来进行精准补偿:
- 自然资源租金与碳税:对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收税,对消耗大气环境容量的行为征收高额碳税。
- 数据与 AI 使用费:对科技巨头利用公共互联网数据训练 AI 模型的行为收取“数据税”。
- 机器人使用税(Robot Tax):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所提议的,如果一个工业机器人取代了一个正常纳税的工人的岗位,那么这个机器人也应当为社会承担类似的税收义务,以此来填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
- 颠倒式国有化分红:由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而是强制持有社会主要生产性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并将这些股权的红利源源不断地注入全民信托基金,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发放给每一个国民。
这一设想在今天的硅谷科技圈已经得到了非常具体的回响。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就曾公开提出过一个“美国股权基金”(American Equity Fund)的设想:他提议政府对市值超过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每年征收其 2.5% 的股权,并将这些股权放入一个国家基金中。随着 AI 创造出越来越惊人的社会财富,基金的价值会迅速膨胀,最终每年可以直接给每个美国成年人无条件分红。
在马斯克看来,这个开源的未来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乐观。在 2024 年和 2025 年的多次演讲中,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甚至认为未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钱不够用。他指出,随着人形机器人和超级 AI 的成熟,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将呈现指数级爆炸,人类将步入一个极度丰裕的社会。在那时候,问题将不再是“全民基本收入”,而是“全民高收入”,因为生产成本将被压缩到接近于零,钱本身在传统分配意义上甚至会变得不再重要。
第五部分:全球试点实验的实证分析与渐进路径
当然,上述的筹资模型和心理推演依然需要事实的检验。在现实中,发钱真的不会让人类集体走向堕落和躺平吗?
范帕里斯教授在书里非常诚实且严谨地强调了一点: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真正完整地测试过百分之百纯粹的、全民范围的基本收入。
现有的所有项目,要么只是局部的试点,要么有着时间限制,要么发放的对象仅限于特定的低收入群体。因此,在看待实验结果时,我们必须保持理性和客智。但这几场在芬兰和美国进行的真金白银的实验,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数据:
1. 芬兰国家级 UBI 实验(2017 - 2018)
这是全球首个由国家政府主导的随机对照实验。芬兰政府从全国的失业人口中随机抽取了 2000 人,连续两年每个月无条件发放 560 欧元。
- 结果发现:这笔钱并没有显著地提升这些失业者的就业率,但同样——它也完全没有导致人们的工作意愿下降或集体躺平。
- 核心收获:实验组的人群在两年内的幸福感、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心理安全感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心理压力大幅度减轻。这证明,稳定的底层托底对于改善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巨大的主观价值。
2. 美国加州斯托克顿 SEED 实验
该项目给 125 名中低收入居民每个月发放 500 美元,持续两年。
- 结果发现:受试者并没有像保守派批评者预言的那样把钱拿去买烟酒或赌博,高达 99% 以上的资金被实实在在地花在了购买食物、支付水电费、应付突发性医疗开支和偿还债务上。
- 核心收获:拿到这笔钱的居民,其获得全职工作的比例反而出现了上升。因为有了这 500 美元的缓冲,他们终于不用每天打三份零工来勉强果腹,终于有时间去准备一份正规全职工作的面试,或者有钱去修理一下坏掉的、无法开去上班的汽车。
3. OpenAI 支持的 OpenResearch 实验(已于 2024 年完成)
这是由硅谷科技力量资助的、迄今为止最受瞩目的实验之一。研究机构给 1000 名低收入参与者每个月无条件发放 1000 美元,持续三年。
- 结果发现:参与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确实出现了轻微的下降(平均每周减少约 1.3 小时),但他们减少的时间主要被用来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或者用于寻找更适合自己长远发展的岗位。
- 核心收获:资金的使用依然集中在住房、食物和交通等基础生存刚需上,参与者的心理焦虑得到了极大缓解,社会安全感显著增强。
这些真金白银的实验告诉我们:人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懒惰和不堪。当人们获得了一层免于生存恐惧的地板时,绝大多数人不会选择永远躺在上面,而是会利用这层地板提供的心理安全感,重新去寻找人生的主动权。
当然,即使有了这些正面数据的支持,要想在政治上一步到位地推行完整的 UBI,依然会面临巨大的现实阻力。对此,范帕里斯教授抱着一种非常务实和坦然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他认为,全民基本收入的最终落地,大概率不是通过一场轰轰烈烈、一步到位的制度革命实现的,而是更有可能像一个温和的“潜入者”一样,通过社会福利的后门,一步一步溜进我们的现实社会。
它的渐进式落地路径可能会包含以下几个“后门”:
- 特定人群的先试先行:比如,现行的“儿童抚养津贴”逐步演变为完全不查家庭收入、覆盖所有儿童的“无条件成长基本金”;或者将“社会基础养老金”彻底改造为面向所有老年人的无条件退休分红。
- 局部红利的发放:如将国家征收的碳税,不进入政府财政预算,而是每年以“碳税红利”的形式,人人有份地打入每一个公民的账户,以此在社会大众心中建立起“公共资产分红”的直观心智。
- 金额上的渐进式递增:从最初只能勉强买面包的低额度基本收入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和 AI 财富丰裕程度的提高,再逐步将金额提升到足以维持基本体面生活的水平。
正如 1889 年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养老金制度时,工人必须缴满 30 年且年满 70 岁才有资格领取,且额度低得可怜,在当时被许多激进派嘲笑为毫无意义的笑话。但今天遍布全球、体系庞大且成熟的社会保障与养老金制度,正是从当年那个看似简陋的笑话中一步步生长出来的。
结语:重塑财富与劳动的契约
说到底,全民基本收入这件事情,在今天之所以变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也更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完全是因为 AI 的逼近。
AI 的出现,正在将人类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古老诅咒中解放出来。当机器越来越善于生产物质,当算法越来越善于创造信息,人类过去建立在“出卖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财富分配契约,就注定必须被重塑。
“人不工作,凭什么拿钱?”——这句话背后的道德训诫,在机器接管劳动的 AI 时代,其底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弱。 而“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红利,凭什么只流向那一小撮拥有机器的垄断者?”——这个关于公平分配的道德拷问,其分量正在变得越来越重。
未来已来,我们脚下的地板,是时候开始铺设了。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