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民主的起源：挑战欧洲中心论

台湾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我们成长于民主制度下，常常将民主选举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民主的原始含义是什么？民主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今天我们将探讨戴维·斯塔萨维奇所著的《民主的擂台》一书，它将带我们回顾民主的千年历史。

本书作者戴维·斯塔萨维奇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政治学家。在今天的探讨中，我们将深入了解：民主的起源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走向民主，而另一些则沦为威权统治？我们又该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加民主？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人民的统治”，即人民拥有自我治理的权力。当我们说一个社会是民主的，意味着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寻求民众的共识。

我们过去在公民课本中读到的民主起源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古代世界各地都处于专制和帝国时期，唯独欧洲与众不同。古希腊人发明了民主，政治家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推行民主改革，将雅典城邦划分为10个部落，每个部落抽签选出50人加入500人会议，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成为官员。公民若想表达意见，可以在集会上发言。这里的“公民”特指成年男性，不包括女性和奴隶。后来，古希腊民主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消失，但在中世纪晚期被欧洲人复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起源。

然而，这个典型的故事实际上掩盖了一件事：当欧洲人殖民世界各地时，他们常常发现各地原住民拥有与古希腊类似的民主制度，这被称为“早期民主”。

全球各地的早期民主实践

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时，他发现当地的民主议会与古希腊的共和制城邦并无二致。然而，这些文献在数百年来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鄙视。直到20世纪，才有更多证据表明，古印度释迦族（Shakya tribe）早在很久以前就拥有民主议会。为什么学术界长期忽视这一点？因为在印度被英国殖民后，英国政府可以通过宣称“印度是专制国家”来合理化其殖民统治，声称英国将带来民主的福音。但如果印度古代就存在民主社会，印度人就可以主张反殖民独立，回归传统的民主治理。

接着，当法国人殖民北美时，传教士惊讶地发现，居住在安大略的休伦人（Wyandot people）竟然拥有民主制度。每个村庄都由一个议会治理，领导人必须得到社区的集体认可。更上一级的联盟议会则采取共识决策，每个部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遵守联盟的决定。这让法国传教士感到震惊，认为他们实现了古希腊的民主理想。但与雅典城邦不同的是，休伦人的民主甚至允许女性参与政治权力，因为休伦部落是一个母系社会（男性入赘女方家庭）。相反，古希腊的民主治理从一开始就将女性排除在外。

后来，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G·乔根森记录了172个美洲原住民部落，发现其中一半以上拥有民主议会。美洲原住民的例子被美国人类学之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记录下来，并启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必须是一个民主社会，而非独裁统治。

此外，非洲也存在早期民主社会。20世纪40年代在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认为非洲原住民生活在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没有国家体系和中央集权。直到后来，人类学家才意识到，当地人没有国家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国家。像班图人这样的部落领袖受制于地方议会，不需要国家强制执行法律。

最后，甚至中东地区也存在早期民主。古代游牧的贝都因人生活在这里，部落会选举一位领袖（Shaykh）。由于游牧民族定期迁徙，那些不想被统治的人随时可以离开。在某些部落中，人人都是领袖。例如，约旦的沙人说：“我们没有Shaykh，因为我们都是Shaykh。”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东都是专制国家呢？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的出现不利于民主发展，但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穆罕默德的治理方式记录在《麦地那宪章》中，既没有阶级权威，也没有国家强制。相反，《古兰经》记载统治者应根据“舒拉”（Shura，意为协商）原则治理人民。例如，穆罕默德去世后，四位正统哈里发就是通过舒拉原则集体选举产生的，而非世袭。

中东早期民主消失的原因在于，当伊斯兰帝国扩张时，它统一了伊拉克的萨珊帝国。萨珊帝国拥有非常完善的官僚体系，伊斯兰征服者将此系统为己所用，使其演变为独裁统治。因此，哈里发的后续继承也变成了世袭制，直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崩溃才被废除。如果伊斯兰帝国早扩张一个世纪，没有现成的系统可以接管，中东的历史很可能就会不同。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民主在世界各地的中东、非洲和美洲都曾出现。作者收集了全球186个社会样本，发现了世界各地的早期民主。这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民主治理。我们必须摒弃一个误解，即认为民主是白人欧美人在某个时间点创造出来的，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证据表明，早期民主遍布全球。相反，在16世纪欧洲人殖民世界后，他们摧毁了各地的早期民主，建立了非民主的殖民政权。20世纪欧洲殖民势力撤离后，许多国家才陆续独立，开始重新争取民主。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只有西方发明了民主？”，而是为什么世界各地都有民主，但有些地方却走向了威权？

民主发展的条件：当统治者弱于人民

首先，让我们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民主，即哪些条件允许民主发展。作者认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原则：当统治者弱于人民时，民主就能蓬勃发展。

第一种情况是，当统治者难以估算人民的生产力时。国家存在的本质是为了获取人民的收入来为人民提供安全。统治者需要知道人民赚多少钱才能征税。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曾说，征税就像拔鹅毛，你必须尽可能多地拔，但又不能让鹅生气。税收太少会掏空国库，税收太多则会导致人民反抗。当人民反抗并拒绝纳税时，统治者的政权就会动摇。因此，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统治者有两种解决方案：

1. 承认自己处于弱势，不懂得如何治理。别无选择，只能实行民主，与掌握信息的当地人合作，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征税才能不引起民变。
2. 实行专制而非民主，建立强大的官僚体系来掌握税收信息。中国自周朝以来就走了这条路，欧洲国家也曾试图走这条路，但多次尝试后都失败了。

第二种民主可能蓬勃发展的情况是，当人民可以轻易逃离国家时。如果地理限制使得人民难以逃离国家，国家就不需要与人民合作。例如，埃及的尼罗河谷两边都是沙漠，根本无法迁徙，因此古埃及王国可以在此实行千年专制。这被称为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尼罗的“限制理论”。用现在的话说，当难以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时，你只能待在“鬼岛”。最好的例子是北美专制原住民社会，发生在密西西比河谷的美国东南部，即使山谷中的村民对统治者不满，也难以逃离。相比之下，发展出平等民主的休伦人生活在美国东北部，因为那里是疏散的林地，在农耕期间会定期迁徙，所以如果有人不高兴，他们随时可以离开。

第三种民主可能发展的情况是，当统治者更需要人民，而不是人民更需要统治者时。例如，当国家需要人民在战场上充当炮灰时，就会赋予人民更多的政治权力。国家以权力分享来换取人民在战场上牺牲。这正是人类学家刘易斯·摩尔根所说的“军事民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男性之所以能享有政治权利，正是因为军事民主。因为当所有男人都在前线作战时，在战场上称兄道弟，就会习惯平等。打完仗回到社会后，就难以接受不平等。19世纪末欧洲出现的民主，实际上就源于军事民主。19世纪之前，民主仅限于拥有一定财产的成年男性。但当时欧洲战事不断，瑞典政府实行普遍征兵制，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人一枪一票”的要求。因此可以看到，欧洲国家实行普遍征兵制与扩大普选权有着相同的趋势。

同样地，女性获得选举权，也是因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男性上前线作战，社会中原本由男性从事的工作必须由女性取代。此时，整个社会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女性也可以做男性做的工作，那么女性为什么不能投票呢？所以在一战和二战后，欧洲国家才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以上三种情况让我们看到，当统治者需要人民时，就必须让渡政治权力，民主才能发展。

欧洲为何走向现代民主？国家权力的弱势

接着，我们将回答，如果世界各地都曾存在早期民主，为什么后来是欧洲发展出了现代民主？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因为欧洲拥有古希腊的政治传统。但作者认为，实际上并非因为欧洲人更优秀、更懂政治哲学，而是因为欧洲的国家权力一直相对薄弱。

在古罗马时代，皇帝很少寻求中央集权，而是每征服一个地方，就赋予当地精英罗马公民身份，让他们协助统治。古罗马的官僚体系也十分薄弱，罗马在晚期只有3万名行政官员，而同期汉朝的官员数量是罗马的4倍。古罗马灭亡后，这个官僚体系并未被继承。直到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他们试图发明新的官僚体系，试图向地方政府征税，但也失败了。因为所有的钱都进了教会的口袋。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召开“贤人会议”（placitum generale），召集全国各地的精英开会。这成为了后来欧洲统治者与精英讨论国家事务的模式。

在英国，国家也被迫让渡民主权利。11世纪，英国为了抵抗北欧维京人的长期入侵，向民众征收“丹麦金”（Danegeld，一种用于支付维京人保护费的税金）。这需要发展一套官僚体系，让税务官员检查税收，并召集数百名有声望的当地人开会，讨论如何征税。这种民主会议被称为“贤人会议”（Witan）。到了13世纪末，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颁布法令：“凡涉及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同意。”这句话成为了英国的宪法原则。后来，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因为当时英法正在进行百年战争，国家财政吃紧，需要向人民征税筹钱，所以国王下放了权力。

但欧洲的民主传统不仅限于权力下放，还有自下而上推动的“公社运动”。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当地公民会自发组织成城市公社，要求地方自治。公社通常遵循共和模式，主席由民众选举产生。选出的政治代表会受到“指定委任”（designated appointments）的约束。地方政府会明确规定政治代表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避免代表在与中央政府谈判后被收买或贿赂。例如，当时代表塞哥维亚的罗德里戈去西班牙开会，结果他背叛选民，投票赞成西班牙王室的新税法。回国后，这个人被全城民众拖到街上处以酷刑。

那么，这种公社运动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欧洲人会突然自发地搞民主呢？过去流行的理论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翻译成拉丁文并传入欧洲，所以欧洲人又开始倡导共和政府。但实际上，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到欧洲之前，公社运动就已经开始了。欧洲人并非因为阅读亚里士多德而变得更民主。公社运动的兴起实际上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有关。从11世纪起，欧洲进入了中世纪暖期，日照量增加，气温升高，导致农业产量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商业革命。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商人有动机创建自治城市，摆脱政府的控制。

从古罗马、英国和意大利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早期欧洲之所以能够建立代议制，是因为中央官僚体系薄弱，治理必须通过与地方政府协商谈判进行。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中国为何未能发展民主？强大的国家机器

从有历史证据的商朝开始，中国就是一个专制社会。商王的继承是世袭制，而非选举制。国家实行征兵制，军队人数多达3万人。庞大的人口劳动力使得国家可以避免征税。根据《尚书》的记载，商王盘庚迁都殷时，据说他有能力说服和协商民众。这可能是中国少数早期民主的迹象。但《尚书》是后人所写，可能是后人对过去君王的美好想象，证据不足。

到了周朝，已经出现了将封国分封的官僚体系，并产生了“天命论”来解释统治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统治者必须先获得地方同意才能做任何事。但在周朝，君王在做决策前不需要了解民意。如果事后结果不得民心，他们就会失去支持。所以孟子用民意来解释天命，只有得到人民支持的统治者才拥有天命，当人民不满时，政权就气数已尽，人民有权推翻暴君。可以说，孟子发展出了一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但这还不是民主。

汉学家陆维一认为，春秋时期各国存在许多小城镇，君王会召集国人咨询国策，询问他们是否要与其他国家开战。这与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的民主集会有些相似。可以说，春秋时期的中国曾出现过短暂的早期民主。但它在战国时期崩溃了，因为当时战火连天，统治者发展出全民皆兵的制度，这些都强化了官僚体系和中央集权。

从汉朝到唐朝发展的科举制度也不是民主的，因为各县市的文官代表是通过国家考试选拔的，而非由人民自己选举。中国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统治者能够控制人才，成为士大夫就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与中世纪欧洲地方精英拥有自治权、不受中央控制的情况不同。

到了宋朝，中国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出现了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出现民主自治城市。为什么？因为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官僚体系已经过于成熟。因此，宋朝新建了2000个税务机构，对经济繁荣的城市征收市政税，征收的税收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0%。宋朝4000万人口中，有1万名官员。而同期法国的腓力四世只有20名财政官员。因此，宋朝的商业革命并未迎来民主，反而强化了国家权力。

到了明朝，国家发展出新的统治技术——“鱼鳞图册”（记录不同土壤质量以确定税率的土地清册）。官员制作鱼鳞图册，为统治者提供信息，消除了统治者与地方民众开会的必要性。例如，刘铭传接任台湾巡抚后，成立清赋总局，积极制作鱼鳞图册。清朝统治者不需要与台湾当地民众开会，就能知道可以从台湾收到多少税。

清朝被推翻后，中国曾有机会走向民主。1912年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效仿欧美议会选举和三权分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宪政政府。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议会传统，民主制度引入后，人们不懂得如何运作。大多数议会代表只是想分一杯羹，获取皇帝的军权，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不懂得民主中的三权分立和制衡。

毛泽东在1949年上台后，誓言推翻中国的封建秩序。他们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但并非通过民主程序。因此，政治学家迈克尔·阿尔伯特斯指出，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可能实行土地改革。讽刺的是，马克思心中的共产主义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就像美洲原住民社会中的早期民主一样。但毛泽东上台后，却说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先强化国家机器。中国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也助长了毛泽东的威权统治。

直到中国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学者预测，中国经济起飞后会走向民主化。因为穷人变少，中产阶级变多，国民教育水平会提高，信息流通也会让社会更加多元开放，更能进行民主辩论和决策。但过去40年的发展证明，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早在18世纪中国经济比西方更繁荣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专制社会。因为中国自建国以来就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导致统治者不需要考虑人民的声音。这与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官僚体系中断，统治者被迫与地方民众合作的情况不同。无论中国如何改朝换代，官僚体系和科举制度始终代代相传。这被政治学家雅各布·哈里里称为“建国初期独裁的遗产”。官僚体系和民主出现的顺序，是中国无法民主化的关键因素。

现代民主的困境与美国经验的启示

我们现在选出的官员，可能会无视选前承诺，做出背叛民意的决策，选民只能在四年后将其罢免。这是因为当前的民主源于英国传统。在中世纪，欧洲的民主是一种“指定委任”，即人民代表去中央开会后，必须遵循选民的指示。如果想做出新的决定，必须先回去与选民讨论并获得许可。在美洲原住民社会和阿拉伯的早期民主中，都采取这种指定委任。

但欧洲王室认为这太麻烦了，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财政危机时，不可能让议员来回开会好几次。为了提高效率，欧洲王室将规则改为“全权委任”（discretionary appointment）。英国是推行最彻底的国家，在1295年规定政治代表必须完全代表地方城市，无需再咨询选民。这使得英国引领欧洲从早期民主走向现代民主，从指定委任变为全权委任。

但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全权委任是让选民选举，然后赋予政治代表全权。与指定委任相比，它实际上更不民主，换句话说，现代民主实际上比早期民主更具威权性，人民的权力更少。我们现在只能每四年投票一次，投票后，人民就回去当“顺民”了。这是现代民主的一大问题。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议会成功从王室手中夺回权力，成为决定国家政策走向的关键。自此以后，谁是国王或女王都不重要，因为是议会在治理国家。重要的是哪个政党能进入议会立法。这构成了现代民主的另一个特征：“议会至上”（Congress supremacy）。

一方面，议会至上更有效率。光荣革命前，英国每年通过13项法案；光荣革命后，每年通过121项，其中许多是与专利相关的法案。如果我们比较英国和荷兰的专利数量，会发现英国在17世纪末后迎头赶上。这并非因为英国突然涌现了许多天才科学家，而是因为英国走向议会民主，更有效率地建立专利法，让科学创新受到保护。这些专利发明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

但另一方面，议会至上也有弊端。谁控制议会，谁就控制国家。如果执政党腐败，它可能成为新的独裁者。上台后修改法律，将其改为有利于执政党的法律。例如，英国辉格党上台后，通过了《七年法案》（1715年），将议会任期延长至七年。议会至上的民主设计也容易导致两党恶性竞争，只要能胜选，就可以不择手段。17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曾激烈斗争了一百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两党恶斗，实际上不只是因为两党腐败，而是现代民主的结构在英国诞生时就容易滋生腐败。

英国建立了最早的现代议会和“全权委任”的规则，但这并不构成现代民主。还缺少关键的普选权。当时英国规定只有拥有一定不动产的人才能投票，这使得选举成为富人的特权。所以在光荣革命时期，有一群人要求扩大选举权，这群人被称为“平等派”（Levellers）。但这个理想直到1918年才在英国实现。相比之下，北美殖民地早在17世纪就实行了英国的民主理念。

最后，让我们看看美国是如何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我们都认为美国民主始于美国独立，但早在17世纪，北美殖民地就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白人男性选举。殖民地的最初建立者并不打算建立民主，而是更倾向于阶级统治。但殖民者很快发现，英国的制度不适用于美国。

首先，美洲大陆没有国家机器来强制征税，也没有官僚体系来评估人民需要缴纳多少税。因此，统治者必须与殖民地居民合作，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城市。马萨诸塞州在1641年就建立了《自由宪章》，明确规定市政业主享有普选权。

此外，大多数人实际上不愿意移民到美国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为了促进移民，当时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的总督埃德温·桑迪斯就推出了高薪政策，承诺只要愿意移民到弗吉尼亚，定居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拥有土地，并允许居民共同选举议员，参与公司决策。所以在1619年，弗吉尼亚举办了北美第一次现代民主大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地广人稀，移民劳动力非常宝贵。如果人们不高兴，他们随时可以搬到另一个地方，统治者处于弱势地位。例如，马里兰殖民地总督最初实行阶级制度，无视地方民意，结果是人民拒绝与统治者合作。

所以总结来说，美国的劳动力短缺促使当权者倾听民意，扩大投票权。但孕育美国民主的条件，也同时孕育了黑奴制度。如果统治者不给予白人劳工更多权利，他们随时可以搬走逃跑。而且，英国人来美国当劳工，需要签订契约，契约结束后，这些移民可以建立自己的农田。但同样的条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无法像白人那样威胁殖民者说“如果你不让我参与政治权力，我就跑掉”。因为即使黑奴逃到其他地方，遇到白人后，他们仍然会受到歧视并被卖为奴隶。但逃到其他地方居住的白人，则会被视为拓荒者，开辟西部荒野。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美国南部引入大量黑奴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黑人无法像白人一样逃跑。引入黑奴减少了对白人劳动力的需求，白人可以享受民主自由，而黑人则无法摆脱奴役。从同一个故事中，都因为殖民者想控制人民的劳动力，那些高喊自由民主的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和杰斐逊都是奴隶主。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埃德蒙·摩尔根说，美国民主的矛盾在于，美国的自由依赖于美国的奴隶。

但这种早期民主并未持续到美国独立。当美国开国元勋制定宪法时，他们消除了早期民主的所有特征。在起草《权利法案》时，埃尔布里奇·格里提议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加入“指定委任”，但遭到了反对。有人说，如果选民可以控制他们的民选代表，那就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拒绝了指定委任的传统，它变成了像英国那样的全权委任。接着，美国宪法进一步降低了选举频率，原本是一年选一次，后来改为2到6年。詹姆斯·麦迪逊提出的论点是，美国幅员辽阔，立法者当选后需要时间了解各州的利益。如果每年都选举，可能还没坐稳位子，就要忙着竞选，这会增加政治不稳定。但当时埃尔布里奇·格里警告说，如果选举只每三四年举行一次，而且是全权委任，这意味着政党可以长时间不面对选民，暴君很快就会崛起。

所以我们都认为美国独立后，民主迈进了一大步。但实际上，今天民主制度的许多缺陷，在当时就已埋下根源。当时开国元勋杰斐逊的好友约翰·泰勒告诉他：“美国民主现在只有5000名有影响力的精英，而剩下的500万人每两年就会出现一次政治抽搐。他们只在选举期间出来假装关心，然后继续沉睡。”这句话点出了现代民主的根本问题：民众认为每隔几年出来投票就是民主，但实际上投票后，他们就把政治权力转移给了新政府。人们不关心公共事务也无所谓。

相反，美国独立前的殖民地民主，与美洲原住民的早期民主惊人地相似。因为它们都来自相同的地理环境，都缺乏强制征税的国家机器，这些都迫使治理方式转向民主。

台湾的民主之路与未来展望

在介绍了全球民主史后，我们会发现，民主就像一场持续了数千年的政治实验，是人民与国家之间长达千年的斗争。当统治者需要人民的劳动力、战斗力和税收时，就会释放更多权力，让社会走向民主。反之，如果国家权力和官僚体系先发展起来，民主就难以扎根。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能够走向民主。因为国民党政府战后来到台湾时，不可能将中国数千年的官僚传统全部转移过来。虽然直到1991年，台湾仍是一党独裁，“万年国会”（指长期不改选的议会）执政，但统治者面对的不是没有议会传统的中国人，而是经历过日治时期、发起过民主议会请愿运动的台湾人。他们为了“台湾人民是主人”的理念奋斗了几十年。正是这种追求自由自治的精神，带来了各种学生运动和党外势力。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台湾走向民主社会，没有发生流血革命。

我们也不要忘记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在数百年前就实行早期民主，拥有民主沟通中的平等权利意识，让他们多次抵抗不平等的殖民政权，以及那些无视民意的非正义法案。

相反，我们所崇尚的现代民主却充满了问题。英国和美国开创的全权委任，导致人民只能在选举时感受到自己是人民公仆，之后四年则必须接受执政党的专制统治。所以近年来，一些政治理论家提出，要回归人类历史上的早期民主，效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共和城市，组织地方议会进行地方自治，通过抽签而非选举来选拔公职人员，恢复指定委任，赋予人民更多权力，让人民感受到自己真正参与政治，决定国家的未来。

身在台湾的我们，除了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也可以思考如何向台湾原住民的早期民主学习，找回我们曾经拥有却在现代化后失去的宝贵传统，让台湾成为亚洲的民主灯塔，成为真正民主自由的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