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临在：重构招考公平的社会防线

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六百三十三期参考信息。今天我们要从一起引发广泛舆论震荡的考试舞弊事件谈起——河南三支一扶考试舞弊事件如今迎来了官方的“实锤”通报。在八月二日，河南省官方发布通报明确指出，在此次考试中发现有非法的参与考试作弊行为。这一通报直接导致了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被停职调查，同时公安机关也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展开全面的侦查与调查工作。

这起事件的舆论风暴起源于上个月笔试成绩公布之后。在成绩出炉后，众多细心的网友和考生在安阳、济源等地的多个招考岗位中，敏锐地发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高分断层”现象。具体而言，在许多岗位的成绩单上，第一名赫然考到了八十多分，而第二名却瞬间跌落到了只有六十分出头，中间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突出的分数鸿沟。不仅如此，随着考生们将调查的视线扩大到平顶山、驻马店、焦作、新乡等地，这种看似荒诞的分数分布规律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精准。

在这些争议岗位中，几乎呈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定制化”分数：如果该岗位只招录一个人，那么排在第一名的成绩就恰好在八十分以上；如果是一个招录两个人的岗位，那么成绩在八十分以上的人数就正好是两个；同理，对于招录四个人的岗位，也恰好只有四个人的分数突破了八十分大关。这种极其反常的分数精准对岗现象，被广大考生调侃为主打一个“精准控分，绝不浪费”。

之所以这种高分引起了如此轩然大波，与今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的题型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今年的考试中，官方首次引入了难度极大的不定向选择题。在这一题型的判分规则中，多选、错选、少选均不得分，且不设任何保底分数。这就意味着，整场考试的作答难度相较于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攀升，对于普通考生而言，能够拿到六十分左右的成绩已经非常不易。在如此严苛的客观背景下，动辄出现大批八十多分的高分，显得格外刺眼和扎眼。

除了分数断层和精准对岗的疑点之外，还有不少网友通过对比考生的历史考试记录发现，有多名考生的准考证信息显示，他们在近期举办的两次相近招考中，成绩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先前的五十多分暴增到了现在的八十多分。这种不符合常规知识积累和备考规律的跨越式进步，很难不让人产生不正当操作的联想。随着舆论关注度的持续升温，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于七月二十七日紧急宣布成立联合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并于二十八日进一步发出通知，要求凡是尚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必须在七月三十日十五点之前全部完成公布。

在紧急公布成绩后，细心的网友对比前后名单发现，新乡、焦作等地公布的“新版”入围名单中，人数竟然出现了解释不清的减少。那些“减少的人”究竟是谁？他们的真实分数到底是多少？这些变动是否与之前的舞弊争议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有媒体尝试电话联系新乡和焦作两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求证时，得到的均是含糊其辞、不予正面回应的答复。

针对这一考场乱象，人民网发表了措辞犀利的评论，指出从目前官方的通报情况来看，这绝对不仅仅是零星个别考生的投机取巧，而是极有可能涉及了整个招考流程中各环节的层层失守，甚至不排除有掌握核心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深陷其中，与不法作弊团伙内外勾结。当违规作弊者能够凭借作弊手段，以精准控分的方式强行抢占上岸通道时，那些依靠寒窗苦读、遵规守纪、把前途寄托于公平竞争的普通家庭考生，其公平竞争的合法权利便被无情地剥夺了。这种大面积的舞弊，不仅践踏了选拔的公平性，更是对国家“逢进必考”社会信用基石的系统性挑战。

基层招考失守：程序正义背后的权力阴影

无独有偶，类似的招考乱象不仅在河南上演，在广东湛江雷州市也同样出现了让求职者感到无比心寒的荒诞一幕。在广东参加事业单位集中招聘的陈女士，报考了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公布后，陈女士以优异的表现斩获了该岗位的笔试成绩第一名，满心欢喜地准备接下来的面试环节。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一个自称是该学校负责教师资格审核的“高老师”主动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到了陈女士。高老师在谈话中首先对陈女士的报考资质和教师资格证的符合性提出了重重质疑，但在陈女士理直气壮地出示了相关证明并据理力争之后，这位高老师又突然改口，声称经过重新确认陈女士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欲加之罪的“资格审核风波”刚刚平息，高老师便又给陈女士打来电话，而这一次的内容更加露骨：他直接告诉陈女士，笔试成绩排名第二的考生愿意出资数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条件是希望陈女士能够主动放弃参加接下来的面试。

就在同一天，该岗位的第二名考生也主动找到了陈女士，百般劝说其不要参加面试，甚至在谈话中毫不避讳地向在场的其他老师和陈女士提及，自己的母亲就是该特殊教育学校的任职教师，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希望在入职后与母亲在同一所学校共同工作的愿望。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利益诱惑与潜在的关系干预，陈女士感到事有蹊跷，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她随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实名举报和投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递交出去的材料都犹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官方的调查反馈。

到了八月三日，雷州市相关部门公示了拟聘用人员名单，令人吃惊的是，陈女士落榜了，而那名笔试成绩第二、拥有家庭关系背景的考生则成功上榜。在媒体对此事进行曝光并跟进采访时，湛江市教育局人事科的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初步核查，上榜考生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在流程上均合规且无异常，而至于举报中提及的“高老师劝退”和“第二名试图买通”等情节，目前其他纪检监察部门均无实质性调查进展。这起事件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在基层事业单位招考中，原本应该保证绝对公平的选拔程序，是如何在人情关系、金钱交易以及含混不清的监管中，一步步丧失了其应有的公信力。

街头失序的表象：“鬼火少年”飙车背后的收缩之殇

在社会治理的另一面，治安问题与城市转型期的阵痛同样在相互交织。近日，辽宁鞍山市政府旁地标性的胜利广场，在夜间频繁出现了一群被称为“鬼火少年”的未成年群体飙车炸街的乱象。每当夜幕降临，大批处于学龄段的青少年便会驾驶着经过非法改装的摩托车、电动车以及部分私家车聚集于此。他们在胜利广场转盘一带的高速公路上疯狂炫技，超速行驶，甚至违法搭载多人，频繁做出翘头、甩尾、高速漂移等极具危险性的驾驶动作。

在市民拍摄的视频中，甚至可以看到部分涉事青少年头戴诡异的面具，手里挥舞着玩具冲锋枪，身体探出轿车的天窗大声呼喊造势。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和噪音污染的非法集会，在胜利广场周围吸引了数以百计的闲散人员围观，严重扰乱了鞍山市核心城区的交通秩序，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股愈演愈烈的飙车炸街风潮，鞍山市公安局迅速调集了巡警、交警、刑警等多警种的精锐力量，成立了专项联合专案组展开侦查。经过前期的视频摸排和情报研判，警方发现这批涉案人员的核心群体几乎全都是青少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还是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未取得任何驾照的未成年人，他们所驾驶的车辆也大多是通过无照地下作坊非法改装的“三无”车辆。

在摸清了这群少年的活动规律和集聚据点后，七月三十一日凌晨，鞍山警方部署了两百四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收网行动。各作战小组在极短时间内对胜利广场周边的重点路段、商圈道路实施了全域封闭管控，形成了瓮中捉鳖之势。随后，各小组果断突击，对路面上的飙车、炸街、扰民违法人员开展了集中抓捕。

在这场收网行动中，警方共计抓获涉案违法犯罪人员一百零三人，现场查扣了非法改装、无牌无证的涉案车辆六十一辆。鞍山警方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对于此类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扰乱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的行为，未来将始终保持“露头就打、发现即查”的高压态势，同时将联合工商、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摸排非法改装汽车、摩托车的源头商家，坚决斩断改装产业链，并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摒弃危险的炫酷行为。虽然云南昆明、广西贺州等地的警方近期也针对类似的“鬼火少年”乱象开展了重拳出击的整治，但论及查处的决心的规模，皆无法与鞍山的这次行动相提并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这场深夜的抓捕行动中移开，就会发现，鞍山胜利广场上那些无所事事、通过刺耳的引擎轰鸣和危险驾驶来发泄多余精力的青少年，实际上是这座老工业城市在转型期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的一个缩影。

鞍山作为辽宁省的第三大城市，历史上是一座典型的“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重工业城市，曾被誉为“祖国钢都”和“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但与众多东北三四线城市一样，随着资源枯竭和传统重工业的衰退，鞍山近年来在人口和经济增长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根据国家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从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二零年的十年间，鞍山市的常住人口减少了近三十二万六千人，人口总数从六普时的约三百六十五万七千人锐减到了七普时的约三百三十三万人，平均每年流失人口高达三点二万人。即便我们在计算中扣除自然出生率逐年下降的影响，依然可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鞍山的人口正处于严重的净流出状态。而到了二零二五年末，鞍山的户籍人口已进一步萎缩至三百二十点一万，相比上年末再次减少了三点五万人。

在鞍山最新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官方罕见地提出了“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的紧迫要求。在报告的自我剖析部分，鞍山市政府直言不讳地坦承了城市发展的一系列硬伤：城市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明显不够，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依然很不充分，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跟不上时代转型，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严重不足，新兴产业规模小且发展质效不高。此外，当地的营商环境对比南方先进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开放型经济发展滞后，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繁重。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明显短板，政府系统干部的作风和能力建设也亟待加强。当一个城市失去了实体产业的强力支撑，年轻人找不到足够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和上升通道，人口源源不断外流，留守在本地的青少年便容易陷入缺乏合理社会化引导的空虚状态，最终在深夜的街头迷失在机器轰鸣声中。

插入广告：健康生活与人体工学护颈枕的体验分享

在每天高强度地关注、整理这些复杂的宏观经济数据和社会新闻之后，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深感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疲惫。尤其是每次录制和剪辑完视频，整个人累得只想立刻趴在床上好好放松一下。在这个身体极度需要舒缓的时刻，我真心觉得离不开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使用的一款神奇产品——小鹿夜猫护颈枕 Pro。

这款产品真的非常贴心。平时趴在上面刷手机、靠着看视频，无论你变换什么姿势，它都能给你提供极其舒服的承托。最关键的是，现在只需要两百多元的底价，你不仅能拿下这只多功能的护颈枕，还能同时获得工学腰靠、趴睡枕以及拉伸枕的功能。这个性价比，不管你怎么算，都会觉得超值。

像我们制作团队的小伙伴们，根本不需要我多做安利，大家体验过一次之后，就已经达到了人手一个的程度。平时把它放在床上往上一趴，你一眼就能看出它和普通枕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采用了七大块软硬分区的科学设计，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下巴；两侧还贴心地设计了两个“小翅膀”用来放手。

它那一百三十五度的黄金斜角设计，能够完美贴合人胸口的自然生理弧度，让你在趴着玩手机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拉伸和放松了紧张的腰背肌肉。我亲自测试过，趴在上面玩两个小时手机，腰和脖子都完全不会感到酸累。

在日常办公或者坐在椅子上时，我特别喜欢拿它来当腰靠。它的支撑性比那些软塌塌的普通靠枕要好得多，能把腰椎紧紧地顶住，绝对不会产生腰部悬空的不适感。当你躺在床上使用它时，它能让你的视线与手机屏幕自然保持平齐，这样你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手臂酸软、一个不小心手机掉下来砸到脸的尴尬和疼痛了。

如果玩累了想顺势躺下休息，它立刻就变成了一个极为专业的护颈枕。不管你是习惯正躺还是习惯侧躺，它都能让你的头、颈、肩始终保持在同一条健康的生理直线上。一觉醒来不仅精神饱满，脖子也完全不会出现僵硬和落枕的情况。

说实话，这款产品用久了只有一点不好——一旦你睡惯了这种既柔软又有强大支撑力的记忆棉材质，再让你去住酒店，睡那种没有任何承托力、一躺就扁下去的羽绒枕头，你还真的会睡不踏实，总觉得脖子后面空落落的。除了极致的舒适体验之外，它的安全性也让人非常放心。它选用了七A级抗菌的A类母婴级面料，即便是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身使用。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和季节的需求，它的枕套提供了清凉的冰丝材质和亲肤的棉质材质两种选择，配色上也有温馨的粉色和清爽的蓝色。小鹿夜猫这个品牌已经是我们参考信息栏目的老朋友了，每次推荐的避雷好物都非常扎实和实用。许多我们频道的铁粉甚至不需要看介绍就会直接下单。

这次返场，品牌方同样诚意满满。只要在我的视频评论区点击专属链接下单，到手价仅需两百元出头。不仅享有长达一年的保价服务（买贵退差），而且如果在两年之内产品出现任何开裂或变形，品牌方还承诺免费换新。无论是自己买来改善睡眠，还是作为即将到来的七夕节礼物送给伴侣，都是一个非常体面且实用的选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资产荒与流动性宽松：银行同业存单的数据逆转

回到宏观经济的观察视角。近期，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度差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而这股温差如今在金融机构的硬指标中得到了切实的数据证实。伴随着姗姗来迟的银行同业存单（Interbank Certificate of Deposit: 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年度备案额度数据的披露，一个无法忽视的金融现状展现在我们面前：商业银行在负债端拥有极为充裕的资金，但在资产端却面临着贷不出去的尴尬境地。

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同业存单。同业存单是商业银行进行主动负债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金融工具。所谓“主动负债”，是相对于吸收储户存款这种“被动负债”而言的。因为储户什么时候来存钱、存多少、什么时候提款，对于银行来说是无法完全控制的，具有极大的期限和规模不确定性。而同业存单则赋予了银行完全的自主权，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资金短缺情况和市场利率环境，灵活地决定发行的规模、时间和期限结构。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下，同业存单的发行实行年度备案余额管理。一般而言，某家银行在一年中任何一个时点所持有的未到期同业存单总余额，都绝对不得超过其年初向监管部门备案的额度。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银行同业存单的备案额度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在二零二四年及之前的年份中，甚至常常出现部分银行因为额度在年中不够用，而罕见地中途申请上调备案额度的情况。

通常情况下，这一额度数据在每年的年初就会向社会公布，但今年的披露时间却反常地被推迟到了七月份。而披露出来的数字则令市场大震：截止到今年七月底，全国三百一十八家商业银行的同业存单备案额度合计为三十点三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比上年净下降了一点六万亿元，降幅达到了百分之五，彻底逆转了过去多年持续增长的历史趋势。

这一数据逆转的背后，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两端根本性逻辑的转换。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极度旺盛，银行的贷款增速始终显著快于存款增速，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存贷差”资金缺口，银行不得不通过大量发行高成本的同业存单来向非银机构和同业借钱。但自去年五月份以来，中国银行业的贷款增速出现了快速下行的趋势，并且始终低于存款的增长速度。实体经济由于利润率下滑、预期转弱，融资和扩张的需求表现偏弱，这直接导致银行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资产荒（Asset Scarcity: 银行拥有大量可贷资金，却难以找到兼具安全性和合理收益率的合格贷款项目）。

在资产端缺乏优质投放标的的同时，负债端的存款却因为居民和企业的防御性储蓄心理而爆发式增长。面对这种局面，银行为了维持微薄的净息差，不得不主动压降那些需要支付较高利息的同业存单规模。再加上当前央行维持着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流动性，银行在日常流转中并不缺钱，因此对同业存单这种主动负债工具的依赖程度自然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可以说，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头号难题，已经从过去的“缺钱放贷”彻底转变成了“有钱难投”。

同花顺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增速已经跌至百分之五点二，这创下了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二零二四年之前，这一指标长年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上的两位数增长。除了实体需求不足这一根本原因外，信贷增速的过快下滑还受到了其他结构性金融操作的叠加影响，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置换（将银行高息贷款置换为低息地方债）、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化险、坏账贷款的核销以及大型企业转而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直接融资等分流因素。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股份制银行资产负债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当前市场的整体需求确实非常疲弱，无论是针对大型企业的对公贷款，还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零售消费贷款，表现都乏善可陈。这绝对不是某一家银行单独面临的困境，从整个金融行业的数据中就能看出端倪。现在大家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手段、包装不同的结构，勉力维持着资产端报表的微弱增长罢了。”

虽然全国同业存单的总额度整体出现了压减，但如果拆分到各家银行的微观主体来看，实际上呈现出了“有升有降”的结构性分化。在今年备案额度依然获得上升的，主要集中在几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与地方财政绑定极深的城商行；而绝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扩表速度则极为缓慢，个别银行甚至出现了资产负债表主动收缩（缩表）的现象。这种分化背后的逻辑在于，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化信贷需求偏弱的宏观背景下，国有大行被赋予了“逆周期调节”和“稳增长”的政治重任，必须强行扩大信贷投放；同时，城商行由于特殊的属地性质，能够通过参与地方基建项目和化债项目来实现资产扩表。相比之下，完全市场化竞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这些领域既无政策优势，又无地方关系，在资产荒面前的处境自然最为尴尬。

宏观与微观的张力：如何理解新旧动能转换期的“温差”

这种“银行有钱却贷不出去”的金融冷感，直接投射到了社会大众的日常感受中。近年来，关于“宏观数据向好与微观人体感冷”之间的温差讨论在社交媒体上此起彼伏。国家统计局、主流媒体如《经济日报》都曾多次撰文对此进行分析与释疑。日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也发表了重磅文章，旨在引导全社会“辩证看待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全景，避免被局部或者个体的体感偏差放大焦虑，从而带偏了对未来的预期。

该文章首先非常坦诚地承认了“温差”的客观存在。文章指出，尽管从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依然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内，但许多微观市场经营主体和普通居民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直观地感受到了就业竞争的加剧、收入改善幅度不及预期等问题。文章强调，宏观数据是整个经济运行的“体温计”，而微观感受则是老百姓切身感知的“体感温度”。这两种温度都是真实存在的，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因为它们测量的维度和标准有所不同。

《求是》的文章分析认为，“经济温差”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独特现象，也绝非我国所特有，而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越大，内部所包含的经营主体越多，业态和行业越丰富，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温差反而会越常见、越明显。

深入剖析温差产生的根源，文章归纳了以下几个主要维度：

• 视角的根本不同：宏观数据通常立足于供给侧和生产端，算的是总体的“产出账”（如工业增加值、GDP增速等）；而微观主体则站在需求侧和消费端，切身感知的是手里的消费订单、每个月的工资流水以及企业自身的现金流状况，过的是具体的“日子账”。生产端的高歌猛进，需要通过复杂的产业链条传导，未必能在第一时间转化为需求端的红红火火。
• 总量与结构的偏差：总量数据反映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总规模和总趋势，在统计学上，它必然会平滑掉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巨大结构性差别。当新兴行业蓬勃发展时，传统行业的从业者可能正面临着降薪或裁员的阵痛，这种局部的痛苦在总量数据中很难被完全体现。
• 物价因素的滤镜效应：当前我国的物价水平（CPI、PPI）持续在低位运行。这种低物价环境下，名义经济增速与人们由于实际支出减少而产生的真实体感之间，被拉开了一道无形的口子，使得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感知度进一步降低。
• 增长的无形化特征：随着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形。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体现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高速公路和密集的现代化工厂上，GDP有着清晰的物理轮廓。而今天的增长，越来越多地隐藏在复杂的算法代码、专利授权、实验室的试管以及云端的数据中心里。这些要素同样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它们在视觉上变得更加难以观测。

文章进一步指出，造成当前温差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呈现出极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新产业、新动能虽然在加速崛起，但传统的支柱行业和老旧岗位必然要面临收缩和调整。这是经济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动能的切换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的无缝衔接，中间必然会存在一段青黄不接的“时间差”与调整的震荡期。

因此，文章认为，缩小这种温差的根本出路，并不在于刻意削平数据上的差距，而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和落实具体的产业政策，让新技术带来的积极效应更多地释放出来，尽可能减少调整过程中的社会震荡，让新经济的动能更快、更广泛地惠及大多数普通人。缩小温差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政策，将宏观上的“数据向好”转化为群众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改善。不过，纵观整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基本还是以宏观政策的宣示和口号为主，在具体的执行路径上并没有太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实质性内容。文章最后呼吁，要在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之间搭建起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让企业和老百姓看清楚国家发展的大势，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跟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步伐。

高温下的高频噪音：蝉鸣扰民与噪声性高频听损

在炎热的夏季，除了社会经济层面的复杂变化，自然界的一些细微变化也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夏天的知了叫声似乎显得格外响亮。新华社官方微信公众号近日就发文报道了这一社交平台上备受网民讨论的奇特现象。

针对今年蝉鸣异常响亮的现象，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专家指出，气温的持续攀升是导致蝉鸣响度变大的关键决定性因素之一。今年全国多地遭遇了持续时间极长的高温天气，而这种滚滚热浪对于熊蝉等蝉类而言，就像是注射了天然的“兴奋剂”。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气温越高，蝉体内的代谢越旺盛，为了求偶，雄蝉鸣叫的频率就会越频繁，声音也会随之变得越发响亮。

然而，这种大自然的交响乐，在峰值时期其声音强度竟然能够达到令人惊骇的八十分贝以上，这已经相当于一台电钻在耳边持续轰鸣的噪声水平。如果长时间暴露在这种高分贝的蝉鸣环境中，甚至会对市民的听力造成不可逆转的物理损伤。

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体中心在八月一日就报道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家住杭州的孙先生最近在早晨起床时，突然感觉自己的双耳内部闷胀得厉害，仿佛塞了一团棉花，对外界声音刺激的敏感度明显减弱。在观察了几天后，症状并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孙先生随之赶紧前往医院耳鼻喉科就医。经过详细的听力学检查，孙先生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

接诊医生在仔细询问了孙先生的日常生活环境后判断，导致他突发性耳聋的元凶，大概率就是他居住小区里那持续不断、震耳欲聋的蝉鸣声。医生解释道，在临床上，突发性耳聋虽然非常常见，但像孙先生这样仅仅因为听蝉鸣就直接导致耳聋的极端案例，在过去确实相对比较少见。

经过深入了解，孙先生所居住的小区属于典型的老旧高绿化小区，树木繁茂。进入盛夏后，每天晚上树冠上的蝉鸣声此起彼伏，喧嚣异常。长时间暴露在这种高分贝环境下的孙先生，睡眠质量出现了严重下滑，在精神疲惫与物理噪声的双重叠加刺激下，最终诱发了内耳微循环障碍，导致了耳聋症状的发生。

无独有偶，就在前几天，另一则关于“年轻学生在户外露营四小时，因听蝉鸣导致听力受损”的新闻也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十八岁的高考毕业生杨同学，在暑期与同学相约前往京郊的深山中宿营。正午时分，山林中的蝉鸣铺天盖地，极其密集。杨同学在连续四个小时处于这种极度嘈杂的自然环境中后，当晚便明显感觉到双耳内部出现强烈的闷胀感和耳鸣声，甚至无法听清周围细微的鸟鸣声和手机发出的高频提示音。

送医检查后，杨同学同样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所幸因为就诊及时，在接受了神经营养和改善内耳微循环的药物治疗后，他的听力目前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李及副主任医师针对此类病例发出郑重提醒：蝉鸣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高频噪音。如果人体长时间暴露在这样高分贝的高频噪音环境中，极易对内耳中非常脆弱的毛细胞造成物理磨损与损伤。内耳毛细胞一旦因物理损伤发展到不可逆的坏死阶段，目前医学界没有任何手段使其再生，这意味着患者将面临终身无法复原的听力损失。

医院里还有一位从事园林绿化作业长达十二年的刘师傅。每年六月至八月的三个月间，刘师傅每天都需要在密集的树冠下进行长达数小时的修剪和维护作业，这期间他不得不持续被动地接触集群蝉鸣的轰炸。长年累月的噪声刺激，导致现年六十岁的刘师傅饱受高频耳鸣的折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不清女性的讲话声以及他人的低声交谈。

去医院检查后，刘师傅被诊断为典型的职业性噪声病，并伴有严重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医生对此解释称，短时间暴露在高分贝的蝉鸣中，通常只会导致内耳毛细胞发生暂时性的水肿，只要及时脱离噪声环境并给予药物干预，听力大多可以完全恢复；但像刘师傅这样长年累月接受高频噪声刺激，毛细胞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坏死，未来只能依靠佩戴助听器来被动地改善日常交流。

科学研究表明，蝉鸣的声波频率主要集中在三千赫兹到八千赫兹的高频段，而这个频段恰好会无死角地冲击人类耳蜗内最脆弱、最容易受损的高频感知细胞。单只蝉鸣叫的声音强度通常在七十分贝左右，而一旦形成集群鸣叫，声音则极易突破八十分贝的健康安全红线。因此，在夏季高温时期，市民在户外树木茂密处活动时，应注意避免长时间逗留，必要时可佩戴耳塞进行物理防护。

舆论场上的“竹知了”风波：史翠山效应与品牌公关的边界

然而，在这个夏天，一只并非来自自然界、而是由手工竹蔑制作的抽象“竹知了”玩具，却在中文互联网的舆论场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甚至让科技巨头华为的法务和公关部门彻底“破了防”。

起因是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上，将民间传统玩具“竹知了”摇动时发出的刺耳、单调的“吱吱”声，与华为智能汽车发布会上企业家余承东那句标志性的口头禅——“一千万以内最好的SUV”等名场面视频进行了魔鬼剪辑与拼接。视频制作者配上了诸如“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极具讽刺意味的文案，制作成搞笑短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广泛传播。

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网络戏谑风潮，华为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华为以涉嫌“严重损害商誉”为由，向各大视频平台发起了大批量的侵权投诉。投诉信中声称，相关视频通过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嘲讽、改编音频、戏谑以及丑化企业及企业家的手段，严重贬损了华为的品牌形象与商业信誉，要求平台立即下架相关内容。

在收到华为方面的强势投诉后，各大平台为了规避自身的法律风险，纷纷对同类型的使用了“竹知了”声效的恶搞视频进行了下架和限流处理。然而，这种旨在“灭火”的公关围堵手段，却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规模更大、更加剧烈的舆论反弹。

一时间，“竹知了”这一话题的热度呈指数级飙升。成千上万的网民和创作者抱着逆反心理，纷纷以“听说这个视频很快会被下架”、“见证华为法务速度”为标题，重新剪辑并上传了大量同类视频。这种全网规模的二次创作和疯狂传播，不仅没有让调侃消声匿迹，反而直接将“竹知了”从一个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彻底推上了全网瞩目的热搜榜单。甚至在各大电商平台上，传统手工艺玩具“竹知了”的销量也因为这起事件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爆发式暴涨。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剖析，华为的维权行为其实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知名娱乐法律师李正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这些恶搞视频在画面中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地指出华为或余承东，但在司法实践中，名誉权侵权的认定并不以“直接点名”为唯一的必要前提。

律师指出，这类视频刻意采取了暗喻、影射、谐音以及魔改特定人物音频等隐晦的艺术手段，通过特定的人物表情、特定的宣发语境（如“一千万以内最好”）以及特定标志性元素的组合，已经足以使社会公众在观看时毫无障碍地联想到特定的企业及企业家主体。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普通网络调侃和合理舆论监督的合理范畴。而且，随着这些视频在互联网上形成规模化的病毒式传播，它会在无形中持续固化一种对该品牌充满戏谑和嘲讽的负面舆论氛围，在潜移默化中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对该企业及品牌的正面观感，因此在法律层面上确实具备了构成侵权的核心要素。

随后，鸿蒙智行方面也通过官方渠道发声澄清，表示其近期的维权投诉仅仅是针对那些存在恶意剪辑、仿冒声音、使用AI丑化肖像等情节的严重侵权内容，绝对不是针对“竹知了”玩具本身，也并非针对普通网友的正常分享和娱乐内容。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企业的投诉尺度往往定得过于宽泛，缺乏精准度。而社交平台在面对巨头的法务施压时，为了实现自身的绝对免责，通常会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批量化自动处理策略。这导致大批仅仅是老老实实展示传统手工艺、对网络热梗一无所知的民间手工艺创作者，其发布的作品也无辜地被系统下架和封禁。这种过度维权的行为，进一步点燃并激化了普通公众对于大企业“以大欺小”的强烈不满情绪。

在传播学和舆论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定律叫做史翠山效应（Streisand Effect: 试图压制、删除或隐藏某项信息的行为，反而会因为引来公众的过度关注，导致该信息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传播开来）。

这一效应的名字来源于二零零三年美国著名歌手兼影星芭芭拉·史翠山（Barbra Streisand）的一起诉讼。当时，史翠山起诉了一名专门记录加州海岸线变化的地理摄影师，要求其立即从公开网站上删除一张照片，原因是在那张展示自然海岸线的全景照片中，无意间拍到了她位于海边的豪华别墅隐私。然而，在这场诉讼发生之前，那张包含了她豪宅的照片在网站上实际上只有寥寥六次下载记录，其中还有两次是史翠山自己的律师下载的。但当诉讼的新闻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史翠山对隐私的过度保护瞬间激发了全球网民的无限好奇心，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超过一百万人涌入该网站浏览并下载了这张照片。而此次华为遭遇的“竹知了”风波，无异于史翠山效应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一个完美教科书级案例。

与史翠山效应相伴相生的，还有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Forbidden Fruit Effect）。当某一种信息、物品或者行为被权威机构或强权主体禁止、封锁时，人们出于本能的逆反心理（Reactance Theory），会产生比以往强烈得多的探究欲望和尝试渴望。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类个体感知到自己的表达自由、行为自由或选择自由受到外在力量的威胁或限制时，为了重新夺回并恢复这种自由，他们会本能地采取与外在限制完全相反的对抗性行动。

在这起风波中，华为的公关团队试图将舆论引导至“这是竞争对手组织的恶意抹黑，大企业是在进行合法的维权对抗”这一叙事框架中。然而，在如今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下，社会大众对于大企业动辄给普通网民的调侃扣上“恶意抹黑”、“收钱办事”的宏大帽子，早已经产生了深层的审美疲劳甚至厌恶。

在广大吃瓜群众看来，这起事件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商业竞争，而是掌握了庞大社会资源和话语霸权的巨头企业，在动用法律和资本工具，强行压制普通网民在网络上进行幽默表达和娱乐消遣的自由。

事实上，这种大企业因过度维权而“赢了官司、输了民意”的前车之鉴在过去比比皆定。早在二零二零年，长沙一名普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无厘头视频：画面中是一只猫正在舔自己的脚趾，而背景音乐则配上了高档名酒国窖1573的经典广告曲。这段本意纯属搞笑的视频随后被泸州老窖公司以“侵犯名誉权和贬损品牌形象”为由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泸州老窖胜诉，该网友需赔偿人民币七万元。

虽然泸州老窖在法律层面上赢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但在当时的舆论场上，这一事件被全网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解读为“万亿市值大企业欺负普通老百姓”的典型案例。泸州老窖不仅没有通过诉讼挽回所谓的品牌形象，反而在一夜之间遭遇了海量的网络恶评，品牌声誉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无形损害。

今天，无论是河南考场舞弊案中对体制公平的质问，还是鞍山胜利广场上对城市收缩与青年迷失的忧虑；无论是宏观金融数据与微观民生温差之间的张力，还是互联网上由于一只玩具引发的公关车祸，都在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在一个处于深刻转型期的社会里，无论是政府的基层治理，还是巨头企业的公关策略，如果缺乏对微观个体切身体感的敬畏，缺乏对社会常识和公众心理的尊重，一味试图通过强硬的行政力量、程序遮蔽或法务手段来维持表面的“平稳”与“权威”，其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在史翠山效应的催化下，激发出更大规模的系统性震荡。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周末再见。