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困局：为何李鸿章未尝试制度改革？
我们今天回顾晚清历史，尤其像《走向共和》这样的作品，最关键的视角是制度变革，比如立宪派、保皇党等。这是基于历史的后见之明。但作为当时局中的人，他们怎么会把制度改革当作最关键的事情呢？制度改革其实只是当时部分人的想法，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去做。即便在当时，人们也很难看出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根本差异，更不用说君主立宪制在不同情况下还有各种不同形态。
因此，你不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要求李鸿章或当时其他人。此外，用我们今天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视角去看待李鸿章，本身就是美国立国叙事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美国通过一次立宪会议，制定了一套制度，仿佛就开启了一个好时代，好像美国的国父们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建立一个好制度。
但事实并非如此，李鸿章是一个政治动物。作为一个政治动物，他考虑的当然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只有透过“政治动物”这个视角，你不仅能看懂李鸿章，还能看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例如，康有为为什么要支持张勋复辟？他难道不知道张勋荒唐吗？当然知道。历史中的人，尤其是站到那个位置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动物。他的行动和动机，要从政治动物的角度去设想，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美国国父。即便是美国的国父们，如果你仔细研究立宪过程，也会发现他们同样是一群政治动物，他们追求的并非一个理论上最好的制度，而是维护各自州的利益，不想出现一个新的联邦集权，一个新的“英王”。
所以说，单纯的制度视角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视角。《走向共和》这部片子虽然是从制度视角切入，但也并非纯粹的制度叙事。关于“制度决定论”的局限性，其实已经有很多文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个体与制度：如何统一两种视角？
关于个体和制度之间的张力，需要澄清一点：之前节目里讲的个体视角和制度视角，并非指“我的视角”和“社会公共的视角”。那里的“个体”，指的是无数个分散的个体，每一个都被假设为有自己视角的理性人。而公共视角，则是基于这些个体行为的、统计性的、制度性的视角。
如果把“个人视角”放进来，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谁说个人视角就一定是“我”的视角？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家，所有政治动物的个人视角就是获取权力。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他已经牵动和扰动了整个政治格局。同样，一个媒体人，比如王志安，他的个人视角就是获取流量。为了获取流量，他分析受众、招募团队，这些都是个体视角的行动。当他拥有了一百万、两百万的流量，他本身就成了一个大尺度的问题，成为了一种社会性的政治力量。
所以，从个人角度出发，无论是通过政治、经济还是媒体的方式，核心都是如何获得公共影响力。马云通过商业平台实现，媒体人通过流量实现，政治家通过政治过程实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实践去实现影响力。因此，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统一两种视角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思考你如何获得公共影响力。
政治的本质：平衡的艺术意味着什么？
说政治是平衡的艺术，这非常简单，因为政治是一个社会性的竞争过程。任何竞争过程要得到结果，就需要平衡。平衡什么呢？自然是平衡不同政治各方的利益。
例如，台湾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作为国民党人，要在立法院推进议程，就需要平衡各方，包括法案的排期、不同党派议程的结合。当然，现在台湾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蓝白两党席位过半，他们可以强行推进法案，平衡的需求就小了。
再看美国参议院，由于存在冗长辩论（Filibuster）（一种议事程序，指通过冗长的演说等方式，阻碍议案的表决），很多议案需要60%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这时，共和党就需要争取六到八个民主党人的支持，这就必须去平衡对方的利益。
即使在共和党内部，唐纳德·特朗普要让所有共和党员都投同一张票，也需要平衡。党内有来自大城市和小城市的议员，有来自经济好和不那么好的州的议员，有明年面临巨大选举压力的，也有任期还长、没有压力的。你必须平衡所有这些人的利益。
政治之所以是平衡的艺术，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单一国家的能力可以决定一切。任何政治议程的推进，都需要联合各种各样的人，把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利益结合到一起。就算在中国这样的一人制独裁国家，同样存在利益集团，党内同样需要平衡各方利益。所以说，专制政治、皇权政治同样是平衡的艺术，需要平衡各个派系，平衡太子与皇帝的关系。
不过，这句话本身说得很大，也很抽象，虽然肯定是正确的，但意义不是特别大。你甚至可以说婚姻是平衡的艺术，追求事业是平衡的艺术，歌唱是平衡的艺术。所以不必太过关注这句话本身。
AI时代的挑战：如何应对信息错误与意识形态偏见？
使用AI进行事实核查时，确实存在一些脆弱性。
第一，如果AI有错怎么办？早期版本的AI确实错误很多，有很多幻觉（Hallucination）（指AI模型生成了看似合理但实际上与事实不符或无意义的信息）。过度依赖那时的AI很麻烦。但现在，有了网络搜索功能的AI版本已经相当好用了。你说有没有错？肯定有。但会不会犯特别巨大的错误？我觉得概率已经很低了。从时间成本效益的角度看，AI已经非常高效。以前你用网络搜索，搜到的东西就没有错吗？也会有。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任何信息都需要去检查。现在用AI，我发现一个细节：AI有时会根据一个来源提出一个结论，但你点开来源会发现，AI可能是错误总结，甚至是无中生有。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以，你不需要对AI的每一个信息都再次进行事实核查，但当你对某个信息感到奇怪，且它提供了来源时，点开看一看是必要的。
第二，如果AI有意识形态偏见怎么办？你在Google上搜索，难道就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吗？同样有。对于偏见和意识形态，人自己要有认知。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左派右派、共和党民主党，有建制派非建制派，你对于AI产出内容的某种偏向就会有所察觉。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哪个评价或结论是没有任何偏向的。既然任何东西都有偏向，你就需要靠自己的知识积累去识别和应对，而不是通过某种技术手段去解决偏见问题。
至于如何提升反脆弱性，防止过度受AI影响，我其实不太理解什么叫“过度受AI影响”。没有判断力的人，可以过度受我的影响，可以过度受B站某个博主的影响，也可以过度受网络舆论的影响。相比之下，AI其实很不容易“过度影响”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AI，除非你问它情绪问题，否则在处理政治等事实性问题时，它并没有为了调动人的情绪去做微调（Fine-tune）（指在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使用特定任务的数据进行额外训练，以优化其在该任务上的表现）。而你在网上看到的大量内容，其目的恰恰就是为了抓住和挑动你的情绪。从这个角度讲，AI在情感煽动方面反而相对克制。
很多人担心AI会替代思考。至少目前，AI输出的内容从来不可能是我直接可以使用的，都需要我再加工。我甚至没有哪一刻会觉得“这AI的东西可以直接用，我是不是可以偷个懒”，还没到那一步。
民主与民粹：如何设计制度以避免民粹绑架？
这并非只是中国民主化后可能遭遇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在遭遇严重的民粹问题。如何设计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用来降低民粹的影响。
有没有可能提高投票门槛？当然有，但这不意味着让谁不能投票。例如，在一些地方选举中，你需要对好几个候选人进行排序，选出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这种选举制度就比简单的“二选一”或“三选一”难度更高，知识门槛也更高。
第二个方法是间接选举制。不一定所有职位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比如国家元首。有些职位绝对不应该民选，而应由政治人物指定，例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墨西哥现在搞大法官直选，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国家可以有更多的非民选职位或政治协商职位。
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可以反民粹的环节非常多。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非直选。即便在全民投票的情况下，也存在不被民粹绑架的领域。比如美国的大法官，他们受民粹绑架吗？根本不受。美联储主席的任命，受民粹影响吗？对于大量民众来说，这些都是过于技术性的问题，民粹根本影响不了。
至于如何避免寡头政治，在一个竞争性的民主体制里，这其实很难。议会制国家尤其难以形成寡头统治。
我想强调的是，政治制度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远不止是“专制或民主”、“总统制或议会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真正的技术性难点在于，有民粹政党会利用民粹议题来改革政治制度。比如，假设中国未来实现了间接选举，但有个人把“推动直接选举”作为他的核心政纲，声称间接选举是精英在鱼肉人民。他号召大家不仅要选他，还要选那些承诺支持他的间接选举人，最终目标是修改宪法，搞直接选举。这样一来，国家就可能滑向民粹主义。墨西哥修宪搞大法官直选，就是因为民粹有选票。这才是真正的麻烦之处——制度本身是可以被改变的。
复盘2024：为何对华经济与外交的预测出现偏差？
我当时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比较好的可能性。现在回头看，与其问一个政治预言是否过于乐观或悲观，不如问一个更有益的问题：当时考虑这个问题时，有哪些因素与今天的情况差异最大？
当然有。比如，我没有预料到中国在2024年到2025年这两年的外贸增长会这么快，而且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领域。你没有看到中国在过去20年外贸高速发展的末端，积累了一股巨大的势能，这股势能就是中国向价值链更高端制造业迈进的顺利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我称之为“科技的势能”，因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在科技上已取得决定性领先。这股势能来自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以十年为尺度）对技术的消化和过渡投资。这种势能能否延续是下一阶段的问题。但现阶段，中国的底气，以及官方还在继续坚持的根本底气，就来自于他们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某种成功，以及在稀土领域“卡脖子”的成功。在2024年初，你确实想不到稀土“卡脖子”能有这么大的效果，也就是没有充分预料到中国的杠杆（leverage）。
所以，对于一个预言，对错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说出其中的门道。比如，你能不能说出2024年初有哪些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反过来，又有哪些是你预料到了，并且至今仍在发生的？当然也有。比如中国经济的内生动能非常差，房地产市场不见好转，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内需不足导致的财政问题，这些从2024年初到现在都越来越严重。
关键在于，你在预测一个问题时，能够考虑多少要素？以及，当预测出现失准时，你从这个没有发生的结果中学到了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
“社会游击”：一种有效的反抗策略吗？
所谓的“社会游击”，即在极权体制下，不公开对抗，而是采取消极不合作、不参与的方式，同时强化自身，在保全自己的基础上转移到权力暂时看不到的区域。我感觉这不叫“游击”，因为“游击”需要进攻，而这里完全没有体现进攻的部分，更像是战略自保。
社会并非只分为“公开对立”和“躺平”这两种状态，中间的空间其实很大。我现在不还在国内写专栏吗？而且我写的主题也并非风花雪月，最近一篇直白点说就是在批评石平道。这不也是在表达吗？我在其他专栏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比如补贴机制不公、内需拉不起来、消费券为何补产业不补消费等等。
所以，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所谓“社会游击”这种概念，更像是没有真正在社会上做过事情的人，在想象如何做事情时创造出来的。如果你真的尝试过公共表达，你不会去设想这些。有大量的表达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良好，这是两回事。这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但还是能跳，而且能相对安全地跳。
这种相对安全的原因，并非因为环境有多宽容，而是因为国家目前有能力、有资源打击的，主要是顶部的头部大号。当你影响力特别大时，任何风吹草动都很危险。但在那之前，就算你冲一次塔，最多也就是封号。影响力和风险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在真正做出一些东西之前，不用过早地考虑策略问题。先去做，做了之后再去想策略，而那时的策略会变得非常具体和实际，而不是这种抽象的概念。
对日强硬：中国激烈反应背后的多重动因
关于近期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此焦急，有几个原因。
首先，你说的“怕有其他国家效仿”绝对是一个原因。日本正在促使台海问题国际化。一旦台海问题国际化，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都相继表态，那么武力统一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让日本退回去，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开端。
其次，国家现在确实需要依靠这类事件来巩固合法性。当合法性和经济绩效都不足时，对内的民意就需要靠民族主义来动员。
再者，可能存在外交系统的盲动。我依然认为薛健大使的行为很可能出自他自己的想法。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如果想更上一层楼，就需要搞出点事情来。加上外交系统内本就有“战狼”的传统，配合国家开启统一台湾进程的宣传，自然有人想借此表现。
所以，这次对日强硬是以上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会让周边国家更不愿意挑衅中国，因为中国的反应太强烈了。但长期来看，面对一个如此容易“开大”的邻居，其他国家会认为“去风险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反而可能会加速去风险的进程。
环保与公平：精英的过度消耗与普通人的责任
关于私人飞机和高尔夫球场这类精英阶层的巨大消耗，需要明确一点：这些消费不是抢来的，它们附带了高额的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在很多国家还包括环境税。
问题的关键在于，环境危机对谁的影响最大？马克·扎克伯格可以在他的岛上建一个巨大的地下地堡（bunker），如果未来环境出问题，他可以躲进去。但一个普通的菲律宾人，房子就在海滩边，全球变暖导致台风越来越多，他每年都可能要搬家。
我们并不是要普通人牺牲自己本就不高的生活品质去带头环保。普通人更应该做的，不是计算自己的碳排放，而是思考如何用自己的选票去促使国家减排。
我们有时宣传少吃牛肉、计算碳足迹，这些做法本身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但它们可以帮助建立普通人对环境保护的知识和意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他们很容易听信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人说“气候变化是左派的阴谋”，然后投票给不环保的政客。环境危机对普通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富人有的是财富可以帮助他们抵御气候风险，甚至可以进行气候迁徙。
不要总想着“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公平。社会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你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最终你连低质量的公平都得不到。
另外，那种认为世界就是“欧美十亿人 vs. 其他所有人”或者“城市剥削乡村”的二元对立叙事，是极其简化和错误的。这种想法只会让你更容易被洗脑，最终伤害的是自己。
至于如何建立跨国约束机制，比如全球统一的碳税，其实碳市场已经是国际化的了。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而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国都在环境问题上倒退。倒退的原因是民粹主义政治，很多政治家为了选票告诉民众“我们没必要为环保投入这么多”。如果不解决国内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问题，环保就无从谈起。
X平台公开IP：加剧权力分化还是促进透明？
对于网上流传的“我们发现MAGA账号都在东欧”、“冲绳独立的帖子都来自中国”这类说法，我持怀疑态度，不会全盘接受。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认知作战和网络假消息，不能轻易相信。可能4000个MAGA大号里，你找了3个在东欧的，然后就声称“MAGA账号都在东欧”，这种以偏概全的手法很常见。
在这个前提下，X平台的透明化是否会加剧所谓的“阶级分化”？这里用“权力分化”更准确。即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可以利用**代理服务器（Proxy）**轻易掩盖IP，而普通人的隐私更容易暴露。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首先，IP地址本身不一定准确；其次，现在个人想要掩盖IP，成本并不高，买个VPN服务就可以。
真正的权力分化早已出现，并且在加剧。比如，国家有能力将AI直接部署到抖音、微博的后台，进行国家级的监控，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分化。埃隆·马斯克可以收购X并修改其算法，这也是权力分化。相比之下，透露一个IP地址算不上什么。互联网上的权力分化在算法时代已经形成，在AI时代只会更上一层楼。
《赛德克·巴莱》重映：文化事件背后的政治盘算
中共重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其目的并非真的依赖观众去观看和理解电影，这本质上是“事件营销”。
他们只需要制造这样一个事件，然后让《观察者网》之类的媒体写一篇文章，标题可能是“真正的台湾人要抗日”，内容是抨击现在的绿营政府“媚日求荣、丧失民族信念”，这就足够了。《赛德克·巴莱》只是启动这个宣传机器的一个引子。
这个事件的阐释是任意的，你可以把它阐释为“台湾人真正的抗日热情”，而不需要关心电影本身的复杂内容。我猜绝大多数人也不会真的去看这部电影。宣传这篇文章的到达率，和电影本身的到达率，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当然，上映这部电影会引发争议，很多人会像我们一样质疑“这怎么能被定义为抗日片呢？”但这种舆论的声量太小了。官方知道会有这种争议，但无所谓。因为能够理解“《赛德克·巴莱》并非抗日片”这种深层文化梗的人数，可能全国也就几十万。但通过宣传“台湾人媚日”能触达的人数，可能是上亿。
在政治传播中，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特朗普说一些话，不怕被精英骂，因为他知道骂他的是一小撮特定人群，而喜欢他这句话的却是庞大的人群，这笔账是划算的。
经济下行与治安恶化：如何判断真实的社会状况？
中国现在是否暴力犯罪加剧、基层治安瓦解？存在这种可能性，但由于信息极端不透明，我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我们不能仅通过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极端案例来做判断，因为那缺乏统计学数据。
在中国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一个判断指标是观察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一个地方的治安真的出了大问题，一定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比如，人们开始避免晚上出门，或者避开某些治安糟糕的场所。如果这种现象不是短期的，而是变成了中长期的普遍行为，我们或许可以说治安状况在快速恶化。
情感上，我们可能希望看到邪恶的统治无法维持社会治安，但我本人不会轻易接受“中国现在已经献忠遍地”的结论。这需要更谨慎的观察。
如果情况真的恶化，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像以前一样：结伴出行，晚上少去人少的地方。至于未成年人暴力，我认为更需要关注的是校园内的霸凌问题。
“天龙人”之争：警惕权贵叙事背后的陷阱
关于秦朝Max和张北海的争端，这种狗咬狗的事情我并不特别关心。但我想说一点，如果我是共产党，我特别喜欢你们把火力对准所谓的“天龙人”，把中国的矛盾理解为“权贵与普通人的矛盾”。
因为只要你们这么想，我就可以通过反腐来收割民意。人民不觉得司法独立、言论自由是问题，只觉得某个权贵太坏了。你越这么想，共产党就越开心，越能通过反腐来巩固权力。
我根本不想去反思什么“天龙人的隐形运作模式”，你应该去反思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说实话，在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红三代”，又能起多大作用？这种在网上叫嚣的，很可能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红三代。
经济焦虑：如何判断恶性通胀的风险？
对于担心恶性通胀的问题，之前在讲“货币赤字化”那期节目里提过一个观察指标：关注央行在二级市场进行“买断式逆回购”的数量。如果这个数量持续几个月都扩大到一个月四五万亿的规模，那你就可以开始担心了。
但我也必须说，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内需不足的通缩环境，短时间内出现大规模恶性通胀、人民币变金圆券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毕竟经济体量和外贸顺差摆在那里。
转型正义的启示：个体如何面对制度局限？
当你在一个开放、反思历史的社会（如韩国或台湾），看到制度化的记忆实践和对国家暴力的司法处理，再对比自身所处的环境，确实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和复杂情绪。
对此，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将精力投入到对自身历史的了解中。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国家叙事的不信实。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说，光是去了解中国建国这70多年的罪孽和问题，就足够你用业余时间研究20年了。你可以把希望投注到20年之后，在这20年里深入研究，以便在未来社会转型正义发生时，你能起到关键作用。
至于艺术实践者如何表达，其实不必那么曲折。现在在B站上，讲韩国独裁政府、讲苏联大清洗，这种“借古讽今”、“借他山之石”的空间是存在的。如果公开讲这些都行，那么用更隐喻的艺术手法，空间其实就更大了。
对话左翼：为何革命先锋队的理想不切实际？
对于左翼朋友提出的问题，我想说，我以善意来理解你们追求社会公平和平等的理想，这是值得追求的。但我不得不指出，持有诸如“废除私有制、建立计划经济”、“实施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这类想法的人，往往是因为对社会现实太不了解。
正是因为不了解，你们才会认为官方不可能改变，才会认为通过先锋队的方式可以实现目标。现在是什么年代？什么先锋队能干得过歼-20、99A坦克和东风导弹？
任何社会都是通过制度的渐变来完成演进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场反革命政变后第二天就复辟资本主义，这中间有非常长的历史渐变过程。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此复杂，更不可能搞巨变。
任何政治理想，都离不开对当下社会的深刻理解。如果你对当下社会的理解仅仅是“这是一个背叛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政府”，那这种理解还是小说等级的。你应该先去不断地理解这个社会，再去想能怎么办，能做什么。
（注：后半段为亲密关系问答，因主题与政治分析差异较大，此处为摘要整理）
劳动党之声：亲密关系问答
在直播的后半段，主持人回答了听众关于亲密关系的提问，核心观点包括：
- 关于付出与不公：感情中很难有绝对的公平，一方付出更多是常态。关键在于，维持关系的一方要确保付出的“重量”在自己可控范围内，对于那些让自己无法承担的问题，必须与对方沟通并促使其调整。
- 关于自由与承认：朋友在恋爱中看似失去了自由，百依百顺，但他们通过被对方“需要”而获得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承认”，这是人活着非常重要的追求。亲密关系是一种终极的承认。
- 关于表白被拒：一次不成功的表白不代表终结，尤其是当对方的回应非常得体且积极时（例如承认有过考虑），这更像是一个需要继续追求的信号。表白之后，反而获得了合宜地、有度地表达感情的机会。
- 关于暧昧关系：如果一方在关系中只索取情绪价值，却不愿明确关系，维持着“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暧昧状态，那么另一方需要想清楚自己是否能接受。如果不接受，宁愿承担风险挑明关系，也不应让自己成为对方单方面的情绪垃圾桶。
- 关于冲突后的相处：如果在一次大的危机和好后，双方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表达真实想法，这说明根本矛盾没有解决。需要进行一次指向未来的沟通，不是翻旧账，而是建立新的沟通约定和边界，以打消彼此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