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开场与日本体育日闲谈
节目一开始，主讲人先念起了诗句：“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随后提到“和他刺刀见红之后，我就和他拜拜”。此时另一位搭档提醒，节目其实已经正式开始了，刚才朗诵诗歌的声音都被听众听到了。
搭档介绍道，今天是十月十二日，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他自我介绍是负责调研证据、机关列称，另一位主讲人则开玩笑说自己是负责中南海的五雷。主讲人提到，今天在日本是一个“红日子”，也就是日本的公休日、放假日。两人打趣说，红日子并不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出红差”（杀头处决）的意思，而是日本法定的“体育日”，通常在每年十月第二周的星期一，是全民健身、锻炼身体的节日。主讲人随后调侃自己能不能先睡上一个小时，搭档回应说节目总共也就一个小时，怎么可能睡一个小时，最后主讲人表示自己讲半个小时。
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遇袭事件
主讲人切入国际新闻，首先提到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的严重事件。沙特继续关闭其主要国际机场，学校也全部转为线上授课。事件起因是在星期六（十月十日），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导致十二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袭击发生之后，沙特阿拉伯继续关闭了首都的主要国际机场，首都的各所学校也转为线上授课，一直持续到本周末。
与此同时，沙特官方将机场的关闭时间延长到了星期天晚上九点。胡塞武装在星期天接连声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两次空袭，并威胁要对沙特全境发动新一轮的空袭。
搭档对背景进行了梳理和补充：也门胡塞武装声称首都遭到沙特空袭，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实际上控制着也门首都萨那，而也门政府军并不掌握首都。主讲人发问，这是否给特朗普总统出了一道难题，因为胡塞武装的战斗力依然非常强悍。
搭档详细解释了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此之前，胡塞武装攻击了曼德海峡的港口城市摩卡。随后，也门政府军在上周宣布要发动军事行动收复也门全境，并在沙特阿拉伯的空中空袭支援下，夺回了海湾城市摩卡。但实际上，也门政府军想要收复也门全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主要是一个政治宣示。也就是说，近期冲突的直接前因，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率先对胡塞武装发起了军事打击，因此这次针对沙特首都机场的袭击，本质上是胡塞武装采取的报复行动。
而且这一轮报复并不单单是周六的导弹袭击。在十月六日和七日，胡塞武装就已经出动无人机对利雅得机场发动了两次袭击，当时造成了一名苏丹人死亡、八人受伤。到了十月八日，胡塞武装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袭击。关于那次袭击的细节，胡塞武装发言人宣称是导弹直接命中目标；而沙特方面则表示防空部队成功实施了拦截，但一架停在停机坪上的空客 A320 客机受到波及被击中，包括机长在内的三人死亡。随后便是星期六这场更大规模的严重袭击。
搭档指出，胡塞武装其实已经针对沙特首都的机场连续发动了好几次打击。主讲人补充了伤亡人员的国籍细节：这次袭击中的遇难者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两名孟加拉国公民、一名巴勒斯坦人、一名美国人，此外还有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和苏丹人各一名。主讲人感叹这次伤亡确实非常惨重。搭档也强调，直接针对民用机场和民用设施发起武装攻击，在国际法上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但面对这种武装组织，常规国际法约束往往无能为力。
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与胡塞武装的实力
主讲人询问，美国目前有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毕竟事件的导火索是否与美方有关。搭档指出，不能说导火索是美国，因为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之间的冲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矛盾。虽然美国在此次事件后表态称可能会加入沙特一方对胡塞武装展开打击行动，但搭档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美军真的会动手。
主讲人疑惑地问，为什么感觉搞不定胡塞武装，在很多人印象中胡塞似乎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小武装。搭档纠正道，胡塞武装的规模一点都不小。在伊朗于中东地区扶植或支持的几个所谓“抵抗组织”当中——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武装派系——胡塞武装绝对是其中人数最多、军事力量最强大、实际控制领土范围最广阔，而且掌握资金也最为雄厚的一支。因此胡塞武装绝非乌合之众，其实力非常强悍。
那么美军为什么现在打不了胡塞武装？搭档分析认为，核心原因还是卡在特朗普当前的政治处境上。特朗普在十月八日就已经公开表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起攻击。特朗普声称，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已经连续六次拦下了军方或幕僚提出的打击伊朗的作战方案。因为眼下中期选举的压力极大，美国国内柴油价格正在飞速飙升，而油价直接关系到民意和选票。在这种局势下，特朗普如果继续在中东地区扩大战火发动袭击，不仅无法平抑油价，反而可能引发国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的进一步暴涨。
对于主讲人提出的“胡塞武装是否在故意制造混乱、对特朗普进行极限施压”的看法，搭档表达了不同意见。搭档认为，胡塞武装并不是专门冲着给特朗普施压去的，核心前因仍然是也门政府军和沙特联军先发起了进攻，胡塞武装的行动是对沙特军事打击的直接报复。现在虽然有声音说美军要配合打击胡塞武装，但美军在中东目前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那就是高精度制导武器弹药的严重匮乏。如果现在把本就捉襟见肘的精确制导弹药继续消耗在也门胡塞武装身上，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无论发生何种变故，美军想要对伊朗采取威慑或打击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小。正因为弹药匮乏和选情牵制，整个决策现在完全卡在了这里。
特朗普宣称购俄柴油与能源账本算力拆解
主讲人将话题引向与能源密切相关的另一条重要新闻：特朗普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飙升，泽连斯基难辞其咎，乌克兰应当更换新的总统。不仅如此，特朗普这两天还声称美国购买了俄罗斯的柴油。
主讲人提出疑问：美国为什么要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柴油现在真的很贵吗？美国本身不是柴油输出国吗？
搭档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数据与逻辑拆解。搭档指出，首先，美国本身就是全球重要的柴油输出国，因此美国国内绝不会真正需要进口并使用俄罗斯的柴油。即便美国名义上购买了俄罗斯柴油，其目的也只是把这些俄罗斯柴油直接投放到国际市场上转售，试图借此平抑全球柴油价格。
美国自身根本不缺柴油，真正的问题在于柴油价格太高了。因为美国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是紧密联动的，中国等其他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想压低国内油价，就必须向国际市场上释放更多的供应量。
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这笔交易规模到底有多大？搭档列举了具体数据：据称，十月份俄罗斯一天将供应三十万吨柴油，十一月提升到五十万吨，之后再增加到一百万吨；短期内俄罗斯总共还要向美国交付三百万吨柴油。
将吨数换算为国际石油市场常用的桶数来计算：十月份相当于二百二十万桶，随后是三百七十万桶，进而到七百五十万桶。搭档指出，这一供应数字其实远远小于俄罗斯正常的柴油出口规模。俄罗斯早在今年七月份就已经宣布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因为俄罗斯自身国内也出现了严重的燃油短缺。现在市场上最大的疑虑在于，俄罗斯自身都深陷短缺，到底能不能交出这笔柴油。
俄罗斯在七月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之后，国际市场上每天直接减少了八十万桶柴油的供应量。而按照目前特朗普宣称的协议数据推算，俄罗斯实际上只能给国际市场每天提供七万到十二万桶柴油，仅仅相当于俄罗斯七月禁令之前出口量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左右。因此，这点供应量根本无法弥补国际石油市场的巨大缺口。
再看美国自身的消费体量。前两批交付的柴油合计大概有六百万桶。搭档向主讲人提问，这六百万桶柴油足够美国国内消耗多久？主讲人表示不清楚。搭档揭晓答案：仅仅够美国用一天半。仅仅是一天半的消耗量而已。
因此，所谓“购买俄罗斯柴油”根本不是美国自身缺油需要俄罗斯供应，因为这几百万桶的规模跟美国全社会的庞大消耗量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从全球视角来看，前两批柴油总共也只能填补全球柴油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目前也采取了限制成品油出口的措施。中国暂停柴油出口大约一周左右，这一周停掉的出口量就达到了大约三百七十万吨，这一体量已经远远大于俄罗斯十月份及后续几个月加倍供应的总量。也就是说，特朗普试图从俄罗斯弄到的柴油总量，甚至还赶不上中国暂时停止出口的那部分规模。
主讲人由此提出，泽连斯基对此是不是会感到非常不满？即便这笔交易无论有没有实际效果，在政治上是否会给俄罗斯带来巨额资金，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能够维持运转？
搭档分析认为，这笔交易对俄罗斯实际能产生的战争资金效益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如今公开指责泽连斯基是“司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是演员，常被川普阵营嘲讽），搭档表示自己看懂了特朗普的这套套路：所有这些言论，完完全全只是政治信号。
搭档强调，政治上的“说”和“做”完全是两码事。俄罗斯眼下到底有没有能力出口这么多柴油、有没有足够的柴油精炼产量，在特朗普眼里根本不重要。这一切不过是演戏和嘴上说说而已，反正说话又不需要花真金白银。
荒唐的“能源停火”言论与俄乌互袭现实
搭档进一步举例揭露特朗普的言论泡沫：特朗普在十月十一日竟然公开发表声明，宣称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达成了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并且立即生效，双方都已经同意。
而现实情况荒谬绝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公开表示，自己第一次听说俄乌之间达成了“能源停火协议”，居然是通过特朗普的 Truth Social（真实社交）账号发布的推文才知道的。搭档直言，自己敢百分之百保证，不仅乌克兰方面完全不知情，俄罗斯方面同样一无所知。所谓的“能源停火沟通”在私底下根本就从来没有开始过，特朗普却毫无根据地直接单方面对外宣布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同意生效。
更加荒唐可笑的是，就在特朗普高调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生效的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的导弹就直接打在了乌克兰的发电厂上。
搭档深入分析道，俄乌双方目前根本没有任何达成能源停火的现实可能性。因为从战场态势来看，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施加战略压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持续轰炸和摧毁乌克兰的民用能源电力基础设施；而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不对称反制和经济压力的最有效手段，也是动用无人机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由于双方在陆地前线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的战略突破，只能依靠相互摧毁能源设施来消磨对方。因此，要么两国达成全面的彻底停火，要么这种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相互打击就必然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在战争进行期间单独达成所谓的“民用能源互不袭击停火”，在军事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
因此，无论是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还是宣称俄罗斯要向全球释放海量柴油，全都是特朗普嘴上信口开河的政治说辞。其唯一目的就是在中期选举迫在眉睫之际，向选民释放一些虚假的利好政治信号以期拉抬选票。搭档坦言，自己并不觉得这些鬼话真能骗到选票，但这不过是特朗普在选情告急之下的垂死挣扎，属于两手一摊之前不得不做的表面功夫。主讲人也感慨，虽然大家对特朗普的行事作风早已习惯，但不代表不应该对其进行严厉抨击。搭档表示，现在自己对特朗普的任何言论都设定了一个默认前提：凡是特朗普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律假设这件事在现实中绝对不存在，尤其是诸如“取得了重大突破”、“即将发生巨变”之类的言论，统统不可信；包括特朗普宣称“美军可能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也完全是没影的事。主讲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给特朗普，导致他气急败坏，才到处胡乱宣布一些看似能够拿和平奖的虚假重大消息。
乌克兰大选前景与泽连斯基的处境
主讲人谈到，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指责非常毫无道理，包括指责乌克兰在战时不举行总统大选。主讲人推测，如果乌克兰在当前局势下真能举行大选，泽连斯基大概率还是能够成功连任的。
然而搭档对此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搭档明确表示，泽连斯基如果现在参加大选，绝对选不上。
搭档详细分析了乌克兰国内的政治现实：乌克兰大选的政治窗口实际上已经打开了。泽连斯基昨天对大选问题作出了正式回应，表示只要俄罗斯能够达成全面停火六个月，或者只要有连续六十天（两个月）的全面停火期，乌克兰就可以依法立即举行大选。
搭档指出，泽连斯基之所以很难连任，原因在于要求举行大选的不仅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外部压力，乌克兰国内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力量和民众要求重新选举。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个人作为战时领袖的敬意和支持度可能依然很高，但对于他所领导的政府团队的信任度却已经大打折扣，其中关键问题在于泽连斯基政府内部暴露出的贪腐案件波及面实在太大了。
更为关键的是，在支持乌克兰继续坚决战斗下去的阵营内部，已经涌现出声望极高的新领袖。搭档提到了非常年轻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以及此前被免去乌军总司令职务的前陆军总司令扎卢日内。这两个人在乌克兰国内的威望如日中天，各自的民意支持率甚至都分别超过了泽连斯基。如果乌克兰举行大选，极有可能会出现扎卢日内竞选总统、费多罗夫搭档竞选副总统的“梦幻组合”。一旦扎卢日内与费多罗夫联手参选，泽连斯基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主讲人询问，如果换成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上台，乌克兰是否还会继续坚持目前强硬抗击俄罗斯的路线。搭档斩钉截铁地表示，那是必然的。扎卢日内和费多罗夫绝非亲俄派，他们不仅会坚定不移地带领国家继续战斗下去，而且还会进一步推动乌克兰国防体系的深层改革和全面科技化改造。主讲人也表示，如果真由他们接手推进国防科技化改革，对乌克兰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痛斥特朗普践踏制裁法案与政治底线
搭档话锋一转，严厉抨击特朗普在俄罗斯能源问题上的无耻行径。搭档指出，美国资深的功勋国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此前不幸去世，在格雷厄姆去世之后，国会刚刚通过并公布了旨在严厉制裁俄罗斯的格雷厄姆制裁法案。可以说格雷厄姆尸骨未寒，而该法案的核心支柱就是全面封杀和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结果令人极度愤慨的是，老议员尸骨未寒、法案刚刚落地，特朗普竟然就为了自己眼前虚无缥缈的选票，宣布给予豁免，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要从俄罗斯搞几百万吨柴油，用这些根本无法执行、毫无实际意义的谎言来欺骗全美选民。
搭档对特朗普表达了极其强烈的厌恶与绝望。搭档直言，自己对特朗普原本就没有抱过任何期待，但如今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经烂到了让自己连“失望”这种情绪都产生不出来的地步。在搭档的评价体系中，特朗普整个人已经彻底触及了道德与能力的绝对海床底线：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特朗普更坏，不可能有人比他更愚蠢，也不可能有人在治理国家时比特朗普更加混乱。
搭档愤激地表示，如今特朗普无论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举动，自己都不会感到有任何意外。哪怕明天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中期选举，借口宣称国内极左派势力正在企图颠覆美利坚合众国，因此要派出国民警卫队直接军事接管控制整个国家，自己也完全不会觉得惊讶。搭档认为，美国人民竟然会选出这样一个人，甚至还第二次把他选上台，任由特朗普以一己之力将整个国家折腾到今天这般千疮百孔的地步，这是美国选民自己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深刻反思。
主讲人也感慨道，长期以来中国自由派极度崇拜的“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如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确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重创。搭档回应分析称，西方传统设想的三权分立与宪政体制，其底层假设是默认参与政治博弈的都是具备基本道德底线和制度操守的“好人政治家”。然而一旦权力核心出现了一个打破所有底线的妖魔鬼怪，这套体制的所有原则就会被彻底颠倒和架空。
主讲人谈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目前来看，众议院的选情基本上大局已定、毫无悬念；唯一的重大看点就在于参议院会不会被民主党顺势拿下。如果民主党最终能够一举将参众两院全部收入囊中，那么未来的美国政局将会变得异常精彩。搭档对此表示赞同，笑称自己罕见地完全同意主讲人关于特朗普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形势的精准判断。
香港已故天后梅艳芳骨灰被盗事件
在讨论完沉重的国际与美国政局后，主讲人将目光转向了香港发生的一起令人极其震惊的新闻事件。
主讲人介绍，就在最近这几天，正值已故香港歌坛天后梅艳芳六十三岁冥诞之际，梅艳芳国际歌迷会突然曝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惊天消息：自今年七月份起，原本安放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慧塔内的梅艳芳骨灰，竟然不翼而飞，被人擅自带走并疑似遭到盗窃。
主讲人感叹这起事件极其诡异：这可是梅艳芳的骨灰，到底会被谁带走或者盗走？主讲人谈到，虽然另一位搭档贾老师对梅艳芳生前的演艺生平可能更为熟悉，自己对她了解不算太多，但非常清楚梅艳芳当年在历史关头的义举。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梅艳芳坚定地同情学生，并且在后来营救六四流亡人士的“黄雀行动”中发挥了极其关键和重要的作用。
主讲人将梅艳芳与成龙进行了鲜明对比，指出两人在历史节点上的表现截然相反：虽然成龙当年也曾参加过支援六四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但成龙在晚年的表现可谓晚节不保；而梅艳芳则始终坚持自己的良知与气节，令人敬佩。因此如今发生骨灰被盗这起离奇事件后，梅艳芳的家属以及歌迷委员会都已经紧急公开发布了相关声明。
梅艳芳骨灰案后续与动机探讨
警察署表示他们接到了这个报案求助，但是说没有任何人被捕。现在这个事情，当然梅艳芳的哥哥还是他的弟弟也痛心疾首，说怎么大家能找到。
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和政治有关？因为平常盗窃骨灰是为了敲诈勒索。跟政治有关的话，梅艳芳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信号和政治影响，是因为她以前同情八九六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相当相当小。可是觉得心里堵得慌，为什么谁去干这个事情呢？可能性相当相当小，所以到底是谁去干这个事情，咱们进一步关注吧，等到周三贾老师再来和大家讨论这个事情。
评论区还是认为可能是偷骨灰勒索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从七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勒索，对，没有来勒索的。
郑钦文夺得中网女单冠军
我们再说一个昨天晚上结束的赛事。中国有个女选手叫郑钦文，昨天赢得了网球公开赛北京赛事的冠军，说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024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落幕，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耶娃，获得了WTA 1000级单打冠军，同时成为中网自创办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昨天看来中国人还是很振奋的，好像国内有一个什么饮食店还是什么咖啡店，说明天买一送一，为了庆祝这个事情买一送一。我以为今天全免费了，因为买一送一平时日常促销也买一送一，我看了一下这个没有诚意。
WTA 1000女子职业网球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这就是最大的网球巡回赛。问你一下，郑钦文这次奖金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对于网球就知道个皮毛，对这东西没有关心。奖金是一百一十五点一三八万美元，如果大满贯赢得了，好像要过千万美金。
我不知道郑钦文现在有没有出体制，因为刘翔以前不就是跟体制闹矛盾嘛。刘翔虽然退役之后，他的广告合作可能上海市体管中心还是要拿走一大部分。像郑钦文，因为之前李娜就是完全退出国家体制，所以李娜就成了个私人运动员，那就是丰俭由人了。郑钦文我就不知道，如果郑钦文没有退体制的话，她这一百多万美金，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交四分之三给体总。
郑钦文应当是一个经过伤病之后重新复出的运动员，战胜的是对方一员小将。我看了一下这项赛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这个赛事系列说从2027年实现男女同奖金，这个还是不错的。在这之前已经奋斗了好多年，奋斗好多年。
北京国际音乐节余隆观演争议
北京进行了一次著名的音乐会。这次音乐会不是音乐会多么著名，是因为有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你猜什么事情呢？著名指挥家余隆在迪图瓦音乐会现场不遵守礼仪，引发众怒。10月9号晚上，著名音乐指挥家余隆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坐在观众排第一层，无视基本礼仪，为身旁的VIP客人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讲解，以至于他的声音都盖过了乐团的演奏，严重破坏了现场观众的体验。现场管理方因对方身份特殊而未予制止。这个是“古典音乐杂记”这样一个公众号披露的，国内好几个网站在说这个事情。
是不是因为我没参加过几次音乐会，是不是音乐会对乱说话的在中国是用激光笔来照他一下来提醒他一下？所以这次文章的题目就是《激光笔去哪里了》。大家猜是谁，那个VIP客人不知道，说是邓榕和邓楠，邓小平家的。然后这个事情就引发众怒，但是好像观众也没有办法。对于中国一些最著名的音乐人也不遵守这样一个音乐会上的规定或者惯例，搞得大家是不是特别讨厌，好几个群里在讨论这个事情。对这些最有身份的客人，其他都没有办法。剧场管理方也知道本场来的最重要的人是谁，然后特别派上一个最重要的音乐家给他讲，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所以大家都憋屈，我要在现场我就上去干他一下。
调查记者白兆东在泰处境与引渡遣返区别
另外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以前我们三个摄像师以前说过没有，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记者叫白兆东。没说，但没说出来被捕这个事对吧？白兆东这个事情，他其实在国内是财经记者，简短来讲他在泰国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已经被国际难民署认定为难民，而且取得了加拿大的签证。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他要到加拿大去的时候，结果泰国政府不给他出境许可。
泰国真的很糟糕，现在非常糟糕，泰国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中国的打手，泰国政府现在彻底就是听中国的，干啥都行。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对泰国政府正式要求引渡白兆东。各位知道，中国人在东南亚你能得到一个引渡的待遇就是不错的，很多人根本上连引渡都没有，就是直接绑架或者直接叫遣返，直接就是两国警察去。
我想请教一下，比如卢思位就是直接遣返对吧，那么引渡跟遣返有什么区别？遣返是一个即时行政措施，就是行政机关自己决定。但是如果你有诉讼或者律师介入的话，有可能把遣返程序终止，然后进入一个引渡程序。引渡程序就按照国际难民公约提出一个诉讼，由法院来决定这个事情。
那如果引渡成功之后跟被遣返的人如果回到国内，其实没差对吧？该怎么判怎么判？不一定。一般来讲引渡是中国拿着法律去作证，也就是引渡之后，泰国法院对于他之后的遭遇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引渡一般来讲有个规则，死刑不适用引渡，酷刑不能引渡。也就是中国如果要引渡人的话，在任何国家法庭上都要承诺两个原则：第一我不对他实施酷刑，第二我不执行死刑。
但这种酷刑其实泰国或其他国家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追查。不，只要国家承诺也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不对他执行死刑。大家看从缅甸抓回去的白家、明家那几个人，都不是引渡回去的，是遣返回去的。就是当地警察抓到你之后直接交给中国政府，所以他们回中国就判决了死刑、执行了死刑，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引渡简单来讲就进入一个国际公约法上的保护，我自己来理解是这样。而且其实引渡非常麻烦，尤其是引渡首先必须有引渡条约。你要是逃到日本、逃到韩国以及西方国家，他们和中国都没有引渡条约，所以中国只能来绑架你。但是东南亚国家，泰国应当和中国有引渡条约，可能有引渡条约。
白兆东原来是一个中国的记者，因为他持续向公众揭露官方的一些滥权事件，今天他关在泰国那个看守所里边。他以前做过非常多的报道，首先在《财经》，后来在《民主与法制时报》，后来在《中国质量报》。他涉嫌的一个罪名曾经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这次是被广西警方以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罪名来指控的。2024年9月30号，玉林市公安局以捏造的敲诈勒索指控对白兆东发出了通缉令。
我还见过白兆东，当时我就劝他你不要回泰国了，当时也是大意了。所以我在我的推特上经常发布重要的事情提示三次：不要到东南亚，不要到东南亚，不要到东南亚。大家也看到王海的一些消息，王海就是跑到了韩国，韩国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所以暂时安全；他的一个助理在泰国也被抓了遣返了，已经遣返回中国了。所以我们海外的中国人真的你要记住。最近我们做了一个采访，他弟弟就是从缅甸被抓回去的，缅甸还是柬埔寨？不是，他弟是自己回去的，第一次是自己回去，后来跑出来又从缅甸被抓回去的，抓回去的。好，这是白记者，我非常关心的这么一个人。
绿城前董事会主席张亚东遭廉署起诉
接下来是前主席张亚东被控受贿两千万港元，绿城中国回应已按照廉署要求配合相关调查。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张亚东原来好像是中国大连市的一个副市长，后来担任绿城的董事会主席，也是一个房地产行业大鳄。
他被香港廉政公署抓，这说明香港廉政公署还在发挥着作用。那为什么廉政公署抓他呢？是因为他涉嫌违反了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刑事犯罪条例。廉政公署披露，张亚东涉嫌于2020年1月到2023年3月期间，与一名中间人、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及股东，和他的儿子串谋收受该名股东贿赂款两千万港元。因为他是在购买大连的一个房地产项目，购买了之后，那个中间人就把款项存入张亚东儿子的银行户口。
张亚东是从大连副市长到绿城主席，他干了七年，曾经任大连政府副市长、大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等等。绿城应当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房产开发企业，头部房地产开发企业。
大型基建国企应付账款与债务风险
我最后再说一个稍微宏观一点的事情。最近中国房地产，我说的是中建集团应收应付账款超过一点一万亿，你看这个新闻没有？一点一万亿很多很多了。中建集团应收账款一点一万亿，国企嘛就是记在账上面，左手倒右手。后厨可以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中建集团是应付账款一点一万亿，应付账款。那就不是了，应付和应收两回事，应付一点一万亿那是超级大。中铁是七千六百亿，中铁建是五千亿，然后中冶、交建总共合计应付账款多少呢？三万两千亿。
三万两千亿，看拖死多少民营企业了。而且另外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应付账期与应收账款的账期都是在延长。这是不是说明中国这些企业都碰到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建、中铁、中交这些，大概就是做国内大型项目建设，高铁、高速公路、水坝等等。那么这些项目政府给它钱，这是建设方不是项目方对吧？比如中建不是项目方，比如雅鲁藏布江水电站，施工方是中建，雅江集团是项目方。项目方是个大国企、大央企，项目方需要给它钱，它再把钱给下面的人力分包公司、水泥、玻璃、钢材原材料、设备公司等等。
所以中建这些公司，你可以想象它是中国整个大基建的中间环节。这个大基建的中间环节，往上能看出国家体系没有钱，往下能看出下游的厂商被拖欠多少，他也给不了别人钱。也就是说，他如果应收账款账期变长，说明国家不给他钱；他的应付账款账期和数量增加，说明下游被他拖死。
所以说三点几万亿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规模，规模很大了。中国一年GDP一共才一百五十万亿，三万亿这占了五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什么概念？大家不要觉得数量不大，全国GDP的五十分之一。有可能从这个侧面就感觉中国的经济在这里好像冷冻的感觉。不是冷冻，我觉得很多项目还是在建，但就是在纸面上建，上面没有钱，下面没有钱。
三万亿是个多大规模呢？中国这几年广义化债，广义化债包括所有城投债、拖欠账款等等，一共花十万亿。也就是说化到现在掏出一个三万亿的大窟窿，就这一个领域都三万亿。那边大概现在起码也有一百万亿左右的城投隐性债在这边，这个规模太巨大了。
中国建筑负债率达百分之七十七点一三，是不是也比较高啊？负债比较高，七十七就很高了吧。建筑公司负债率到这个额度就很高了。一般来讲生产型公司负债率可以高一点，因为比如你在大面积扩产的时期，你上了很多新产线、折旧导致负债率高。但建筑型公司当然自己有很多设备，但中国现在显然不在一个基建快速扩产的时期，在这个周期你负债率百分之七十多肯定是不合理的。
双十演说与台海新一轮军事对峙
这国家完蛋了，我就这么说吧，结论就是完蛋。好，那现在开始说说几个与台湾相关的新闻。毕竟作为绿营侧翼，台湾相关的新闻肯定要跟进。中华民国刚刚度过了它的生日，也就是双十节。在这个双十节前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又开始进行大量的招式比划与试探。
首先是赖清德的国庆演说引发了广泛争议。在引发争议之后，中国大陆方面迅速展开军事活动，宣布从十月十二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十月十七日，一共进行为期五天的实弹射击与军演。演习的区域涵盖了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中国海。不过这并不是像以往“联合利剑”或者“和平任务”那样超大规模的围岛演习，主要还是以局部实弹射击为主，持续五天时间。
这五天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在同时反制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赖清德的双十演说；第二件则是蔡英文的访美行程。蔡英文刚刚完成了她在卸任总统之后的第一次长期访美，这次访问期间她会晤了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展现出双方极为紧密的关系，在中国大陆眼里可以说是两个“最坏”的人碰面了。蔡英文在此次行程中安排了密集的演讲与活动，其中包含了许多让北京方面极其不悦的内容。
赖清德的国庆演说同样包含了许多大陆方面不愿听到的表述。当然演说中也提到了一些民生利好，比如给台湾人民每人发放一万新台币，虽然这件事之前就在讨论并打算推行，但正式放在国庆演说里再次强调，依然让北京方面感到十分不高兴。
赖清德这篇演说的核心争议点，主要在于两部分：一是“正确理解历史”，二是“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所谓正确理解历史，本质上是在反制中国大陆近期不断宣传的一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秩序与盟友关系的叙事。中国大陆在此类宣传中重新解读二战后的历史格局，而赖清德的表述直接指出这种历史叙事是被扭曲的。如果严格探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其正统法理与代表权在历史源流上本应在中华民国政府手中；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作为核心力量参与全局抗战，甚至在内部打压国军力量。更进一步而言，从国际法理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签署的一系列历史文件与公告，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乃至后来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实际上都没有确立中国大陆能够合法接收台湾主权的法理基础。
其中最常被争论的就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第2758号决议处理的核心议题仅仅是联合国席位的代表权问题，根本不涉及台湾领土主权的最终归属。中国在国际法层面的相关主张向来站不住脚，甚至在面临国际海事法庭的仲裁裁决时也采取完全不予理会的态度。
赖清德的这篇双十演说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特别是对于基督徒群体而言。赖清德本人并不是公开宣告信仰的基督徒，但在这次演说中却引用了极其密集的基督教经典意向与圣经比喻。他提到要将台湾建设成“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并称台湾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演说中大量使用《圣经》的修辞，从政治策略的角度分析，这种用词和叙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美国保守派选民与政界人士的共鸣与支持。
面对台湾方面的动作，中国大陆随即启动了军事演习。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军演北京并不敢搞得过大。因为如果动作过于激进，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节点上，搞出类似环台大规模封锁军演，反而会直接帮民进党助选，导致国民党在地方选举和政局上彻底失去操作空间。按照过往的规律，只要台湾一逢重大选举，北京方面就会陷入焦虑并不停表态，但今年整体的军事反应和官方定调已经算相对低调。近期针对蔡康永等艺人的言论风波虽然在民间舆论场上群情激愤，但那更多是民间情绪被架上去的结果，并非官方刻意主导。北京在历次台湾选举年中吃过太多教训，多次因过度施压反倒让倾向温和或有利于自身立场的候选人彻底落选，经历过四五次类似的教训之后，如今在行动分寸上明显有了一定顾虑。
印度“蟑螂人民党”街头抗议与反垄断司法交锋
除了台湾局势，另一个极其重大的国际事件是印度青年学生组织及反对派运动的持续升级。此前这场运动主要聚焦于考试舞弊、公务员选拔不公以及整个教育体系的腐败问题，当时的直接诉求是要求教育部长下台。随着教育部长引咎辞职，这一阶段的目标已经实现。
然而，抗议的范围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急剧扩大。抗议的核心诉求已经转移到了选民名册的真实性与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上，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立即下台。整个运动的性质直接从教育腐败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宪政与选举制度的根本层面。
在十月十日，抗议组织方原计划在新德里和孟买等地举行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游行。然而，这场游行随即遭到了官方的大规模预防性拘捕。运动的三位核心领导层成员在前往现场途中遭遇警方拦截，有人在乘坐飞机时直接在客机座舱内被带走，还有人直接在家中被强行拘捕。核心领导层因此未能抵达游行前线。与此在新德里的游行现场，警方拘捕了数千名参与抗议的学生与市民；在孟买的集会现场，警方同样采取行动，当场抓捕了四百多人，事后还展开了严密的排查与清算。这种抓捕规模在印度过去数十年或十余年的政治运动史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面对大规模抓捕，外界曾担忧青年学生与抗议者是否会被官方铁腕所震慑。但事态并未因此降温。十月十一日，被逮捕的三位主要领导人物已在法庭听证后获得保释释放。法庭对保释附加了限制条件，要求其在一年之内不得有破坏公共和平的行为，但“破坏和平”的具体定义依然存在极大的法律博弈空间。
紧接着的关键节点是十月十二日。由反对党联合构成的跨党派联盟“INDIA 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决定与抗议团体联手，在德里发起更大规模的联合游行。这一天的行动成为了整个局势走向的绝对分水岭。如果这场联合游行再度遭到莫迪政府的严厉弹压，势必将激化更为强烈的全社会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游行不仅是青年抗议组织发起，更是得到了 INDIA 联盟的全面背书。动员力量由两大部分深度整合而成：一部分是抗议组织自身的青年动员网络（包括 CJP 等），另一部分则是以国大党为首的全国性主流反对党网络。两大势力的合流使得这场运动所蕴含的政治动能与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放大。
关于印度这种政治局势，很多人会产生一种感想：在东方国家体制中，专制威权与自由化浪潮似乎总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剧烈对抗之中。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美国，其法治传统、公民社会、成熟的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各类基金会构建了深厚的缓冲垫，即使出现像特朗普这样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也可以通过常规选举机制将其更替。但在以莫迪为代表的传统强人政治主导下，领导人似乎很难通过常规途径被轻易挑战。
莫迪作为一个极其成熟且强势的政治家，其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国内推动制度性改革与自由化方面，其推行威权化统治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印度的民主韧性并不像外界刻板印象中那样脆弱，其民间社会的抗争能力远超外界预期。
虽然数千人被捕看似极其严重，但街头抗议中的集中逮捕并不等同于专制政权下的普遍政治清算。就像法国“黄马甲”运动期间同样有成百上千人被警方拘押，但拘捕是警方的常规维稳手段，与后续是否会像某些极权地区那样进行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司法起诉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前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同样发生过大规模的逮捕与驱散。在之前的教育舞弊抗议中，莫迪政府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妥协退让，接受了教育部长辞职的要求，并回应了学生代表的部分核心诉求。
当前矛盾的核心焦点在于选举委员会。抗议方坚决要求首席选举专员下台，其核心指控在于：这一掌管国家选举大权的最高独立机构已经被莫迪所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全面渗透与实质控制。这种指控在印度本土有着极其坚实的民调数据支撑。最新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印度公众对选举委员会的高度信任度已经跌落至历史低点的25%左右，绝大多数民众认为该机构已失去中立地位，沦为执政党的政治工具。莫迪个人的支持率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总体依然维持在50%以上的基本盘；与此有高达4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印度的民主制度当前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威胁，这一比例同样创下了历史新高。
从目前的舆论场来看，印度的体制韧性依然在发挥作用。抗议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量极为惊人，甚至连一向被视作建制阵营的孟买主流媒体也纷纷开始掉转矛头，舆论批评的重心并未落在抗议者身上，而是集中火力拷问选举委员会的中立性与政府的权力越界。更罕见的是，向来在政治议题上保持谨慎或保持距离的宝莱坞文化界与知名公众人物，也开始公开站队支持抗议。包括著名演员伊姆兰·汗（Imran Khan）等诸多公众人物都亲自参与到这场声援潮中。这种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介入，使得大抓捕非但没有吓退抗议群体，反而激起了更为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不过，运动内部也面临着深刻的路线分歧。抗议组织最初一直刻意保持无党派的独立色彩，并不希望自身纯粹的青年公民运动被国大党等老牌反对党借机收割；然而，随着抗议诉求直接切入选举事务，政党政治的色彩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浓厚。未来这场运动能否持续走下去，不仅取决于街头动员的持久力，更取决于青年组织能否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与国大党建立良性且有效的战术合作。对于这场印度大动荡更深入的背景与法理分析，李厚辰在其个人频道中也展开了非常详尽的剖析，甚至后续还欠着两场专题讲座的深度内容。
日本议员访台与无人机军事合作推进
视线再度转回印太与台海前线。除了美台互动之外，日本政界近期的动态同样暗流涌动。日本国会议员近期正在密集访问台湾，核心议题之一是全面加速台日之间在无人机产业链及相关领域的战略合作。
与此日本国内的政治分野也在此问题上暴露无遗。作为著名亲中党派的公明党，其干事长于十月九日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表了一段引发轩然大波的言论。该干事长声称，日本在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内容，承认将台湾归还中国，因此他公开呼吁日本政府应当恪守这一历史承诺，将台湾的主权正式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种言论在法理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一切主权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更遑论在国际法体系中代表中国。当年代表战胜国受降并拥有联合国席位的完全是中华民国政府。公明党干事长的这一番表态在日本政界与民间引发了极大的舆论震荡与激烈批驳。
与公明党的言论针锋相对的是日本主流政治力量的具体行动。由日本跨党派友好联盟会长率领的二十余人代表团——其中包括多位自民党籍的重要众议员——已正式抵达台湾。该代表团此行的核心任务，正是加速推进台日双方在无人机研发、零部件供应链整合等防务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这种合作在实质层面上已经迈入了防务与军事技术实操的阶段。
针对日本议员访台以及台日防务技术合作的推进，中国大陆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制动作。四艘中国海警船直接驶入钓鱼岛周边的日本领海敏感水域进行高调巡航。双方近期处于极度高频的战术试探与针锋相对之中：每逢外部高级别代表团抵达台湾进行实质性访问与防务对接，大陆的海警船与官方执法力量就会迅速在争议海域展开抵近巡航，以此释放极为明确的政治警告信号。
中欧汽车关税博弈与混动车出口减半协议
在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经贸领域，近期出现了一项极为重大的突破性消息。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相关专员在激烈的博弈谈判后，终于初步达成了一项关键妥协协议。
根据该协议内容，中国将对出口至欧洲的混合动力汽车实施极为严格的配额管理，其出口总量将在现有预期基础上直接实现“减半”。这一削减规模极为庞大：此前预计的年度出口量约为八十万辆，协议执行后将被硬性腰斩至四十万辆。该配额限制措施预计最快将于今年十二月正式开始执行。
这一重大妥协意味着中国国内的各大汽车主机厂商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出口配额分配机制，中欧之间围绕新能源及混合动力汽车关税的激烈贸易摩擦，至此进入了以配额换取市场准入的新阶段。
中欧汽车贸易与出口结构
要么就去欧洲建厂在欧洲生产，要么混动车的出口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如果大家去上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站，就是“有益于中国经济指数”，点到出口结构，点到汽车，就能看到中国实际汽车出口量大的还是混动车。混动车的出口量其实大于纯电车的出口量，尤其是纯电车在八月份降低之后，混动车现在的出口数量份额是比较大的。
那么混动车出口量如果要大规模减半的话，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汽车出口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愿意做出这么大规模的让步？这是一个可能让人觉得承受不住的让步，中国到底拿到了什么？或者说中国其实能拿到什么？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直接是认为自己不想把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巨无霸放在一起对抗，中国的实力可能还不行。根据联合声明全文来看，中国拿到了这几点：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加速，当然这个是原则性的，不是实质性的；列入管制清单事前通知，因为以前欧洲制裁中国就是直接公布，以后则会事前通知；外国补贴条例的技术对话，对话也是非实质性的；欧盟澄清逆变器融资指引不针对特定国家，也就是欧盟澄清这个指引不针对中国，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即便欧盟澄清不对中国，实际执行中还是针对中国。逆变器也就是电力变压器相关的设备。
所以看上去中国还真是纯让步，中国并没有拿到对等的任何东西。比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东西，像家具、纺织业之类的出口，或者取消纯电车的最低限价，或者让纯电车多进口一点，这些都没有。感觉欧洲没办法让步，因为这种结构性的东西很难让步。
不过也有另一种考量。现在欧洲跟中国之间可能有另外一部分收益，而那个收益是更关键的。因为欧洲跟中国现在不是要大打贸易战吗？混动车出口减半之后，欧洲贸易战会不会就停了？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带来现在实际条件的改善，而是未来有可能让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大规模贸易冲突因为这个原因踩刹车。如果真的是踩刹车，中国以四十万辆混动车出口为代价，换来中欧贸易战停打，这其实也可以算作中国的重大战略胜利。
但是这也存在变数，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中国出口多了，欧洲还是受不了，到时候是不是还要再回头找麻烦？这个结构性矛盾是改变不了的。但欧洲内部一方面要看民意，另一方面要看产业集团以及各个国家的意见。比如德国一直有很多人不主张跟中国打贸易战，因为德国在中国的投资以及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汽车产业，如果汽车出口一下减半之后，德国的很多产业界就有话说了：汽车问题不是解决了吗？解决之后为什么还要去挑衅中国、跟中国大打贸易战呢？所以贸易战确实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遏制。
全球汽车产业格局与市场渗透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十五年之后，中国会不会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那种汽车生产基地，全世界到处跑的都是中国车？因为好用又便宜。像现在什么尊界等车型，刹车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就像当年日本车在全世界到处都是一样，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小。虽然现在似乎有这种苗头，成本低、质量也不错，但原因在于：第一，全世界汽车产业发展最快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日系车崛起的那阵子，正好是各个国家经历大规模城市化增长、各个国家汽车保有量从很低迈向很高的一个历史过程。
虽然有人会说非洲、印度、整个东南亚的人均收入慢慢也在提高，比如泰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甚至比中国还大，泰国这样大几千万人口的市场，全世界很多国家城市中产阶级的汽车购买已经有了比较高的渗透率。现在可能非洲会差很多，但像拉美这些国家其实也没有那么穷，已经买了很多车。至于印度，其汽车保有量虽然没有那么高，但像印度这种国家恰恰是工业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印度像塔塔集团也收购了捷豹、路虎等品牌，它本身的汽车工业也是存在的。
因此，中国汽车肯定会有很大程度的增长，但要达到丰田或者当时日本汽车横扫全球的程度，应该是有相当大难度的。不过，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汽车生产国，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可以说现在就已经是了。
特朗普提议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
再来看特朗普相关的动态。特朗普正在积极推动改词，认为大家以后不能叫“人工智能”，必须叫“超级智能”。而且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任何人和任何国家如果拒绝使用“超级智能”而继续使用“人工智能”，都将被视为白宫的敌人。这种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嘴炮，就是说出来图个痛快。
他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提出过更名建议，希望全世界都改这个名。这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像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一样。把 AGI 或者 AI 改成超级智能，把墨西哥湾改美国湾，除了迎合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在实际层面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某些群体而言，可能会觉得美国这么伟大，为什么叫墨西哥湾，应该叫美国湾。
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人工智能改成超级智能。如果特朗普说把“人工智能”改成“美国智能”，理由是美国发明的、芯片是美国的、算法也是美国的，改叫“美国智能”反而还比较符合他一贯以来的逻辑与运作风格。从人工智能改叫超级智能，很多市场竞争行为或学术领域的问题，行政机关应当保持谨慎和谦虚的原则。这实际上跟谨慎谦虚没太大关系，更现实的是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AI”和“人工智能”大家都已经约定俗成了，这个词并不是才用了三年，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约1956或1957年）提出这个术语开始，一直用到现在，快七十年了。那些写学术论文的学者，写习惯了人工智能和 AI，怎么可能改写成超级智能？很有可能特朗普要求这么写，学者们偏偏不这么写，而且改名本身毫无实质意义。如果有这种旺盛的精力，真应该用在更有意义的事务上。
波兰暗杀未遂事件与德国北溪管道案审理
波兰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刺杀事件，不过暗杀没有成功。波兰安全部门挫败了一起针对波兰总理图斯克和国防部长的刺杀图谋，拘留了一名嫌疑人。嫌疑人确有一人，并且是一名波兰公民。因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在立场上都是比较亲乌克兰、亲欧盟的，所以这背后跟俄罗斯有没有关系，还要看进一步的司法审理。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件对乌克兰来说非常敏感的事件：最近德国开始正式审理关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诉讼。北溪管道是连接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输气管道，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管道发生多起水下爆炸，四条管线中有三条严重受损。
目前这起案件在德国审理的被告只有一个人，是一名乌克兰的前军官。嫌疑人或被告直接指向乌克兰军方前人员，这让事情变得非常棘手。外界普遍猜测是乌克兰所为，但乌克兰官方肯定一直在否认并排除干系，官方是不可能承认的。
这件事之所以让乌克兰感到棘手，是因为在德国这已经演变成了一起大型政治事件。德国像“选择党”（AfD）这种被视为立场偏向亲俄的政党一直在借题发挥：如果法庭判决最终追查到乌克兰政府的责任，将带来两个直接后果。第一，要求乌克兰政府承担巨额赔偿；第二，以此为由彻底停掉对乌克兰的援助。因为在他们看来，怎么能去援助一个袭击德国基础设施的国家？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焦点。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真是国家层面安排的，查出来后也必然会咬定纯属个人行为。但因为走的是司法程序，就要看德国法院最终如何判断以及如何认定其中的关键事实。
德国目前依然存在亲俄势力。德国选择党（AfD）近期的声势很盛，在东德地区的选举中攻城略地，拿下了不少州的关键席位，成为德国一股不可忽视的亲俄与右翼力量。随着冬季到来，如果能源供应紧张或民众受冻，难免会有人更怀念以前天然气便宜供应的日子，抱怨能源供给被切断。
虽然 AfD 目前在德国联邦层面正式取得执政权还要比法国的极右翼面临更多阻力，但其发出的声音已经非常有力量。现在在 AfD 拿下重要位置的州，又出现了一个可能与 AfD 联合组阁的新党派——BSW 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 是以其党魁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是从左翼党分裂出来后形成的具有保守与民粹色彩的政党。该党同样要求停止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并声称要追究乌克兰在法律上的战争罪，认为炸毁北溪管道无异于乌克兰对德国宣战。德国国内冉冉升起的这些新政治势力抓住北溪事件不放，整体立场上反乌并偏向缓和对俄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乌克兰认为自己是在为欧洲安全做出牺牲与贡献，但欧洲各国的感受并不相同。像波罗的海三国等前线国家非常领情，但离战线越远的国家往往越不领情，比如法国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战火波及不到本土，与自己关系不大。加上当前部分欧洲国家深陷财政泥潭，欧洲内部的政治分歧日益严重。
德国联邦情报局高官叛国嫌疑案与渗透手段
此前谈到过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涉嫌叛国罪被捕的事情。当时还没明确信息泄露给了哪一方，最近新闻则披露了更多动向。
目前主要流传着三个可能接收情报的国家：阿塞拜疆、俄罗斯和中国。如果涉及阿塞拜疆，背后大概率也是俄罗斯的线索，阿塞拜疆单独来看可能性不大。之所以牵扯到阿塞拜疆，是因为被捕的前局长汉宁在卸任情报局长之后，担任了一个名为“德国阿塞拜疆论坛”游说团体的理事，甚至在2025年还连任了该论坛的理事，因此他与阿塞拜疆存在明确的组织联系。
另一条线索则是检方指出他多年来与另一个国家的情报人员保持密集接触。《明镜》周刊和《泰晤士报》等媒体将这位密集接触的人员指向了一位退役的中国军方人员、前外交官王建政。王建政在1987年至1990年期间曾派驻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两德统一之后曾担任驻德大使馆武官。2017年，他曾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合著出版过一本对谈书籍，书中还特别向被捕的前情报局长汉宁提供的建议与说明表示感谢。此外，汉宁与王建政还共同担任过青岛中德生态园区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两人确实存在公开交集。有记者随后致电王建政，王建政否认了相关指控，并表示已经很久没有与汉宁联络。
至于俄罗斯的嫌疑则起源更早，早年间德国的小报《图片报》就曾多次怀疑汉宁是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线人。因此阿塞拜疆、俄罗斯、中国这三种说法都有。不过近期的媒体报道越来越倾向于指向中国方向，甚至有线索称其将几百份相关资料交给了武官人员。
外界常讨论这是否体现出极强的渗透能力。实际上，中国与前苏联的情报体系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特点往往是针对某些特定关键人物进行公关或建立私下联系，而很难像前苏联那样在欧美国家内部建立起成体系、成网络的深度渗透。苏联当年的渗透往往不是仅仅搞定某个州长或助理，而是通过一个核心节点发展出庞大的地下网络，属于成批成窝的组织化运作，这与当下的个案模式有着根本不同。
中俄对外渗透模式的差异与局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对外渗透上似乎还没有达到类似全苏联时期的那种干预程度。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可能早就占据优势或者实现了直接收买，印尼等地可能早早就有涉及；但对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目前所体现出来的活动似乎还没有形成背后完整的网络体系，大多还是点状分布的。
之所以难以达到全苏联式的渗透干预深度，一方面跟外交风格有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和文化障碍。并不是说间谍的英语水平不够好，即便从小把英语学得很好，如果想要真正打入到对方的主流社会，面临的文化背景壁垒与社会结构障碍依然非常巨大。相比之下，俄罗斯在欧美的情况截然不同，俄罗斯裔社群在美国以及欧洲本土存在的时间非常漫长，具有长期扎根的基础，因此俄罗斯人在这些区域进行渗透和组织网络就相对容易得多。文化与长期社群基础的差异，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客观制约。
乌克兰袭击俄能源与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
在前线战场的最新进展方面，乌克兰近期取得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战果。乌军在前线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除了持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之外，还展开了针对大型数据中心的猛烈袭击。
俄罗斯拥有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设施。其中，俄罗斯的大型国有互联网巨头 Yandex（其业务体量与综合生态基本相当于谷歌、微信与淘宝三合一）旗下的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在短短两天之内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大规模连续空袭。这次针对性极强的无人机袭击，直接导致 Yandex 公司的部分关键网络服务在俄罗斯境内陷入中断。这次打击对于俄罗斯本土的基础设施运转与互联网服务体系而言，构成了相当沉重且直接的冲击。
诺贝尔和平奖人选的相关争议
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讨论，此前其实已经有所涉及。获奖者本人在公众与舆论层面引发了极为激烈的争议，尤其是其与中国相关的立场始终饱受质疑。
这位获奖者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面对涉华事务一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淡态度，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强烈不满。最初外界可能以为这些批评主要源自于其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特定立场（即因为批评以色列而招致一些亲以色列人士的抹黑与攻击），但经过核实相关公开信息和过往记录后可以发现，此前曾经曝光过一封涉及联合国的电子邮件。当时有相关人士前往联合国准备就中国人权等议题作证，随后具体的人员名单与信息很快被通报并提供给了中国大使馆，紧接着中国大使馆便出面针对这些作证人员展开威胁与施压。针对这些事件，杨建利博士也曾公开发表声明，对该人选提出了强烈的反对与严肃质疑。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抹杀不掉的历史记录，许多人对其获得联合国及和平奖的资质与正当性持有强烈的保留与反感态度。
尊界 S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始末与技术质疑
关于尊界 S800（注：视频中口误提及尊界 V800）制动刹车踏板断裂的问题，在国内汽车舆论场中持续发酵，成为了连日来的热点新闻。
这次引发巨大关注的测试源自汽车媒体懂车帝。懂车帝并非普通的个人视频自媒体账号，而是背靠字节跳动的子公司，具备极强的资金和机构支撑实力，因此能够在测试中同时采购并投入多辆价格昂贵的尊界豪华车进行极限横评。
根据澎湃新闻在 10 月 11 日晚间发布的报道，10 月 11 日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记者确认：针对尊界 S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的优化升级方案，预计将于 10 月底最终确认，并计划从 11 月起陆续面向车辆启动升级。在发生试车踩断刹车踏板的严重事件之后，厂方表态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并为已交付的购车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
然而，围绕这一事件的应对与解释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国内部分所谓的汽车专家在发声时，竟然将责任归咎于测试人员，声称试车测试时“踩刹车的方式不对”、“脚法不规范”，甚至品牌方在回应中也提及测试属于“非正常状况下的踩踏制动”。这种辩解完全脱离了实际驾驶场景，显得极其荒谬。如果测试方是找来了一位国际顶级大力士，用异于常人的蛮力猛烈踩踏导致踏板断裂，或许还能算作极端个案；但在日常驾驶环境下，任何普通成年男性在高速行驶遭遇突发紧急险情时，本能反应必然是用尽全力猛踩刹车踏板，这恰恰是最典型、最普遍的紧急制动工况。
在猛踩刹车保命的关键时刻，根本无须争论动作规不规范、符不符合既定国标测试动作、或者下踩力度是否超过了某个测试预设值。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驾驶员，在一脚刹车之下竟然连续导致四台同款车型的踏板部件全部断裂，任何为之辩护和洗地的言论在客观事实面前都是毫无说服力的。
受该舆情冲击，江淮汽车在资本市场的股票价格连续重挫，市值在数天内蒸发了上百亿元。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尊界 S800 作为一款定位极其高端的车型，基础版本售价在 70 多万元，高配版本更是高达 100 多万元，绝对属于目前国产品牌中价格最高的天花板级别豪车，并且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消费者购买。在如此高昂的整车造价下，刹车踏板这一事关生命安全的核心安全底线部件，为什么不能设立更高的工程标准？
刹车踏板一旦断裂，后果不堪设想。若车辆行驶在悬崖边缘，或者在转动方向盘避险时猛踩刹车踏板发生断裂，车辆将完全失去制动力；若在高速公路上以 130、140 甚至 150、160 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疾驰，前方突然出现掉落的巨石或突发障碍，紧急制动时踏板直接断裂，车辆只能失控冲出，车内乘员生还几率极低。如此至关重要的安全结构为何会出现致命缺陷？难道主机厂与工程团队连基础的受力指标都不懂？即便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仅为一千牛顿左右，在整车研发与内部测试流程中，面对一款百万元级别的产品，难道不应该具备承受三千牛顿乃至更严苛极限工况的冗余测试？
这一恶性设计缺陷直接折射出现代高端制造背后不可忽视的“草台班子”现象。对于这样一款售价超百万元、代表最高水准的国产旗舰汽车，如果因为安全件断裂导致车主发生严重车祸甚至重伤死亡，从法律定性上完全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罪。
舆论洗地与质量监管缺位
针对这次由懂车帝主导的测试，无论其背后是否存在行业竞争或商业诉求，从公众安全与行业监督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积极价值。懂车帝此前在智能驾驶等领域也进行过多次对比评测，与部分厂商常年存在纠葛，但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它敢于通过公开测试揭露致命缺陷，反而反衬出监管部门的缺位。对于依法上市销售的机动车，原本应该承担把关重任的国家质量监督部门究竟履行了怎样的审核职责？
与此同时，厂商面对危机的公关态度也令人失望。一辆售价七八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车辆出现了危及生命的重大安全隐患，企业本应坦荡正视问题、向公众诚恳致歉并宣布全量召回，然而实际表现出来的却是避重就轻的推诿，一方面辩解测试属于非正常工况，另一方面通过外部舆论散布测试人员不够专业等言论，这对于所有面临潜在生命危险的车主而言极其不负责任。
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也出现了大量为品牌方极力洗地的声音。过去遇到类似争议，常有人搬出“支持民族品牌”、“抹黑民族工业”的大旗来进行道德绑架，但这种营销话术在近年来早已引发公众普遍的反感与疲劳。如今的洗地策略转变为针对测试细节进行挑刺，批评测试不专业、流程不规范、甚至指责测试人员别有用心。然而这一质量风波引发的公愤极其广泛，甚至连官方媒体（如新疆地方官媒）都一度发声呼吁相关企业和发言者“要说人话”，尽管相关文章后续迅速遭到下架。该车型由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华为负责品牌与赋能，江淮负责整车制造，但无论如何划分边界，面对如此严重的安全隐患，任何无视安全底线的言论都无法掩盖工程设计上的硬伤。
灵活就业与平台工人权益保护新规草案解析
除了汽车安全风波，近期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一项重要政策动向引起了广泛关注，即针对保护零工和平台经济从业者权益的法规草案正式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该法规草案的核心主旨在于将“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一法律概念予以正式的制度化落地。所谓不完全劳动关系，对应的正是当下庞大的灵活就业与零工群体。从草案的具体条款来看，其中包含了几项具有实质推进意义的重要内容，但同时也存在诸多明显的局限与制度空白。
首先，在实质性维权渠道方面，新规明确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受理范围。劳动者在因劳动报酬、安全生产、职业伤害等发生纠纷提起仲裁时，草案允许将平台企业与实际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在此之前，外卖骑手等零工从业人员由于与平台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往往被平台通过劳务外包切断了劳动用工链条，一旦发生纠纷无法申请劳动仲裁，只能自费走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时间周期与举证门槛远高于劳动仲裁，普通劳动者极难承受。据统计，从 2020 年到 2024 年期间，全国法院审理的涉及零工群体的民事案件高达约 42 万起，此前这些维权基本上全被推向了民事诉讼通道；而新规允许走劳动仲裁后，由于仲裁程序不向劳动者收费且审理办案周期较短，将显著降低这部分从业者的维权成本。
其次，草案针对平台企业逃避用工责任的外包与个体工商户模式进行了限制。过去平台通过层层转包或诱导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来规避用人单位责任，而新规明确规定：如果平台企业的合作企业不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平台企业必须直接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这使得平台未来很难再将所有用工风险单方面转嫁给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合作方，平台事实上将被绑定连带责任，无法再简单以“仅提供信息撮合与技术派单”为由逃避所有主体责任。
然而，草案中同样存在许多对劳动者保障力度明显偏弱、甚至在实际操作中引发争议的条款限制：
第一，在社保权益方面，草案对平台企业设定的法定义务仅局限于职业伤害保险。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核心社会保障，平台企业并不承担强制缴纳的法定义务。事实上，针对外卖骑手等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此前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并推行，新规在社保待遇上并未实质性增加养老与医保的制度保障。
第二，草案在劳动报酬条款中仅提及了“正常劳动时间报酬”，但全文并没有给出针对零工群体的“正常劳动时间”的具体标准界定，也没有明确对应的最低工资保障机制，导致这一权益在执行层面缺乏清晰的度量标准。
第三，在核心量化指标上，草案全面缺位。包括每日最长工作时间、每周最长工时上限、节假日派单加价幅度等关键数字与限制，在草案中均没有任何强制性硬性规定，这些核心用工规则依然完全交由平台企业自行制定。
此外，通篇法规除了赋予劳动仲裁的维权渠道外，并没有真正下放给劳动者自主的组织与博弈权利。大部分监督与审查权力被保留在行政监管机关手中，例如对平台用工算法合理性的评估审查，平台并非向社会公众公开，而是向人社部门汇报备案，并建立起与政府机关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草案第六条同时明确提出，要由工会加强对劳动者的思想政治引领，集体协商也主要通过工会渠道展开，而此处所指的显然是体制内的官方工会体系。
当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据统计已达到 2 亿至 3 亿人左右。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失业下岗人员的持续增加，围绕这数亿灵活就业大军在劳动保障、薪酬福利、法律救济以及社会保险等维度的社会矛盾势必会愈发尖锐与突出。无论行政条文如何尝试进行制度化修补，在整体经济面临下行趋势的大背景下，这都将是一个长期且严峻的社会经济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