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6年1月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第1000期《睡前消息》特别节目。《睡前消息》用了7年时间，终于做到了四位数的节目。感谢各位观众的一路陪伴。请静静介绍今天的话题：很多观众都提过类似的问题，一个和平时期的社会肯定有正面消息，也有负面消息，但是《睡前消息》大多数内容的主题都是分析某个方面的负面内容，批判多于赞扬，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容配置？
我们先回顾英国一位大臣的一组对话：Please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make the second most boring theatrical evenings ever invented. So what are the most boring? Praising the government. 如果不是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评价政策确实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英国人也知道，无聊和更无聊还是有区别的，讽刺和赞扬一定要分出一个上下高低。我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汉弗莱同志的判断。
批判与赞美的媒体生态不对称
首先，大多数人不参与媒体工作，对具体的逻辑问题考虑不足，很容易以为在媒体工作的坐标轴上，批判和赞美是对称的两个概念，媒体要保持客观和中立，就必须在对称的概念之间取平衡。这个想法符合朴素的常识，但是媒体的第一要求是真实，要在现实中接近真实，仅有自称的立场是不够的，还要承担内部成本，同时接受外部监督。在这两个物质条件下，批判和赞美并不对称。
具体来说，批判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必须有可靠的依据，观点和分析都要尽可能量化，否则的话，在大多数国家做批判内容已经很危险了，在中国当然更要考虑特色国情。前些年那些想送我进去的不算，小单位也不算，只看过去这两个月对我施加压力的地方政府和大企业已经来了四五波了，其中能正经用法律手段，能够按程序去投诉的，我都要夸他们算模范单位。
要是做赞美的内容，那就完全不用担心出错了，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做情绪化的内容。哪怕是没有依据，哪怕是结论夸张，最大的风险，也就是被嘲笑几天，连处罚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不要说坐牢。不信，大家可以举个例子，看看哪些赞美的谣言被重罚过。两边的风险和成本都不一样，所以批判和赞美的内容天生就是不对称的。如果一定要强求对称，那些做赞美性内容的媒体，就应该拿出一部分自己的钱购买被赞美的机构的股权。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专心赞美国内机构的媒体，无论是去夸贵州的超级工程，夸民企的核聚变，还是去夸世界领先的量子密码，都是只要替客户去争取资金，自己坚决不会入股。
同行不承担风险，也不为自己赞美的事物出钱，所以批判和赞美受到的约束完全不一样。我做批判性的话题，每一个字都可能送自己去坐牢。所以我必须保证内容的严谨性，也要保证自身中立性。当时做柳州财政内容的时候，评论区有观众说，可以确信这些内容的数据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涉及到太多实权人物的地位了，必然会被强硬反击，只要有一个关键数据是假的，马督工的下场就不是放暑假，而是要去坐牢。在这之前，有地方官员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目的，想要什么？我当时就立刻意识到，只要我表现出一点贪婪，一定会被根据影响力算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敲诈勒索罪的上限去判刑。1000期坐下来说，全国有100个豪强惦记着送我坐牢，或许是多了，但是说有500个肯定偏少。我要对这几百个还能自由活动的对手表示感谢，你们的存在担保了我内容的真实性，你们的实力检验了我立场上的中立性。我能够在对手的围攻下长期存活，做一个批判性节目，那就必然要比赞美性的节目更真实、更可靠。
批判的深度与社会进步的关联
当然，就算批判比赞美更真实，也要考虑到信息的全面性，不能说做一个资讯节目，无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就要说到批判内容偏多的第二个理由：批判要严肃，必须同时介绍信息背景。比如说上周992期，我说香港人来内地买社保、买医保，制造了双重账户的财政隐患，显然是在批判当前的问题。当然，在批判之前，我必须介绍城乡社保已经足够普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告诉观众，内地大多数省份的社保已经做出了累计税的效果，对穷人提供了足够的转移支付，这才给某些人提供了套利空间。
又比如说前面的991期节目标题是《还没到缺钱的时候，医保就卡住了》。很显然，在论证问题之前，必须强调当前的医保覆盖率还不错，而且短期之内的收支问题不大。如果不充分接受背景信息，后面的批判是说不通的。这个信息背景先行的规律，我差不多40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当时的政治课本批判资本主义，说美国工人名义上工资高，但是扣除汽车之类的消费剩不下多少。至于说美国普通工人为什么能够买得起汽车，课本的解释是他们的劳动强度大，没有时间经营家务，只能每周开汽车去超级市场集中采购。这套解释不能说完全脱离了80年代在美国的实际情况，但是在当时大多数中国学生看来，就是在宣传美国的富裕和先进。
所以，无论是谁，只要想做认真的批判，就必须准备充实的背景资料，否则逻辑就站不住。批判性的内容不仅要真实，而且还被迫做了全面论述，而做赞美性的内容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媒体观众默认赞美的内容可以夸张，可以情绪化，可以不严肃，当然也就不用准备全面的背景资料。所以如果我想全面表达中国，就必须多做严肃的批判。
批判内容多的第三个理由是配合中国的进步。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快速进步的社会，都需要高强度的自我批判，不断淘汰当下的社会结构，才能进入新时代。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先有生产力进步的趋势，然后对生产关系，也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让生产关系跟上生产力，然后才能实现整体性的进步。这个原理庸俗一点解释，就是社会在吃饱之前只有一个问题，在吃饱之后有一万个问题。中国社会不断地在各个领域跨过吃饱这个门槛，那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进行自我批判。中国其他媒体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内容，我坚持了一点正确的东西，所以显得另类。
昨天的999期节目，我介绍过自己的生活经历。80年代的时候，我的身边还有不通电的村子，有带着猪头求雨的小学教师，仅仅用了30多年时间，我就从农业社会末期穿越到一个信息时代，所以我一直在高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在制作媒体内容的时候，我一直用看科幻小说的心态去观察时事新闻，也有写科幻小说的态度做出评论。第200期特别节目的标题是《科幻文化为中国导航》。
回顾科幻小说的历史，虽然它诞生于技术进步的年代，但是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严肃内容居多，批判内容居多，完全赞美社会进步的科幻小说没有几本。回想起来，唯一强调宣扬正面信息的科幻小说流派，是中国80年代那种结合了侦探小说的科幻文学。郑文光、童文正、叶永烈都是当时出道的。但是哪怕以我当时小学生的鉴赏水平，这些书也只能算是勉强可以看。凡事就怕对比，80年代，我就发现了翻译的外国科幻小说，哪怕是几代人之前的，哪怕是50年代从苏联二次翻译的繁体字版本，也比中国这些积极乐观的科幻小说优秀。一直到20世纪末，刘慈欣出道，才勉强打破了我对中国科幻小说的认识。但是大家都知道，刘慈欣的作品并不是那么正面。等到刘慈欣隐退以后，一切照旧，依然是《科幻世界》的译文版要比《科幻世界》本身更好看。而大多数译文版科幻设想的未来，依然是充满了矛盾和问题，很少有人去直接描绘天堂。刘慈欣解释过自己的科幻写作逻辑：设想一个最糟的宇宙是为了最好的地球。我制作的内容批判居多，也是因为承认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承认中国社会的进步潜力，为了一个更好的中国，我要提出话题。
总结一下我对批判内容比例的解释：
- 因为追求真相的成本和利益集团的威胁，批判内容和赞美性的内容在真实程度上就有差异，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概念，不能强求一比一平衡。
- 严肃的批判必然要给出全面的背景，而赞美性的新闻可以情绪化，所以批判性的新闻往往更客观。
- 进步的社会需要不断的自我反思，所以中国需要高比例的批判内容。
这三个理由，不做媒体的人，没空去搞清具体的逻辑关系，简单的会设想一种不偏不倚的媒体生态。我可以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所有大学的新闻媒体学院教授不接触新媒体的实战，学生也看不到中国媒体的实战规律，这才是大问题。我的绝大多数媒体同行，不知道在2025年的中国，如何经营一家努力说实话的媒体，更没有直接去体验说实话的代价。所以只有我这边在努力做严肃的批判内容，显得是一个另类媒体，我必须为中国守住这个正确的媒体生态位。
聚焦国内矛盾：信息透明与制度反思
目前，国内媒体制作的深度内容，如果涉及时事新闻，一半以上都是国际话题。如果在扣除港澳台话题，国内的内容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但《睡前消息》的大多数内容都在讨论国内的话题。最近几年，《睡前消息》的国内话题比例，甚至还有逐渐提高的趋势，这是什么原因？毛主席晚年病重，交流困难，没有正式的遗嘱。一般说起毛泽东最后的文件会提到1976年4月30日，他写给华国锋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但是之后的5月27日，毛泽东还能打起精神出来见巴基斯坦总理。再到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写了最后一份批示：“国内问题要注意。”这才是他最后的政治表态。时间还没过去50年，我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应该听毛主席的话。
这个回答用毛主席做论据，当然很权威，但其实没有必要。正常的回答应该是先反问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不优先关注中国的内容呢？正常的媒体太少了，多关注国内问题就变成了另类。两三年前放长假的时候，有人列举我的老朋友，总结了我的节目关注点。问：“汝平生工业，贵州、郑州、柳州。”我很喜欢这句评价，倒不是因为哪个州的内容特别刺激，而是这里的名单都是矛盾集中爆发的国内地名。现在的中国，大多数媒体如果要列举自己的重点内容，恐怕就要改成加州、德州、纽约州。在这样一群同行中显得另类，我觉得自己上了光荣榜，毛主席认证的光荣榜。
我们的节目在分析国内矛盾的时候，经常介绍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说美国和欧洲，这是否说明你认为美欧社会比我们更先进？不一定先进，但是确实美国和欧洲可靠的案例比较好找。首先，中国媒体和学术界谈到美国社会的时候，确实就更清醒。就算是介绍美国的进步，也会认真考虑负面效果。比如说美国出现了技术创新，我们一定会替美国担心失业问题。反过来说，如果美国保护就业，我们一定反过来替美国担心对新技术的阻碍。前面第一个回答说过，包含背景资料的全面分析，肯定比单方面的叙事更可靠，所以美国的案例值得借鉴。
然后回顾一下2022年396期节目的内容。当时我分析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的强项和弱项，很多老观众可能还记得，我提到上海的时候，往往是几个全市数据来说明一个产业，一种民生服务。而作为对比的纽约，总是有丰富的图表和详细的统计数据。这里我回顾一下当时的评价：最重要的结论并不是纽约和上海谁输谁赢，而是两个城市的生活水平真的已经有了可比性。无论是比基本的衣食住行，还是作为加分项的文化教育社会风貌，平心而论算是各有优劣。节目的最后，我还想说说，纽约领先于上海或者美国领先于中国的一个文化细节：数据透明度。作为中国人，我查阅中文资料的效率，是查阅英文资料的三四倍。但是制作本期节目的时候，制作文案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查找上海和中国的信息了，最后还是要用大量的估算来替代统一数据。这说明中国公民了解国情的难度比美国人高了不止三四倍。如果我们真的想建立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真的希望中国人能够客观看待世界，冷静分析社会，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尽量把社会的运行信息展示出来。如果中国人总用估算去了解自己的国家，很多政策就很难得到理性的反馈。
当时我们提到，中国最难找的数据是真实房价和房租数据。地方统计机构没有系统的数据，只能是抱着怀疑态度去引用中介机构的信息。现在中国的中介机构被迫隐藏了房屋相关的统计信息，不可靠的数据来源也没了。要让我们再做一次纽约和上海的对比，写作难度肯定比2022年还要大。所以不难理解，如果要给某个事件找参照，或者是找对比案例，正常的严肃作者都会优先选用欧美的社会学事件。
另外，欧美国家确实比我们先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很多时候引用欧美的经验，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几十年前已经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比如说2022年疫情开始影响经济的时候，我在416期节目说，中国城市也可以搞以工代赈，安排任务给市民发工资，哪怕这里的工不是生产实体商品，也可以让市民去参与社会学实验，都比直接给钱要好。这里的一部分经验就来自美国的大萧条年代，中国之前没有经历过美国的1929，当然要参考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
最后，我们的生产关系确实很久没有公开变化。我经常说的一个例子，20世纪的中国每十年就要对省级行政区划做一次重大调整。当时在人口上升期，我们也撤销过很多县市级的行政区划。但是到了21世纪，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一半以上的行政区划的人口快速流失，反而行政区划越来越固化了。2003年，宁夏撤销陶乐县，就是我们最后的行政区划压缩。所以，如果要为未来的中国寻找改革方向，尤其是为一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寻找改革方向，我们往往只能去欧美去寻找案例。欧美的案例数量多，而且信息相对透明，能够提供完整的因果关系，优先选用，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多说一句，医学的进步，基础是发达的人体解剖研究。社会科学需要进步，也需要足够的社会解剖学信息。中国现在行政方面的结构过于稳定，偶尔有变动，也不公布前因后果，不给出详细的统计数据，确实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学发展。这是文科无用论的产生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在理性的指导下进步，就要充分解读当代史，让媒体和研究机构都拿到足够的信息。
媒体的“老朋友”现象与信息挖掘
有观众提问说，《睡前消息》节目的“老朋友”都很难平安活到老，经常是我们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人进去了，企业消失了，反而是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做。观众想知道，是不是我们有内线消息，故意选中了那些即将出问题的人或者企业来做节目？
首先补充一下《睡前消息》做到第七年，“老朋友”的名单还在延长，而且很多“老朋友”的下场我也没有预料到。比如说南阳的书记朱世希，我在2023年584期节目提到他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批评，或者预测地方公开信发出。南阳市委书记朱世希大震，仿佛刚刚知道南阳和襄阳的三产业水平。朱世希书记甚至在当地的人大会议上发表公开讲话，像南阳干部羡慕襄阳这种现实问题，当务之急，不是让南阳和襄阳一样发达，而是让南阳人自由搬到襄阳或武汉，享受发达工商业创造的机会。对于南阳地方干部茫然，我一方面担心地方继续上升，另外一方面也须给予一定的理解。这不是一个地级干部有操心的事情。到了2023年5月，我还在放假期间，朱世希书记就进去了。但是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内线消息，相反，我所有的新闻素材都来自于公开信息检索。老观众都知道，我们最核心的资讯产品，不是现在这个视频节目，而是微信公众号《睡前消息编辑部》的新闻列表。视频节目只是沿用了微信产品的名字，欢迎关注我们的核心产品。
微信上这个新闻列表起源是我在观察者网工作的时候，每天要去评价整个新闻场，给同事发任务，深入挖掘信息。但是我发出去这些任务，每天总有一些剩下的内容没人处理，我认为这浪费了自己筛选新闻和预处理的精力，就开始把每天的筛选结果做了一个笔记。后来发到网上，居然有很多读者等着每天更新。现在我的《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凭借这一个产品，就有每天六七万的点击量。但我也不是为了这最稳定的几万点击才去做新闻列表的。作为媒体主编，我必须保证每天能够跟进新闻场，能够记住中国的当代史，也对任何一刻的舆论场有真实感受。如果没有这张自己做的列表，我和同事做的其他媒体节目很快都要关门。过去十几年，我每天晚上都抽出两个小时整理列表，365天不休，甚至在美国期间，我都要在早晨抽两个小时来看新闻，然后再出门。这中间累积的缺勤时间差不多是几十天，不是因为乘坐的交通工具断网，就是因为躺在医院，所以才能缺勤，被迫让同事远程协助。所以我敢说2012年以来，我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公开信息。
另外一方面，我这个小团队很穷，买不起多少付费内容，现场调研的机会也不多。除了家乡的相关新闻和我做过的地方带领域之外，我得到的信息深度和普通人是一致的，这说明，如果一个地方被我盯上，多半不是因为内线消息或者什么独家新闻，而是多方面的公开信息，沿着不同的线路汇集到我这里，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变质了，你的不同的位置，沿着不同的方向都闻到了一丝臭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当然是说明腐烂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对于打扫房间的人，或者说我们媒体人来说，这臭味说明有活干了，必须赶快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但是对于发臭的人本身，我只能说在社会学概念上，你已经死了，没有抢救价值。
所以，不是我能够预言“老朋友”的末日，而是某些人的问题已经透过公开信息，在不同的角度散发味道了。这时候我再来挖掘问题，给自己增加一个“老朋友”，在眼看着对方倒台，貌似做出了预言的效果。至于说为什么“老朋友”都集中在我这里？原因就是媒体同行不认真，或者是没有批判精神，或者是他们没有十几年如一日地去积累日常信息，关注每一个看似无聊的官方新闻，所以才让我先发现了“老朋友”的存在。对于自己的媒体工作定位，我之前说过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包桑鸟（Socialist Bausan Bird: 一种比喻，指媒体像猫头鹰一样，关注社会问题并发出警示），也就是猫头鹰。借着第1000期的机会，我劝“老朋友”一句话，在发现我这只猫头鹰上门的时候，没有必要再折腾了，不是我很强，而是你已经浑身都是破绽，做什么，都是濒死挣扎。在最后的美好时光，把精力都用来给我放假，那还不如写遗书，安排后事，减少一点人生遗憾。
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媒体表达的挑战
猫头鹰不是一种很喜庆的鸟，很多观众批评说，《睡前消息》节目只关心理性和逻辑，不关注观众的情绪，甚至还把情绪化的判断说成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杜公，你觉得应该改进节目的表达方式吗？这里分享一点经验，《睡前消息》节目经常会引用经典文献。我或者静静要把原文读出来，这样就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经典文献，尤其是外文翻译到中国的经典文献，经常会有长句，相互嵌套的从句，换成中文，读起来很难受，经常是读着读着，不仅观众忘了主语是什么，连我都忘了。但是有两类文本例外，一个是《毛选》，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稿》，读起来都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和日常的短句一样顺畅。
这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和马克思都生在前无线电时代，本来就是现场演讲的高手，写出来的原文很顺畅，很适合朗读。其次，中央编译局也不是吃干饭的，有专门的经费聘请双语专家研究原文的含义，做出最顺畅的中文翻译。所以这些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著作朗朗上口，做到了兼顾理性深度和感性说服力。这两个例子说明，一篇有足够理性的作品，首先需要作者有天赋，其次，需要足够的时间反复修改。具体的视频节目除了文案，还需要考虑配图、配乐、现场表演相互配合，消耗的时间就更多。我显然不是一个天赋性的主播，还会凭借一个小团队，每周至少三次更新，不太可能做到理性和感性兼顾，所以退而求其次，我只能偏理性一点，情绪价值就不能强求了。但是我相信愿意认真考虑问题的观众，应该能够接受我们的偏理性内容。上面几组问答综合起来，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在1000期以后还会继续关注国内问题，还会优先表达理性分析，还会继续引用其他国家的正面案例，当然也会继续关注国内的社会矛盾。
然后杜公你期待节目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考虑两个矛盾：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同时企业拿不到政府补贴，就不愿意承担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为什么我们不把大学都改成职业教育呢？同时，中小学生应付考试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要抽时间给他们上通识课呢？理科生学历史和文化有什么用途？我的观点是，正常的现代社会，需要有人去做工业体系的零部件，需要有人去当消费者，还需要有公民，每个人都要突破自己的日常感受，突破自己的日常分工，去理解整个社会的规则。否则的话不是被人骗，就是把社会交给未必无私的少数人。
这些全社会的理性规则和身边的小范围内的感性规律不一定相同。比如说刚刚过去的995期节目，我指出国家封存戒毒人群的违法记录，不能随便查询。很多人反对我的观点，在评论区问我：“你的工作室是否愿意雇佣吸过毒的人？你自己都不带头做榜样，凭什么让别人放弃知情权呢？”这就是典型的缺乏通识教育的结果，他们用普通人的情理去评价政策，不知道政府和法律的基本用途。受过基础政治教育的人都知道，政府和法律不一定是为了每个人都去做他们感性上认同的事情。法律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去做那些感性上要抗拒，理性上去认同的事情。
回到吸毒记录封存的问题，正是因为包括我在内，大多数老板不愿意接受吸毒的员工，会知道客观上的歧视，才需要用法律隐藏信息，给愿意打工自我提升的人一条生路。我从理性角度去号召立法和感性角度理解，大多数老板的选择完全不矛盾。但是我能够理解观众为什么会忽视法律和政策背后的理性？因为现在的媒体内容传播规律，往往是反理性的。这里要回顾2022年的488期节目。当时我这样说，根据真善美三元素的权重不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可以分成三类：宗教、戏剧、媒体。其中，宗教三元素的排列是善美真。戏剧三元素的排序是美善真。如果排序是真善美，文化产品就对应了严肃媒体，如果是真美善，那就是娱乐媒体。但无论如何，媒体必须把真排在第一位，所以我前面说，有外界约束的批判性内容，那就必须是严肃媒体的主体内容。
中国文化市场的问题是在互联网的年代，放纵媒体、宗教、戏剧三种文化产品进入了同一条媒体赛道，所以真和理性不再是第一标准，感性和娱乐性主导的内容传播。这就导致媒体迎合普通人日常的情绪和规则，用直观而庸俗的方式解释社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在488期还提出，希望国家能够通过法律重建文化市场秩序，最起码要分出两条赛道。一条赛道是爽赛道，留给宗教性内容和戏剧性内容。另外一条赛道是不爽赛道，留给媒体，必须在真实的前提下提供内容产品。我前面自称是猫头鹰包桑鸟，就是主动选择了不爽赛道。因为国家没有主动区分赛道，所以我这只猫头鹰活得很艰难，每年到了发年终奖的时候，都要仔细算账。但是我相信中国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只有理性能够指导中国的变化。所以在1000期以后，我会坚持这条理性路线，尽可能的利用社会科学工具，定量分析中国社会，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也到同一条赛道上和我竞争。
2026展望：教育公平与媒体发展新方向
1000期，正好赶上了2026年元旦，你会带着哪一条新闻线索到2026年？有的问题影响大，但是还没有正式结论，大家肯定会持续关注，比如说南京博物院事件，这用不着我替大家去提醒。有的事情影响大，也有了圆满的结果，大家可以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火爆的足球赛事，这也没有必要特别记着，明年继续看就行。
还有一些新闻影响大，也有了貌似合理的结论，但是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我就要持续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协和4加4事件。4加4事件的起点是八卦新闻，引爆公众情绪的原因是担心医疗质量，深层矛盾是博士培养制度的公平问题。到了2025年8月15日，调查组处理了具体的当事人，换掉了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修改了4加4的培养计划，看起来很完美。但是我不满意，因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居然追究到博士培养计划就结束了。这里我还要重复942期介绍的事实，刚刚结束的25年高考，协和医学院的四年制普通本科专业，在北京招录46个人，在河北只招6个人。如果是临床八年制的专业，全国招录90人，北京占了18个名额，河北只有3个。河北的高考考生数量是北京的8倍，所以河北人上协和的难度，天生就是北京的几十倍。4加4事件如果放到特权，需要换个院长。河北人要求换的官员就不是一个院长这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有特权的地区一直在公开出售特权。比如说上海和天津连续十几年都出售蓝印户口，让房产和高考名额绑定，只要给当地的土地财政交钱，特权立即就合法。
到第1000期重提旧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2025年下半年的《睡前消息》节目，继续在讨论高考的国民歧视问题。我采访过陆明教授，也采访了叶辉华教授，都探讨了解决方案。其中，陆明教授的采访已发表，这里，我重复一下他的方案。陆明先生的观点是，高考歧视制度肯定是历史的负资产，但是也有一定的财政合理性。省级财政和本地的企业确实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大学经费。如果一刀切改成全国的平等招生，会影响大学的运营，所以陆明先生建议分数线必须拉平，但是收费应该有差别。本省考生少收钱不收钱，外省的考生多收钱，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行的选项。
对陆明先生的建议，我补充一句，如果要用经济手段做区分，就要把大学的教育成本摆到桌面上。至少外省考生的学费要涨到大学教育的真实成本，肯定明显高于现在民办大学的收费水平。985大学每年学费四五万，热门专业七八万应该比较合理。高收费肯定影响贫穷家庭的社会教育机会，所以国家应该提供对应的奖学金和更多的助学贷款。其中一半贷款可以留到工作以后慢慢还。另外一半，只要大学生毕业以后留到国内就业，工作到一定年限，没有犯罪记录，直接就可以用国家高等教育补贴，还掉，只有出国就业的人必须全额还贷款，这应该就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了。在这个设定下，如果北京考生读协和的概率还是河北的几十倍，河北考生也可以认赌服输。
昨天，999期节目主题是《AI时代人类的分化》，未来的生产力基础未必能够支持人人平等的设定。但最起码在当下，法律和道德还把普通人看做人，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抓紧时间干一点人干的事情，让大多数中国公民有机会平等的接触AI时代。一个文明的国家，不应该有户籍歧视制度。一个爱国的媒体不可能忽视高考歧视问题。所以2026年我要继续讲协和4加4事件，继续攻击背后几万倍的系统性歧视。希望这个故事不要再讲到2000期。
2026年《睡前消息》会有什么新变化吗？年初第一件事情是科幻征文，人类已经走到了科幻时代的门口，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门厅。科幻小说就应该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产品。2021年，我们办过一次科幻征文，可惜赞助商没有继续合作。本年度有慷慨的观众承诺，要赞助我们的科幻活动。我会在春节前后和他商定具体规则。不意外的话，和325期的要求应该是接近的，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新的中国科幻品牌。
第二个期望是去新闻现场和当事人接触，也访谈更多的观众。我们的视频不应该只有文案和配图，还应该给观众带来现场鲜活的感受。这不仅仅是节目需要，也是我补充阅历的方式。我必须不断接触现实的中国和世界，才能保持创造话题的能力。
第三个期望是拓展节目的形式。过去1000期，我们的节目确实是理性节目为主。接下来，我希望围绕着坚硬的理性内核，做一些有美感，也能配合观众情绪的内容。这一方面需要我和同事走出演播室，另外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制作成本和时间。
第四个计划是招聘。不说前面这三个期望，就是应付眼下的每年160期节目，应付各种“老朋友”的围攻，我的精力也快用到极限了。今年出去考察我们生长的地方，用的是被动接受的15天小长假，如果保持正常更新，旅游节目就没有办法推进。过了元旦，我也45岁了，虽然体力还可以，但是不会一直维持当前水平。从1998年到上海以来，我今年第一次没能坚持在冬天洗冷水澡。过去几十年，我的视力一直是裸眼2.0，现在也出现了花眼，可能要戴上眼镜。此外，我的20世纪受的教育，读的书，很多都过时了，也需要花时间去更新知识。所以今年我希望能够招募一些合伙人。春节之后应该有详细的招聘方案，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想法。
这次招聘肯定还是不要应届生，希望应聘者能够带着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来。除此之外，学习能力、运动能力、视频拍摄和剪辑能力、数学水平、抗压能力、好奇心、社交能力都是加分项。我知道这样的人才到哪里都能赚到钱，我自己也给不出对应的市场待遇，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赚什么钱，我现在是大学班上最穷的一个人。我只能说，如果你觉得我的媒体人生还算有趣，我就愿意把你当成30岁的自己，分享所有的经验和教训。媒体有可能是人类最后几个被AI替代的行业，我们一起来占最后一班岗，看看能不能把热度保持到22世纪。
今年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计划，是赚钱。《睡前消息》团队一直处于经济紧平衡状态。今年，我的老同事普遍开始当父母，新来的同事，待遇也不能太差，收入必须有增长。如果哪位观众有特色产品，有新鲜的商业模式，有要推广的品牌，欢迎和我们的商务同事联系，一起赚钱。我这200多万粉丝是实打实的，做到第7年的1000期，也有资格夸耀一些节目的稳定性了，应该不至于做成各位的负资产。如果没有商业机会，我只能感谢各位量力而为的现金支持了。无论是微信公众号的打赏，还是支持星球的会员，或者是B站的充电计划，都是对我们直接的激励。
在这个第1000期的时间点，我再次推销，我在2024年底交付的付费课程，集中了我20多年媒体创作经验，也是《睡前消息》真实的运行机制。我曾经用一句话总结过媒体课的用途：帮助普通人制作自己的世界模型，降低与其他人的沟通难度。今天我的评论区还会放出课程链接。如果有新来的观众没看过，欢迎支持我们的创作，更欢迎批判我的技巧。新的一年，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把前1000期的文稿免费放到网上，给媒体课的观众做参考，也给普通的观众做一个历史存档。
坚守大报精神：批判性媒体的价值
1000期之后是1万期，杜公，你打算怎么策划这9000期内容？李敖在20世纪说：“我不能等最后审判时才收拾所有的小人。在半道里，我也要随手宰他几个。”我很赞赏李敖的人生计划，回顾过去1000期，起码两位数的“老朋友”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累计打掉的不义之财，上百亿总是有的。我和各位同事不能说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但是起码这提高了很多人做坏事的成本，让他们下次动手之前要多想几天，也许考虑到舆论压力，就会放弃害人，这是我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职责所在。
人生不过是十几个7年，很荣幸把过去7年用来做《睡前消息》。如果我把过去7年的生活讲给10岁的自己，20岁的自己，我相信他们也会夸我做得不错。1000期之后的目标是把这份初心坚持到1万期。2024年，我对张北海说过，从长时间段来看，提出话题是最大的权利，甚至是唯一的权利。中国只有1.5个媒体人会用上这份权利。其中这个一就是我现在做到了1000期，我的判断没有变，只是我需要借用924.5期节目的观点来做一个深入解释。
区分一个报纸是大报还是小报，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定期发表的署名社论。如果报纸在登载新闻和趣闻之外，针对社会的重要变化，能够摆出自己的立场，给出明确的意见，敢于说怎么办？这份报纸就是大报。反过来说，如果媒体不写社论，或者只写娱乐性的社论，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掩饰在段子背后，如果节目还没发表，就先要考虑怎样摆出调侃的姿态，躲避别人的质疑和攻击，无论有多少流量，这种媒体都是小报。我们以十几人的草台班子，按照大报的标准做了1000期。这是我2019年也没有想过的未来，但是既然已经做到了第七年，我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句，做批判性的大报，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最正确的媒体发展路线。
设想一下，如果外国人、外星人或者是未来的中国人，要选择一个媒体节目，了解过去7年的中国，他能选哪个媒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我们《睡前消息》一个选项，所以我的节目内容已经是当代史，不仅是已经发表的内容，我们缺少的、跳过的期数，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还是历史的重点，感谢各位观众和我们一起见证历史，参与历史。反过来说，这7年时间，其他的自媒体同行起起落落，翟山英跑路了，司马南翻车了，没有一个节目能陪我走全程，包括那些兜售中国营学的节目，包括那些只做正能量的节目，甚至包括那些有政府补贴的节目，谁能坚持做成1000期呢？
这个事后对比给我很深刻的教育，让我进一步提升了对人民的信任。某些时候，观众确实要看一点轻松的段子，看一点情绪化的故事。当然，从长时间段来看，人民知道理性讨论是必需品，知道批判性的内容是社会疫苗，只要有耐心，观众就会给我稳定的支持。甚至我的反对者也确认了批判性大报的地位。我不止一次在微博或者一些BBS看到平时经常嘲笑我的ID自己在现实中遇到麻烦，也要到网上求助。评论区会建议他们联系媒体，经常相互商量，要给马督工发私信，看看能不能变成《睡前消息》的选题。而那些平时亲密的正能量媒体，这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去指望他们出头，直接就被忽略了。所以，哪怕是平时讨厌我的人，也可以成为我的铁粉，成为我的基本盘。甚至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贡献了高于其他人的流量和转发，我感谢所有人对我的信任。
在第1000期节目的结尾，我再次感谢全体观众，感谢每一个在《睡前消息》团队工作过的同事，尤其要感谢那些在我网络冲浪的时候，为我担心的人，为我鼓掌的人，我们一起来改变中国，改变世界。此外，我还必须感谢上海这个城市。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上海培养了最多的中国现代化思想，提供了最好的媒体经营场地。如果哪位英雄想要加盟我们的团队，请来上海找我。感谢各位收看第1000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1001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