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蟑螂人民党”与AI引发的就业焦虑
印度最近兴起了一个名为“蟑螂党”的政治运动，起因是一名律师向最高法院抗议自己没能获得资深律师资格。首席大法官在五月十五日的审议中公开批评该律师，并称：“社会上已经有很多寄生虫在攻击体制，你竟然还想和他们沆瀣一气？有些年轻人就像蟑螂一样找不到工作，在各行各业都找不到立足之地。”这番言论因攻击范围极大，立刻引发了青年群体的不满。
九五后政治公关师阿皮吉特·迪布克（Abhijit Debuk）干脆用“蟑螂”一词创建了“蟑螂人民党”页面招募党员，短短几天获得了两千三百万人响应。蟑螂党声称：“我们为那些总是被人说成懒惰、沉迷网络、像蟑螂一样的年轻人打造了一个政党，这里是大家提出问题和要求问责的平台，我们永不沉默。”迪布克表示，是印度社会和政治腐败催生了蟑螂党，当权者把民众视为蟑螂和寄生虫，但他们应该知道，蟑螂只会在腐烂的地方滋生，今天的印度正是如此。
蟑螂党的政治愿景包括：不再用纳税人的钱去度假、不再将腐败包装成战略支出，而是大声疾呼、反复质问资金去向。他们的诉求包括：首席大法官退休后不得成为上议院议员、选票作假即逮捕选举委员会成员、议会席位男女相等、禁止大资本掌握媒体等，这些诉求均与近几年的政治丑闻高度相关。
这一现象背后是印度严重的失业问题。今年以来，官方公布的十五到二十九岁青年失业率接近百分之十，但独立研究估算十五到二十五岁失业率接近百分之四十。过去二十多年，印度软件工程师在全球IT产业外包（IT Outsourcing: 将信息技术工作外包给外部服务提供商）浪潮中获利，但人力供给过剩，加之AI的冲击，就业问题雪上加霜。估计未来两三年，印度编程外包领域可能会减少五十万个岗位，占该领域的十分之一。莫迪执政十二年，承诺的减少腐败与促进制造业增长并未完全兑现，蟑螂党的部分支持者正是来自执政党的重要票仓。
AI冲击如今是观察就业市场必须考量的因素。智联招聘日前分享了数据及观察：从岗位创造端看，自ChatGPT问世的2022年四季度以来，国内与算法工程相关的AI大产业招聘需求直线拉升。今年一季度，AI工程师职位数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为AI提供基础数据的岗位（如数据标注、AI训练师）职位数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AI产品经理职位数同比增长百分之八十一，构成了就业市场的巨大增量。
然而，AI渗透也让部分岗位的招聘需求收缩。一季度最典型的是编辑、编教、客户服务和视觉交互三类职位，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一。编辑、编教大量流向新媒体运营、策划等，客服则转型为销售顾问、人事行政、业务运营或电商运营。虽然软件研发的AI应用渗透率较高，但原职业延续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八，说明技术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抵御AI替代的缓冲带。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近日表示，随着新经济崛起，需警惕“无就业增长”：例如AI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贡献了GDP增长，直接创造了总需求，但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高考倒计时与家庭生育成本分析
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生源规模与竞争格局依然是焦点。回望近十年数据，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万人，比2024年减少七万，这是近十年来首次下降。今年预计在一千三百二十万到一千四百万之间，竞争激烈程度依旧不减。与此同时，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一千两百七十万，同比增加四十八万，再创新高。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尽管四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下降，但仍高于上年同期，特别是二十五到二十九岁、三十到五十九岁失业率录得有统计以来次高水平。接下来的毕业季，青年失业率预计在七八月陡峭攀升。
在此背景下，育娲人口智库日前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版》，基于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涵盖中国城乡家庭经济、健康、教育等多维度数据的追踪项目）数据，构建了三个维度的成本视角：
- 分摊账单：将家庭衣食住行及居住成本按年龄权重分摊，将一个孩子从备孕养到十八岁前，每月平均支出两千五百四十四元。城镇家庭约三千一百二十七元（上海以四千七百五十一元居首），农村家庭为一千七百一十九元。
- 必要账单：仅计算奶粉、基础衣物、义务教育等刚需，排除高档消费、课外辅导等，平均成本降至一千七百三十三元，这一数据更贴近普通家庭的生存实感。
- 净增账单：多生一个孩子带来的边际支出增量，全国平均每月为一千一百零九元，城镇一千四百八十一元，农村七百二十六元。报告还首次量化了生育中的规模经济，一孩视为全价，二孩成本约为一孩的百分之七十三，三孩约为百分之六十四，四孩及以上低至百分之四十。
报告显示，食品是支出结构中的大头，约占百分之二十五。零到二岁因为医疗和照护需求是支出最高阶段，月均花费超两千六百元。孩子成年到十八至二十一岁，家庭月均人支出超两千五百元，显示父母在法律义务外的持续投入。报告倡议建立普惠性高额养育金制度，强调唯有家庭层面的生育具备合理的价值回报与经济可行性，生育率才能回归可持续水平。
农村老人的“股息陷阱”与儿童保护议题
农村养老则面临“股息陷阱”。虽然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但对于一点四亿农村老人来说，增收并不容易。浙大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指出，全国月收入不足一千块的人口约二点六亿，百分之九十左右在农村，其中近一半是老年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一测算发现，当农民步入七十岁以上高龄，劳动能力退化，整体收入骤然下降。七十岁前后是农村老人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分界线。七十岁前普遍能靠劳动维持收入，七十岁后则因身体状况变化，收入差距变大，且养老金并未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上升，他将这一现象归纳为“股息陷阱”。西安交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研究发现，到七十五岁之前，仍有过半农村老人在劳动，八十岁农村老人劳动参与率仍超过百分之二十。土地保障作用也随之削弱，即使土地流转，租金也难以为继。
此外，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团队发布了《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去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有二百零四起，涉及受害儿童六百九十人，年龄最小仅四岁，女童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五点六九。熟人作案仍是主要风险来源，在明确人际关系的一百八十五起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百分之七十一点八九，其中教师和教职工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一。家庭成员作案因涉及伦理、经济依赖和情感压力，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和持续性。
涉及性侵的未成年人出现低龄化苗头，甚至借助网络途径实施“隔空猥亵”。AI技术发展也带来了新风险，如AI换脸、一键脱衣、深度合成色情内容，使侵害方式更加多样且隐蔽。
最后，针对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的跨国连环迷奸案，报告提出了两个分析视角：一是药物来源的漏洞，部分迷奸药被伪装成化妆品或护肤品，经由中国寄递入境，脱离合法管控体系。二是法律量刑的尺度，案件引发了对现行刑期是否能严厉回应此类恶劣性暴力的讨论。德国司法部已推出反数字暴力法草案，并加重对使用迷奸药实施强奸的处罚，最低刑期提高至五年，以应对此类尤其阴险和危险的性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