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临在：重构自我资本的社会坐标

大家好，我是 Anthon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个在成长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课题。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曾提到过加拿大社会学家詹姆斯·科特（James Côté）所提出的同一性资本（Identity Capital：个体在探索自我和确立认同过程中所积累的、具有社会与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如独特的个性、元认知能力和反思性自决）理论。这个理论在我个人的成长早期阶段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与震动，甚至彻底改变了我看待自身命运和职业选择的视角。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做一期更为深入的探讨，将这个概念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彻底讲透。

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并直面一个在中国社会中极具统治力、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出身普通、家境一般的普通人而言，个性的张扬、理想的追求以及对内心世界的探索，都是极度奢侈且无用的东西；普通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主动阉割自己的个性和理想，将“生存”与“变现”作为压倒一切的终极优先级。在互联网上，任何试图对这种实用主义进行反驳、或者倡导年轻人去寻找自我的言论，都极易被贴上“脱离实际”、“何不食肉糜”或者“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说教”的标签。

这种看似清醒、实则透着彻骨悲凉的实用主义逻辑，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认同，是因为它确实切中了某种直观的生存体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一个人主动放弃对内在自我的坚守、磨平所有的棱角、将自己完全工具化时，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带来某种竞争优势。比如，如果你不在乎个人的尊严与独特的自我表达，你就能够忍受更恶劣的工作环境，服从更不合理的指令，迎合更多元甚至荒谬的社会关系。这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物化，在资源匮乏、竞争白热化的环境中，往往能成为个体最直接的防御机制。

然而，科特的同一性资本理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但极其坚实的经济学与心理学视角。该理论深刻地指出：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人来说，最符合经济学理性、回报率最高且最具有抗风险能力的现实路径，恰恰是死死地守住自己的独特个性，并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投资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情怀，而是一场经过严密论证的、关于人生长期价值投资的反向博弈。

在上一期视频发布之后，许多朋友在评论区留下了非常有深度的个人经历分享。其中有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印象深刻，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演奏家。他坦言自己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甚至在经济上颇为拮据的家庭。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对钢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他的学习路径与绝大多数被父母逼迫、按照考级标准机械训练的孩子完全不同。从一开始，他就展现出了一种极强的叛逆和自决性——他讨厌枯燥乏味的音阶练习，也抗拒老师按部就班的教学节奏。他唯一的动力就是“弹自己想弹的曲子，怎么好听就怎么来”。

幸运的是，他拥有理解并支持他的父母，没有用传统的功利标准去强行矫正他。这种完全由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由个体内在兴趣、好奇心或自我实现需求驱动的行为倾向，而非外部奖励或惩罚）驱动的野蛮生长，让他积累了极其丰厚的真实体验与对音乐的敏锐直觉。后来，他考入了音乐学院，依然维持着高度的自主学习模式：自己挑选曲目、自己处理作品、自己策划并推销自己的演出。在初中二年级时，他就成为了学院里第一个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的学生。在整个学院里，他被公认为最具舞台魅力和表现力的演奏者。

这位钢琴演奏家的故事，极其生动地诠释了同一性资本是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当一个人的内在动机足够强大，当他在塑造自己独特的人格和专业技能上投入了足够的深度时，他就拥有了超越统计学平均规律的能力。如果按照目前中国主流的、以网红张雪峰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填报志愿逻辑来看，在当前国内音乐艺术市场持续萎缩、行业严重饱和的背景下，普通家庭的孩子选择钢琴或音乐专业，简直是一场注定破产的灾难。这种判断在统计学层面上是完全正确的，但它的局限性也在于此：统计学只对均值负责，而人生的出路往往存在于方差的极值之中。

概率突围：自我预言与统计规律的博弈

我们必须承认，人与机器或无机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自我预言（Self-Prophesying）和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独特属性。如果你放弃了对内在自我的探索，在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时，完全不进行反思和追问，只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灌输给你的外在标签、热门专业和身份模板，那么你的人生轨迹确实会高度契合统计学规律。因为在没有自我意识介入的情况下，你的所有决策行为都是被动的、可预测的、群体性的。你会顺理成章地沦为庞大统计数据中的一个冰冷的普通样本，在行业周期的潮起潮落中被无情地折旧。

相反，当你开始主动向内看，探寻自己真正热爱、擅长且愿意为之承担代价的独特领域时，你便踏上了一条定制化的人生路径。在这条路上，你所做出的决策和积累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你逐渐成为了那个无法被既有行业模板和统计模型所轻易预测和归类的个体。因此，在这期视频中，我希望能够以更加严密和具体的逻辑，来和大家拆解这一过程在现实层面的运行机制：一个个体在面临专业选择、职业发展以及人生转折时，其内在的同一性积累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在未来的长周期竞争中，坚持探索内在自我的人，反而能够获得比随波逐流者更高的复合回报？

首先，我们来回应很多读者和观众在看到上期视频后提出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质疑：“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高中生或大学生，他们此时所谓的理想和兴趣，难道不大概率是幼稚、盲目且充满信息不对称的吗？他们对某个专业的向往，可能只是一种苍白的想象；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可能建立在极其残缺不全的社会认知之上。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行业的真实全貌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跟着感觉走，去追求所谓的内心自我，难道不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冒险吗？”

这个质疑当然是极具合理性的，它指出了个体认知局限与社会复杂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做出重大决策，这根本不是学生阶段特有的困境，而是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终极宿命。纵观我们的一生，无论是结婚娶妻、创业投资、买房安家还是职业转型，没有哪一次决策是在拥有百分之百完美信息的“上帝视角”下做出的。我们永远都在进行“带病决策”。因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你此刻掌握的信息是否绝对完整，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智模型和处理机制去消化和应对这些不完整的信息。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和专业轮动轨迹，就会得出一个极其冷酷但真实的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够一劳永逸、永远保值的“金牌专业”或“避风港行业”。

• 在 2001 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代背景下，所有与国际接轨、涉外业务相关的专业瞬间成为炙手可热的顶流。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法以及商务英语等专业，承载了无数家庭跃升阶层的期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要抱紧了外贸和跨国企业的行业大腿，就等于拿到了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终身入场券。
•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萌芽与狂飙突进，新闻学、广告学和传播学也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当时被奉为文科天花板的专业，正是如今在舆论场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新闻学。以武汉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例，当时的录取分数线甚至常常高出其他文科专业几十分。在那个时代，新闻记者被赋予了无上的社会崇高感——他们是公共利益的守望者，是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脊梁，不仅收入丰厚、人脉广泛，更拥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 到了 2008 年 左右，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出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基建与房地产狂潮。民用建筑工程（土木工程）瞬间成为了工科领域的绝对王者。无数年轻人在“毕业即拿高薪、几年当上项目经理”的造富神话感召下，毅然投身于工地与图纸之间。与此同时，计算机与软件工程也开始展露头角，逐渐成为新一代的造富神话发动机。

然而，仅仅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看这些曾经被捧上神坛的专业，它们的现状又是如何？外贸专业随着全球化逆风和产业链转移而风光不再；土木工程在房地产大周期的终结下，彻底沦为了年轻人避之不及的“夕阳专业”代名词；即使是曾经风光无限的计算机专业，如今也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降维打击和行业降本增效的寒冬中瑟瑟发抖；而考公、考编等体制内岗位，在十多年前往往是名校优秀毕业生在万不得已时的垫底选择，如今却成为了无数人挤破头去争夺的“唯一避风港”。

这一轮又一轮的专业兴衰和行业更替，无情地抽打着那些试图通过预测趋势来一劳永逸解决生存问题的人。这充分证明了：试图通过押宝某一个特定专业或技能来绑定自己一生的安全感，在充满剧烈变革的现代化社会里，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幻觉。如果一个个体在社会上的立足之本，仅仅依赖于某一项垂直领域的硬技能或特定学科知识，那么随着技术迭代的加速，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特定生产知识和技能）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体现在社会阶层、文凭、社会行为规范中的资源）贬值的速度，只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而这，正是科特理论中最深刻的警示。

主体分化：破除亲子依附与社会拟态

既然外部世界具有如此强烈的不可预测性，那么我们唯一可以依附的锚点，就只能是我们的内心世界。这种“建立在自我基础上的决策”，绝对不是指一拍脑门、随心所欲的任性冲动，而是一套极其严密、逻辑自洽的认知升级机制。它要求个体在做出选择时，必须完成两个极其关键的自我审视步骤：

1. 你是否真正客观、深入地剖析过自己的性格特质、认知风格与底层能力，而不是被一时兴起的浅层热情所蒙蔽？
2. 你是否在灵魂深处意识到，这笔人生的投资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你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去独自承担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无论是鲜花还是泥潭？

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自主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经过精心伪装的伪自主。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父母的意志、同辈的压力、社会的评判标准早已经反客为主，内化成了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型。我们虽然在口头上声称“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但实际上，我们只是为了逃避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为了迎合父母赞许的目光，或者为了符合主流文化中关于“成功”的狭隘定义，而做出了顺从的姿态。

这种伪自主决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经不起任何深度的拷问。当你深入追问自己“为什么想学这个专业”时，你会发现你的论据是极其悬空和脆弱的，你无法在你的经历和这个专业之间找到任何真正的情感纽带和逻辑关联。一旦外部的评判标准发生动摇——比如父母突然改变了态度，或者这个行业的起薪大不如前——你的内心就会瞬间充满动摇与怨恨，因为你实际上是在为别人而活，你只是把决策权外包了出去，同时也把责任外包了出去。

真正的自我决策，其底层逻辑在于它的根源性（Deep-Rootedness）。也就是说，这个决定必须与你过去十几年成长岁月里那些最真实、最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你面对这个选择时，你的脑海中能够瞬间浮现出无数具体的画面、独特的感受以及你在这些经历中所获得的自我认同。

这里存在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底层规律：一个决策在客观上是否完美并不重要，真正决定它生命力和长远价值的，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并链接了你的自我。

为了说清楚这个机制，我想举一个非常具体且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假设有一个高三的女生，执意要在高考志愿里填报武汉大学，而她给出的理由在绝大多数理性的成年人看来简直是胡闹——因为她喜欢在网上看武大 cherry blossoms（樱花）盛开的照片，觉得那里美极了。如果按照工具理性的标准来评估，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决策：樱花在很多城市都有，而学校的环境美丑与该校的科研实力、专业质量、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正相关。

但如果我们试着剥离掉表面上那些看似幼稚的修饰词，去跟这个女生的内心深处进行一次深度的对话，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图景。她之所以被那片樱花所吸引，本质上是因为她内心深处极度向往一种人文底蕴深厚、依山傍水、充满自然灵气与诗意气息的校园氛围，而不是那种被冰冷的现代水泥建筑和格子间包围的标准化校区。这与她从小就对美学有着极高敏感度、喜欢画画和自然探索的性格特征是高度统一的。

同时，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所大学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专注于底层关怀的深度调查记者，这极大地激发了她内心深处关于社会正义和人文关怀的理想信念。这些体验与她初中时参加过某次社会公益活动、并因此感到自我价值得到升华的记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所以，在这个女生的决策模型里，她选择的绝对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而是以填报志愿为仪式，完成了一次关于“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我身份宣告。这就是决策与自我的深度绑定。

幻灭重构：在现实碰撞中提炼硬核同一性

在这种绑定下，我们可以推演出一个极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当她真正踏入这所大学的校门后，她是否会感到失望？答案几乎是必然的。因为现实世界的任何实体，都不可能完美契合一个青春期少年在滤镜和想象中构建出来的乌托邦。她可能会发现，樱花盛开的季节校园里人满为患、嘈杂不堪；她可能会遇到官僚作风严重的辅导员；她也可能会发现曾经向往的人文精神在务实的大环境下正在不可避免地退潮。

但是——这种“理想的幻灭”（Disillusionment of Ideals）对于她的成长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同一性资本重构契机。

因为这个决策是她自己做出的，她倾注了自己真实的自我和情感，所以在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时，她无法像那些随波逐流的人一样，把责任推卸给父母或命运，从而轻飘飘地退缩。她被逼到了一个无法退让的死角，必须开动所有的认知资源去直面并思考这个落差：

• “我当初真正向往的那个‘人文主义’，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那些宏大的叙事，还是具体的行动？”
• “我所认为的‘美感’，在面对琐碎、庸常甚至有些丑陋的现实生活时，应该如何保存和安放？”
• “我应该如何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体制和环境里，去寻找并开辟出属于我自己的、践行理想的微小空间？”

这种痛苦的反思、挣扎与重建，只会在那些真正为自己做决定、并把自己整个身心都押注进去的个体身上发生。没有任何外在的教育和说教能够催生出这种深度的主体性跃迁。

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孩子在填报志愿时，完全听从了父母和所谓的职业规划专家的安排，选择了一个据说是最安稳、最容易赚钱的专业。当他在大学里遇到了同样的幻灭和挫折时，他的反应路径通常是极其单薄且具有破坏性的。他会非常简单粗暴地得出一个表面的结论：“这所学校太烂了”、“这个社会太黑了”、“我运气太差了”，或者“这都是我爸妈害的”。他不会从这个挫折中提炼出任何关于自我的新认知，因为从一开始，他的“自我”就没有参与到这场博弈中。他只是一个被动的提线木偶。

虽然这个听话的孩子在短期内确实可能因为遵循了主流的社会模板，而获得了一份相对稳定、风险较低的工作，免受理想破灭的痛苦；但从长期来看，他看待自己生命的角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麻木与平庸。而那个主动选择、并不断在与现实世界的碰撞中经历幻灭的个体，虽然一路上伤痕累累，但每一次的碰撞与重建，都在源源不断地为她积累强大的同一性资本。她的认知复杂性、情绪韧性以及在复杂系统中的博弈能力，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淬炼。

当一个经历了初步幻灭的年轻人，试图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时，他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误区：极端对抗与黑白思维（Binary Opposition: 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比如，当他发现自己曾经崇拜的某些人文大师或行业前辈在私底下也有极其市俗、甚至庸俗的一面时，他可能会瞬间陷入一种道德洁癖式的幻灭，进而采取一种绝对正确但毫无建树的犬儒主义或激进批判姿态。

他们喜欢站在一个真空的、道德完美的制高点上，去无情地解构和嘲弄现实世界的一切妥协与不完美。他们误以为，自己的批判态度越是激烈，自己的辞藻越是决绝，就代表自己越是高尚和进步。这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婴儿般的、无法处理复杂现实的黑白心智。

只有当他在这种激进的对抗中再次碰壁，并且依然不愿意彻底放弃内心的理想火种时，他才会被迫走向心智发展的成熟期——学会接纳世界的灰度。他会开始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在无菌的环境中歌颂光明，而是在一个千疮百孔、充满了妥协与灰色地带的系统里，依然能够极其务实、极其耐心地去寻找缝隙，做成一些哪怕微小但对现实有改良意义的实事。

认知粘合：灰度博弈与可迁移资本的聚变

这种从黑白对立走向复杂接纳的认知升级，正是科特理论中反复强调的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个体在认知过程中整合多元视角、理解矛盾冲突并做出复杂决策的能力）与道德推理能力（Moral Reasoning）的核心体现。

在未来的复杂社会中，这是一种极其稀缺且具有极高变现价值的顶级软实力。因为随着社会的分裂和信息茧房的加剧，你未来的工作、创业和生活中，必然会遇到无数与你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利益诉求的人。如果你的思维模型依然停留在幼稚的“非友即敌”、“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阶段，那么你能够团结和合作的力量将会极其狭隘，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相反，如果你拥有高超的同一性资本，能够透视并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复杂人性与结构性困境，在坚持自我底线的同时，具备在分歧中寻找共同利益、在灰色地带达成务实合作的本领，那么你能够调动和整合的社会资源，将是那些心智单薄的随波逐流者所根本无法想象的。

这种通过自我探索而获得的隐形竞争力，同样会以一种极其深刻的方式，投射到个体的日常学习和职业技能积累之中。

当前大学的学科划分和社会的专业导向，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底层误区，即：专业壁垒与知识孤岛假象。人们误以为，每一个专业都像是一个全封闭的集成电路，里面有一套专属的、外人无法触碰的代码和规则。你学了这个专业，就只能去做这个专业对应的工作；如果你没学过，你就彻底失去了入场的门票。

然而，任何在真实商业社会和复杂职场中浸润过几年的人都清楚，除了极少数对硬核技术和行业准入有死门槛的行业外，绝大多数岗位的具体业务技能，都是在实际工作的具体情景中，通过师带徒或自我摸索在几个月内快速掌握的。更重要的是，在真实的商业战役中，几乎没有哪个问题是可以单靠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来解决的。那些真正具有破坏性创新和重大业务突破的节点，往往发生跨界和交叉的边缘地带。

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来设想一个极其具体的对比场景：

假设有一个学生，因为发自内心的纯粹热爱，在大学里选择了一个极度冷门、在张雪峰眼中毫无就业前途的专业——历史学。无论他最终是否以历史研究为生，在他四年的大学生涯以及日常的闲暇时间里，因为强烈的内在动机驱动，他进行了海量的历史文献阅读、史料考证以及复杂的因果关系写作。

虽然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除了当老师或坐冷板凳做研究，社会上几乎没有一个招聘岗位是直接写着“招聘历史学家”的。但是，他在这个深度学习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淬炼出了极其硬核的底层能力：

• 信息检索与文献分析能力：能够从泥沙俱下的海量复杂史料中，快速过滤出有价值的线索；
• 复杂叙事理解与因果推演能力：能够梳理出历史大事件背后，多重社会力量交织、博弈的深层脉络，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
• 批判性思维与多视角透视能力：能够跳出单一立场的束缚，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物的视角去理解历史决策的局限性。

当这个学生因为生存的需要，转行进入互联网行业去做商业分析师或内容策划时，这些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核心底层能力，就会以一种极具爆发力、且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式，转化为他的核心竞争优势。

比如，当他在为一家出海企业进行东南亚市场的用户调研和商业谈判时，因为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能够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当地合作伙伴某个微小表态背后的历史文化根源与情感禁忌。在谈判胶着的关键时刻，他可能只是以极高的共情和恰到好处的分寸，引用了一段对方国家引以为傲、且与当前商业决策有着巧妙类比的历史典故，就瞬间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击碎了对方的防线。

这种在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的“商业直觉”和“高级情商”，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纯粹的运气或天赋，但它的底层逻辑，恰恰是个体在长期深度的自主学习中，所培养出来的强大内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在无意识状态下自动吸收复杂规则和模式的认知过程）与直觉系统。

内心导航：以同一性终结资本的加速贬值

相比之下，那个被社会舆论和父母意志推着去学了热门计算机专业、但对编程和代码毫无内在兴趣的孩子，他的学习过程必然是痛苦且被动的。他所有的努力，都停留在极其浅层的“应试拟态”阶段：为了绩点不挂科而死记硬背，为了拿到大厂的面试机会而刷题。他无法进入那种废寝忘食、野蛮生长的“心流”状态，也无法建立起对代码和系统的真正直觉。

他所掌握的那点可怜的、拼凑起来的硬技能，在这个技术狂飙、AI自动编程以周为单位迭代的时代，是最容易被淘汰、贬值最快的工具资产。一旦行业风向转变，或者公司需要裁员，他那建立在虚假身份标签上的安全感，就会瞬间土崩瓦解。因为他除了那一套特定版本的编程技能之外，底层的自我是一片荒芜的废墟，他没有积累起任何可以迁移的同一性资本。

因此，詹姆斯·科特的同一性资本理论，绝对不是给失败者的精神胜利法，而是这个充满剧烈波动、传统稳定关系全面瓦解的转型时代里，个体唯一的、最理性的自救指南。

在这个时代，所有的专业、行业、公司甚至社会阶层，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重组与折旧。任何试图通过绑定外部标签、迎合短期风口来寻找安全感的尝试，都无异于在沙滩上建造高楼。

只有当你把注意力和资源，坚定不移地收纳回自己的内心深处；只有当你愿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主动选择，去与这个真实的世界进行哪怕痛苦的碰撞与幻灭；只有当你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极其复杂的认知模型、强大的精神内核以及高迁移性的底层能力时，你才算真正拥有了属于你自己的、谁也夺不走的同一性资本。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坚持探索自我、确立了清晰自我认同的人，就像是掌握了内心的罗盘。无论外部世界吹向什么风，无论身处的行业经历怎样的周期更替，他永远不会在这场宏大的时代洪流中彻底迷失。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最坚实、最可靠的资本来源。

关于同一性资本以及自我探索的课题，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这两个视频里所探讨的核心逻辑，也是我这个频道最底层的价值观和关切所在。如果屏幕前的你，在面对自己当下的专业选择、职业转型或者人生的重大困惑时，感受到了无法排遣的迷茫与焦虑，或者希望针对某个具体的社会现象、你最近写下的一篇日记、或是某本启发了你的书籍展开一次深度的、无评判的个人交流，欢迎随时通过屏幕上的邮箱与我取得联系。你可以提前将你整理好的文字或思考大纲发送给我，我会在我们正式开始交流之前认真研读。如果对于付费、隐私以及交流的安全通道有任何疑问，也请随时在来信中说明，我会尽我所能为你提供安全的保障和多样化的参与方式。

我也会将这期内容放入我们频道的“心理学与教育”播放列表中，强烈建议大家去翻看该列表下的其他视频，相信它们会为你提供不同维度的启发。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