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性相似：中世纪的秩序基石

到13世纪的时候，西方文明整体上仍然处于一种我称之为类比性相似（Analogical Similarity）的思维之中。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重要特点：它认为人、宇宙万物以及那个最高的本源之间是具有类比性的，万物之间具有相似性。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这种类比性思维有其神学基础。在《圣经·创世纪》的开头，上帝在造人时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的。人是上帝的形象，这说明我们的灵魂深处具有神性，我们跟神之间是相似的。

不但如此，万物都是由上帝从虚无中创造而来的，就像一个工匠一样，他一定会把自己的痕迹留在作品之中。因此，万物之中都能够发现神迹，发现上帝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活在一个类比性相似的结构之中，我们的生活是有秩序的，不需要去质疑。我们生活在上帝的看管之下，生活在天道的运行之中，只需要去归顺于这个更高的秩序就可以了。在建立这种心理防线后，知识的确定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种稳固的架构在13世纪之后逐渐发生了崩溃。

亚里士多德冲击与双重真理的悲剧

这种类比性的相似之所以发生崩溃，是因为当时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大量著作通过阿拉伯哲学家的翻译和研究，重新传回了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著作在西欧是失传的。当西欧的知识分子接触到这些著作后，猛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基督教长期信仰的上帝，跟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所刻画的神如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这便形成了所谓的双重真理（Double Truth: 指理性与信仰在解释世界时产生的剧烈冲突）。

通俗来说，基督教的上帝是用来信仰的，而不是用来理解的，正如那句名言：“因其荒谬，所以相信”。但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化身，他要求我们用理性去理解世界和神，而神代表了理性的最高层次。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通向神的道路，两者的相遇注定是一场悲剧。为了缓解这种折磨，很多基督教神学家不得不去整合这两种思想传统。在其中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他的工作在于论证亚里士多德哲学最终可以通向基督教的上帝。

但这种整合极其艰难。阿奎纳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综合与平衡。然而，只要平衡建立，反对的声音便随之而来。批评者认为他“一碗水端平”，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既得罪了亚里士多德的忠实粉丝，也得罪了虔诚的信徒。这种整合工作在14世纪开始出现破裂，神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真的能证明上帝吗？结论是不能。为了维护信仰，他们必须抬高上帝的超越性，以此压制理性精神。

类比的崩溃：科学确定性的重建

随着神学家们开始将上帝刻画为“深不可测的深渊”、“绝对无限的存在”和“不可理解的全能”，上帝的超越性被极大地提高，却导致了类比的崩溃。原本万物与神之间的相似关系断裂了。上帝变得如此高渺伟大，以至于他可以不创造这个世界，或者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使得世界变得非常偶然，甚至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这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人类知识丧失了基础和确定性。如果始终有一个超越性的力量可能破坏真理，我们凭什么相信认识到的真理是真的？这种困境困扰了包括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年轻的笛卡尔为此做了两步工作：第一步是用数学去统一所有学科。虽然我们今天认为数学是科学的基础，但在400年前这并非共识。笛卡尔坚信数学是一种通用语言，并将这种方法论称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 试图用数学的必然性来统一所有知识领域的通用科学理想）。

在今天的智能算法时代，笛卡尔与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然而，笛卡尔的第二步工作却非常“扎心”：如果物理学可以被数学化，那么数学的基础又是什么？这成为了通向现代科学过程中必须回应的底层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