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的过度化乱象

最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带领十位研究员，假扮成病人前往各地医院就诊，旨在了解中国医院过度医疗（Over-medicalization: 指医院为追求利润，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治疗或手术）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们发现，老百姓被“宰”得一无所知，因为每家医院都面临创收和抢病人的压力，导致小病大治、过度医疗的现象触目惊心。例如，有医院的报告显示，患者几乎百分之百是胎儿流产，其中一位孕妇甚至在医院门口生产。院长因此责骂医生动作太慢，错失了“破腹产”这个更有利可图的手术机会。破腹产作为手术，需要用药、住院，这无疑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和痛苦。

自1985年中国提出进行医改（Healthcare Reform: 医疗体制改革）以来，至今已过去40年，“看病难、看病贵”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当前中国医疗体系中最严峻且常被忽视的问题，就是过度医疗。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院为了赚取更多利润，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开出不必要的药品，甚至是本不需要动手术的也建议患者进行手术。过度医疗不仅让老百姓多花钱，更重要的是在伤害国民的健康乃至生命。例如，许多人发现的结节，其实并不需要立即手术，可能观察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或者根本就是正常的乳腺、甲状腺结节。一旦发现，可以观察，并不需要立等手术。这种现象不仅消耗了宝贵的医疗资源，更危害了人民健康。

飙升的医疗费用与输液数据

我们用数据说话。根据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及其团队提供的数据，现在中国人平均每年要看7次病，这是世界之最，而发达国家一般是3到4次。2022年，全国门诊量（诊疗人次）约为84亿次，到2023年则飙升至95.4亿次，增长了十几亿。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人比发达国家更容易生病，或者国外看病预约时间长且费用昂贵，而中国看病相对便宜。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均医疗费用增长迅速。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增长速度是日本的6.3倍，比法国、德国高出3倍以上，即便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印度相比，也高出2倍左右。1978年，全国医疗费用约为一年100亿，到2009年大约是1万亿，而现在已经达到一年9万亿的医疗费用。16年间翻了9倍，45年间翻了900倍，远超同期GDP和物价的涨幅。这说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效应，没有人会因为有钱就多去看病、多做手术。

中国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中，有大量的钱浪费在过度医疗上。例如，2009年第五轮医改刚开始时，中国医疗一年的输液量是104亿瓶，除以当年人口13.31亿，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挂8个吊瓶，而国际平均数字是3瓶左右，中国人一年的输液量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医改曾提出要改变这种现象，2012年8月，中国甚至推出了所谓的“史上最严限抗令”——《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旨在大幅减少中国医疗中的“滥输液”现象。然而，这个限抗令根本没有奏效。三年后，2015年，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中国的年输液量已经达到127亿瓶，除以当年人口13.8亿，人均输液量不减反增，达到人均9.2瓶，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3倍。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总算下降到105亿瓶，但人均7.4瓶依然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谈到中国滥输液的现象，我本人也有亲身经历。2018年我在上海吃了不干净的生蚝，得了急性肠炎，发现时情况已比较严重，必须住院。当护士要给我手臂插针吊水时，我有些紧张，护士就笑我“挂个水你紧张什么？”旁边我的助理告诉护士，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吊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位护士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她知道我是外国人，但无法想象一个快40岁的人怎么会从来没有吊过水。这正是因为在中国吊水是家常便饭，但在国外却相当于一个小手术，轻易不会这么做。

医患关系与制度性困境

很多人看到这些夸张的数据，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太无良了。但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不只是医院或医生单方面的问题。由于多年来错误的认知和习惯，很多病人会自己主动要求挂水。比如感冒明明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根本没用，但如果医生不给挂水，有些病人还会大吵大闹。对医院来说，反正挂了水医院有钱赚，医生有业绩，所以很多医生也就顺水推舟了。

除此之外，中国的医患关系也非常紧张。有些病人一有不满就大吵大闹，甚至发生过拿刀捅医生的事。因此，医生不给病人检查，也担心万一漏诊了自己要挨刀子。这其中牵扯到国民素质和法律执行力等问题。所以，中国医疗目前面临的过度医疗问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Systemic Problem: 指由系统结构、规则或运行机制本身导致的普遍性问题），是医院、医生、医保（Medical Insurance: 医疗保障制度）和病患之间博弈的结果。因此，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了解中国医疗制度当中的特殊性。

首先，中国的医疗是医保制。老百姓平常从自己的工资或收入中扣除一部分进入医保，企业也会为员工缴纳一部分，然后看病时就可以用医保来报销。根据国家医保局刚发布的医保报销比例，在报销目录内的居民医保报销大概能达到70%，但真实的报销比例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有很多药和项目是不在医保目录内的，所以不能报销。实际报销比例大约是50%。近年来，医疗费用快速增长，支付50%对很多人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在中国，看小病很便宜，但由于中国整体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率很低，所以如果突发重病，需要手术或使用一些进口好药、医疗设备，很多人就会因此破产或变得一贫如洗。

公立医院的创收压力

核心问题来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看病基本都是到大型的公立医院（Public Hospitals: 由政府出资设立和运营的医院）看的。但公立医院这个名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这是政府的医院，所以是由政府来出钱兜底的，因此跟私立医院不同，在不需要创造利润的情况下，公立医院的目的就很单纯，只需要负责治病救人。

但大错特错。中国的公立医院其实有非常大的创收压力（Revenue Generation Pressure: 指医院为维持运营和发展，需要通过医疗服务获取收入的压力）。在很多国家，所谓的公立医院就是政府财政拨款给医院的，医生的工资、医院的运营成本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但是目前中国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大约只有5%到8%，其他92%到95%以上的医院开支都要靠医院自己赚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立医院的收入大约50%来自医保，另外30%是患者自费。所谓的医保报销制度，是医院根据项目向当地医保局收费，多做多得，少做少得。所以医院要从医保局拿钱，就必须多看、多检查、多手术，才能从医保那里得到报销。作为医院的院长来说，如果把老百姓健康维护好了，病人少了，医院反而亏了，院长的政绩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制度相当于在惩罚那些能够快速把病人治好的医院。

要知道，中国公立医院的院长基本都是有编制的，相当于当官的。例如，省级三甲医院（Grade III Class A Hospital: 中国医院等级划分中最高级别，代表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的院长基本都是副厅级或以上的级别了。像北京协和医院这类顶级医院的院长可以达到正厅级，可以参加中央会议，享受待遇，接受中组部任命。这群院长一般还同时兼任党委书记，还有很多院长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正是这种“官医一体”的制度，导致很多时候对院长来说，医院的创收和其所带来的政绩才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医疗质量。2023年，河北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门外贴着“财源广进”引起众怒；还有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热烈祝贺胸外科手术量突破1000台，还搞了个派对，医生和护士们身披红色围巾欢聚一堂切蛋糕。

从十几年前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在说要让医院回归公益性，但是公益性不是医院自动就能实现的。中央没有解决医院生存的问题，医生的工资不是国家支付的，医院的运营成本不是财政拨款的，那医院怎么办呢？它得创收啊。更大的问题是，院长的政绩、医生的考核和奖金也是跟治疗了多少、开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手术直接挂钩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有节目组收到群众举报，县城的医院全是检查，甚至同一个项目检查七八次。记者前往调查发现，有患者头痛脑胀住院41天，却做了21次CT扫描；明明来看头痛，医生却狂开腹部扫描。然而这些检查都是患者基于对医生的信任才接受的。记者只是随机抽取医院9份病例，就发现4名患者都有重复检查，明知道患者肝功能正常，还要求做了6次检查，主打的就是“荷包不瘪死不罢休”。更有患者住院20余天，却整整做了血糖间测百余次。记者随机抽取的病例中就发现患者多支付了2万多元，然而大多数都出自这位主任之手。记者随后也走访别的医院，没想到随机抽查4份病例中，便有三份也存在弄虚作假，收取乱检查的费用更是达到6000元。而监管部门卫健局面对记者询问，直接将责任推卸到底，称“有个部门的分不动，这也是专家的事情”。可笑的是，请来的专家却是这两家医院的医生相互监督，也演变成互相包庇。

人口红利与财政拨款的去向

中国民间有句话说，老百姓要面对的三座大山是房产、教育、医疗。你去抖音上看看，几乎任何跟这些话题相关的抱怨短视频，基本都是爆款。中共天天都在吹嘘什么六代机、航空母舰，什么大国崛起、遥遥领先，但是在住房、教育、医疗这三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上却偏偏一个都没搞好。你看中国现在天天都在说消费不足。

中国人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民族，为什么老百姓那么有钱却不敢消费？就是因为这三座大山带来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其中医疗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花多少钱。老百姓知道，如果突然得了重病，国家没有系统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存钱。中国人总觉得外国人没钱，只知道享受生活，但并不是中国人不想享受生活，而是外国人知道医疗和教育都有政府兜底。中国人没有这种底气。

这时很多人又要说了，中国有14亿人口，你知道有多难管理吗？其实这个“人口负担论”是最傻的。你猜为什么要叫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 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因为人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资产而不是负担，人口多绝对是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现在就连中共都已经意识到“一胎政策”是历史上最大的政策失误，但有很多人还没醒悟。如果人口多就是负担，国家为什么要放开二胎三胎呢？为什么对现在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那么着急呢？事实上，人口众多所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优势，是远远超过其所带来的负担的。

就比如说医疗，所谓的医保，应该说任何的保险，就是通过人多来分担风险的。所有的人都放一点钱，那么这当中谁出事了，就可以用这所有人的钱来替少数的人承担。所以14亿人口大国所带来的超大市场和超大人口分担风险的能力，对医保是极其有利的。

那这些钱都去哪了呢？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2013年《人民日报》曾刊文称，官员医疗费用太高，医院不花钱不排队，老干部病房越来越豪华，是普遍现象。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曾经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了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所以你要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口口声声说在为人民服务，其实却在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权，榨干了本应该是全国老百姓共享的资源。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喜欢说中国是全世界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什么都能生产，确实很强。但这愈发凸显出在民生问题上搞得那么糟糕的可悲之处。其实中国的医疗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财政拨款不够的问题。一边说是公立医院，一边政府却不解决医院的生存问题，让所谓的公立医院必须自己去赚钱，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医院跟一般的消费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任何的市场当中，消费者跟产品提供方的信息基本是对称的，是可以博弈的。而在医疗当中，一个患者一切的需求都是医生来做决定的。

你想想看，如果医生要创收，你的需求是真实的需求，还是被虚构出来的需求呢？那你就非常难以判断了。尤其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信任度比较弱的国家。大家对法院、学校、医院这些机构都没有特别强的信任感，因此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所以你就更加需要让公立医院真正是公益性质的，不需要创收的，也就是你政府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是你政府的责任，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承担这个责任？你没有啊，你现在医院92%都要靠自己创收，你肯定没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中共不拨款是因为没钱吗？怎么可能没钱嘛。

国际对比与政府责任

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愿意花钱在医疗上，就看他们国家财政每年在医疗上的拨款占GDP的百分比有多少。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来看看世界主要国家在医疗上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22年英国政府花在医疗上的开支占英国GDP的10.3%，德国10.2%，美国9.6%，法国9.3%，日本9.2%，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8%，意大利7.7%，阿根廷6.1%，韩国6%。

那中国呢？2.9%。还不如俄罗斯的5.3%，连伊朗的3.2%都不如。你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呀，社会主义不就是超级大政府吗？医疗你都不肯出钱，那你算哪门子大政府呢？所以从政府在医疗上的财政拨款占GDP的比重，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不肯拨款给医疗不是没钱，而是它不care。中共愿意花钱的东西都是在面子工程（Face Project: 指为了追求表面光鲜或政治形象，而不顾实际效益和民生需求的项目）上的。你看它送给非洲的钱，搞什么国宴招待外宾，举办什么运动会的时候，那都是极致奢华。宁可花8000亿搞了一座鬼城雄安新区，花1300亿搞了一座无人通行、一万年都收不回本的港珠澳大桥，就是不肯在医疗上拨款。除了面子工程，还有就是大量的维稳费用、监控人民的费用，这些钱花起来那是不遗余力的。

过去15年来，中国的年均军费开支从1000亿美金已经上升到现在的超过3000亿美金，翻了三倍。军舰一艘艘像下饺子一样入海，但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过去10年来一点都没有增长，一直徘徊在2.8%到3%之间，甚至还有下跌的趋势。所以每次我看到中国人为航空母舰或六代机欢呼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高兴什么。你连看个病都要被宰，这跟你有关系吗？

有人肯定会说，美国军费世界第一，你为什么不说？我说，虽然美国军费总额世界第一，但事实上军费也只占美国GDP的3.4%，按世界排名25%都进不去。但它花在医疗上的钱，占GDP的9.6%，是世界顶尖的。但中国军费总开支世界排名第二，在医疗上的财政拨款占GDP的比重却是世界几乎垫底的。到底是谁在穷兵黩武（Militaristic Expansion: 指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发展军事，穷兵黩武）啊？

每次说到中国的医疗问题，就有人要跳出来说：“你以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就很好吗？也很烂好吧！”没错，美国的医疗体系对底层人来说确实是很差的，因为它跟欧洲不同，美国走的是一个完全医疗资本化（Medical Capitalization: 指医疗服务和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为导向运营的模式）的路线。医疗资本化的弊端就是医疗费用控制不住，那些没有钱来购买足够商业保险的底层人就容易因病致贫，这是一个事实。但美国医疗资本化的优势是，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医疗产业。医院有最新、最好的技术和最好的医生，制药产业在全球实力最强，且勇于创新。所以过去一个世纪，大部分的医疗创新都来自美国。每当美国研发出任何新药和医疗技术，全世界人民都会从中受益。例如，新冠疫情期间，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创新特效药Paxlovid，拯救了无数重症患者，这就是来自美国的“荣耀”。当然，这只能说明美国的医疗产业很强，但从公共卫生质量的角度来看，美国医疗确实不好，这是其医疗资本化的结果，是坚守资本主义的妥协。这是一个事实，没什么好高兴的。

但中国现在是一个“既要又要”的局面。既然你要搞社会主义，搞极权统治，让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那也行，你就把人民照顾好，搞真正的共产主义。例如，新加坡在政治上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但它真正照顾人民。老百姓的人均GDP世界第一，达到12.5万美元。而且对低收入人群，有干净便捷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的巴士连接美国和美国。从住房、医疗、教育到公共交通，新加坡的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压力。政府一直在给低收入人群发放各种消费券，让他们在超市购买必需品。我告诉你，新加坡政府“劫富济贫”的方式，比中国共产主义多了。我对此深有体会。说实话，我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中产阶级，而且我是外国人，在新加坡我真的觉得自己被新加坡政府“羞辱”了。但它是在羞辱富人和外国人，去补贴普通的新加坡老百姓。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新加坡才是真正言行合一的国家。但你中共说自己是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既要剥夺人民的政治和言论自由，却又同时不肯拨款照顾人民，这不就是既要拿贞洁牌坊（Chastity Arch: 传统上表彰贞洁妇女的牌坊，在此处引申为追求虚名）又想当战阶女（Prostitute: 在此引申为追求实际利益而不顾名声）吗？

但即便美国医疗系统是完全资本化的，美国政府每年依然会投入接近GDP的10%来提供医疗费用，这比声称是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中共要多三倍。所以你看啊，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国富民弱的国家，那么有钱，医疗难题不是不能解决的。不要说世界靠前吧，起码不要太差。中国医改从1985年提出到现在快40年了，为什么改来改去就是改不动呢？

改革的阻力与未来展望

其实原因很简单，但是由我来说也许有些人会质疑。那么我再次让李玲教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李玲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既是体制内的人，又是专门研究医疗行业的，那么中国医疗改革改不动她是怎么说的呢？她认为没有什么地方真正认真去推它，最大的难处就是要改政府。改革改政府，然后政府在改的同时，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再分配，好像没有谁敢去触碰这个高压线，因为一利益再分配，你就触动太多的利益了，告的人就无数。其实花了很多钱，花了太多的钱了。我们当年做医改方案设计的时候，8000亿全民免费医疗，现在9万亿了，你连毛还没摸到。这么多的钱去哪了？各路人骂，你想想多开了多少药，多做了多少检查。你抓一个什么院长就可以有几个亿，抓一个什么就100套房子，太多的人得了这个钱。

李玲也经常批评美国的医疗制度，她父亲还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军人，政治倾向是绝对红色的，她总不是境外恶势力了吧？爱国人士总该能听进去她的话了吧？我在视频开头就说了，医疗系统确实是任何国家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方案。但中国人民现在不是在要求一个完美的方案，至少它应该是透明和公平的，至少医院不能谋财害命，至少中共退休干部不能拿走80%的医保钱。连北京的顶级医院，四加四假医生致死都是大问题，这还不够清楚吗？

总而言之，我认为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的医疗状况依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关心中国，那么你就不会在听到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就跟打了雷一样，然后说什么“啊，美国也不行，谁谁谁也不行，中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如果你总是这样，不要自欺欺人，继续看你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永远沉浸在你“中国世界第一”的梦想中，那不也挺好吗？

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