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
各位好，今天讲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中国经济正从头部腐烂。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aron Acemoglu一篇文章的标题，China's Economy is Rotting from the Head。这篇文章发表在2022年10月，当时中共刚开完二十大，极权达到登峰造极，但很多人盼着新冠疫情结束以后，中国经济会再度起飞，那种期望很快落空。
两年后，那篇文章的作者阿西莫格鲁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中国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阿西莫格鲁获奖迎来了广泛的赞誉，中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无视他的理论，就发起了一场有点滑稽的网上批判运动。一些贴着学者标签的洋五毛，其中也有几个出口转内销的假洋鬼子五毛，开始发言，开始写文章，批判阿西莫格鲁的理论，用一些陈词滥调，指责他唱衰中国，抹黑中国。阿西莫格鲁的分析都把他的底裤扒下来了，他还花钱雇一些真真假假的洋五毛，嚷嚷人家不懂他。所以说，那场批判是有点滑稽。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也是最残酷的裁判。从2022年到今天，仅仅过去三年，中国经济从头部往下加速腐烂。每一年，每一季度，都在无情地印证着阿西莫格鲁当初的观察。从房地产连环爆雷，到失控的地方债务；从青年失业率高到不敢公布，到民营企业家信心集体坍塌；从消费持续降级，到整个社会信用日益枯竭，一直到杀鸡取卵，逼迫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交社保。
这三年中发生的这一切，都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阿西莫GLISH鲁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并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中国例外论”的破产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段，中国经济以一种让西方世界既羡慕又困惑的速度强劲增长。这促生了一种时髦理论，就是独裁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效率和创新上，完全可以超过自由市场经济。
传统上，现代世界、现代学术界有个共识，就是经济长期繁荣，国家长期稳定，是宪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场的产物。但是，中国三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似乎是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的例外。不要宪政，不要民主，不要法治，不要自由市场经济，照样可以经济繁荣、国家稳定，而且比宪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场的国家增长更快、更繁荣、更稳定。
阿西莫格鲁根据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指出这个中国例外论并不成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制度原因，正从头部开始腐烂。他说的“头部”，指的是控制一切的顶部。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腐烂，正从权力的顶端开始。
集权与经济衰败的必然联系
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得益于集权政治，而是得益于暂时放松集权，放松控制，暂时允许有限的自由市场。一旦打破过去几十年建立的国家元首有限任期制，一旦抛弃集体领导形成的事实上的权力制衡，恢复一个人集权，整个国家的纠错机制就会失灵。
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错误就不可避免。无论是动态清零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伤害，还是对科技和教培行业的毁灭性打击，都源于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类人祸发生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集权的必然结果。在国家的权力制度中，权力不是来自于国民，不必对国民负责，也不必对市场负责，它只对权力本身负责。
很多人把这些年中国恢复集权归罪于最高领导人一个人，但是阿西莫格鲁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并不只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是中国政治制度对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做出的理性反应。如果经济再进一步自由化，控制再进一步放松，权力再进一步制衡，金字塔的顶端就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整个政治制度的崩塌，意味着整个社会要重新洗牌。对于中国的苏俄式集权制度加上皇帝太监式的传统人身依附系统来讲，这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噩梦。从邓、江、胡到现在的最高领导人都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掩饰。
增长模式的尽头与致命的两难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外国投资，依靠的是向欧美市场出口，依靠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还有就是依靠极限压榨巨大的社会底盘，把底层的收入压榨到温饱线上下。国家政权拿大头，资本拿小头，巨大的社会底盘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却只能分到一点经济增长的残羹剩饭。
靠这种反人性的极限压榨制度，中国实现了追赶式强劲增长，但当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先后发生变化，这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需要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面临一个致命的两难选择：是放松管制，给社会和市场更多自由，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财富份额，从而释放经济活力？还是进一步加强控制，以应对经济放缓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呢？
显然，中国选择了后者。
阿西莫格鲁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解释。即使中国从政治到经济都是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旨在将财富和权力从社会大众手中集中到少数精英阶层手中的制度安排），但经济发展毕竟有水涨船高的效应，会让更多国民收入增长，教育水平提高，眼界更开阔，这自然会形成一个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对于一个把维持权力垄断作为最高目标的政权来说，一个经济上更独立、思想上更自由化的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是让他恐惧的噩梦。他的整个政权的最高目标并不是让国民更富足、更自由，而是保住权力。国民收入增长只是他实现保住权力这个目标的副产品。所以加强控制，加强打压，加强集权，就成了符合这个系统设置的默认路径。
创新的枯竭与未来的悲观预测
阿西莫格鲁对中国未来很不乐观。当企业家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创新，而是思考怎样讨好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政府；当学术研究的方向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迎合政治需要，拍马献媚；当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无形的恐惧和焦虑中，创新的源泉肯定会一点一点地枯竭。
这就是他那篇文章标题中说的“从头部开始”。这种腐烂正像癌细胞一样，沿着遍布全国的权力脉络，扩散到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企业。今天回头看三年前这篇文章，简直就像一份预言书。这三年，中国经济持续在下行螺旋上运转，企业家对未来普遍悲观，老百姓对未来普遍焦虑。整个国家像一台中了病毒的电脑，不是运行迟缓就是宕机。
重温这篇充满智慧、充满观察力的文章，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腐烂不是从基层开始的，而是从顶层蔓延开来的。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不是经济周期的自然波动，而是头部腐烂的结果。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理论框架的溯源
阿西莫格鲁在2022年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基于他长达十多年的研究。要真正理解他的逻辑，我们必须回到他201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的共同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James Robinson，他跟阿西莫格鲁分享了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家命运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不是在大学图书馆闭门造车硬炮制出来的，而是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为一个令无数人困惑的问题寻找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这本书通过分析全球各地的历史案例，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一个国家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它把历史上成功的国家和失败的国家分别作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制度差异。
书中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另一类是榨取性制度。
- 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分配广泛，政府的权力来自民众，要对民众负责，社会也是多元开放。
- 榨取性的政治制度指的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少有效制衡。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手中的权力，维护政权的统治和统治阶层的利益。
- 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指的是保护私有产权，鼓励创新，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公平竞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命运。
- 榨取性的经济制度指的是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民众身上榨取财富，输送给掌权的阶层。
这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不同国家会形成四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正是这些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组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走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国运。国运是一个以几代人、上百年甚至几百年为跨度的长期发展方向问题，它不等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或短期的经济衰退。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包括曾经的苏联，当然也包括改革开放时段的中国。但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持续繁荣，而有的国家却只是昙花一现，最终陷入停滞甚至崩盘？《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
中国的制度困境：双重榨取下的国运
现在，让我们用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来审视中国。中国问题恰恰就出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它很不幸地落入了最劣质的那种榨取性的制度组合，而且把榨取推向极端。说白了，中国就是极端榨取性政治制度加极端榨取性经济制度，双重榨取加双重极端，这决定了中国的国运。
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历史时段，这种制度组合可以通过高度集中的权力强制调动全国资源，并且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前苏联也曾经有过这种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有过这种时段。这种强刺激下的迅猛增长，打个比方说，就像给整个国家注射了大剂量类固醇兴奋剂，让它在短期内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修建高速公路、修建高铁、改造城市、开发房地产、发展特定产业都可以在这种模式下高速完成。
但是这种增长的代价就是牺牲长期稳定发展，也就是牺牲国运。榨取性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自上而下扼杀民间的创造力，扼杀自发的创新。真正的创造力，也就是那种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自发创新，都是自下而上的，离不开充分竞争，离不开自由市场，包括观念的自由市场 (The free market of ideas)。
但是在中国的极端榨取性政治制度中，任何可能威胁到现有权力结构、威胁到现有利益分配的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新商业模式，都会被视为对政权的潜在威胁而遭受到压制，遭受到粗暴打压，甚至遭受到暴力镇压。当大剂量的类固醇兴奋效果出现消退迹象，为了维持系统稳定，政权不得不加大类固醇的注射量。
过去这十来年，它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在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的作业，可惜它抄的是书中那个失败的样本。这几年中国经济模仿和追赶的空间正在耗尽，国际市场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不论是非法盗窃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是打法律擦边球的强制性技术转让，都越来越难。这个极端压榨性系统的内在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出来，整个经济持续在下行螺旋上运转，看不到新的增长点，看不到下行的尽头。这最终的结果，预示着长期衰败。
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勤奋，更不是因为中国企业家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为中国极端压榨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致命缺陷。这就是中国国运的底层密码。
金字塔压榨模型与极限压榨的扩大化
中国是个人分高低贵贱、远近亲疏的金字塔型社会。这几代人经历的苏俄式集权制度，加皇帝太监式制度，是人身依附体制，是个围绕极限榨取而设计的系统。它的整个系统，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都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压榨模型。
这个金字塔的压榨结构异常稳固。顶端就是掌握绝对权力的少数核心，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土皇帝”。往下是各级官僚和利益集团，再往下是依附于体制的各种群体。而构成金字塔巨大底盘的，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这个系统的唯一目标，就是确保金字塔底盘创造的财富能够被层层往上抽走，最终汇集到顶端。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段，这个金字塔榨取模型被一层繁荣的外衣掩盖住。因为整个蛋糕在迅速做大，上面可以大块吃肉，下面也能分到汤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随着总体经济增长水涨船高，这普遍形成了一种生活不断提高的预期。这种预期暂时麻痹了人们对系统不公的痛感，甚至让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只要蛋糕一直做大，自己总有一天也能从喝汤变成吃肉。
但是压榨型政治制度中的压榨性经济，注定了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中国，这种增长只经历了一代人就已经熄火了。增量没了，整个国家进入存量博弈的残酷时段。这个系统的默认设置被自动激活了。金字塔顶层的需求是刚性的，他们不可能需求降级。但是蛋糕不够分了怎么办呢？这个系统的默认设置自动切换到极限压榨路径，就是扩大压榨的范围和规模，提高压榨的强度。
在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段，被压榨的主体是农民、工人和体制外的边缘群体。现在这个范围不得不急剧扩大。曾经安稳喝汤的城市中产、白领、小企业主，甚至一部分科技新贵，发现自己也成了被极限压榨的对象。不论企业大小，不论行业性质，全国强制缴纳世界上可能是相对于收入来讲最贵的社保。高收入人群面临严厉的税务倒查，民营企业家的资产随时可能被“共同富裕”到不知道谁家那里去。极限压榨的齿轮正在无差别地碾压每一个不属于权力核心的阶层。
不但压榨的范围和规模在扩大，而且压榨的力度也在加强。比如说各种巧立名目的罚款收费，不断上涨的公共服务价格，还有养老金。中国的社保制度本身就是这个金字塔压榨型国家的劫贫济富的一个典型样本。亿万金字塔底盘的劳动者被迫从已经被压榨到很低的工资中缴纳社保金，已经被压榨到利润很低的企业被迫为员工加倍缴纳社保金，为的就是维持体制内人员高到荒唐的退休金。在经济下行、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时段，政权考虑的不是改革这个注定会破产的荒唐制度，而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把压榨的网编织得更细更密。这是一种代际和阶层的双重压榨，用一代人的未来，用亿万金字塔底盘劳动者的未来，去填补一个特权阶层永远也填不满的窟窿。
这个过程的终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代人都曾经经历过极限压榨的终点状态。当一切都压榨到极限，直到榨无可榨，系统最终会因为失去底层支撑而瘫痪，整个社会就会变成一滩死水。毛泽东晚年的中国就是这样。当意识形态的狂热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把社会生产力摧毁殆尽，对农民压榨到极限，对工人压榨到极限，知识分子阶层苟延残喘，企业家阶层消失，整个国家就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普遍贫困的深渊。那是我们小时候的中国。谁能想到呢，下半生又看到中国正加速滑向那个状态。
威权与极权之别：为何民主化在中国是幻想？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制造了一个认知副产品，就是有些头脑简单的学者相信经济发展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化。阿西莫格鲁当然不是这种头脑简单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有个很大的优点，他不是简单粗暴地把世界划分成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现实世界远比这复杂，独裁跟独裁不一样，民主跟民主也不一样。
独裁国家至少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 威权独裁 (Authoritarian Autocracy)：这种政权虽然也搞独裁，但它独裁控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它允许社会和经济领域存在较大的自由空间。在特定历史时段，这种威权独裁可以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兼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几十年前的韩国和台湾。朴正熙和蒋氏父子都是独裁者，但他们允许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允许有限度的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这种威权独裁模式为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也为民主转型创造了条件。
- 极权独裁 (Totalitarian Autocracy)：这是一种更为极端的榨取性政治制度。它不仅完全垄断政治权利，而且全面控制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角落，包括经济、文化、思想，甚至个人生活。它的系统设置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权，绝不允许分享权力。我们对这种极权独裁肯定不会陌生，因为中国这几代人都生活在这种国家，已经解体的苏联也曾经是这种国家。
过去几十年，一种乐观的现代化理论非常流行。有些理论家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会催生一个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壮大必然会带来民主化。这在韩国和台湾那种威权独裁加包容性经济的国家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极权独裁国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极权制度从一开始就对任何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抱有天然的敌意。它不可能长期容忍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更不会容忍一个在经济上不断独立的中产阶级存在，因为那等于是在为政权培养掘墓人。一旦民间经济力量的壮大威胁到政治垄断，它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专政机器把它摧毁。
所以，中国、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与韩国、台湾那几个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威权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中国这种极限压榨性的极权国家，指望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政治民主化，完全是异想天开。它的长期结局只有两种：或者是像前苏联那样，整个系统在内外压力下脆断坍塌然后重启；或者是在不断加码的压榨、不断加码的控制中，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僵尸经济体，苟延残喘地维持下去。
个人的应对：在下沉年代如何自处？
说到这里，听众可能已经感觉到中国的未来并不乐观。人们都把眼光放在金字塔顶端的“土皇帝”身上，但是极限压榨并不只是来自顶端的“土皇帝”。李光耀生前曾经说出他对中国政治的一个观察：上面有个皇帝，下面还有无数个小皇帝。这无数个小皇帝就是手里有点权力的体制内党棍和官僚，以及他们的裙带寄生人员。上面的“土皇帝”要极限压榨，下面的“小皇帝”也要极限压榨。经济不增长了，但压榨仍然要继续。不但要扩大压榨的范围和规模，而且要加剧压榨的强度。
结果就是，社会底层和中间的软阶层日子越来越难，负担越来越沉重，机会越来越稀少，未来也越来越不确定。这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将会进入长期的失温、失速状态。经济活力、社会活力会逐渐丧失，国民精神会逐渐僵死。
有些觉醒的人果断跟压榨性的国家肉身脱钩，“润”到国外去谋生。也有些觉醒的人因为亲情和事业的原因不能肉身离开，只能选择精神出走，跟那个国家的精神死亡进程脱钩，保持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活力。也有些觉醒的人，像庄子说的那样，“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选择躺平。但是躺平也有消极躺平，也有积极躺平。积极的躺平，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精神避难所。
生活在下沉年代，人们普遍有一种无力感。普通人应该怎么办？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个人状况、家庭状况都不一样，但是有几点，不管条件如何，都可以从现在做起：
- 面对现实，排除幻觉：不要再期待国家会自然变好。在短期内，甚至在中期内，那个国家不太可能变好。中国的国运已经被这个双重压榨、双重极端的制度锁死。个人改变不了，一盘散沙的十几亿国民堆到一起也不可能改变。
-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在任何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在事业上和财务上未雨绸缪，分散风险。
- 建设互助社群：主动建设一个可以依赖的互助社群，在生活中、在网上都能提供支持，让自己获得足够保持清醒的精神力量。
- 守住底线与尊严：不放弃人生底线，不放弃个人尊严。如果大历史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小人物的小日子总要继续过下去。
在一个已经从头部开始腐烂，但已经被系统锁死的极限压榨性国家，普通人还能做什么呢？也欢迎听众说出自己的看法，讲出自己的故事。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