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回响：四个春天之后的空茫与记忆打捞
大家好，我叫陆庆屹。八年前，我拍了一部以父母为题材的纪录片——《四个春天》（Four Springs: 记录贵州独山年迈父母平凡而诗意生活的纪录片电影）。片子在全国公映上映以后，在我的老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后，我爸妈走上街头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还有不少外地的影迷，不远千里从深圳、北京这种遥远的大城市，专程赶到贵州独山去看望两位老人。其中最让人感到惊喜和慰藉的一幕，是我妈一位失散了长达四十年的小姐妹，在看到了这部片子之后，竟然辗转打听，专门从昆明一路赶到了独山路上来找她。
《四个春天》这部片子的拍摄与完成，对我爸妈漫长的一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温存。然而，这种世俗层面的幸福与圆满，在无情流转的时间面前，却显得是如此的脆弱与不堪一击。就在两年前，我爸和我妈在不算很长的时间间隔里，相继离世了。
在父母彻底离开我以后，我整个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变得极其沉默，主动且决绝地断掉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社交，整个人彻底失去了与外界发生连接的那种欲望与冲力。在之后极其漫长的一段灰暗岁月里，我内心里时常涌起巨大的虚无感，总觉得人生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无穷无尽、无法填补的巨大遗憾。万幸的是，在这一片近乎死寂的空茫之中，还有一些零散而鲜活的记忆，经常会在我的脑海深处不断地翻腾涌现。这些翻滚的记忆反复提醒着我：在这个看似虚妄的人世间，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过那么多值得珍藏、值得铭刻的温热与美好。
我内心里极度害怕遗忘。我舍不得放下这些关于父母、关于过往岁月的珍贵记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它们一笔一划、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后来，我把这些文字汇集成册，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作《落在我身上的雨》。在那本书里，记录的全部都是我生命之中那些最为美好，却又最让人感到惆怅与刺痛的吉光片羽。而今天来到这里，我想和大家敞开心扉交流的，则是一些并没有写进那本书里，但同样在漫长岁月里一直盘旋在我脑海深处、萦绕不去的细小往事。
望向大海：一汪山泉背后的旷远世界与现实围困
我父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本科生，他当年所学的专业是物理学（Physics: 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自然科学）。大学毕业之后，他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了贵州南部的一个偏远小县城——独山，在当地的中学里当了一名教书匠。父亲后来对我说起过，他年轻的时候同样怀揣着非常远大的抱负，一心渴望能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甚至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物理学家。然而，命运的转折与时代的推移，却让他最终将整整一生的岁月，都彻彻底底地倾注在了那座被群山环抱的西南小城里。
我和我爸妈只要平时闲下来没事，就特别喜欢一起结伴到县城周围的山野里去转一转、散散步。在独山的城郊，横亘着一条极其壮阔的大峡谷，那是我们全家人经常去游玩歇息的地方。在真正走进峡谷深处之前，必须要翻过一个小小的山坡。我们每一次并肩走到那个小山坡的顶端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匆忙的脚步，转过身来，静静地回望一下我们世代生活的那座小城全貌。
就在那个小山坡的最高处，天然生着一口小小的池塘。那口池塘里的水并不是雨水积存，而是源源不断地从地底深处自然冒出来的清泉。池塘的底部布满了青褐色的石头，就在它的东南角，天然地露出了一条极细小的石缝，水流就从那条细缝里汩汩地流淌出去。有一天，我和父亲又一次站在那个山坡上休息，我爸突然抬起手，指着那道不断溢出清泉的小缝隙问我：“你知道这些水最终会流到哪儿吗？”我当时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回答道：“那肯定就是顺着流到下边的山谷里去呗。”父亲紧接着看着我问：“然后呢？”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深度思考过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便愣愣地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啊。”
父亲这时候平静地指着远方，缓声对我说：“这水流到了山谷底下，它就会慢慢汇聚成一条小溪，一路顺着地势，朝着大河口的方向奔流过去；到了大河口的三岔路口，小溪就会汇成一条小河，继续往前，奔着三都县的方向流过去；从三都再一路往前，就进入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过了黔东南的三个县，它就彻底冲出了贵州的省界，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广西境内；进了广西之后，它会汇入榕江；从榕江顺流而下，又注入了柳江；穿过整个广阔的广西大地之后，这股水就抵达了广东；到了广东之后，它正式汇入了西江；然后顺着西江的滚滚波涛，一头扎进珠江的干流；最后，在宽广的珠江口，彻底汇入汪洋大海。”
父亲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认真地补充道：“这整整有两千多公里呢，我专门在地图上仔仔细细查过了。”说完这句话，他把目光深情而悠远地投向了东南方的崇山峻岭，极为悠然地轻声感叹道：“流到了大海，它就可以流到全世界了。”
我父亲这一生，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真正的大海，但他的内心无比清晰地知道，那片辽阔的大海究竟在什么地方。在独山家中他的书桌和电脑旁边，常年悬挂着一幅尺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示的各个大洲、世界各国的重要城市，以及全球主要的大江大河，他闭上眼睛都能如数家珍地背出来。当年听他说完这番关于水流与大海的宏大叙事之后，我的内心深处虽然也涌起过一阵极其强烈的神往与震动，但那时的我终究年轻，只觉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瑰丽动人的遥远故事，听过之后，没过多久也就渐渐抛诸脑后了。
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埋下回响的伏笔。十几年之后，有一次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出差去广东肇庆拍摄一些纪录片素材。在当地高强度连续工作拍摄了十几天之后，当地一位合作的同事看我非常疲惫，便极为热情地对我说：“走，我开车带你出去周围转一转、透透气吧。”
他开着车在平原公路上行驶了不过十几分钟，车窗前忽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条极长、极宽阔的宏伟堤坝。那道漫长的大堤表面全部铺满了苍翠茂盛的绿草和不知名盛开的野花，风景美得令人窒息。我们把车停在路旁，跳下车来，沿着斜坡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堤坝顶端走去。就在我终于登上堤坝顶部的那一刹那，眼前猛然间豁然开朗，一条前所未见、无比宽阔浩渺的滔滔大江，就那样毫无遮拦地撞入了我的视野！
我站在坝顶极目远眺，往江水的上游和下游望过去，两端全是一片苍茫无际的水汽与浩瀚波澜，由于江面实在太过宽广，水汽蒸腾，我甚至连江水对岸的树木与村落都完全看不清楚。在我的目测之中，那条大江的宽度至少在公顷或者一公里以上。这个无比宏伟雄浑的地理景象出现得实在太过突然、太具有视觉压迫感，我万万没有料想到，自己刚才全身心埋头工作了十几天的地方，仅仅隔着短短十几分钟车程，居然横亘着这样一个磅礴而伟大的存在。我整个人刹那间陷入了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恍惚与震撼之中。
这时，身边的同事慢慢走到了我的身旁，指着眼前奔涌不息的滚滚波涛，随口向我介绍道：“这条江，叫作西江（Xi River: 珠江水系干流之一，流经华南多省并最终汇入大海）。”
听到“西江”这两个字的瞬间，我的心头猛然狠狠一跳！十几年以前，父亲站在独山那个偏僻小山坡上指着脚下石缝清泉所说的那番话，犹如一声平地惊雷，刹那间在我的耳畔轰然炸响！
我整个人陷入了难以言表的巨大激动之中。我呆呆地低下头，死死凝视着脚下奔腾咆哮、浩浩荡荡向东奔流的巨浪，脑海中疯狂地翻腾着一个念头：此时此刻从我眼前奔流而过的这捧江水，会不会正是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从贵州独山山巅那个石缝池塘里冒出来，历经了千山万水的跋涉与跌宕，终于穿越了崇山峻岭，一路冲到了广东肇庆，在此刻与我轰然相遇？
那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般深沉悠远的故乡愁绪与游子幽思，在一瞬间彻底将我整个人淹没吞噬。我慌乱而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想要立刻拨通父亲的电话，我要在第一时间大声告诉他：“爸爸，我看到西江了！我真的站在西江边上了！”
然而，冰冷的盲音传来，父亲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那个时候，父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极度衰退恶化，在病痛的折磨下，他日常已经很少开口说话了。我握着手机犹豫了片刻，心想是不是应该转而拨通我妈的电话，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打过去除了徒增老人的牵挂，似乎也无法把心中这股汹涌复杂的情绪表达周全，最终只能长叹一声作罢。
我就那样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开满野花的西江大堤上，任由冰凉的江风吹拂着面庞，一直枯坐到夜幕完全降临，大地陷入无边的黑暗。那一刻，巨大的悲凉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深切地明白，我父亲这一生，都在身不由己的命运安排下，被严严实实地困在了一座偏狭的大山小城里。然而，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其实同样怀揣着极其壮阔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热切地渴望能够张开双臂去拥抱外面的大千世界。可是造化弄人，时代的洪流与生活的重担，几乎没有给过他们哪怕一次从容打量这个世界的机会。
每每回想起这一点，我都感到一种锥心刺骨的巨大悲伤与惆怅。这就像是独山山坡上那个小池塘里的泉水一样，并不是所有的水滴，都有机缘能够一路汇聚奔流，最终幸运地涌入壮阔的大海；绝大多数微小的水滴，从冒出地面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只能滞留在偏僻的原野深处，在同一片狭窄局促的天空之下，默默地承受着烈日的暴晒与风干。
如果我父亲在那一刻能够接通电话，能够亲耳得知他的儿子不仅真正站在了浩瀚的西江边上，而且深深地记住了他当年关于水流汇入大海的宏大期许，我想他那颗历经沧桑的心灵，一定会得到莫大的宽慰与欣喜吧。可是，时光永远无法倒流，生离死别的大幕一旦拉开，我这辈子再也没有任何机会，能够当面把这些深藏于心的话，完完整整地说给他听了。
荒原悲歌：抗战战壕上的合唱与隐秘的精神共振
在父母生命最后的这近二十年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我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沉淀，我和我父亲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情感对话，比起童年和青年时期要频繁、深入得多。随着彼此心灵距离的无限拉近，他偶尔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在以往那几十年漫长人生中，从来未曾对任何人显露过的微妙情绪与深层人格。
我至今依然极其清晰地记得很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是一个明朗的日子，我和父亲相约一起到独山附近的一座荒山上去采摘野菜。走在崎岖的山道上，父亲忽然若有所思地指着远处连绵的山脊对我说，在那座荒山的最顶端，隐匿着一道当年国民革命军留下的战壕遗址，极有可能是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宏大历史时期）防御工事的残存。他说时隔这么多年风雨侵蚀，草木疯长，也不知道当年的历史痕迹现在究竟还在不在了。
说完，他就带着我拨开丛生的高草，执着地开始在荒山野岭之间四处搜寻。我们在险峻荒芜的山坡上兜兜转转找寻了很久很久，终于在一片近乎被泥土彻底掩埋的杂木林下，隐隐约约辨认出了一排人工用青石垒砌而成的矮墙轮廓。我和父亲顿时兴奋起来，我们两个人手持随身携带的柴刀，一路用力劈砍着横生在前方、阻挡去路的荆棘恶草，沿着那道断断续续的石垒痕迹，艰难地一步步向山脊更高处攀爬摸索。
历经了一番极为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那座高山的绝对峰顶。站在凛冽的山巅上放眼望去，远方群山如黛，层峦叠嶂，我们世代居住的独山县城全景，宛如一幅摊开的微型画卷，静静地匍匐在山脚下的盆地中央。
就在我和父亲并肩迎风肃立，放眼环顾四野浩瀚苍茫的崇山峻岭之时，我父亲忽然毫无征兆地挺直了脊梁，迎着空旷辽阔的虚空，深情而苍凉地高声唱起了那首著名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 著名的北美传统抒情民歌，旋律优美伤感，表达对故土与离别的深情眷恋）。
在辽阔无际的天地之间，父亲那并不洪亮、却异常纯净悠扬的歌声在空旷的山谷中久久回荡。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音符触动了彼此内心最深处的那根琴弦，在完全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的情况下，听着听着，我们父子两个人的眼眶瞬间全都湿润了，紧接着泪水夺眶而出，在凛冽的山风中肆意流淌。
那一刻我感到极其震惊与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整个成长记忆与生命印记之中，我的父亲一直是一个脾气极为温和儒雅，但内心骨骼极其坚强刚毅的人，在面对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动荡与困厄时，他几乎是一个从来不会当众流泪的硬汉。可是，在那个荒芜萧瑟的山巅之上，面对着自己所唱出的歌声，他却像一个孩子一样毫无保留地痛哭失声。
事后我常常反复在心中回溯那不可思议的一幕。我想，或许是父亲在那一瞬间，被自己内心深处流淌出的旋律深深地击中、彻底地感动了。在天地苍茫、草木枯荣的极端自然情境之下，一个渺小的人类个体在旷野中放声歌唱，最容易从骨髓深处感受到生命本质的渺小与脆弱——在永恒流转的宇宙长河与浩瀚无垠的自然荒原面前，个人的悲欢离合、一生的宏图壮志与得失荣辱，渺小得几乎等同于一种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虚幻存在。我想，父亲当年在那道掩埋着斑驳白骨与流血历史的抗战战壕之上引吭高歌时，他那颗敏锐孤独的心灵里，一定翻江倒海般洞察并承受了这种浩大而虚无的宿命感吧。
我们全家人自始至终，都有着对音乐艺术（Musical Art: 用有组织的乐音表达人类复杂抽象思想感情的听觉艺术形式）近乎执念般的狂热与依赖。在我们整个家族的潜意识认知里，音乐拥有着一种凌驾于一切具象语言之上的奇妙力量。语言在许多极端的情感面前往往是贫瘠、笨拙而苍白的，而音乐却天然具备一种极度抽象、直抵灵魂深处的共情通道，它能够以一种近乎野蛮又极度轻柔的姿态，将潜藏在人类心灵最隐秘、最黑暗裂缝中的那些无法言说的悲伤、渴望与孤独，硬生生地拖拽到日光之下。
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着一个顽固甚至有些偏执的生活习惯：我经常会在深夜两三点钟的时候毫无征兆地从沉睡中惊醒过来。醒来之后，四周一片漆黑死寂，我不再尝试强迫自己继续入眠，而是平静地平躺在冰冷的床榻上，缓缓戴上耳塞式降噪耳机，在完全不被打扰的虚空中，安安静静、一言不发地连续聆听一两个小时的纯音乐。
在那漫长的一两个小时里，我的精神状态常常游离在极其奇特的两极之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人形、乃至全部的肉体存在，都在无休止的音符流淌中被彻底消解、融化，彻底湮灭进了无边无际的深邃黑暗之中；而另一些时刻，我又会极其真切地感知到，那些跳跃流动的声波仿佛凝聚成了一种有质感、有温度、甚至有颜色的具体器物。在那一刻，许许多多在平日喧嚣的生活中从未被记忆调取的、看似纷乱而破碎的人生往事，都会在极其精确的音乐节拍下，一件一件清晰明亮、毫发毕现地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常常就这样沉溺在记忆的回溯里，一直静静地听到窗外天光破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摘下耳机，翻过身去，安然地沉入短暂的晨眠之中。
童年远行：一毛三分钱的秘密与无法告解的愧疚
这种在夜深人静时无法安睡的特质，似乎从我混沌初开的幼年时代就已经刻进了骨髓。我从非常小的时候起，就是一个极度不爱贪睡、对黑夜与白昼交替有着异常敏锐感知的孩子，经常在大人都还在酣睡、漫漫天光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清晨，便早已清醒地睁大了眼睛。
在我的记忆底层，深深刻着一段发生在我大约三四岁时的大年初一清晨的往事。那天清晨，窗外的大地一片银白清冷，天刚蒙蒙亮，万家都还沉浸在除夕守岁的沉沉梦乡之中，幼小的我便已经从床上爬了起来。我轻手轻脚地推开老屋的大门，偷偷地溜了出去。那个时候，我怀揣着一种孩童特有的神秘探险欲望，一个人孤独而倔强地在清晨的寒风中，把我那双稚嫩的小脚所能熟知的每一条泥土路和小街道，完完整整、一寸不落地重新走了一遍。
当年我生活的那座西南偏远小镇，名字叫作马尾镇。多年以后，我试图在浩瀚的互联网上搜寻当年那个老镇的蛛丝马迹，但我能找到的极少数几张黑白老照片，仅仅是依稀有着几分与马尾相似的西南山镇轮廓而已，真正的马尾镇，早已经在漫长的城镇化变迁中被彻底推平抹去、永久性地消失在历史的风尘里了。
当年的马尾镇，规模极其微小，小到几乎只是一条沿着清澈见底的蜿蜒小溪自然延展开来的单一街道。在街道的尽头、一座石桥的桥头位置，自然形成了一片开阔平整的空地，在当地乡民口中，那里被称作小广场。在当年只有三四岁的孩童视角里，那片空地宏大得宛如一个无边无际的巨大原野，虽然今天回想起来，它或许仅仅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小而已。
那天破晓时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个空旷小广场的正中央。当火红的初阳终于穿透浓重的晨雾、从东山山梁上猛然跃起的一刹那，金色的晨曦将我那短小单薄的身躯，在空无一人的石板地面上拉出了一道极其细长、极度夸张的巨大阴影。那一刻的感官体验对我来说奇妙到了极点：我只要稍微抬脚往前迈进一步，或者轻轻向左、向右挪动一下重心，地面上那道长长的黑色影子就会瞬间顺着路旁的石墙直立起来，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一样威严地贴在泥墙上。
我在那个寒冷死寂的广场中央独自玩耍嬉闹了一会儿，但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整个小镇由于人们还在沉睡，显得空前绝后地安静与空旷。那种近乎绝对的死寂，突然间让幼小的我体验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巨大孤独与孤寂之感。为了驱赶这种无边蔓延的恐慌，我开始挪动脚步，凭着记忆，把我平时跟着父母去串门拜访过的每一户人家的大门，全都挨个去张望、探视了一遍。
不知不觉间，我沿着一条与主街完全垂直的幽深小巷走了进去。那是一条极为逼仄狭窄的小石板路，道路两旁都是高耸的石墙，整条巷子的宽度仅仅只有两尺来宽，只能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行。小巷的尽头，正对着一户大门紧闭、姓朱的人家。
我站在朱家斑驳厚重的大门前，脑海中猛然闪过一段极其温暖的旧事：我爸妈曾经带着年幼的我，亲自走进这扇大门去他们家做客。也就是在那间昏暗的堂屋里，我吃到了我降临人世以来的第一根热带香蕉（Banana: 产于热带亚热带的水果，在物资匮乏年代的西南山区极其罕见珍贵）。在那个极度贫瘠落后的困难年代里，一根哪怕微小的香蕉，对于一个普通的西南山区家庭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稀罕奢侈品。那天，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我们一家三口极其小心、极其郑重地将那一根珍贵的香蕉平分成了三截，一人品尝了一小段。那股混合着热带阳光与甜腻芬芳的特殊香气，具有极其强大的穿透力，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味觉记忆中，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够无比精准地调取并清晰嗅到那种芬芳。
我站在朱家的屋檐下，内心深处极其渴望能够抬起小手去敲响那扇厚重的木门，但孩童特有的怯弱与敬畏又让我不敢轻举妄动。在门前徘徊犹豫了许久之后，我终于还是转过身来，悻悻地沿着逼仄的原路往回折返。
在那条窄巷的石板路边缘，修筑着一条用来排水排污的狭窄阴沟。我一边低着头踢着石子慢慢走着，目光在湿漉漉的沟沿上随意扫视，忽然之间，我的心脏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在阴沟底部黏稠发黑的泥水缝隙里，竟然静静地躺着几枚微微泛着金属寒光的硬币！
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纵身跳进了冰冷潮湿的阴沟里，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将那几枚沾满泥浆的硬币一枚枚抠了出来。我用衣角死死擦干净上面的污垢，捧在手心里战战兢兢地仔细一数：整整一毛三分钱！
要知道，在那个物质匮乏到了极点的特殊历史时期，在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早晨，我父母塞给我、用于祈求岁岁平安的全部压岁钱（Lucky Money: 中国传统农历新年长辈给予晚辈以辟邪祝福的货币礼金），仅仅只有可怜的一分钱而已！这一毛三分钱的巨款，对于当时年仅几岁的我来说，其购买力和心理震撼程度，无异于从天而降了一笔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
巨大的狂喜与难以遏制的恐慌瞬间同时击中了我。我慌乱地把那几枚滚烫的硬币一股脑塞进了自己棉袄最深处的那个小布荷包里。当时出门前，为了防止我流鼻涕弄脏棉衣，我母亲特意用一枚别针在我胸前的衣襟上固定了一条用来擦拭鼻涕的小花手绢。此时此刻，做贼心虚的我极其警惕地把那条小手绢从胸前解了下来，极其隐秘地揉成一团，深深地塞进那个装了钱的荷包最外层，死死地将那几枚硬币压在荷包的最底下，生怕它们在走动时相互碰撞发出清脆声响。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整个人就像一个刚刚犯下了不可饶恕滔天大罪的小偷一样，心惊胆战、神色慌张地一路小跑，急匆匆地朝着自己家的方向狂奔而去。
然而，快跑到自家房门前的时候，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机制却让我骤然刹住了脚步。我不敢就这样大摇大摆、满怀秘密地直接推门迈进屋里。在离家门口不远处有一片堆积在那里的沙坑，我故意蹲下身来，抓起一把把冰凉的干沙子，在地上假模假样地堆砌着玩耍，静静地等待着母亲推开门来主动“发现”我。我那幼小稚嫩的心灵深处，极力想用这种刻意伪造的“一直在家门口玩耍”的假象，向大人掩盖我清晨曾经独自“远足冒险”的秘密行踪。
没过多久，母亲推开门发现了蹲在沙堆里的我，她像往常一样，并没有过多起疑，只是拉起我满是泥沙的小手，把我领回了屋子里。
回到温暖的家中之后，我整天都处于一种精神高度亢奋却又极度焦虑的折磨之中。我惊恐地发现，这笔横财在我手里，竟然是一笔根本无法花销出去的“死钱”。因为在当年的整个马尾镇上，唯一合法存在、向全镇居民公开发售日用品与零食点心的零售机构，仅仅只有那一间属于国营体制的供销合作社（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 计划经济体制下统筹城乡商品流通的国营商业组织）。而极其要命的是，供销社里那位常年在柜台后称糖果、扯布料的中年阿姨，恰恰是我父母相交多年、知根知底的熟络老朋友！
一个年仅三四岁、平时连两分钱的水果糖都吃不起的小屁孩，如果突然间揣着整整一毛三分钱的巨款独自跑进供销社买东西，那位敏锐精明的阿姨一定会立刻严加盘问，并在第一时间把我扭送给我父母。我哪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胆量敢踏进供销社的门槛？
在反复的思想斗争中，我渐渐意识到，既然自己无法享用这笔巨款，而家里长年累月又陷入在极度拮据困难的经济泥潭之中，不如把它奉献给家庭。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从那一堆硬币中扣除出了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分钱压岁钱，然后趁着母亲在厨房忙碌做饭的间隙，像做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溜进卧房，把剩下的那一毛二分钱，极其隐蔽地塞进了母亲平时出门常穿的那件厚外套的外衣口袋里。
做完这件惊心动魄的大事之后，我便陷入了漫长、焦虑却又充满病态期待的等待之中。我在内心里反反复复预演着无数种可能发生的温情场面：我幻想着母亲偶然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叠硬币时的惊喜若狂，幻想着全家人因为这笔意外之财而改善伙食的欢声笑语……在随后的整整几天时间里，只要母亲换上那件大衣准备出门，我就会像一条忠实的小尾巴一样，寸步不离、神经紧绷地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的衣服口袋。
然而，令人无比沮丧和困惑的是，整整两三天过去了，母亲对于口袋里的秘密竟然自始至终没有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异常反应！她仿佛完全没有摸到过那些硬币，又或许对于一个成年人艰难操持的家庭账目而言，这样一笔对于孩童来说堪比天文数字的微薄钱财，根本不足以在她饱经风霜的内心泛起任何波澜。
我就怀揣着这样一种极度失落、极度困惑，却又夹杂着无尽悬念的复杂心情，在极度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了好多天。可是我永远也不敢主动开口向母亲去核实求证半句——因为只要我一开口询问，母亲必然会严厉追问：“你怎么知道这件衣服兜里有钱？这钱究竟是打哪儿来的？”而一旦面对这样的追问，我那幼小的谎言防线将在瞬间彻底土崩瓦解。
时光无情地流淌，这桩惊心动魄的童年往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岁月的泥沙中沉寂了下去。在漫长成年后的许多年岁月里，在漂泊异乡的无数个无眠之夜，这桩往事总会毫无预兆地突然跳回我的脑海。我曾无数次暗暗下定决心，下一次回贵州老家看望母亲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温暖安详的午后，当面笑着问一问她，当年究竟有没有在衣服口袋里摸到过那一笔由我秘密塞进去的巨款？
可是，人生的残酷之处就在于此。当这些念头在异乡涌现的时候，我和母亲远隔千山万水；而当逢年过节终于回到故乡、真正与母亲朝夕相对的时候，繁杂琐碎的日常烟火与短暂团聚的忙碌，又总是让我一次次将这个小小的疑问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母亲彻底闭上双眼、溘然长逝的那一刻，这个童年时代悬挂了半个世纪的谜题，终于彻底成为了一个无法被解开的永远的历史悬案。
在母亲离世之后的那段漫长岁月里，我整个人常常不可自拔地深陷在深沉无底的回忆深渊之中。我总在无休止地自责与反思：为什么在那些完全来得及去当面确认、去倾心交谈的岁月里，我没有真正迈出那一步，郑重其事地去把这些细小的过往问一问她呢？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如果能够亲耳听到自己的儿子在垂暮之年，深情地向她坦白这桩跨越了半个世纪、充满童真与孝心的隐秘往事，那该是一种多么深厚、多么抚慰心灵的巨大幸福啊！
可是生活没有如果，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旦在拖延中错过了能够言说的历史时刻，留给生者的，便只剩下再也无法被救赎、无法被弥补的无尽遗恨与失落。
厨房长谈：姐姐的电饭锅与无法追悔的家庭负罪感
在我的性格深处，潜藏着一种异常强大、甚至常常将我自己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深刻负罪感（Guilt Complex: 心理学上指个体倾向于将外界的负面事件、家庭灾难或他人的不幸，内归因为自身过失的一种深层心理机制）。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每当家庭内部遭遇任何变故、疾病或不幸的时候，我的潜意识总会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极其残忍地审判我自己，偏执地认为所有这些不好的结局，追根溯源都是由我的某种选择、某种过失、或者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任性所导致的。
在当年拍摄纪录片《四个春天》的那个极其漫长而痛苦的创作周期里，我们全家人共同经历并承受了一场天崩地裂般的巨大灾难与创伤——我亲爱的亲姐姐，因患重病最终不幸离世。
在姐姐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漫长岁月之后，我的大脑陷入了一种近乎强迫症般的残酷思维回溯之中。我无数次神情恍惚地反复拷问自己：姐姐当年生命轨迹的急转直下，究竟会不会是因为我在哪一个人生转折点上的盲目干预，进而最终彻底改变了她本该安稳的命运轨迹？
我总在想：如果当年在她面临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没有极力支持或者诱导她选择奔赴遥远寒冷的沈阳，而是留在西南、或者选择另外一座气候温润的城市去安居乐业，结局会不会完全不同？如果当年在她最孤独、最艰难的人生起步阶段，我没有贸然跑去沈阳陪伴她居住，从而在某种层面上改变了她的生活作息与压力负荷，她后来究竟还会不会患上那种无情夺走她年轻生命的绝症？诸如此类荒谬却又无比沉重的严苛质问，像无数根无形的毒刺，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反复刺痛着我的灵魂。
在我的家族谱系中，姐姐整整比我年长十岁。在我童年懵懂一直延伸到整个极度叛逆狂躁的青少年时期，姐姐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近乎精神图腾般的绝对威权角色——在这个世界上，我几乎是一个谁的话都不肯听的混不吝，唯独对我姐姐，我自始至终言听计从、充满敬畏。在很多年里，甚至包括我父母在内，每当他们对我某些荒唐的叛逆行为感到束手无策、想要对我进行管教劝导的时候，他们都不得不低下身段，专门拜托我姐姐出面，充当他们之间唯一的传话人与沟通桥梁。
在我二十岁那年，我怀揣着对远方的盲目冲动，一路北上奔赴沈阳，去陪伴在那里打拼的姐姐生活了一段日子。当时姐姐独自一人租住在沈阳一片极度偏远破败的城郊接合部。那是一个荒凉至极的地方，每当夜幕完全降临，方圆几里之内漆黑一片、万籁俱寂，整片荒野之中，仿佛仅仅只有我们租住的那间破旧农舍里，还亮着一盏昏黄摇曳的孤独灯泡。那种环境在黑夜里显得异常阴森可怖。为了改变这种提心吊胆的生存状态，姐姐咬了咬牙，下定决心在沈阳真正的市中心城区，重新寻租了一套条件相对完好的单元房。
在正式搬家腾房的那天上午，我主动承担起了收拾打扫厨房重任。当我推开灶台，揭开那个老旧的电饭锅（Electric Rice Cooker: 用电热元件加热烹煮米饭的常用厨房家用电器）的锅盖时，赫然发现里面居然还残留着大半锅已经彻底冷透变硬的剩米饭。在当时年轻气盛、大手大脚的我看来，搬家本身就是一件扔掉旧包袱、迎接新生活的潇洒之举，带着半锅剩饭穿州过省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滑稽累赘，于是我端起内胆，毫不犹豫地准备直接把那半锅饭倒进垃圾桶里。
就在这一瞬间，正忙着打包纸箱的姐姐恰好从客厅路过，一眼撞见了我的举动。她猛地大声制止我：“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嬉皮笑脸地回答她：“姐，咱这不马上就要彻底搬家了吗？你还留着这半锅冷饭干啥？”
姐姐快步走上前来，语气极其严肃地反问我：“怎么着，难道搬到了新房子去，人就可以不用吃饭了吗？”
那一刻，我整个人愣在原地，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巨大惊愕与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的固有认知里，我姐姐向来是一个性格极其豪迈奔放、仗义疏财的人。她在当地经商数钱的时候极有魄力，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更是出手阔绰，隔三差五就会豪爽地呼朋引伴，掏出大笔钞票自掏腰包请一大群朋友去高档饭店狂吃海鲜大餐、烧烤夜市。面对这样一个在金钱上极度洒脱豪气的大姐，我实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为这半锅区区几毛钱的残羹冷饭发这么大火。
我忍不住小声嘀咕埋怨道：“姐，不就是半锅剩米饭嘛，至于为这么点小事较真吗？”
姐姐听完之后，收敛了怒气，却用一种极其沉重、极具分量的目光死死盯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铭刻一生的沉痛告诫：“小弟你给我记住了：在外面为人处世，你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你怎么随便花、怎么大方都无所谓；但是天底下的任何粮食和物什，你绝对不可以糟蹋浪费！”
搬家公司的卡车很快就轰鸣着开到了院门前。那是一辆在北方极为常见的小型“130型轻型卡车”（Light Duty Truck 130: 20世纪末中国极其普及的轻型载货汽车型号）。由于我们姐弟俩当时在沈阳本就漂泊无依，全部的家当细软打包起来也少得可怜，所有的家什杂物全部堆上卡车后斗，也仅仅占了不到一半的面积。而在那个司机驾驶舱座位的正后方，天然嵌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长方形观察小视窗。
那天，我坐在狭小的驾驶室正中间，身体夹在司机和姐姐之间。在卡车晃晃悠悠启动的一刹那，我忍不住转过身去，透过那个脏兮兮的玻璃小窗口，久久地回望着后斗里那一堆被绳索捆绑的破败家当。而就在那一刹那，我的目光瞬间被最顶端的一样器物牢牢锁死了——
正是那个装着大半锅剩米饭的电饭锅，被姐姐用红布包扎整齐后，端端正正地安放在所有行李家具的最顶点！
在颠簸不平的沈阳郊区土路上，卡车剧烈地上下起伏颠簸着。而那个孤零零处于最高处的电饭锅，在我的注视下，仿佛瞬间被赋予了某种极其顽强、极其悲壮的生命灵性一样，随着车轮的每一个起伏，在空中极具节奏感地一下一下剧烈地上下颠动着，仿佛是一颗在破败命运中顽强跳动的微小心脏。
那一辆破旧的轻型卡车、那一方布满尘土的微小玻璃窗、以及在凛冽北风中颠簸跳跃的电饭锅残影，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宛如一幅被高倍聚光灯定格的油画，永远以极高的色彩饱和度，永恒地镌刻在了我的灵魂最深处。
时至今日，人到中年的我极度热爱操持家务。在我的日常家庭生活里，几乎所有的洒扫应对、浆洗烹饪，全都被我一个人大包大揽了下来。而在所有的家务琐碎之中，我最迷恋、最沉浸其中的一项劳动，就是站在水池前洗碗。因为在洗碗槽前，在温热的流水洗去残羹油腻的每一个漫长瞬间，我的脑海深处都会不可遏制地浮现出姐姐当年严厉的面庞与那一尊在颠簸中跳跃的电饭锅。
我姐姐是一个天生骨子里流淌着极端崇高家庭责任感（Family Responsibility: 个体对家庭成员及其生存发展所承担的伦理义务与情感担当）的坚强女性。然而命运对她却何其残忍与讽刺——就在她生命走向终点前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她曾数次拉着我的手，无限憧憬地对我倾诉道，她已经厌倦了在外漂泊的颠沛流离，她极度渴望能够尽快收拾好一切，彻底搬回老家独山去定居生活，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她想用自己的余生，在父母膝下安安静静地侍奉、照顾二老的晚年。
然而造化弄人，谁能料想到，最后残酷的现实演变，竟然完全走向了这个美好夙愿的彻底反面——由于病情的急剧恶化，最终竟然演变成了两位年逾古稀的老迈父母，不得不白发人送黑发人，步履蹒跚、心碎欲绝地在病榻前照顾她直到最后一刻！
我想，这必然也是姐姐弥留之际留在人间最为沉痛、最为不甘的终生大憾吧。
也正是从姐姐离世的那一刻起，我仿佛瞬间被迎头痛击、彻底顿悟了某种不可逆转的宿命真相。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极其自觉、极其有意识地尽可能推掉一切外界的无效社交与虚妄名利，不计成本、不畏路遥地频繁买票赶回贵州独山，全心全意地去长久陪伴在我那日渐衰老的父母身边。只有当你真正卸下所有的浮躁，日复一日、长年累月地与年迈的双亲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对、耳鬓厮磨的时候，你才能够从他们一呼一吸的缓慢节奏中，真正洞察并理解“家庭”（Family: 基于血缘与婚姻建立的最基础人类情感共生单元）这两个字背后所承载的万钧重量与深沉内涵。
除夕漫步：无光黑夜中的山间避难所与家庭向心力
那是一六年的农历除夕除夕夜。按照中国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民俗习惯，我们全家人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终于围坐在一起，从容舒心地吃完了丰盛的年夜饭。饭后，大家心满意足地围坐在客厅里，打开了彩色电视机，正满怀期待地准备收看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Spring Festival Gala: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每年农历除夕夜举办的标志性国家级文艺晚会盛典）。
然而，就在电视屏幕刚刚闪烁出片头的欢庆旋律时，整个房间里的灯光猛然毫无征兆地彻底熄灭了，电视屏幕瞬间黑屏，四周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漆黑死寂之中！
我们几个人坐在沙发上，一时间面面相觑、极度错愕。因为在现代市政供电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县城早已经连续好多年从未发生过除夕夜大面积断电的恶性故障了。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大门外的走廊电表箱前查看，心想着会不会是因为家里大功率电器同时开启，导致自家的空气开关发生了跳闸保护。
然而，当我推开单元防盗门迈步走到街头的那一瞬间，眼前的景象彻底击碎了我的侥幸：整条街道、整片街区、乃至肉眼所能望见的整座独山县城，全部沦陷在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深邃黑暗之中！整座原本该张灯结彩、欢天喜地的城市，仿佛在一瞬间被某种无形的大手硬生生拔掉了生命电源。
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摸黑折返回屋子里，掏出手机，借着屏幕微弱的荧光，在翻箱倒柜的凌乱中到处摸索找寻可能残存的应急蜡烛。可是，因为家里实在太多年没有遭遇过断电事故了，那些陈年旧蜡烛早不知道在当年的哪一次搬家打扫中被丢弃到了哪一个不见天日的角落。在徒劳无功地搜寻了一大圈之后，我垂头丧气地瘫坐在椅子上，放弃了抵抗，喃喃自语道：“看来真是没辙了，今晚咱们只能老老实实干坐在黑灯瞎火里，等着供电局慢慢抢修来电了。”
就在这一片沮丧沉闷的压抑氛围中，坐在一旁一直保持沉默的母亲，突然间果断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中气十足地大声宣布道：“不等了！咱们全家现在就出门，到大山里走走去！”
在漫长岁月的风雨洗礼中，“去大山里走走”，似乎早已成为了我母亲面对人世间一切烦恼、焦虑与困厄时，最具有仪式感、也最行之有效的独家心理避难所与疗愈通道。在我的记忆中，不论生活遭遇了何等严峻的挫折，只要她的内心一旦感到郁闷不快，她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径直拔腿走向幽深寂静的大山。
听到母亲这声充满魄力的号召，原本笼罩在客厅里的消极沮丧瞬间一扫而空。我们几个人纷纷起身，摸黑穿上厚重的防寒棉衣与围巾，挽起彼此的手臂，借着微弱的月光迈出家门，毅然决然地迈步朝着城郊大山的方向踏雪而行。
一路上，冷冽的夜风呼呼地吹过耳畔，空旷寂寥的群山环抱之中，极度零星、极其稀疏地从极其遥远的山坳深处，断断续续传来几声村民燃放的散碎爆竹声（Firecrackers: 中国民间节日用于驱邪祈福的传统火药爆鸣物）。刚走出县城居民区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走在漆黑的山道上，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随性闲聊着家常。但随着我们越走越深、山势越来越高，大家仿佛都极具默契般慢慢收住了话头，不再有人开口说话，整座苍穹之下只剩下极度的宁静。
在那种极致的寂静之中，每个人似乎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全部感官，沉浸式地交付给了无边无际的群山暗夜。方才在耳畔炸响的那些散落的爆竹声响，此刻听上去也显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空灵缥缈，甚至在山谷绝壁之间激荡起一阵阵悠长宏大的空旷回音。那遥远的回响，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一种人间的节日庆典，反而更像是一种天地自然的深沉叹息，在虚空之中哀怨而深情地向山林倾诉着岁月的沧桑流转。在浩大的群山之间，天地唯余脚下干枯树叶与碎石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极其规律、极其坚定地伴随着我们的步伐一步步向未知的前方延伸。
不知跋涉了多久，我们终于齐心协力攀登上了城郊一处能够俯瞰全城的极高山巅。我们并肩站在刺骨的山风之中，回身凭高眺望着山脚下的独山城——由于全城突发大面积停电，往日刺目的人间烟火被彻底剥离，唯有极少数几处靠备用发电机维持的昏黄微光，在无边夜色中宛若漫天洒落的璀璨繁星。
站在那样的高处，居高临下凝视着这片在黑暗中沉睡的城池，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巨大虚幻感瞬间涌上心头，仿佛整个世界在一瞬间倒退回了千百年前蛮荒纯粹的远古时空，恍若置身于天上人间的魔幻交汇点。
然而，几乎就在那种恍惚感升腾而起的同一秒钟，一股无与伦比的巨大暖流，以无可阻挡的势头从我的胸腔深处轰然炸裂开来——我深切地感知到，不论眼前的命运多么莫测，不论生活的长河中潜藏着多少天灾人祸与生离死别，不论未来我们全家人究竟流落何方、身处何等黑暗艰难的荒芜境地，只要一家人的心还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只要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依然能够手挽着手并肩站立在同一座山巅上，那种发自生命底层的巨大安全感与幸福感，就永远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能够彻底剥夺！
心灵秘境：母亲的书桌、消逝的日记与深藏的文学梦
在这些年父母彻底离去之后的空荡时光里，我常常在寂寞中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发了疯似地试图去拼合、还原关于父母一生的那些细碎记忆碎片。我极度渴望能够从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日常碎片之中，逆向推导并探寻出他们生前完整的生活逻辑与精神内核。
当你在成年之后，真正抛开两代人之间的血缘隔阂与身份预设，长久而深沉地去凝视、去理解你的父母时，你会由衷地对他们产生一种超越寻常伦理的极度敬佩与深情。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我经常会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哪怕一言不发，仅仅是那样出神地凝视着他们。看着他们步履蹒跚地在厨房做一顿饭、在天井里侍弄一盆花，看着他们一举一动中流露出的自然与纯粹，我的内心深处都会被一种无法言喻的可爱与深情填得满满当当。
我父亲一辈子身上从来没有过任何暴戾之气或乖张的棱角，在我的全部成长记忆中，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对任何人真正发过一次脾气的“圣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所能展现出的最严重的情绪宣泄、最难看的脸色，也不过就是一种充满痛心疾首、凝重深沉的叹息表情而已。
与父亲这种极致的温和儒雅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我母亲那近乎野性的豪放与暴烈性格。母亲性格泼辣、脾气火爆，动辄就会因为生活琐事而雷霆大怒、厉声呵斥。而每当母亲暴跳如雷、大发脾气的时候，我父亲自始至终都只是安静地坐在桌旁，推了推老花镜，报以一种极度宽容宠溺的温和微笑，轻轻地就将所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彻底化解于无形。
有一次，看不过去的三舅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当面敲打我妈：“小妹啊，你这辈子天大的福分，也就是碰上了陆姐夫这种脾气好到没边的人；但凡换了天底下任何另外一个男人做你丈夫，就你这火爆脾气，人家早不知道跟你离了八百回婚了！”
当年年少懵懂的我听到这句话，也不过跟着大家付之一笑。但是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多，我才真正如同大梦初醒般恍然大悟：即便是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有着血浓于水亲缘关系的至亲骨肉，其实在漫长的一生中，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我母亲哪怕半分！他们所有人穷其一生，都仅仅只是看到了我母亲浮于表面、展现在世俗社交场上的泼辣与豪爽那一面而已。
没有人真正知晓，在我母亲那看似风风火火、粗枝大叶的外表之下，其实长年累月地极其执着、极其顽强地守护着属于她自己内心深处那片神圣不可侵犯的隐秘精神花园。在那片广袤而孤独的心灵旷野深处，深埋着一系列完全不为外人所知的宏大精神理想与炽热追求。
早在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官方经费的支持，也没有任何上级指令的指派，我母亲便完全出于骨子里的文化自觉，自发地开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民间山歌（Folk Mountain Songs: 流行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口头演唱代代相传的即兴民间抒情诗歌形态）的田野抢救性挖掘与收集整理工作。
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学校放假，当天色都还没有彻底大亮的时候，母亲便早早地独自穿戴整齐出了门。她迈动着坚定的步伐，一步步翻山越岭，深入到独山周围方圆几十里最偏僻、最封闭的苗族、布依族山村古寨之中，挨家挨户去登门探访那些隐匿在民间的古老民歌手。在她的随身布包里，常年装着一台从当地公立学校托关系借出来的、形如巨大水泥砖头般的笨重老式磁带录音机。
由于西南大山深处的民间山歌完全是千百年来口口相传下来的口头文学，根本没有任何现成的文字谱本留存，很多极为复杂的方言土语即便是当地年轻人也早已无法辨析。母亲每次在田间地头把老人们的清唱原原本本地录制回磁带之后，每到深夜，她就会一个人蜷缩在灯下，戴上耳机，把那些破旧的磁带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重播倒带。她以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虔诚耐力，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嘈杂的电流声中费力辨析着那些古老甚至濒临失传的音阶与字词，然后极其工整地用钢笔将其逐字逐句誊抄记录在专用的硬面笔记本上。
在整整长达十几年的漫长岁月里，她硬是靠着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一字一血地完整收集整理了厚厚的十几个大笔记本。在当年年幼的我的认知里，我并不知道母亲内心深处是否早已敏锐地具备了一种历史自觉，提前预见到了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必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消亡，从而急迫地想要以一己之力去挽救文明的火种；但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是，时至今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浪潮下，西南大山里真正懂得唱原生态山歌的老人已经凋零殆尽、寥寥无几。母亲当年用双脚和心血熬出来的那些发黄的笔记本，在今天看来，已经具备了无可替代的厚重史料文献价值。
除了对收集民间山歌有着近乎疯魔般的执念之外，在日常世俗生活中，我母亲几乎是一个从来不肯参与任何家长里短、东家长西家短走家串户的“异类”。她毕生唯一的最大精神癖好，就是阅读文学。只要生活哪怕挤出一丝一毫的闲暇缝隙，她就会像逃难一样急匆匆地钻回属于她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把整个身躯深深埋进如山的文学书籍之中彻夜阅读。
在她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当地组织部门看中她的卓越能力，曾经有过一次极其难得的政治提拔机遇，拟推荐她出任某个重要乡镇的一把手副镇长职务。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我母亲几乎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了这个在常人看来光宗耀祖的仕途跳板，反而极其反常地主动打报告打申请，自愿申请降职调动到当地文化站下属那间极其冷清、甚至连工资都难以及时发放的简陋图书室里，去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图书管理员。
面对身边所有亲戚朋友的惊愕、嘲讽、不解与白眼，母亲自始至终昂着头，从来不向任何人做半句无谓的辩解。只有我们做子女的后来才慢慢懂得，她之所以做出那种在世俗眼光看来愚蠢至极的狂悖决定，仅仅是因为图书管理员的岗位，能够赋予她一个合法、免费、且不受任何人打扰地通读天下所有名著小说的特权天堂！
在我童年最深刻的潜意识记忆里，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时，透过门缝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伏案疾书。每当她工工整整写满一本厚厚的日记之后，她就会神情极其郑重、甚至有些戒备地将那个记满心事的本子小心翼翼地锁进床头柜的最深处。
然而，人世间的灾难总是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猝不及防地降临。在我童年的某一年，我们原本温暖的老宅毫无征兆地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火灾！熊熊烈火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将一切化为灰烬，家中珍藏的所有长途通信往来书信、绝大多数记录着家族温情的珍贵黑白老照片，以及母亲视若生命、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一笔一划写就的全部日记本，彻彻底底地在这场无情的大火中灰飞烟灭，没有留下哪怕一纸残灰！
从那场刻骨铭心的浩劫之后，我母亲仿佛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击碎了某种精神支柱，从那以后，在她漫长的余生里，她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买过、或者使用过任何一个正式的笔记本去记录文字。
但是，那种早已经深入骨髓、如同呼吸般不可遏制的写作冲动，却并未因为纸张的焚毁而真正熄灭。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心中的万千沟壑与澎湃诗意再次汹涌泛滥的时候，她便会随手抓过身边一切可以用于书写的替代物——有时候是一张揉皱的废弃挂历纸边缘，有时候是孩子们用过的算术本背面，甚至有时候干脆就是一块顺手撕下来的硬纸板包装盒反面，抄起笔便在上面洋洋洒洒、旁若无人地写下滚烫炽热的一大段文字。
然而，她对待这些文字的态度却变得极其怪异而残酷：有时候写着写着，她的神色会突然黯淡下来，紧接着猛地把那张写满心血的纸张揉成一团，毫不留情地狠狠丢弃进垃圾筐里；有时候写到一半，炉子上的开水开了或者灶台需要添柴，她放下笔急匆匆去忙碌家务，那些写着深邃思想的残破纸片便被那样漫不经心地随手遗弃在油腻的饭桌或茶几边缘。
在母亲离世前的那些岁月里，我曾偶尔在屋里的各个角落，无意中捡起并拜读过一些她遗落下来的残篇断简。其中有一段用铅笔写在一截粗糙包装纸背面的文字，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犹如一道滚烫的烙铁，极其深沉地烙印在我的灵魂最深处无法磨灭。母亲在那段文字中极其平静地写道：
“今年五月初，我外出走过一个熟悉的坟场，那是进城的必经之路。从沿途那些冰冷的石碑碑文上看，有好几个曾经熟悉的老面孔，竟然都已经悄无声息地亡故离开了人世，这真让人感到无比的伤感。难怪啊，难怪在这大半年漫长的人间岁月里，我再也没有在街头巷尾碰见过他们了……”
当年无意中捡起那张泛黄包装纸的我，捧着母亲那清秀却微微颤抖的笔迹，一个人木雕泥塑般呆呆地伫立在昏暗的穿堂风里，久久地陷入了无尽的震撼与发呆之中。
在母亲因病离开人世之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虽然在临床医学上没有被确诊为抑郁症、但在精神层面上几乎对人间万事万物丧失了全部兴趣与生机的可怕瘫痪状态。在浑浑噩噩度过了几个月行尸走肉般的痛苦时光之后，内心深处一种急切想要自救的原始本能驱使着我，重新收拾行囊回到了贵州独山的老宅。
我带着一种虔诚而近乎神经质的执念，开始在尘土飞扬中全面翻箱倒柜，疯狂地翻检着老宅书房里那一座巨大的老旧书柜。我内心里极其卑微地祈祷着，希望能在这个满是尘埃的木柜底层，寻找到哪怕一丝一毫侥幸躲过了当年那场熊熊大火吞噬的微小物件——哪怕是一封发黄的书信、一张残破的明信片、或者一张字迹模糊的陈旧贺年卡也好。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才赫然发现，那整整一座高耸的书柜里，绝大多数整齐码放的泛黄典籍，全部都是我母亲当年省吃俭用保留下来的文学名著；甚至在最艰苦的年月里，她依然咬牙自费订阅了包括《人民文学》《收获》在内的大量顶尖文学期刊杂志。在那个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连温饱都极其勉强的残酷年代里，这样一笔看似微不足道的期刊订阅开销，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家庭而言，其经济负担无疑是一笔极其庞大、甚至近乎奢侈沉重的巨款！
然而，在翻箱倒柜的整个清理过程中，真正给予我精神层面最致命、最震撼一击的，却是一本被母亲极其精心地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罕见旧书——
当我颤抖着双手揭开那层被岁月摩挲得光滑发亮的牛皮纸封皮时，书脊上赫然印着四个极其朴素却力透纸背的大字：《写作》（Writing: 专门讲授文学创作规律、修辞手法与结构布局的专业指导书籍）。
我急忙翻开泛黄的扉页，在右下角的空白处，母亲用极其娟秀有力的钢笔字，端端正正地留下了购买当天的日期记录：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节点上，我母亲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买下这本文学创作教材的时候，我甚至还是一个不满两岁半、刚刚在泥地里学会踉跄走路的幼小婴儿！
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长河里，这本书就这样被母亲像守护神圣火种一样，严丝合缝地包裹在朴素的封皮里，小心翼翼地藏匿在岁月的最深处。在我与母亲朝夕相处、长达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我从来没有听她提及过这本书半个字，我更完全不知道在那些漫长动荡的岁月里，她究竟是将这样一本充满滚烫梦想的书籍，藏匿在屋子的哪一个隐秘角落，才得以让它奇迹般地躲过了那场将一切化为乌有的大火吞噬！
在那间空荡荡的昏暗老屋里，我一个人死死抱着那本冰凉的《写作》教材，失声痛哭。在那一瞬间，童年与少年时代许多关于母亲的那些曾经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甚至荒谬的古怪行为，在这一刻宛如奔流归海的无数涓涓细流，轰然间完美地串联拼合在了一起——
原来，我那个看似脾气火暴、终日在大山小镇里为了柴米油盐同命运搏杀撕扯的母亲，在她的灵魂最核心深处，自始至终、整整一生都无比炽热、无比执着地怀揣着一个从未向这冰冷凡尘低头妥协过的文学创作梦想（Literary Dream: 用文字构建永恒精神世界、对抗时间流逝与生命虚无的崇高艺术追求）！
只是因为残酷生活的重压、命运无情的围困、以及女性在特定时代所必须背负的沉重伦理枷锁，她自始至终把这个无比圣洁却又无比凄凉的梦想，严严实实地封印在自己内心最隐秘的漆黑地窖里，从来不敢向世俗的任何人透露哪怕一丝一毫的缝隙。在这个薄情的人世间，或许唯有与她朝夕相对、心意相通的我的父亲，才能够真正从她的一声叹息中，洞悉这个巨大的隐秘吧。
一想到这里，我的心脏便如同被重锤狠狠击碎一样剧烈绞痛。我终于彻底懂得了当年那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她全部的日记本时，对于一个将全部文学灵性深埋其中的孤独女性来说，那究竟是一种何等痛彻心扉、何等灭顶之灾般的巨大精神凌迟！
可是，造化弄人，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个孤独而高贵的灵魂，终其一生不是将自己最壮丽的梦境，永远尘封在了不为人知的幽暗岁月深处呢？
笔墨天成：二老相守的日常博弈与无声的精神托举
我父母在生前的整个西南小县城里，口碑与人缘其实一直极好，所有人提起他们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然而极其奇特的一点是，在他们漫长一生的真实晚年岁月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外部社交，在他们的生命体系里，也完全不需要像普通老年人那样呼朋引伴、去刻意维系庞大臃肿的朋友圈层。
他们两个人整整一生的时光，似乎仅仅只要能够形影不离地厮守在独山老屋的天井和回廊里，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自洽、丰盈圆满的浩瀚宇宙。
在年轻不懂事的时候，面对二老这种近乎绝缘于外部世界的生存状态，不要说是我，就连我的大姐、大哥，我们三兄妹都曾长久地感到极其困惑与无法理解。但直到我们自己也步入中年、看尽了人世间的虚情假意与浮华泡沫之后，我们才终于大彻大悟地读懂了二老的世界——
在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厮守之中，除了常人所能理解的相濡以沫、举案齐眉与相互包容之外，维系他们情感纽带最为关键、最为神圣的一根支柱，其实是他们两个人发自骨髓深处、对彼此精神世界与才华品性近乎盲目却又极度崇高的相互欣赏（Mutual Admiration: 人际尤其是亲密关系中，对伴侣内在人格、才华与追求的深层认可与敬意）与深切懂得。
二零一二年的农历春节期间，发生过一桩极为生动风趣却又温情脉脉的家庭往事。
那天大年初二，我爸妈一起并肩走出老屋去镇上散步。在经过邻近一条街区的一户人家门前时，我妈忽然停下了脚步，指着那户人家大门两侧刚刚贴上去的鲜红春联，由衷地大声赞叹道：“哎呀老陆你快来看看，这家主人写的对联，这毛笔字龙飞凤舞的，写得可真是太好了、太漂亮了！”
我爸听到我妈的夸奖，慢悠悠地背着双手踱步走了过去。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眯起眼睛把那副对联从头到尾极其苛刻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嘴唇微微一撇，极其不以为然、甚至带着几分傲娇与不服气地淡淡点评道：“哼，依我看嘛，也就马马虎虎，极度一般。”
我妈一听顿时不乐意了，她当场极其不屑地白了我爸一眼，毫不留情地开启了日常的冷嘲热讽：“得了吧老陆！光长着一张嘴会挑刺挑毛病，有本事你也写一副这样漂亮的字给我瞧瞧看啊！”
面对我妈那辛辣的激将法，我爸当时站在街檐下，罕见地没有当场反驳回嘴，只是有些尴尬地沉默着摸了摸下巴。
然而，从那一天回到家里之后的接连好几天时间里，我妈却惊奇地发现，整个原本该琴声阵阵的老屋，竟然极其反常地陷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绝对死寂之中！
在往常几十年的生活规律里，每天只要一吃完早饭，我父亲必然会极其有规律地信步走上二楼那个属于他的狭小书房兼多功能乐器室，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地摆弄一会儿他视若生命的各种民族与西洋乐器——有时候是拉一会儿如泣如诉的小提琴（Violin: 四弦现代管弦乐中最重要的弓弦乐器），有时候是抱起沉重的手风琴（Accordion: 靠风箱鼓动簧片发音的传统键盘簧鸣乐器）畅快地伴奏几支苏联民歌，有时候则是横吹起清脆嘹亮的竹笛。
然而这几天，整个二楼不仅没有任何一丝乐器的声响传出，而且到了正午十二点该吃午饭的关键钟点，向来雷打不动准时下楼就餐的父亲，竟然连午饭都忘得一干二净，整个人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更为诡异的是，整整大半天的时间里，二楼那个小房间的实木大门始终从里面紧紧地反锁着。
这种反常的举动立刻激起了我母亲极其强烈的好奇心与侦查欲。那天下午，我妈猫着腰，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地侦察兵一样，极其隐秘、极其轻手轻脚地一步一步摸上了二楼木质楼梯。她悄无声息地贴到了那个小房间唯一朝着走廊开着的气窗边缘，把眼睛贴在玻璃上，悄悄探着脑袋往里一看——
只见我那已经年近八十的白发老父亲，正神情极度肃穆、甚至满头大汗地弯着腰趴在桌子前，手里紧紧攥着一支毛笔，在一张张粗糙的废报纸上如临大敌般发了疯似地练习着书法！
房间的角角落落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早已经被他偷偷购置堆满了数不清的宣纸、墨汁、端砚与毛笔字帖。看着眼前这一幕滑稽又动人的景象，原本性格火爆强势的母亲，那一刻却像一个在捉迷藏游戏中彻底获胜的天真烂漫小女孩一样。她捂着嘴巴强忍着笑意，既没有当场推门去拆穿我父亲那点可怜的男性自尊心，也没有向任何人声张这桩秘密，而是装作一副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样子，不动声色地悄悄退回了一楼厨房。
过了没几天，适逢独山县城每逢五日一次的盛大传统赶集集市（Rural Market Fair: 传统中国乡镇定期举行的民间商品集中交易集会）。那一天，我母亲早早地独自出了门，在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集市里穿梭了大半天。
当中午母亲拎着一个鼓鼓囊囊、极其沉重的黑色塑料袋满头大汗地赶回老家老宅时，刚一脚踏进天井的青石地面，恰好迎面撞见了正准备下楼洗手的大汗淋漓的父亲。
母亲在那一刻猛地停住了脚步，像变魔术一样极其骄傲、甚至带着一丝孩子般的炫耀神情，哗啦一声把那个沉重的塑料袋径直递到了父亲的面前，笑着大声说道：“老陆你快来看看！快瞅瞅今天我在集市上专门给你买回了什么稀罕宝贝！”
我父亲满脸狐疑地伸出双手接过了袋子，小心翼翼地一层层剥开包裹的报纸。当里面的器物终于彻底展现在阳光下的一瞬间，父亲整个人瞬间惊呆了——
那赫然是一尊在民间工匠手中雕琢而成的实木雕花毛笔笔架（Chinese Brush Hanger: 传统中国文房四宝配套用具，用于悬挂悬晾毛笔的专用木制架座）！在那个古色古香的红木笔架顶端两侧，还极具中国民间传统喜庆色彩地精雕细琢着两条活灵活现、腾空欲飞的矫健飞龙！
那一刹那，我父亲脸上的错愕瞬间被一股无法抑制的巨大狂喜与感动所彻底取代。他就像一个在严苛考核中终于获得了最高荣誉嘉奖的小学生一样，喜出望外、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地惊呼出声。他连连向我母亲道谢，紧接着像护送绝世稀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那尊雕龙笔架，一路小跑着冲回了二楼那个昏暗的练习小房间。
他把笔架郑重其事地安放在书桌的最正中央，将自己这几天偷偷积攒的几支毛笔整整齐齐地悬挂上去。在随后的整整几个小时里，父亲整个人彻底魔怔了：他一会儿退后三步眯起眼睛从远端深情打量，一会儿走上前去用长满老茧的手指一遍一遍温柔抚摸，嘴里喃喃自语，简直爱不释手到了极点！
在那个充满春意与墨香的阳光温暖的下午，父亲整整大半天高兴得合不拢嘴。当他再次弯下腰去提起毛笔练字的时候，整个人脸上的神情不再是前几天的焦虑与好胜，而是自始至终挂着一抹深情、满足且极度幸福的纯真微笑。
在长达几十年的婚姻岁月里，我父母对待彼此身上所展现出的任何微小、哪怕看似不切实际的精神爱好，自始至终都是给予毫无保留、竭尽所能的绝对全力支持与精神托举。
在那个贫瘠闭塞的西南山区小城里，无论是我父亲痴迷于各种乐器的钻研与淘换，还是我母亲沉溺于文学名著的阅读与民间山歌的苦行式搜集，当他们两个人决定放手去探索、去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热爱的精神事物时，他们的背后永远站着彼此最坚实的依靠，他们永远不需要为现实生活的后顾之忧付出任何额外的心理成本与情感内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这个孤独探索的漫长历程中，随时随地、永远能够从伴侣那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眸里，获得最为真诚、最为炽热、最具有分量的极度夸赞、肯定与鼓励！
也正是在这种长年累月极其健康的相互激赏与灵魂滋养之下，两位老人在平凡艰辛的人间烟火深处，才得以始终永葆着如同赤子般澎湃滚烫的生命探索热情。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两个人身上的那些精神爱好，最终像水乳交融一样，不可分割地深深融汇在了同一条充满诗意与温情的生命长河之中。
在漫长岁月的唯一分歧点上，或许仅仅只剩下了一项微不足道的体育偏好：我和我父亲一生都是狂热而坚定的世界足球迷，我们爷俩常年熬夜守在电视机前，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Manchester United Football Club: 位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曼彻斯特的著名百年职业足球豪门俱乐部，常年拥有全球极其庞大的狂热球迷社群）呐喊助威；而我那雷厉风行的母亲，则终其一生对足球不屑一顾，她唯一的体育精神图腾，是死心塌地、一场不落地守在屏幕前，为顽强拼搏的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China Women's National Volleyball Team: 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排球赛事的顶级国家队，以拼搏坚韧的“女排精神”享誉全国）疯狂欢呼落泪。
壮丽的情感：终将降临的衰老、厨房漫游与落雨之书
在父母生命的黄昏暮年，那一段我推掉一切外界工作、长久陪伴在独山老屋身边的漫长岁月，毫无疑问，是我在十八岁成年离开家乡之后，整整几十年漫长人生中，与父母朝夕相处时间最为密集、最为专注的一段黄金岁月。
然而，人世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与残酷之处，恰恰就在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对父母一生的精神世界理解得越深透、对他们的人格风骨探寻得越立体，我内心深处对他们发自肺腑的敬仰与崇拜就越加深沉厚重。在我历经沧桑的中年视野审视之下，无论是在作为独立个体的宏大人格操守上，还是在处理家庭伦理与人间世俗的品性修养上，我的父母都近乎达到了某种无可挑剔的完满与圣洁境界。
可悲的是，就在我终于彻底卸下自我的狂妄、终于真正学会如何像一个平等的成年人一样去深沉凝视他们、懂得他们的时候，无情而残酷的时间法则，却根本没有给予我更多从容交流与深情反哺的充裕机缘！
在今天坐在这里面对大家的所有倾诉之中，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一个永远无法被岁月抚平、每一次触碰都会鲜血淋漓的终生巨大遗憾，那就是：为什么我非要等到自己的双亲已经行将就木、生命之烛已经摇曳在残风暮年的时候，我才真正学会并懂得，应该怎样去深深地凝视他们啊？！
这是我这辈子注定要背负到坟墓里去的永远的痛苦与遗恨。
而谈及“遗憾”这两个字，在今天这个演讲的最后时刻，我的记忆深处猛然间浮现出了一个时隔近四十年、但每一次回想起来依然如同电流穿透身体般剧烈震颤的崇高瞬间。
那是在遥远的一九八九年。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我，刚刚带着满脸的懵懂与稚气，第一次孤身一人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巨大而陌生的北京。当时，比我年长许多的大哥已经凭借着他卓绝斐然的音乐才华，在极其年轻的十九岁黄金年龄，破格受聘登上了中国顶级高等学府——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 中国乃至亚洲最顶尖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与学术重镇之一）的讲台，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大学音乐教师。
有一天下午，大哥要去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上一堂宏大的音乐公共欣赏大课，他看着初来乍到、无所事事又对大城市充满胆怯的我，随手一挥，便把只有十六岁的我带进了那座神圣宏伟的高校阶梯教学楼。
在那个激情燃烧、风云激荡的特殊年代里，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大哥，身上无处不散发着属于那个伟大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狂热、纯粹与野性。为了不让整间阶梯教室里的学术气氛陷入到传统大学教学那种死气沉沉、规行矩步的僵化泥潭之中，他甚至别出心裁地在自己蓬乱浓密的长发前额上，极其叛逆、极其耀眼地系了一根鲜红刺目的红布条！
那堂课原本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核心讲授主题，是深沉典雅的西方古典音乐理论（Classical Music Theory: 以欧洲巴洛克、古典及浪漫主义时期管弦乐创作为核心的系统性音乐美学与创作法则）。然而在正式开讲之前，激情四溢的大哥却在音响系统里毫无保留地把音量旋钮推到了极限，先是用一首狂暴震撼的重金属摇滚乐（Rock Music: 起源于20世纪中期、以强烈节奏吉他驱动与叛逆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流行音乐体裁）彻底撕裂了整间教室的空气，将现场所有原本正襟危坐的大学生们的情绪彻底点燃沸腾！
随后，在全场如痴如醉的狂热注视下，大哥关掉了震耳欲聋的声浪，斜倚在讲台边缘，开始以一种极具诗意与哲学哲理的宏大语调，与台下这群在年龄上甚至普遍比他还要年长几岁的天之骄子们，漫无边际却又直指本心地畅聊起了关于人类、命运与生命的宏大哲学命题。
就在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澎湃的精神魅力深深震慑的那个神圣时刻，站在讲台中央的大哥，缓缓转过身来，迎着窗外西斜的血色夕阳，一字一顿、掷地有声地吐出了一句震撼全场、也彻底重塑了我后半生命运认知的千古箴言：
“同学们请记住：遗憾，才是整个人生之中最为壮丽的情感！”
那是一九八九年的深秋。从那一刻算起，整整跨越了近四十个春秋的风霜雨雪，哪怕沧海桑田、人事全非，我大哥在那个阶梯教室里说出的这句力透纸背的话语，如同黄钟大吕一般，在漫长而残酷的人世浮沉之中，时时刻刻永恒地回荡在我的灵魂最深处！
依稀记得，上一次我受邀登上“一席”（YiXi: 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非盈利深度人文与现场演讲文化传播平台）这个讲台面向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我整个人在心理感知上，还狂妄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前途无量的青年人。
我当时站在后台，甚至还在极其乐观、极其自满地在心中暗暗拨打着自己的人生算盘：我当时天真地想，自己距离垂暮的七十岁古稀之年，满打满算至少还有整整二十多年的充裕光阴呢！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哪怕按照最慢、最严苛的艺术创作节奏去推进，我至少还可以从容不迫地独立执导拍摄七部高质量的剧情电影。在我的内心深处，甚至早已为未来那漫长的人生轨道，勾勒好了一幅幅模糊却充满诗意的美好宏伟蓝图，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无限辽阔的壮丽未来。
然而，仅仅是极其短暂的几年时光如白驹过隙般匆匆流逝之后，我猛然间在镜子前惊恐地发现，自己如今竟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顽固、越来越不可遏制地将自己全部的精神重心，习惯性地完全沉溺于对过往逝去岁月的残酷回忆之中。
就在那一瞬间，我像被冰水彻底浇透一样残酷地意识到：我已经不可逆转地彻底告别了青年时代，我已经真真切切地步入了一个危机四伏、充满丧失感的中年生命周期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拥有理智的成年人，打从懂事的那一刻起，理智上都会清醒地知晓死亡与消逝是整个人类生命终究无法逃脱的终极宿命。然而，在真正步入中年、亲手埋葬了至亲的骨灰之前，我们从来不会在肉体与精神的感知层面，真正意识到那种生命大限步步逼近的迫近感与窒息感，竟然会来得如此迅猛、如此残酷、如此让人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在这片漫长沉重的残酷宿命面前，我又是何其幸运的一个人啊。万幸的是，在这一路坎坷颠簸的荒凉旅程之中，在我的大脑深处，还完整保留着如此庞大、如此丰盈、如此温热而鲜活的关于父母、关于姐姐、关于故乡山川草木的无尽记忆。
我常常在深夜里由衷地感叹：如果一个人在这个薄情的人世间活了一遭，最终却没有能够留下这些能够支撑灵魂的深邃记忆，那这漫长而虚无的一生，才真正算得上是彻头彻尾的白活一场啊！
我深切地坚信，恰恰正是在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看似荒诞破碎的一桩桩细微往事，在潜移默化中如春风化雨一般，彻底重塑了我对于这个荒谬而深情的复杂世界的全部价值认知；也恰恰正是这些在岁月深处熠熠发光的细小记忆，如同永恒不灭的北极星一样，以一种无形却强大的精神指引，引导着我一步步执着地向内深挖，去探索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未知的潜能边界，从而最终百炼成钢，塑造出了今天站在这里、坦然面对一切生离死别的真实的我。
我近乎病态地迷恋着深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那些微小、脆弱、却又充满神圣神秘色彩的生命碎片。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它们就像漫天无休无止飘落的漫漫雨滴一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这个浩瀚的天地之间，只要我愿意停下匆忙追名逐利的盲目脚步，只要我愿意张开双臂、勇敢而坦然地走入那片风雨交加的心灵旷野，那些带着故人温度与过往岁月的滚烫雨水，就会毫无保留地轻柔飘落在我饱经风霜的身躯之上。
而所有这一切记忆的结晶，最终便化作了那一本捧在无数读者手中的薄薄小书——《落在我身上的雨》。
说起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或许大家很难想象，那部耗费了我全部心血的长篇文字，绝大部分的篇幅与章节，竟然是我一个人在极其狭小逼仄的家庭厨房里，靠着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一个字一个字极其缓慢地用指尖硬生生敲击出来的！
我家里的那个厨房空间极其狭小局促，甚至连两个平方米的可用面积都不到。在那样一个逼仄得连转身都极度困难的方寸之地里，根本不可能奢侈地摆放下一张哪怕最小的书桌或者折叠椅。在漫长几个月的创作煎熬之中，我只能每天像一根木桩一样，笔直地呆呆伫立在冰冷坚硬的灶台地砖前。有时候为了追逐脑海中稍纵即逝的一句灵感，我一个人在那狭窄的方寸之间一站就是连续好几个小时，直到最后整条大腿和脚踝完全麻木得失去了全部知觉。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人世间所有宏大的建筑空间里，我唯独深深迷恋着在那个油烟缭绕的逼仄厨房里站立创作的独特体验。
在客观层面上，智能手机那巴掌大小的狭窄屏幕，在物理属性上天然具备一种极度聚焦的强大约束力，它能瞬间屏蔽掉外界一切繁杂冗余信息的无端干扰，强迫创作者将全部的精神神经元，高度浓缩并聚焦在眼前的寸楷之间；而在更为深刻的心理层面上，当你独自一人伫立在厨房里的时候，你的四周被那些带着人间最烟火气息的铁锅、饭碗、调味罐以及无数瓶瓶罐罐所严严实实地包围着——
那种极其具体、极其真实、甚至带着烟火余温的生活日常器物氛围，就像一道天然坚固的避风港与催眠场，能够让一个历经风霜的心灵，在最短的时间里毫无戒备地彻底放松下来，进而毫不费力地以极度沉浸的姿态，向着记忆的最深处纵情下潜、漫游与徜徉。
在那种极致专注与物我两忘的静谧瞬间，我由衷地感到，那是我整个人漫长一生之中，灵魂与肉体所能体验到的最为纯粹、最为宽广、也最为彻底的至高精神自由（Spiritual Freedom: 个体摆脱外界功利束缚与物质桎梏，实现心灵深处无拘无束探索与自我实现的终极生命境界）！
在今天这场倾诉的最后，如果现场以及屏幕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内心深处也同样积压着某些未曾言说的遗憾与隐秘的过往，大家不妨在今后的日子里，也试着找一个独处的安静角落，试着以这种笨拙却深情的方式，去直面它们、去记录它们、去拥抱它们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